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敢出巨资跟我打赌，受先母血统的影响，我会从骨子里相信征兆、占卜、迷信、巫师之类，但我不信。事实上，我走近汉娜的整个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话本可以察觉到的，但我没有。
就在那个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记得，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当时我在巴特西公园路一家名为“贝拉·维斯特餐厅”的小饭店里，独自一人吃着经过回收处理的环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盖恩卡娄公司生产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没什么胃口。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我身上正带着一本平装本的安东尼亚·弗雷泽的著作《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英国历史是我知识库里的一大弱点，在安德森先生的亲切指导下我正努力弥补。他在英伦三岛历史方面是一名有影响的学者。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桌人在吃饭。人多的一桌在侧厅里，他们是外地人，叽叽喳喳的。人少的一桌专为等爱的人而设，今晚却坐着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绅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专业人员，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锃亮。自从进入圣心避难所学校以来，我就很尊重鞋子总是擦得亮亮的那类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吃这样的通心粉。那天是我与佩内洛普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准备她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道酒焖仔鸡，一瓶最上等的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买的、已经切好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她打电话给我，说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现危机，她正在采访，不到半夜回不来。当时我已经用酒焖好了鸡排，对记者们变幻莫测的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我知道她所谓的“采访现场”就是与相好媾和交欢的地方。我当时的反应后来想起来连自己都吃惊。
我没有尖叫。我不是遇事会尖叫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冷静、已被同化的浅粽色皮肤的英国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国人还要内敛得多。我轻轻地放下话筒，想也不想就把鸡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进垃圾处理器，手指按到“冲洗”按钮上，一直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要做些什么吗？很明显，那三个来自里基的大汉是老运动员。他们穿的运动夹克上的饰章散发出运动队标志的光芒，不难猜出他们曾是警察橄榄球队的一员。如果他们狠揍小个子绅士一顿，我这样一个棕色皮肤的无辜旁观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会让自己被打得更狠，还会被警察以违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对吧？
结果，那三个男的什么也没做。他们并未猛扁小个子绅士，然后把他扔到街上，随后把我也扔出去，都没有。相反，他们看了看自己强壮有力的双手，大声讨论起来，一致认定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显有问题。他们认为他精神失常，对公众是个威胁。其中一人还建议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
至于那个小个子绅士，他回到自己那张桌子，留下一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对着侧厅很威严地叫了一声“祝你们晚安，先生”，但对我什么也没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个儿不高，但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巨人一样。我一直坐在原处，假装在看《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对比：一个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个一边说着“是的，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一边却把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
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近威尔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园，但我转身跑向我刚刚经过的那座通往切尔西的大桥。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啊，我是很冲动，但是什么使我冲动呢？当时正是上下班车流的最高峰。一直以来，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我很讨厌在那些缓慢前行的车辆旁边步行，因为我不喜欢车里的人那样看我。当时我穿着我那双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与鞋跟都嵌着皮，后半侧是用橡胶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体前倾。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体格、一样的年龄，也一样带着一个公文包，那你不难想像当时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弹恐惧症的伦敦疯狂地全速飞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闯入人群当中。显然，这样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时候都是疯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经错乱了。
我需要运动吗？我不需要。佩内洛普有私人教练，而我则会绕着公园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过大桥，是因为我刚才从公交车接近顶部的高度看到了一个吓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为自己找到这个理由了。他六七岁，正困在河流与道路之间的花岗岩石壁当中。他的脚踝抵住石壁，双臂伸展开来，他的头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车流不停地飞驰而过。在他上方，有一道狭窄的挡墙，那可能是专为年纪大一些的想出风头的坏小孩设计的。现在挡墙上就有两个坏小孩，边跳边笑他，嘘他，说有胆子就上来。但他上不去，他怕车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设法爬到挡墙的另一端，他也会从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来，掉到牵道上，或掉到河里。他既恐高，也不会游泳。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觉得这么做值得。
当我跑到那里，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么？没有小孩，不管是吓呆了的还是欢蹦乱跳的，都没有。而且那里的地形也变了，没有花岗岩护墙。护墙的一边没有让人看得头晕的人流与车流，另一边也没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桥中间的警察值勤处，一个面容和蔼的女警正在指挥交通。
“不要跟我说话，亲爱的。”她一边打着旗语一边说。
“你刚才看见三个小孩在这里玩耍吗？他们可能死了。”
“我这里没看见，亲爱的。”
“但我看见他们了，我发誓我看见了。有一个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烦我一分钟，我就带你到局子报到，亲爱的。现在请你开路。”
于是我就离开了。我转身走过了大桥。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过这座大桥的。一整个晚上我边等佩内洛普回家，边想着那个进了虚幻地狱里的吓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内洛普，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盥洗室。直到这时，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扰着我。那天白天在为一家荷兰钻石财团做口译时，我把有关那小孩的事锁进我大脑深处，那里还藏有许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现在我脑海里，他双臂伸展，手指使劲地攀附在花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伦敦地区医院紧急召我，七点四十五分我出现在那里的热带病病房里，为一名看不出年纪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译。那人只讲母语金亚旺达语，拒绝使用其他任何语言，所以别人一个字都听不懂。
在蓝色夜明灯的指引下，我沿着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标已经告诉我要走哪条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风隔开，以示为重症病床，我们要去的就是这样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边，另一边就是一位身份较高的护士，中间只隔着那个垂死病人的双膝。据我推断，这个护士是中非黑人后裔，其学识与责任心都超过多数医生，但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这些，而是她走进病房时步履轻快、俊气逼人的样子。她左胸上佩着一个名牌，写着“汉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十字架，扣着扣子的蓝白色制服紧裹着修长苗条的身躯。当她站起来在病房里走动时，就好像舞蹈家那样轻盈。她的头发整齐地梳编起来，从额头一路往后压，与头后面的头发浑然一体。不过出于实际需要，她的头发已经剪短了。
我和汉娜两人一直长时间地注意对方，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得等她说话，而她得等我翻译。她连珠炮似地问病人问题，我感觉她的问题简洁、准确、体贴，而我则适时地将其翻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两人就等那个可怜的家伙回答，有时候我感觉到得连续等好几分钟。他用童年在非洲时说话的那种口音咕哝着回答，决意把童年作为人生的最后回忆。
汉娜在另一名护士格蕾丝协助下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义之举。我从口音听出格蕾丝是牙买加人，她也是个好女人。格蕾丝站在病人头旁边，帮他擦掉呕吐物，检查输液情况，或处理其他更难做的事。从她与汉娜之间的互动与神情来看，她是汉娜的好友。但我这里要记下的不是这些事。
你得知道，我讨厌医院，真的讨厌。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我对保健这个行业很感冒。血液，针，便盆，装有剪刀的担架车，外科手术散发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边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对这些，而且现在已经感到躁动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卫生状况很差的非洲山区诊所里先后被切除扁桃腺、阑尾与包皮，也都会有此感觉。
此前我见过汉娜一次。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过去的三周时间里，不知不觉间她就已经印在我心头，她可不只是在这个不幸之处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过，但她已经不记得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我请她在我的完工证明上签字，以证明我已履约完工，效果让她满意。她笑了笑，头歪到一边，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确认自己很满意，然后很随意地从耳根后抽出一根白板笔签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种姿势无疑是天真活泼的表现，但却打动了我。在我过于丰富的想像中，这是宽衣解带的前奏。
但今晚我却没有这种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那个垂死病人的床边，一直工作。汉娜这个保健专家紧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东西干扰情绪。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见她这样子，于是我也模仿起她来。
“请你问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带着法国腔的英语命令道。
那个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诉我们，他叫让-皮埃尔。带着穷途末路时仅剩的那种凶暴，他还补充道，他是图西族人，他对此很自豪。对于这条没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汉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让-皮埃尔长着一幅典型的图西族容貌：他颊骨高耸，下巴突出，后脑勺特长，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图西族人的模样，尽管许多图西人并不长成这个样子。
“让-皮埃尔？那你姓什么？”汉娜的问题总是十分精准，我译了她的话。
是让-皮埃尔没听见我说的话还是他不喜欢有姓？在等他回答时，我和汉娜第一次长时间地对视着。之所以说“长时间”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务对象是否在听你说，那么看的时间没必要那么长，而且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让-皮埃尔也没有。
“请你问一下他住在哪里。”汉娜说道。跟我一样，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咙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惊又喜的是，她这一次好像把我当做她的东非斯瓦西里老乡，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而且她似乎还嫌不够过瘾，居然用起了东刚果妇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这里是来翻译的。既然汉娜已经问了病人另一个问题，我就必须翻译。我把她的问题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又把让-皮埃尔的回答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这次我复制了——如果说“模仿”还不够准确的话——她那让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园，”我对汉娜说道，重复着让-皮埃尔的回答，就好像这些话就是我们自己说的一样，“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离开了这个”——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地方。”为礼貌起见，我把他用来形容医院的那个别称略去不译。“汉娜，”我继续说道，但可能是为了稍微缓和一下压抑的气氛，这回我讲的是英语，“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你是谁？你是哪里人？”
她毫不犹豫地就告诉我她的国籍。“我来自刚果北基伍省戈马市，我是南德部落的一员。”她低声咕哝着，“而这个可怜的卢旺达人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要真真切切地告诉你，她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双眼圆睁，神情焦急，想让我理解她。她立刻向我讲述了她印象中所热爱的刚果：亲朋好友的死尸一片狼藉，田地荒芜，家畜死亡，城镇焚毁一空，这就是她的家园。卢旺达人蜂拥着冲过边界，把东刚果变为他们的内战战场，给这片因为被国际社会忽视而早已死气沉沉的土地又带来了难言的恐怖。
一开始，这些侵略者只想追杀那些在一百天之内就屠杀了他们一百万同胞的种族灭绝者。但最初的全力追杀很快就变成为争夺基伍矿产资源的大混战，结果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刚果几乎完全崩溃。而这也正是我极力要向佩内洛普解释清楚的。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英国公司新闻记者，一有消息就喜欢让大家分享。亲爱的，我说道，听我说，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你那份报纸坚持以家庭为导向。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就这一次，请你刊登一些东西，任何东西都行，告诉全世界东刚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把这称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你却没当回事。我向你保证，这不是一场弹雨呼啸的战争。不是子弹、砍刀和手榴弹在杀人，是霍乱、痢疾以及由来已久的大饥荒在杀人，而且大部分死者还不足五岁。就在我们说话时，他们每个月仍然要死上数以千计的人。所以报纸上什么地方一定有报道，肯定有。你看，这里就有。第29版，在纵横字谜游戏后面。
我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让人郁闷的消息的呢？凌晨时分我躺在床上等佩内洛普回家。她半夜加班，我就收听BBC的“全球广播”节目及一些远在非洲的广播电台的节目。她带着提供消息的人出去吃饭时，我独自一人坐在网吧里。我偷偷地购买非洲杂志。她参加周末进修课程，学习她认为必须进修的一切科目，而我却身穿笨重的风雪短大衣，头戴羊毛绒球帽，站在户外集会人群的后面。
格蕾丝要换班了，无精打采，强忍着不打哈欠。她对非洲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理由知道。她不做字谜游戏，她也不知道我和汉娜正在参加一项象征人类和解的行动。我们面前躺着一个自称“让-皮埃尔”的垂死的卢旺达人，床边坐着一个名叫“汉娜”的年轻刚果妇女。汉娜自小被教育要把让-皮埃尔及其族人视作造成她祖国苦难的惟一罪魁祸首。但她不理会让-皮埃尔了吗？她是另叫了一个同事照顾他还是交给正打着哈欠的格蕾丝呢？不，她没有。她握着他的手，称他是“可怜的卢旺达人”。
“请你问他过去住在哪里，萨尔沃。”汉娜用她那口法国腔英语一本正经地命令道。
又是等待。我是说我和汉娜两人心有灵犀地盯着对方，有点儿慌乱，有点儿难以置信，就像有两个人在分享没有“天眼”的人所看不见的“天启”。但格蕾丝却看见了。她全神贯注地关注着我俩的关系进展情况。
“让-皮埃尔，你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之前住在哪里？”我问道，声音如汉娜一样，一丝情感也未流露。
在坐牢。
坐牢之前呢？
虽然他老半天没吭声，但最终还是给了个地址以及一个伦敦地区的电话号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而她又一次从耳后摸出那根白板笔，将其记录到笔记本上。她撕下一页纸，递给格蕾丝，而格蕾丝便悄悄地离开病房去打电话。她走得不怎么乐意，因为她不想错过好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病人让-皮埃尔就像是从噩梦中醒来一般，笔直地坐了起来，身上还插着一堆输液管，用金亚旺达语粗野地说我他妈的出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他没同意警察就把他拉到这儿。让-皮埃尔说这些话时汉娜正用英语叫我把她要问的话“精确”地翻译给他听。激动之下，她的话音低了。她说，萨尔沃，不管你个人出于对病人的关心想为他多做多少事情，但你翻译时请一定要做到不增不减——到目前为止，“病人”对我们二人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用同样低的声音向她保证，不管她说的话是多么地让我痛苦，我都不会加以修饰美化。
“我们已经去叫住院医师了，他会尽快赶过来。”汉娜讲得很从容，中间也会停顿一下，好让我有时间翻译，但她停顿的方式比我以前的许多顾客要聪明得多。“我不得不通知你，让-皮埃尔，你患上了急性血液病。而据我判断，你被送来诊治时已经太晚了。对此我很遗憾，但你得面对现实。”
然而她说话时眼中有真心的希望，一种对于人生可以救赎的清晰而喜悦的确信。如果汉娜可以这么直截了当地透露坏消息，那么她一定知道让-皮埃尔能够面对，而我也应该就这么译。我尽可能恰当地把她的话翻译给让-皮埃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语精确”只是外人的错觉，因为跟可怜的让-皮埃尔同样地位的卢旺达人很少会有人了解急性血液病之类。之后，汉娜让他重复一下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由我翻译——以确认他已知情。我知道他们俩都清楚了，没什么好再费口舌了。
让-皮埃尔粗声粗气地重复了汉娜的话，我又将他的话翻译给汉娜听。之后汉娜又问我，让-皮埃尔在等亲人到来之前有什么愿望没有。我们都知道，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他，他很可能在他亲人到来之前就会死去。她问他为什么在希思公园露宿，而不回家同妻子儿女待在一起，但没让我翻译，于是我也就没翻。但我意识到她的问题涉及个人隐私，而我要是译了也涉及隐私。既然这个卢旺达人要护着自己的隐私，那他干吗要到汉普斯德特希思公园去死？
这时我才注意到，汉娜不仅握着让-皮埃尔的手，也正握着我的手。格蕾丝注意到了，而且印象深刻，但她并不好奇，因为她知道，我也知道，她的朋友汉娜并不会握住口译员的手，如果对方仅仅是个口译员的话。我身上有一半刚果人的血统，手是小牛皮的那种棕色。汉娜的是真正纯种黑人的手，手掌白里透红。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交缠在卢旺达人的病床上，而后者竟是我们的敌人。这与性无关，让-皮埃尔还在我俩之间，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呢？这与才发现的血缘关系有关，我们这是在相互安慰，同时也是在安慰我俩共同的病人。这是因为她心潮澎湃，而我也一样。面对那个可怜的垂死的让-皮埃尔，她心中很受触动，尽管她值班时每天从早到晚都会看见垂死的人。我们正在照顾被我们视作敌人的病人，这使她感动。从汉娜戴的金质十字架我看出与她自小相伴的福音信仰，她正以基督教的爱去爱一个敌人。她也被我的声音触动。每次我从斯瓦希里语译成金亚旺达语，然后又从金亚旺达语译成斯瓦希里语，她就会低下头，就好像是在祈祷似的。要是她愿意听的话，我会尽量用眼睛努力告诉她，我们是双方一生都在寻找的人。她会心潮澎湃的。
我不想说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但我们审视彼此的内心。她背对着我，俯下修长的身躯，托起让-皮埃尔的身体，轻抚他的双颊，又检查格蕾丝为他安好的医疗器械。但每次她转过身时，我在等她；我知道，她也正等我。后来，我在霓虹灯下的门柱旁等她下班。她走出门来，目光低垂着跟我走到一块。我俩没有像信教使团的孩子那样羞涩地拥抱，而是像热切的学生那样手拉着手，上山走向她的宿舍。我们沿着弥漫着亚洲食品味道的狭窄过道，走到一扇紧锁着的门前，然后拿出钥匙开门。我俩曾在那个垂死的卢旺达病人面前眉目传情。而当我们的病人悄然归西，我们已感觉到对彼此的责任。随后的事情终于在开启的门后水到渠成。
因此，那夜，在激情四溢地几番翻云弄雨之间我们很聊得来。自麦克尔修士过世之后，除了安德森先生以外，再没有任何知己能够进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谈心，更不必说像汉娜这样漂亮、热切而谈笑风生的非洲女子。她心中惟一的呼唤就是为了世上的苦难者，她不会用任何语言向你要任何你不打算给的东西。描述自己经历时我们讲英语，做爱时我们用法语，讲到我们对非洲的梦想时，我们怎么能不用刚果味十足的斯瓦希里语呢——那是我们童年时代使用的，乐趣与暗讽完美共存的语言啊！在这不眠不休的二十小时内，汉娜化身为姐妹、情人、好朋友，而这些，在我苦难的童年时代，一直没能拥有过。
从小被教育要严守十诫，现在却成了彻底的通奸者。我们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犯下罪业吗？不，我们没有。我们确实谈过我的婚姻，我说它已死了，这我确定。我们确实谈过汉娜年幼的儿子诺亚，她把他留在乌干达她阿姨那里，我俩都希望能见到他。我们又谈起誓约，谈起政治，说着彼此的回忆，喝着加了苏打水的酸果蔓汁，吃着外卖比萨饼，然后就一直做爱，直到她依依不舍地穿上制服，也顾不上我再拥抱一次的恳求，就下山到医院去上她正在修的麻醉学课，然后就得开始上夜班，跟垂死的病人待在一起。由于发生了爆炸事件，伦敦的地铁只开通了部分线路，坐公交车的时间太长。天啊，看看都几点了！于是我就找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不过汉娜跟我告别时用斯瓦希里语说的话依然在我耳中回响。当时她用双手捧住我的脸，欢快地轻晃着头说：
“萨尔沃，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一定非常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