老实说，就是今天来看这些事情，我仍然觉得玄。当时我穿戴得就像进城的乡下中学老师，跟着布里琪特下了楼，又回到南奥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身上除了一叠假名片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真实的我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了。我很清楚自己将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危险。不过我本该这么想，那天晚上，我是全伦敦最幸运的人，如果在整个英格兰还算不上是的话。因为我是最无畏的爱国者与特工，事实确实如此。
“佛拉姆”号是挪威著名探险家南森设计的一艘船。南森是麦克尔修士所认为的那种顶级实干家。“佛拉姆”在挪威语中即指“前进”，而“前进”正是促使先父骑上异教徒的自行车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精神所在。自从麦克尔修士屡屡跟我宣讲“伟大的召唤”以来，“前进”也就成了我的精神动力。当我要坚决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获得良机亲身介入祖国与恶棍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离开早已是陌路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当我构建与汉娜的伊甸园时，我会对自己说：“前进！”最后，想到神秘的新雇主麦克西与更神秘的顾问菲利普时，我依然对自己说：“前进！”
尽管任务极其重要、极其紧急，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白人司机弗雷德把那辆蒙迪欧停在路边，并且已经启动了。但我看到的只是交通拥堵，警察在马布尔拱门已设了警戒线。布里琪特向我保证，走路去反而更快。
“你不会介意吧，萨尔弗？”她问我。她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臂，心想或许我会避开，这点她猜中了。也许她属于那种以体触示爱的人，会轻拍你的脸颊，揉揉你的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在传递心灵的慰藉，还是在邀你上床。
“介意？”我重复了一下。“这可是个光荣的夜晚！我可以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吗？佩内洛普可能没收听电话留言。”
“抱歉，亲爱的。这恐怕有违规定。”
我知道我们朝哪儿走去吗？我问她了吗？我没问。特工的人生就是走向未知，而秘密情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跟着布里琪特的步子大踏步前行，而我那双旧鞋硌得我踝骨生疼。在夕阳余晖中，我的精神好了些，这可能是因为布里琪特陪在一旁的缘故，尽管她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她把我的右手前臂挽得很高，紧贴着她的左乳下方，偶尔一触，感觉很坚挺。既然汉娜已经点燃我的心灯，那么在余光下欣赏一下其他女人也无妨。
“你真的很爱她，是吧？”布里琪特引着我穿过周五晚上出来狂欢的人群，好奇地问道。“我认识那么多对夫妇，他们只会相互埋怨，听了就烦。但你们这对跟他们不一样，是吧？你们的婚姻一定很美满。”
她的耳朵离我嘴巴只有六英寸远。我闻得出，她身上洒了谢瑞维斯牌香水，那也是佩内洛普的妹妹盖尔精心挑选的武器。盖尔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她丈夫出身于一个低等贵族家庭，拥有一座停车场。为了报复家里人，佩内洛普就嫁给了我。但即使到了现在，也需要一大群顶级的耶稣会会士才能解释得了我接下来做的事儿。
结婚五年，我几个小时之前才首次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放纵自己的灵与肉，并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和盘托出。作为一个新晋通奸者，为什么我现在却感觉极有必要赞美一下被我背叛了的妻子？在我心中她的形象已经一塌糊涂，现在却想重新构建她的形象吗？我想在自己堕落之前重新构建自己的形象？或者是在我心情愉快之时，我身上一直背负着的罪孽又来惩罚我了？还是我觉得把佩内洛普捧上天去就相当于在夸汉娜，同时又不会让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
我很想让布里琪特聊聊我的新雇主，以便通过有技巧的问话，更多地了解那家无名财团的组成情况，及其同众多英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情报机构为了保卫国家日夜辛劳，但普通百姓却对其一无所知。可是，当我在几乎静止不动的车流人群中穿行时，我却力捧佩内洛普，称她是我这个顶级口译员兼皇家特工所能够拥有的最具魅力、最能让我激情无限、最久经世故而又最忠诚的伴侣。此外，她还是执着而又很有同情心的优秀记者，更是很棒的厨师——其实你动一下脑筋就能知道到底是谁下的厨。我并不只讲佩内洛普好的一面，那不可能。当你在交通高峰期跟另一个女人讲起你妻子，你肯定会忍不住开口讲一些她不好的地方，否则没人愿意听你讲。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是怎么相识的呢？”布里琪特反口问道。她听我胡侃而理不出个头绪，声调有点烦。
“布里琪特，”我回答，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是这样的……”
我和布里琪特手挽手在等绿灯。我告诉她，一天晚上八点，我正待在位于厄灵的昏暗单身宿舍里。世界法律翻译公司的阿玛迪斯·奥斯曼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直接去金丝雀码头，那里的《大国家报》要我去为他们口译，报酬很高。当时我还处于奋斗谋生的阶段，而奥斯曼先生是我的半个老板。
一小时后我就坐在《大国家报》的豪华办公室里。我左边坐着该报主编，右边坐着该报漂亮的王牌记者——你猜是谁？没错，就是佩内洛普——我们三人前面坐着她找到的举报证人。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非洲阿拉伯人，是个商船船员。现在他为了获得我工作一年也赚不到的一大笔钱，愿意举报在利物浦港区工作的许多腐败的海关官员与警察。他的英语讲得很差，其母语是典型的带有坦桑尼亚口音的斯瓦希里语。佩内洛普是报道犯罪活动的王牌记者，但她和主编因为语言的问题陷入报界都知道的那种困境中：是向当局查证消息来源的权威性，再推出爆炸性新闻呢，还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话，最后却被对方律师以蓄意诽谤告上法庭？
经佩内洛普首肯，我掌控了整个质问过程。随着我反复质询，那个污点证人开始改变、修饰他说过的话，增加新内容，或收回以前讲过的东西。我让这个无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然后指出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在我持续不断的盘问之下，他最终交底了，说自己是一名骗人专家、撒谎大王，只要给他五十英镑就可打发他走人。主编很高兴，对我十分感激。他说，我一下子就让他们报社免于出丑，还省下了一大笔钱。佩内洛普很没面子，但她缓过来后说要请我大喝一回。
“人们常希望他们的口译员个子矮小，戴着眼镜，工作认真。”我低调地向布里琪特解释，“我想我不符合人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我笑着回想起一开始佩内洛普对我的痴迷，后来才明白，是某种带有公开炫耀的癖好。
“或许她只是被你完全迷住了。”布里琪特猜道，手挽得更紧了。
后来的事，我有没有和盘托出？要不要把布里琪特当做汉娜不在时的替补忏悔对象？遇到佩内洛普之前，二十三岁的我还是个秘密处男，虽然打扮得帅帅的，但在我精心编织的假象下，我走入的是自己的秘密世界。麦克尔修士对我有过超友情的“关爱”，在他之前还有个佩雷·安德雷，他们都曾让我陷入性恐惧之中，从此谈性色变。难道是先父犯下孽障，而罪孽不打折扣地传给他的儿子？在我们打车回佩内洛普公寓的路上，我一直在怕她直白地揭我的短，比如我没胆子面对女人和性。和佩内洛普做爱时，由于她是床上高手，控制能力至纤至悉，结果两人都爽翻了天。佩内洛普安慰我说，她很满足，说我是她的梦中野马。其实她是不是还蛮可以补充说，这匹烈马是她马厩中最棒的一匹，是劲霸？后来佩内洛普和她的朋友保拉在一起时，以为我没有在听她们聊天，便向保拉说我是最吸引她眼球的劲霸小生。在卧室里，我新被发掘的性潜力如脱缰野马，勇不可挡，连我自己也被全然震撼。感激之下，我居然任自己把伟大的爱情与性成就感混淆起来，于是一周之后，出于习惯性的冲动与天真，我向佩内洛普求婚，她当场就答应了。所有这些要怎么对布里琪特透露？上帝保佑，我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因为我们刚刚经过康诺特旅馆，走到了伯克利广场的尽头，我才没告诉布里琪特，结婚以来，年复一年，我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我也多么多么地需要从婚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跟布里琪特谈话让我的心情愉快了些。仅凭自然地心引力带来的方向感，我猜测我们正往皮卡迪利走去。突然，布里琪特的手挽得更紧了。她拉着我往左转，登上几级台阶，来到一扇宏伟壮观的大门前，但我没能看到门牌号。我们进了门，来到一个装有天鹅绒窗帘的大厅里，大门在我们身后很快又关上了。大厅里站着两个身穿休闲上装的金发男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不记得布里琪特按过门铃或者敲过门，所以他俩一定是在闭路监视器屏幕上注意到我们来了，为我们开了门。我记得他俩跟我一样，都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上装的三个纽扣都没扣上。记得我当时曾想，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是否规定不许扣上纽扣，我是否也应当解开我的哈里斯牌上装的衣扣？
“队长有事耽搁了，得晚点才能到。”坐着的那个金发男子告诉布里琪特。他连眼都没抬一下，只是在看着我们刚经过的那扇大门的黑白图像。“他还在那条鸟路上。得过十到十五分钟才能到。你要让他跟我们一起还是要等他一下？”
“等吧。”布里琪特说道。
那男子伸手要提我的旅行包。见布里琪特点了点头，我便把包递给他。
我们进来的这个大厅有个彩绘圆顶天花板，上面画着白皮肤仙女与吹着喇叭的白皮肤小孩。大厅里的楼梯装饰豪华，到了半中间又向左右分出两段楼梯来，弯曲着连到一处阳台。阳台上有一排门，但都关着。在楼梯底下，两边各有一扇大门，门上都饰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鹰。右手边的那扇门上系着一根红色丝绳，上面有黄铜饰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由此进出。左手边的那扇门上贴着一个嵌有灯光的红色标志牌，上面写着“安静会议进行中”。我总是很关注标点，所以注意到这个标志牌上没有任何标点。因此，如果你想学究一番的话，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人们正在召开关于安静的会议”，但这只能向你表明，我的个人心态在做爱后的兴奋与小心翼翼以及解脱后完完全全的亢奋之间转换。我从不吸毒，但如果我吸了毒，我想可能就会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得搞定手边所有的事才不会闹出笑话。
守大门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大汉。他可能是个阿拉伯人，年龄肯定比那两个金发男子加起来还要大，但他极可能是拳击好手，塌鼻梁、沉肩，双手交扣护着裆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上豪华楼梯的。如果布里琪特穿着紧绷的牛仔裤走在我前面，我一定会记得，所以我们一定是肩并肩上来的。布里琪特以前一定来过这栋房子。她了解房子的布局，认识那两个金发男子。她也认识那个阿拉伯大汉，因为她对那人笑了一下，而对方也对她笑了，目光柔和有情，而后他又恢复了冷面拳霸的风范。没人告诉她，但她知道要在哪里等。那是楼梯半中间未分岔前的一个地方，你在楼下永远也猜不到会有这么个地方。
那儿放着两把舒适的椅子，一把没有扶手的皮沙发，还有几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面介绍加勒比海的私属海岛，岛上提供配有船员的包租游艇与直升飞机，价格议定。布里琪特拿起一本翻阅，也让我拿一本随便看看。但即使我正幻想着自己与汉娜会乘坐哪艘“佛拉姆”号游艇出海游玩，我心里也在调节听力，以适应从会议室里传出来的低沉的声音。因为，从工作的性质来说，我是个听者。我不仅在“聊天室”受过相应训练，在那之前也接受过训练。无论我听得多么地困惑，我都会边听边记在心中，这就是我的工作。更何况，我这样一个生活在边远传教所里的私生子，如果想知道人家接下来要说什么话，就必须学会伸长耳朵仔细听。
我开始听到我们上面的房间里超时运转的传真机来回摆动时发出的嘎嘎声，听到电话挂得太快时发出的咔嚓声，听到一种吓人的静寂，好像整栋房子的人屏住了呼吸却没发现出什么事的那种情况。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一个年轻的女助手就会急急忙忙地下楼，从我们身边经过，将一份信息交给那个大汉，大汉就会把门打开六英寸，迅速地把消息塞给里面的某个人，然后又关上门，照样是双手交叉着护住裆部。
同时，会议室里仍然传出声音来。从声音判断，里面的人都是男的，而且个个都是重要人物，因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利益重拳出击，这与一个最高领导人对下属说话时的情形恰恰相反。我也注意到，尽管都在讲英语，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口音各异。讲话的人有的来自印度次大陆，有的来自欧美国家，有的却是非洲白人。他们开会的方式跟我偶尔有幸去参加的高层会议一样，即台上讲话用英语，台下讨论用代表们各自的语言，而口译员就充当着这些上帝子民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
但是，里面有个声音就好像是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出身于上流社会，语调的升降很有味道。我的心灵之耳就如同安装了天线，很是灵敏，这是我的“第三听觉”。听了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但我确信，他是我非常熟悉而且很尊敬的某个绅士。我仍然在记忆中搜寻这个人时，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开了。楼下大厅的大门猛地打开了，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枯瘦男人，极像朱利叶斯·博加德先生。博加德先生昵称伯吉，已经过世了。他曾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圣心避难所学校命运多艰的户外运动俱乐部的一号人物。伯吉十年前带了一群学生到苏格兰开贡山脉登山，走错了方向，学生惊惶失措，他为了帮学生而丢了命。现在看到一个跟伯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我十分震惊，以为他转世重生了。
“麦克西。”布里琪特突然站了起来，对他喊道，责备中带着敬畏。“老枪，这次又是哪个女孩走运了？”
还好，他不是伯吉。
如果伯吉有女友的话，我怀疑她们是否会觉得自己走运，也许恰恰相反。这人跟伯吉一样，手臂瘦而难看，迈着大步子，显得有点疯狂，而神色坚毅，面颊红润，浅棕色的头发蓬乱如麻，大概是被哪阵大风吹得歪到一边定了型。他肩膀上挎着一个伯吉常用的土黄色帆布包，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就像老电影中战争时期用的防毒面具箱一样。蓝眼睛像是一直在看着远方；他戴的眼镜也跟伯吉的一样，镜片直径是眼睛的两倍。他在枝形吊灯下大步向我们走来时，双眼不停转动。伯吉原则上是不来伦敦的，但假定他来的话，他会挑选的打扮无疑是：一件脏兮兮的、哪里都能穿的、自己可以洗的浅黄褐色夏服，一件费尔岛牌无袖毛线套衫，一双鞋面已经掉毛的鹿皮皮鞋。他三下两下就到了我们等候的地方，就好像他没有体重似的，而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还在他身上晃了几下。如果伯吉得冲上这段豪华楼梯，他肯定就会这样。
“操我那辆自行车，”麦克西很生气地抱怨道。他敷衍似的吻了吻布里琪特，似乎这个吻对他不算什么，倒是对布里琪特意义重大。“车在海德公园中央爆了胎，后车胎炸成了碎片。几个婊子养的笑疯了。你就是那个语言专家？”
麦克西突然转身问起我来。我以前没听过客户们说这种脏话，我也不会在女士面前就重复这种话，但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安德森先生所说的这位某专业领域的天才跟我以前碰到过的任何客户都不一样，这在他像伯吉那样淡漠地盯着我之前我就知道了。
“他叫布莱恩，亲爱的。”布里琪特抢着回答了，可能是害怕我说错了。“布莱恩·辛克莱尔。杰克了解他的一切情况。”
楼下传来一个声音，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就是刚才勾起我回忆的那个熟悉声音。
“麦克西！见鬼，你才到啊？大家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麦克西根本没理睬。当我往下张望时，那声音就消失了。
“知道这次任务要干什么吗，辛克莱尔？”
“还不清楚，先生。”
“安德森那老鬼没告诉你？”
“亲爱的。”布里琪特抗议道。
“他说他也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懂法语、斯瓦希里语，还有刚果的林加拉语，对吗？”
“没错，先生。”
“非洲中南部的本巴语呢？”
“没问题，先生。”
“希语？”
“我也懂希语。”
“卢旺达的金亚旺达语？”
“你还是问他什么语言不会讲吧，亲爱的。”布里琪特建议道，“那样更快些。”
“我昨晚还刚刚口译过金亚旺达语，先生。”我回答道，脑子里却在向汉娜发送情爱信号。
“真他妈棒。”他十分惊讶，又仔细打量着我，就好像我是什么令人振奋不已的新人种似的。
“你是从哪里学会这么多语言的？”
“我父亲是赴非传教士。”我解释道，说完后才记起安德森先生曾让我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差一点还脱口说出“天主教”一词，好让麦克西了解一切，但布里琪特瞪着我，所以我决定留待以后再告诉他。
“你的法语百分百标准，是吗？”
他赞赏的肯定语气让我很高兴，但我不得不加以否认：“我从未说过我的法语百分百标准，先生。我努力追求完美，但总还是有待提高。”虽然我总是这样告诉客户，但我还是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能对麦克西说出口。
“哦，我的法语可不及格。”他马上就回答道。他目光闪烁，一刻也没从我身上离开过。“你愿意参加这次任务，是吗？你不介意这超出了你的工作范围吗？”
“如果这对国家有益，我不介意，先生。”我回答道，重复着我对安德森先生说过的话。“对国家有益，对刚果有益，对非洲有益。”他向我保证。
说完他走开了。但在他离开之前，我又在这个新雇主身上发现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地方。他左腕戴一只潜水表，右腕戴一个黄金手镯。他的右手粗糙如铁，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一个女人的双唇吻了吻我的鬓角，有一刻我说服自己那是汉娜在吻我，但那其实是布里琪特在向我吻别。此后，我不知道等多久，也许是两秒钟来回味布里琪特的吻。很自然的，我琢磨起麦克西这个新领导以及我们之间的短暂交流。“本巴语！”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本巴语总是能够让我微笑，因为我们这些传教所学校的学生们在红泥操场上冒着倾盆大雨，在飞溅的泥水中踢足球时，就是用本巴语彼此对着嚷嚷。
麦克西与布里琪特两人同时把我给撇下不管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很生气。有一小会儿，我希望能回到佩内洛普的晚会上。想到晚会，我突然站了起来，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到大厅里给汉娜打个电话。我走下了楼梯。楼梯的黄铜扶手很光滑，让我觉得把自己汗渍渍的手掌放到上面简直是在犯罪。我在那个头发灰白的大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要穿过大厅，就在此时，会议室的门缓缓地打开了，里面的人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最后大约有十六个人聚在大厅里。在这里我得小心谨慎。我走在一大群闹哄哄的人中间，里面还有一些公众人物。我启动心灵快照，开始想把名字跟他们的长相对上号。但这些名字是真的吗？直到现在，在那十或十一个白人里面，我也只能肯定地认出五个来：两个来自伦敦的万众瞩目的公司领导，一个前唐宁街政治顾问，现为自由顾问，一个七十多岁的拥有爵位的企业掠夺者，还有一个走红已久的明星，他是王室年轻成员的密友，最近被佩内洛普的那份大报曝出吸毒与性丑闻。我牢牢地记着这五个人的面孔，因此他们一出现我就认出他们来了。他们仍然站成一圈在交谈，离我站的地方不足三码。我听到只言片语，但他们不知道我在那儿。
那群人里有两个印度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尽管我后来认出其中更粗鲁的那个是一个服装王国的开创者，其公司在曼彻斯特和马德拉斯都设有总部，市值高达数十亿英镑。另外还有三个非洲黑人，但我只认得一个，那是西部非洲某共和国的前金融部长，现流亡在外。由于我现在的处境，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跟他的两个同伴一样，他显得很轻松，衣着与举止都很西化。
根据我的经验，开完会出来的代表们往往会有两种心态，或者愤恨不已，或者兴高采烈。现在这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但还在争吵不休。他们的期望值很高，但对手也很多。这类对手中有一个就是塔比。他长得就像塔比猫，七十多岁，干的尽是侵吞企业的事，正呲着一嘴黄牙大声说话。即使按照他所在行业的标准来看，塔比也是个让人讨厌的家伙。他正跟两个印度人说话。机会来临时，让他错过一次可真大快人心。这些想法一闪而逝，因为姗姗来迟的麦克西从会议室走出来，在他旁边是一个跟他一样高，但衣着举止更为优雅的男子，桑德斯勋爵布瑞克里，我在楼梯上等候时，觉得他似乎在对我说话。布瑞克里是艺术爱好者，企业家，社交名流，前新工党领袖，更是非洲一切事物的长期保护者与斗士，而后者是他头上所有光环中我个人一直最关心的。
我在看电视及听广播——我更喜欢听广播——时对布瑞克里产生了敬意。而我现在立刻就能告诉你，见到布瑞克里勋爵本人使我更敬重他。他五官分明，下巴显得很坚毅，长发飘逸，很好地表现了他的崇高使命感。我一直将崇高使命感与布瑞克里勋爵联系起来。当他痛斥西方世界对非洲缺乏良心时，我曾多少次为他大声喝彩！如果麦克西与布瑞克里勋爵联手实施一项对刚果有利的机密任务，那么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能参与！事实上，当他俩向我走来时，他们联手了。
我之所以尊敬布瑞克里勋爵，与佩内洛普有关。我徘徊在人群边上，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往事来。当时他还只是“杰克爵士”，由于佩内洛普那家报纸毫无根据地指控他在从事金融贸易时有问题，使得他损失惨重，他因而将其告上法庭。他最后胜诉，被证明无辜，这反过来给我妻子很大的压力。佩内洛普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同往常一样：媒体享有神圣自由来揭露所选择的任何人的污点。想到杰克爵士对非洲大陆的同情常宣之于口，以及他决心要将非洲人民从剥削、腐败与疾病这三重诅咒下解放出来，进而在经济上让非洲归属律法书中原来的位置，我站到杰克爵士一边。
事实上，当时我对布瑞克里勋爵的遭遇愤愤不平，便瞒着佩内洛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支持他，而他也很礼貌地回了信。我必须承认，正是这种个人缘分加上作为他的忠实支持者肯定都会有的自豪感使我鼓起勇气，从原先不显眼的地方向前走去，面对面地跟他说起话来。“打扰了，先生。”我说道。说话前我提醒自己，这次任务是一次无名行动，因此小心地让自己不要说出“布瑞克里勋爵”、“勋爵”或“爵爷”之类的敬词来。要是在平时，这些词我很可能会脱口而出。
听到我的话，他稍稍停了下来，麦克西也停住了。从他们困惑的神情我推断他们不确定我是跟哪个“先生”说话，因此我调整了一下姿势，直接面对着布瑞克里勋爵。我很高兴地注意到，麦克西似乎暂时不想发表意见，而布瑞克里勋爵依旧温和地笑着。如果你的肤色跟我一样，跟某类人在一起时你会得到双重微笑：首先是礼貌性的微笑，然后是白人自由主义者灿烂过头的那种微笑。但布瑞克里勋爵的微笑却完全是出于本能的好意。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非常地自豪，先生。”我说道。
我本来还想说，汉娜如果知道的话也会同样自豪的，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自豪？为什么而自豪，亲爱的孩子？”
“为跟您一起合作而自豪，先生。我将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我叫辛克莱尔，先生，是安德森先生派来的口译员。我懂法语、斯瓦希里语、林加拉语，以及其他非洲小语种。”
他的温和笑容未变。
“安德森？”他重复了一下，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不认识这个人，很抱歉。他一定是麦克西的朋友。”
自然，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之前错误地假定安德森先生对话中的“杰克”就站在我面前，但显然事情并非如此。与此同时，布瑞克里勋爵蓬松如狮的头抬了抬，明显是回应楼下什么人的招呼，不过我没听见声音。
“我失陪一会儿，马赛尔。我们预定在午夜时召开一个电话会议，我想让你们三个站在我这一边。要严加防范，小心塔比那个麻烦的家伙在最后关头出什么怪招。”
他急急地离开了，留下我跟麦克西两人。麦克西看着我，目光中带点嘲笑的意味，但我依然崇拜地看着布瑞克里勋爵。他优雅地张开双臂，同时拥抱了那三个非洲人。从他们脸上的欢喜表情来看，我敢说，布瑞克里善于用任何方式说服人。
“你在烦恼什么吗，小伙子？”麦克西假装很感兴趣地问道。他那双跟伯吉一样的眼睛紧盯着我。
“其实没什么，先生。我只是在想，我刚才说话是不是太冒失了。”
听到我这样讲，他粗嘎地笑了一下，用他那只刀枪不入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可真棒。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你带包了吗？在哪？前台？走。”
他几乎就没向那群要人挥一挥手，便急急地带着我穿过人群来到门口的休息室，一个金发男子正提着我的包在那儿站着。一辆车窗贴了黑色膜纸的客车停在路边，车门敞开着，车顶的蓝灯也亮了，方向盘前坐着一个便衣司机。一个精瘦结实、留着平头的男人守候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发色灰白、留着马尾辫、穿着夹克的大汉则已经坐在轿车后座了。平头男子一把将我塞进后座，让我坐在马尾辫大汉旁边，他自己也坐了进来，“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麦克西则重重地坐在前排司机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他坐好之后，两个摩托骑警从茂特街方向呼啸着驶进广场，而我们这辆车的司机也启动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疾驰。
但我还是设法回过头，往肩头后看去。我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做。要是有人叫我看这边，我就会看那边。我转过头，透过后车窗——那上面的半透明玻璃脏兮兮的——遥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栋房子。我看见三四级台阶通向那扇黑蓝色的关着的前门，或者那也可能是后门。我看见大门上方有两台闭路摄像头，很大，挂得很高。我也看见一栋乔治王时代的砖砌平房，框格窗漆成白色，百叶窗也拉下了。我想在门上找出门牌号，但没能找到。房子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但谁也别告诉我房子没在那里。它就在那里，我看见过。我刚刚穿过它的大门，跟我的英雄偶像布瑞克里勋爵握手，而且据麦克西所说，我还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
伦敦刚遭遇过炸弹袭击，今天又是周五，车流拥堵。我坐在车里，在素昧平生的人群中，随车飞驰，目的地未知而只有面临的危险是肯定的。你可能会问，我，新晋特工萨尔沃有没有被吓懵？我没有。我现在出发去为雇主们服务，对国家、对刚果、对安德森先生、对汉娜都有益。现在我又想起了邻居保拉，佩内洛普的知己，我怀疑她俩是狼獾一类。保拉曾经在加拿大一所小型大学学过心理学，但她没多少愿意付费的顾客，所以惯于欺骗任何不够警觉而撞到她枪口上的人。她在喝了我大半瓶里奥哈红葡萄酒后告诉我，我身上有不少缺点，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猎物意识，我就是这样知道了她职业上惯耍的伎俩。
客车里坐着五个人。车子从伯克利广场转西，跟在摩托警察护送队之后在巴士专用车道上疾驰，闯红灯，绕过交通岛行驶到另外一边。但车内的气氛很平静，就好像我们在河上出游一样。挡风玻璃映出我们那位便衣司机的身影，他似乎没怎么动就能灵活地换挡。司机旁边坐着麦克西，他并未系上安全带，把那个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打开放在膝盖上，就着他头顶的灯翻看一本发霉的笔记本，同时还对着手机讲一长串颠三倒四的话：
“斯文死到哪里去了？他妈的，叫他马上动身，乘坐今晚的班机。我需要六十个人下周末之前随时待命。如果他不得不在开普敦包机把他们送来，那他活该倒霉。要合适能干的，哈利。我要老练而且正当壮年的，听明白了？高报酬，全保险。你还想要什么？免费妓女？”
坐在我两旁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我正想去结识一下。右边的灰白马尾辫大汉叫本尼。他自我介绍时给了我一个折筋断骨式的握手，让我疼得受不了。他身材粗大，脸上长满了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落的拳手。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在罗得西亚4长大的白人。坐在我左边的平头男子的体型只有本尼的一半大，尽管他叫自己“安东”，但我听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佬。他穿着一件比我那件好一些的运动上衣，一件熨烫得笔挺的华达呢长裤，以及一双骨质鞋尖的褐色皮鞋。我已经说过，我对鞋子锃亮的人总是很敬畏。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是吗，先生？”安东低声问道，用鞋尖戳了戳我的“雷辛”牌仿皮旅行包。
“安东，那就是我的全部行李。”
“那么里面装了什么？”他说话时嘴没怎么动，离他远一点就很难听到他到底说什么。
“个人物品，长官。”我礼貌地回答道。
“个人到什么程度，先生？像磁带录音机一样的个人用品？还是九毫米自动手枪？或者是薄短裤？现在什么是个人的东西我们是怎么也搞不懂了，是吧，本杰？”
“是搞不懂。”坐在我另一边的大个子本尼附和着。
麦克西粗鄙的独白依然从前座大声地传来：
“我才不管现在是晚上几点了。考基他妈的从来就不睡觉。如果从今天起五天内他不能准备好，他就会错过这场盛会。嗯，你他妈的有没有带根铅笔，你也弄丢了？”
我们经过了骑士桥，然后是切尔西。我很高兴自己没看见吓呆了的小孩正紧紧地攀附在堤壁上。我们的摩托骑警护卫队正朝西驶去，又闯过一处红灯，然后突然左转，往正南方向驶去，我给转晕了，脑中留下一阵无法控制的轰响。我们正在过巴特西大桥！我们离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离我的公寓，佩内洛普的公寓，我俩的公寓仅仅一千码远，而一秒之后，我们就可以接近那里。我脑中仿佛浮现出与佩内洛普的理想化婚姻生活，那跟我对布里琪特的性幻想很相似。在我左边是公园，我曾心里盘算着，用不了几年，我就可以带着我俩的儿女到露天游乐场玩！在我后面是泰晤士河。有多少次，我和佩内洛普在做爱之后或吃饭之后沿着牵道散步啊。看，我能够看见我们卧室的窗户了。当时我急于穿上晚礼服，忘了把灯关掉。
我让自己镇定了下来。即使只是兼职的，就是被雷电击中，皇家特工也一定不能喜形于色。但想像着我的故里巴特西要拥抱游子归来，我不禁产生了所有初次通奸者熟悉的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害怕被赶到大街上，除了一个行李箱什么也没有；害怕失去那位高贵女人的尊敬，因为比起其他女人，你还是珍爱她，想要跟她在一起，但你记起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你怕失去你的CD收藏品，怕在财富的阶梯上滑落下来，怕失去可怜的立锥之地，怕死在希思公园的灌木丛下却无人知晓。
我们已经上了桥，我家的前门离桥身很近了。警察护卫队开着摩托车离开了。我们的司机再次左转，但这次是沿着一处斜坡往下走，穿过一个敞开着的大门，最后呼啸着停了下来。客车的门砰地打开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声传了进来，但让我困惑的是，我找不到声音来自何处。然后我才看见，离我们不到三十码的地方，在钠灯的照射下，停着一架银色的直升飞机，螺旋桨已经在转动了。
“我们去哪里？”看见安东轻灵地跳到停机坪上，我大声问他。
“去搭乘你的生命之旅，先生。今晚去伦敦机场。现在把你的屁股从车里移出来！”
麦克西还没朝直升飞机走上三步，听到我跟安东的对话，他突然转过身来，防毒面具箱似的旅行包撞到他的屁股上。他把安东推到一边，凑了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小伙子？”
“那是我的家，先生。就在路上面。离这就五百码。我和我妻子住在那里。这是属于她的夜晚。”我解释道，心烦意乱之下再次忘了自己本应是住在一处邮局的小屋。
“小伙子，‘她的夜晚’是什么意思？”
“今晚报社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酒会，先生。她升职了，她是一名最好的记者，事业上很成功。”
“是吗？那你想要怎么做？是要跟我们走，还是他妈的回家看你老婆，把我们撂在这里？”
帮我解围的是大喇叭索恩可笑的身影，索恩，还有之前类似的偷人妻者，以及我象征性地倒进了垃圾处理器的鸡排大餐，不管是倒掉的还是没倒掉的，这些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我所料，心境一下子变了，我觉得很羞惭：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的崇高使命感竟差点让位给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麦克西前头带路，本尼和安东走在我的两边，我们朝着直升飞机大步走去。大个子本尼把我拉上了舷梯，进了敞开着的舱门；安东把我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上，他自己紧靠着我坐了下来；麦克西则坐到飞行员旁边，塞上了一对耳机。
突然，我们“前进”成了现实。巴特西发电厂渐渐消逝，威尔士王子大街也一样。我们已经离地六百英尺，正朝南飞去。我瞥了一眼公园道上塞成一团的车流，又看了看没人打球的贵族板球场。然后我心里又喜又酸地看见了那所医院。在那里，昨天晚上，就在一个垂死病人的床边，我重生了。我伸长了脖子，看着医院渐渐消逝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我的眼眶溢满了泪水，我闭上了眼睛。我一定睡了几分钟，因为我再睁开眼时，卢顿机场的指示灯光拥抱了我们。而我在想，无论如何都要给汉娜打个电话。
我现在知道，每个机场都有明的一边和暗的一边。远处，正常航班正在起起落落，但我们穿过栅栏围着的区域时，能听到的最大声响却是我那双借来的鞋子鞋跟踩在混凝土地面上发出的声音。黄昏降临，有点潮湿。我们面前有个绿色机棚，棚子部分建在地下，门敞开着，里面的气氛让我以为到了军队的训练大厅。八个穿着便装的强壮白人四下里站着，脚边放着各自的背包。麦克西走到他们中间，一会儿拍拍这个肩膀，一会儿又跟那个来个非洲式的猛力握手。我到处找公用电话，但没有看到。哪有什么能让我打电话给汉娜呢？
“他妈的，斯拜德在哪里？”
“他马上就到，队长。”安东尊敬地回答道，“他说他的车出问题了。”
我看见一扇门上贴着“闲人免进”的标志，便走了进去，但里面也没电话可用。我恰巧看见麦克西站在角落里跟人谈话。那人面容阴郁，头戴斜檐黑色贝雷帽，身着长雨衣，手上拎着一个文件箱。两人正费劲地用法语交流。麦克西说的没错，他的法语确实糟透了。另外那人可能是那个神秘的菲利普或者菲利佩吗？我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搞清楚。一个穿着田径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收大家的手机，往上贴标签，然后丢到一个薄纸箱里，再给手机主人一张行李寄放单作为收据。看着那些被放进箱子的手机，我看到了自己打电话给汉娜的机会。
我向安东请求道：“恐怕我需要打个相当紧急的电话。”
“打给谁，先生？”
“我妻子。”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妻子吗？我已经八年没跟我妻子打电话了。”
“我们家有点麻烦。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病了。她在他病床边。我妻子……在医院里……照顾他。他快死了。”
麦克西离开那个法国人，加入到我和安东的谈话中来。他似乎有些话没听见。
“在哪里快要死了，孩子？”
“在医院，先生。”
“什么病？”
“急性血液病。很严重，治不了。”
“死不了。哪家医院？”
“北伦敦地区医院。”
“公立还是私立？”
“公立的，但有私立部分。一小部分。有一层病房专门给血液病患者治疗用。”
“他还想再活一年。快要死了的家伙总想再活一年。他想不想？”
“他没这样说过，先生。嗯，他熬不了那么久。就我所知，不能。”
“他还能吞咽吗？”
我记起让-皮埃尔呼吸时发出来的工业酒精的臭味。是的，他能吞咽。
“我建议，乘人不注意加大药量让他安乐死吧。给一瓶乳化阿司匹林，这他可缺不了。确保你妻子的指纹不在瓶子上。把瓶子塞到他枕头下。你带手机了吗，安东？”
“带了，队长。”
“让他打个电话，然后交给收手机的人。行动期间不许带手机。也别他妈的抽烟。”他对整个屋子的人喊了起来，“各位，最后一支烟。现在把烟蒂都扔出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们又单独待在一起时，我告诉安东。
“我们都想一个人，不是吗，先生？”他回答道，但并不从他站的地方走开。
我脱掉我的哈里斯牌夹克，卷起我左手衣袖，现出汉娜用她耳后那根标签笔亲手写在上面的病房电话与分机号。我拨了号，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热带病病房。”带有牙买加口音。“嗯，你好，格蕾丝。”我高兴地说道，“我打电话过来是要问一下那个病人让-皮埃尔的情况。我相信汉娜就在他病床边。我可以跟她讲话吗，求你了？”
“萨尔沃？”我的心跳了一下，但对方还是格蕾丝。“是你吗，萨尔沃？那个口译员？”
“是的，是我。我想跟汉娜说话，求你了。”我一直让手机紧贴着我的耳朵，以防安东偷听。“是件私事，有点急。请你把电话交给汉娜好吗？就告诉她，是……”——我刚想说“萨尔沃”，但还是及时收住了口——“我。”我说道，对安东笑了笑。
格蕾丝跟汉娜不一样，她可不会踏着非洲劲舞的节奏做事。她认为，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那就值得慢慢去做。“汉娜很忙，萨尔沃。”她最后这样抱怨道。
忙？跟谁在忙？怎么个忙法？我换了一个像麦克西一样的军人式语调。
“那没关系。可能我只要跟她讲一分钟，行吗？事情很重要，格蕾丝。她知道是什么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跟她说一声。”
又停了好久。安东也耐心地等着我打完电话。
“你还好吗，萨尔沃？”
“很好，谢谢关心。她来了吗？”
“汉娜跟护士长正在开个真的很重要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被打扰。你最好过后再打来，萨尔沃。可能明天吧，明天她休息。”
跟护士长？那个就像掌管着全世界的护士长？真的很重要？是关于什么的？跟结过婚的口译员睡觉？我必须给她留言，但说些什么呢？
“萨尔沃？”格蕾丝又说话了。
“什么事？”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关于让-皮埃尔的。那个走到哪睡到哪的老流浪汉。他死了，萨尔沃。汉娜真的很伤心。我也一样。”
当时我一定闭上了眼睛。我睁开双眼时，安东已经从我手上拿走了手机，递给了穿田径服的那个男子。
“那是你妻子的名字，是吗？”他问我，“汉娜？”
“为什么不应当是呢？”
“我可不知道，先生，不是吗？那得看还有什么人的名字写在你手臂上，不是吗？”
麦克西的手下背起背包，步入黑暗中。黄昏中一架没有标名称的飞机隐隐约约地停在那里，看上去庞大而阴森。安东走在我身旁，大个子本尼则跟在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法国人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