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布鲁诺·萨尔瓦多。朋友们都叫我“萨尔沃”，对手们也是这么称呼我。别人可能会告诉你我是西班牙1，但我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公民，职业是口译员。我精通非洲语言当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里语以及东刚果其他鲜为人知却广为使用的语种。由于东刚果以前处在比利时的统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语也是我专业技能箭囊里的又一支利箭。在伦敦地区大大小小的法庭上，无论是民事庭还是刑事庭，我都为人们所熟知；我也经常被邀参加与第三世界事务相关的各种会议；英国许多最好的公司也常为我写赞赏有加的推荐信。此外，由于我所掌握的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门也要我尽一下爱国义务，为他们秘密供职。当然，该部门自然是“隐身”的。我从未陷入麻烦：我定期纳税，信用评级高，银行账户运行良好。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何官僚政治的运作都无法改变。
我在商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词谨慎的电话会议或者那些在欧洲大陆中立地带某些城市低调召开的会议上提供口译服务；雇主们则通过我的口译狂炒石油、黄金、钻石、矿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东们警觉的眼皮底下把数以百万计美元的行贿款远转至巴拿马、布达佩斯与新加坡。如果你要问我，在为这些交易提供便利时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扪心自问，那么我会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顶级口译员遵循另一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准则。人们雇他并不是要他来感受良心发现的高尚境界。口译员要忠于雇主，就像士兵要对着国旗宣誓忠于国家一样。但是，鉴于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之人，尽管报酬极低，我也会到伦敦的医院、监狱与移民局服务，就当是行善积德。
在选民册里，我登记的住址是南伦敦巴特西区威尔士王子大道诺福克大厦17号。这是一处很好的不动产，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内洛普——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拥有，但我的产权份额较少。佩内洛普是一名高级记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她现年三十二岁，比我大四岁，在一份销量极大、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的英国小报工作，是该报记者队伍里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亲是一家名为“城市”的绩优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她母亲则是当地保守党的骨干人物。五年前，我与她结了婚，因为我们之间具有身体上强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国传统建立一个完整稳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业发展允许，她就马上怀孕生子。不过，由于她在报社里职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怀孕生子的有利时机一直没有出现。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俩的结合一点儿也说不上正统。佩内洛普是萨里郡一个白人家庭的大女儿，她家人的职业地位都很高。我，布鲁诺·萨尔瓦多，昵称“萨尔沃”，则是一名爱尔兰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与一个刚果村妇的私生子，而随着战争的肆虐以及时间的流逝，后者的姓名已经永远地消逝了。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刚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旧称斯坦利维尔）一家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紧闭着的门后，是由发誓保密的修女们接生的。对于除我之外的任何人来说，这件事听起来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编乱造的。但对我来说，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讲，这却是个事实，就像记忆中我十岁那年的经历那样千真万确，你若也经历过那种事也会深以为然。当时就在刚果东部南基伍省郁郁葱葱的高原上一间传教所里，我坐在谦卑慈爱的父亲床边，看他哭得死去活来，听他一半用诺曼法语，一半用阿尔斯特式英语对我倾诉。泪水沿着他凹陷的双颊急速倾泻，门外赤道地区的大雨犹如大象的巨足一样重重地击打在绿色马口铁屋顶上，让你不由得以为整个自然界都在与他互动。
如果你问一个西方人基伍在哪，他会一脸懵懂，微笑着向你摇摇头。如果你问一个非洲人，他就会告诉你：“那里是天堂。”因为，基伍位于非洲中部，那里雾气朦胧的湖泊与活火山共存，牧场如翡翠，果林里水果甘美如蜜，诸如此类的美景奇观，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里，他最担心的是，被他禁锢的心灵是否比他解放的心灵还要多。据他说，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总是在对生命的责任与对罗马教廷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但不管他的牧师同事们多么恨我，我都是他对生命应负的责任之一。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按他的要求，葬礼上我们都讲斯瓦希里语。但当轮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时，我用希语翻译了这句话。希语是所有东刚果语言中他最喜欢的一种，因为它活力十足，表达灵活。
身为混血私生子的女婿们无法自如地融入萨里郡的富人社交圈。这种自明的传统对佩内洛普的父母同样有影响。我过去常站在柔和的灯光下，对自己说，我长大之后，看上去会更像是一个给太阳晒黑的爱尔兰人，而不是一个浅棕色的非洲人。而且我的头发是直的，并不卷曲。如果你正归化到一个新的国家里，这样的长相很奏效，但这却哄不了佩内洛普的母亲及她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的女伴们。她深怕女儿在自己的看护下生个全身一团黑的小外孙，那将是她最大的噩梦。这也可能是佩内洛普对生儿育女心不甘情不愿的原因，毕竟她不想真的生个黑孩儿。不过后来回想起来，我也不能完全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毕竟她之所以嫁给我，部分原因是为了让她母亲大吃一惊，让她把对妹妹的注意力转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在此说一说先父的人生历程还是很合适的。他曾偷偷地告诉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经历一样坎坷不平。他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英国皇家阿尔斯特团的一个下士，母亲是一个当时恰巧路过、年仅十四岁的法国诺曼底乡村少女。童年时他就在爱尔兰斯佩林山脉里的一间小屋与法国北部的另一间小屋之间不停往返，直到他凭借着天赋的双语能力以及后天学习从而在多尼戈尔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级神学院获得一个职位，而年轻的他也没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后，他被送到法国学习天主教神学，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纯净。他毫无怨言地度过了那段学习任务繁重无比的漫长岁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他就抢了身边的那辆自行车。他用爱尔兰人的小聪明向我保证，那辆自行车属于一位邪恶的新教徒。他骑着车飞快地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开往利奥波德维尔的不定期客轮。在利奥波德维尔，他避开了殖民地政府对流亡的白人传教士居心不良的关心，在一个边远的传教士社区定居下来。那里的传教士致力于向东刚果两百多个部落传播惟一的真神信仰，这无论在何时都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些不时批评我容易冲动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骑着异教徒的自行车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个语言天才，他很快就学会了当地土著的语言。在土著教徒的帮助下，他烧制砖头，用他亲“脚”踩好的红泥黏合砖头，在山坡挖沟，在香蕉林里建厕所。接下来他开始盖各种房子，先是教堂，然后是带有双子钟楼的教会学校，接着是圣母玛利亚诊所，再后来他又挖鱼塘，开垦果园与菜园。基伍是天赐宝地，拥有各种珍贵物产，无论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宁，还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应有尽有。在这里，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农民的看家本领。这些都完工之后他才建了那间传教所，传教所后面则是一栋供教仆们居住的砖房，房子低矮，窗户很小却又离地很高。
上帝作证，先父曾艰苦跋涉数百公里到边远的部落与矿区传教。每当有机会，他就会往他日益扩大的语言宝库里添加一门新的语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传教所，竟发现他的牧师同事们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鸡被偷光了，学校和传教所被夷为平地，诊所被洗劫一空，护士们被伤害至残、被强奸、被杀害，而他本人也沦为恐怖的辛巴组织最后那群乌合之众的阶下囚。辛巴组织是一群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叛乱分子，更是一群凶残成性的暴徒，数年前才被政府消灭。他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杀死和伤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义的代表，可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远祖们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组织确实有一条基本原则：严禁伤害白人牧师，因为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冒犯保佑他们免受流弹伤害的达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后，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抛开了这种保留做法，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先父能够同他们一样流利地讲他们的语言，那么他肯定就是一个伪装成白人的黑人恶魔。关于先父被囚期间如何坚韧不屈，民间后来流传着许多鼓舞人心的传说。他们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肤色”显露出来。他们既严刑拷打他，也强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坚信福音一定会到来，也恳求上帝原谅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狱友中间，施行圣餐礼。但圣教会再怎么也没能料到这些折磨对他产生的叠加影响。我们受教的理论是：肉体之痛苦反而能促使灵魂战胜肉体之诱惑。但是，这条教诲并非仅仅不适用于先母，它同样不适用于先父。他在被释后数月内的所作所为就已经证明了这种权宜推测的缺陷：
儿子，如果你觉得确实有神予的旨意，先父临终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狱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还没得到女人的身体抚慰就要死去。那时他讲着一口有趣的爱尔兰土腔英语，以防他的牧师同事趴在地板上偷听。
先母生下我的后果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很残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动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当时的刚果——蒙博托将军坚持称呼这个地方为“扎伊尔”——正处在动乱时期。扎伊尔政府以正宗当局的名义，将外国牧师驱逐出境，罪名是为婴儿洗礼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时禁止学校讲授耶稣基督的生平，并宣布圣诞节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对她为白人传教士生养私生子，如果这个私生子在他们村里降生，惩罚就要落到先母身上。于是，他们就把麻烦送回到引发麻烦的地方去。但是，同先母村里的那些老人一样，传教士也不乐意接收我们。他们转而把先母送往远处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里之后三个小时，我就出生了。加尔默罗会的修女们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她们的爱是严厉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们比她自己更能为我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便委托她们照顾我，自己则在夜深人静时从浴室屋顶偷偷离开，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当中。但几周之后，他们就全部被一个异族部落屠杀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远房姨妈以及我的同母异父兄长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问先母的细节，以便在心中勾画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够成为我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儿子，你妈妈是一个村落头人的女儿。当时，先父泪水朦胧地低声说道，我住在他家里。你妈妈给我们做饭，还送水让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讲这些时父亲已经远离了布道坛，对于口头弄玄也毫无兴趣。但这段记忆却又引发父亲憋在心里的说话冲动：儿子，有那么一天，你会长得跟别人一般高，一样帅，上帝的尤物。他们怎么也不能说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爱之中啊。我的儿子！罪孽无从谈起，但恨却不是没有的！
圣教会对先父的惩罚不如先母受到的惩罚那么严酷，但也很严厉。他在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稣会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国马赛的一处贫民窟当了两年的工人牧师，之后才回到他爱得如此不顾一切的刚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很可能连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变得铁石心肠之后的某个时候，他说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儿院把我交给他抚养。从那以后，混血儿私生子萨尔沃就追随在他身后，由他特意挑选的又老又丑的仆人们照顾。他先是让我假扮他一个已逝叔叔的后代，然后又扮作他的侍僧与助祭。直到我十岁生日那个宿命的夜晚，他意识到随着我的成长他自己也将老逝，于是向我倾吐了他极其人性化的内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讲过的那些。当时我把这件事看做先父给予我这个意外降生的儿子最大的礼物，现在我依然这样看。
先父逝世后，我又成了孤儿，日子并不好过，因为白人传教士们以我为耻，对我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感到深恶痛绝，还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语，指“野种”）。非洲人则坚持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父亲，血统则来自母亲。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么非洲人还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当做旅程中多余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组织是怎么想的，先父却是个地道的白人，这点爱尔兰人不会否认。但大家都知道，白人传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儿女的。身为私生子，我还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坛上服侍牧师，也可以去上学。但只要有教会高层人士来这里，不管他们是何种级别、穿戴何种颜色的法衣，我都会被赶到传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来，直到他们离开，不再会发现我时，警报才能解除。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贬低牧师们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责备他们偶尔“操心过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们只向同性示爱。比如我们伟大的传教演说家佩雷·安德雷，他的关爱多得让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欢这么想：安德雷是他缘定的密友，因而每当看到安德雷对我袒露情意，他便很伤感。同样糟糕的是，在教会学校里，土著小孩们既不把我当做白人，像对待其他少数白人学生那样地敬畏我，也不把我当做黑人，给予我应得的伙伴情谊。难怪那时我很自然地被教仆们的低矮砖房所吸引。牧师们没有意识到，那才是我们社区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过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圆数英里传闻逸事的场所。
谁也不会注意到，我就在那儿，蜷缩在砖砌壁炉旁简陋的床上，出神地听人们讲游猎者、巫医、魔法师、战士及老人们的故事。由于害怕被赶回去睡觉，我没敢出声。也就在那儿，我开始喜欢刚果东部诸多语言与方言，爱得根深蒂固。我把这些语言与方言当做先父给我留下的宝贵遗产积累起来，悄悄地修饰、提炼，并贮藏在脑中，遇到土语中的妙语或特色语言就缠着当地人与传教士问个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独处时，我就秉烛编撰尚显稚气的词典。很快，这些神奇的词条纸片让我找到了自己，让我走进了远离尘嚣的伊甸园。那是我的领地，没人夺得走，也只有极少数人才进得来。
以前我常想，现在也想，要是上天让我继续沿着这条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这个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先母的血统会比先父传给我的灵魂对我影响更大吗？但是，这个问题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先父的前同事们不遗余力地策划怎么摆脱我。我的肤色引人争议，我掌握多种语言，我的行为举止显露出爱尔兰式的傲气，而最糟糕的是我长得帅——教仆们说，我长得像我妈——这点每天都让他们想起先父的过错。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我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得知，我出生时曾在英国驻坎帕拉领事那里登过记。据他说，我叫布鲁诺，姓与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冈天主教廷收养的一名弃婴。他还说，我的生父是一名北爱尔兰海员，在我还是新生儿时，他把我托付给那位加尔默罗会女修道院院长，恳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将我抚育成人。随后他就消失了，也没留下联系地址。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领事亲笔写来的那封信里讲的大概就这些。他是梵蒂冈天主教廷的忠实信徒。他解释道，我的姓“萨尔瓦多”是由那位院长嬷嬷选的，因为她是西班牙后裔。
但他有必要这样解释吗？不管怎么说，感谢梵蒂冈天主教廷这位虔诚的信徒的帮助，我终于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一员了。
同样是由于这位领事的帮助，我到了英格兰，虽然那里并不是我的故乡。我被安置到圣心避难所学校。那是一所没有时间限制的寄宿学校，位于绵延起伏的苏塞克斯高地，专为身份不明的男性天主教孤儿而设。十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我走进该校监狱似的大门，心中的叛逆精神觉醒了，对此，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学校方面，都毫无准备。仅仅几周，我就火烧床单，撕毁拉丁语初级读本，未经允许不做弥撒，藏在洗衣店货车后厢里想要逃走却被当场抓住。如果说辛巴组织鞭打先父是为了证明他是黑人，那么监护牧师打我却是要证明我是白人。作为一名爱尔兰人，他深感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打我的时候总是咆哮不断，说野蛮人生来鲁莽，不知自律，还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自律，而他打我就是要救我，要我痛改前非。但是，他不知道，拯救我的却是一位修士，他头发斑白却精力充沛，对出身和财富不屑一顾。麦克尔修士既是学校指派给我的忏悔神父，也是我新的保护人。他出生于英国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一生都在游历，走遍了天涯海角。当我习惯了他的“爱抚”，我们就成了密友与同盟，而监护牧师远不像以前那样紧紧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洗心革面了。现在想来，我怀疑他俩之间是否有什么约定。对此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一天下午，我们在雨水冲刷过的高地上散步，路上麦克尔修士充满激情地向我传达这样一个信念：我的混血血统绝非该除去的污点，而是上帝赐予我的珍贵礼物。对此我感激地表示赞同。最得意的是，我勇敢地向他展示了我游刃有余的翻译才能，而他十分欣赏。在传教所，我为卖弄这种天赋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在麦克尔修士宠爱的眼中，这却近乎神迹。
“萨尔沃，亲爱的，这真是上帝的恩赐啊！”他高声叫了起来，习惯性地伸出一只强壮有力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着，而另一只手则不无歉意地抚摸着我：“你的天赋是上帝子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使他们相互理解，和谐共处。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
此后我俩又多次远足，其间我很快又向麦克尔修士讲述了此前他还不知道的我的生活经历。我给他讲了我在教仆房间的壁炉旁度过的那些奇妙的夜晚。我也对他描述了在先父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我同先父一起到边远的村落旅行的经历。当先父与老人们交谈时，我就跑到河岸边，跟小孩子们玩耍，学得他们的词汇与成语。那正是我日夜沉迷其中的宝藏。其他人可能会把游戏、欣赏野生动植物或土著舞蹈当做他们获得快乐的途径，而私生子萨尔沃的选择却是去亲密接触种类繁多、变化多样的非洲语言。
我向麦克尔修士回顾这些经历的那个时期，他获准参加大马士革主显节。
“萨尔沃，既然主乐于在你身上播下种子，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获丰收吧！”他高声叫道。而我俩确实都获得了丰收。出身贵族的麦克尔做事的方式更像军队指挥官，而非修士。他研究学校简介，比较费用高低，然后带我去参加面试，还不分男女地审查我未来的导师，并在我注册入学后继续密切关注我。他对我的爱引燃了他的激情，而他的决心跟他对上帝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他要我给自己所懂的每一门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重拾在漂泊不定的童年时代半途而废的语言知识。
但钱从何而来？上帝给我们派了个天使，也就是麦克尔的女教友伊梅尔达。她很有钱，替我们埋了单。在萨默塞特郡中部的威罗布鲁克山谷，伊梅尔达有栋房子，屋前有蜜黄色的沙岩柱子。这个地方成了我逃离圣心避难所的避难所。那里住着热心的三姐妹，伊梅尔达是老大。在那里，获救的矿场马在围场里吃草，每条狗都有各自的扶手椅。那里有一家私人小教堂，一座奉告祈祷钟，一面隐篱，一座冰库，一片可以在上面打槌球的草坪，一些大风一吹就会弯腰的垂枝欧椴树。伊梅尔达阿姨是寡妇，她死去的丈夫名叫亨利，是一位英雄，曾因保卫英格兰而失去一只手，所以这里有间屋子叫做“亨利叔叔之屋”。这屋子里有他所有的遗物：他的第一只泰迪熊放在枕头上，他从前线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放在金包壳的诵经台里，等等。但谢天谢地，屋里没有他的相片。伊梅尔达阿姨刀子嘴豆腐心，虽然没有亨利叔叔的照片，她却记得他的一切。
麦克尔修士知道我的弱点。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这样看我的——既要培养也要有所约束。他知道我很勤奋，但轻率冲动：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开心扉；太怕被拒绝、漠视，最怕被嘲笑；太急于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因为怕再没有机会。他跟我一样珍视我那八哥式的特强听力和寒鸦式的超强记忆，但他坚持要我勤练耳力与记忆力，就好像音乐家要常练习乐器，神职人员要不断坚定信仰一样。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种语言，不管是大语种，还是由于缺少书写形式而即将湮灭的小语种，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他懂得，传教士的儿子必须追赶迷失的羔羊，并带之回山谷。他知晓我听过的那些传说、历史故事、寓言与诗歌，还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讲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灵异故事。他知道，善于发现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与曲折变化的年轻人最易受外界影响，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误导。他说，萨尔沃，你要当心，对于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会给他们真爱。
麦克尔逼我艰难地自律生活，正是这种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赋放大为全才。他坚称他的萨尔沃的一切才能都应才尽其用，绝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这具躯体是上帝的恩赐，因而每块肌肉、每根纤维每天都必须在心灵体育馆里接受锻造。我先是受教于家庭教师，然后进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专攻斯瓦希里语，同时选修法语，并最终获得了非洲语言与文化专业的一级荣誉学位，最后我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翻译与公共服务口译专业的理学硕士学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学习生涯结束时，我获得多类文凭与口译员资格证书。彰思礼巷一带有一些名声欠佳、到处推销二流服务的翻译公司，里面的任职人员手中持有各类证书，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学有所成之际，麦克尔修士却躺在了他的病房铁床上。那时他尚能抚摸着我的双手，深信不疑地说我是他打造出来的最佳作品。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把一块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尔达送给他的礼物。他恳求我以后要一直戴着，作为我们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托，绝不要误把顶级口译员当做一名普通笔译者。没错，口译员可以是笔译者，但笔译者就不一定是口译员。笔译者可以是任何一个对某种外语半通不通的人，这类人只要带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笔译者可以是退休的波兰装甲兵军官，工资很低的留学生，微型出租车司机，兼职侍者，代课教师，或者其他任何愿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镑的价格出卖其脑力劳动的人。但同声传译员能够在复杂的谈判中坚持连续六个小时口译，在这点上，他们与普通笔译者大不一样。顶级口译员必须跟穿着彩色马甲购买金融期货的股市经纪人脑子转得一样快。有时候，口译员可以不假思索，让大脑左右半球上转动的“齿轮”啮合一致，然后就可以坐等脱口而出，如果这样就帅呆了。
有时在会议期间，通常是在一天的议题结束之后、鸡尾酒会开始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人会走上前来问我：“嗨，萨尔沃，帮我们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对了，你的母语是？”如果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盛气凌人——他们通常会这样，因为他们已经确信，他们就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么我就会不无傲气地反问：“这取决于我母亲是谁，不是吗？”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而我这样回答之后，他们就会把书留下，让我去写出摘要。
无论如何，我喜欢让他们惊奇，因为这表明我的发音非常得体。我是说我的英语发音，它不是北部英语，或中部英语，或私人教师辅导学生应试的那种英语，或伪王室英语，也不是英国左派所诟病的标准发音。没说的，就是英语社会核心的主流英语。听了这种英语，人们不会说：“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他想在社会上做什么，他父母是怎么回事，他在哪里上学。可怜的人儿！”我的英语已经毫无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点混血血统的痕迹。但我讲法语就不一样了，得尽量小心，因为我还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响。我的英语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导取缔阶级论的布莱尔的追随者说的那种含糊的英语，不是保守党高级官员讲的伦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区那种音乐般的英语。它也没有先父那种元音跑调的爱尔兰土腔英语的痕迹。虽然我过去喜欢、现在仍然喜欢先父讲的英语，但那是他的，永远也不会是我的。
是的。我讲的英语是纯正无瑕、没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尔在风景区接待非洲旅客时，我才会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区语言特有的轻快语调，我乐于将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欢这样的调味品，客人们也喜欢，因为这让他们感觉我很自在。我不在他们的阵营，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阵营。我独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麦克尔修士一直告诉我要做的事：充当上帝子民之间的桥梁与不可或缺的纽带。每个人都会有虚荣心，而我的虚荣心就是成为房间里没我就无法沟通的那种人。
为了迷人的妻子佩内洛普，我想成为那种人。为了赶上为她而举行的酒会，我拼命地跑上两段石阶，累得半死。酒会在一家很受欢迎的葡萄酒厂的高级包间里举行，位于英国报业中心的伦敦金丝雀码头。酒会之后，她所在报社的新任百万富翁老板将在其位于肯辛顿的高级住所举办正式晚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获邀参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尔达送给麦克尔、麦克尔又转送给我的那一块，我知道自己只迟到了十二分钟。可能你会说，在伦敦这个刚被炸弹袭击吓怕、半数地铁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参加户外沙龙，迟到十二分钟反倒可能被视作一种成就。但对于超级好丈夫萨尔沃来说，十二分钟就跟十二小时一样。这可是专为佩内洛普举行的盛大酒会，是迄今为止她为时不长却辉煌无比的职业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后面慢慢地往前挤，现在才走过她所在报社的办公区。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伦敦地区医院，没办法，因为身边的情况让我对自己失去了控制。从医院一出来，我就叫了辆出租车，一路狂奔回到位于巴特西的家。我让车在外面等，出于出席酒会的礼节需要，自己则进屋飞快地换了身全新的晚礼服——跟老板同桌你就得这样注意社交礼节——但连刮胡子、刷牙或者冲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穿着得体的服装到达目的地时，我已经浑身大汗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及时赶来了。我到达时，很多人已经到了。他们是佩内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数高级职员穿着晚礼服或长裙，其余的穿着休闲西服。他们所有人都拥在一块，走进了一楼的多功能厅。厅内墙壁上装有近光灯以及塑料盔甲。他们抬肘举怀，畅饮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这个后来者却被挡在大厅边上，跟侍者们待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是黑人。
一开始我没能看到佩内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样擅离职守了。有一会儿我还希望她已决定最后入场，直到我看见她挤在大厅的另一端，正跟她报社的高层们说得兴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绸缎制成的长裤套装，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当做礼物买给自己，并在办公室或者在她来此前最后待的其他什么地方换上的。为什么，我大脑的一边在大叫，哦，为什么我没买来送给她？为什么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觉时我没有想到她也许正等着我对她说：佩内洛普，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去骑士桥，给我俩选购一身新衣服，好参加为你举办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账，如何？购物是她的最爱。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欢的一家餐厅里请她共进晚餐，而不介意她赚的钱不仅是我的两倍，还有说了你也不信的丰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于某些原因——我还是等时机更合适时才跟你们说吧——我大脑的另外一边很高兴我没有向她这样提议过。这跟钱无关，倒是与压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是谁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转过身来，刚好对上了杰利科充满笑意的目光。杰利科昵称“杰利”，是佩内洛普所在报社最新的一颗“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刚刚从一家敌对报社跳槽过来。像往常一样，他懒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与食指间夹着根手卷香烟，正向我示意。
“嘿，佩内洛普，是我，我来啦。”我不理他，大声叫道，“医院里有事耽搁了。真抱歉。”为了什么要抱歉？为被耽搁在那里抱歉？几个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哦，他呀，叫萨尔沃，是佩内洛普的老公。”我转动脑筋，又更大声地叫了起来：“嗨，佩内洛普。还记得我吗？是我，你迟到的老公。”我脑筋急转弯，炮制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封面故事，讲的就是我服务的一家医院——为防万一，我不想说是哪家医院——把我召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卢旺达病人床边。他有犯罪前科，现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院要求我不仅要为护理人员，也要为两个苏格兰场探员翻译他的话。我希望佩内洛普能接受这个理由，能让她感叹一声：可怜的萨尔沃。我看见她脸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挤到她那里去。但我突然意识到灯光照在一个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礼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满口苏格兰土音英语，大声叫道：“该死的，安静！闭嘴，所有人都他妈的闭嘴！”
底下这群乱哄哄的听众立刻就静了下来，变得跟绵羊一样驯服，都往他那边聚集过去。因为他就是佩内洛普报社那个大权独揽的主编费格斯·索恩，新闻界称之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议说他要为我妻子佩内洛普发表一个幽默有趣的演说。我期待着，同时也尽力地想要与佩内洛普的目光对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板，就像花儿迎着给予它们生命的阳光一样。
“现在，我们都认识佩内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说道。下面听众发出了阵阵阿谀奉承的掌声，他满不在乎，但这掌声却惹恼了我。“我们也都爱佩内洛普，”——他重重地顿了一下——“不过是用我们独特的方式。”
我竭尽全力想要挤出一条路走到佩内洛普身边，但人群已经把路堵死了。佩内洛普就像娇羞的新娘一样被拉到台上，温顺地站在索恩旁边。而这也正给了索恩机会，他低头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礼服下的无限风光。我心里开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记得我没来，也不会注意到我来了。这时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类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开来。我的胸膛在颤抖，我感到一种麻木感很有节奏地从我左乳传来。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这才意识到是手机以一种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动，那模式是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之前设定好的。
我原先没能挤进人群中，现在却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语双关地评价着佩内洛普，我心里却在感激这个电话，蹑手蹑脚地走向一扇标向“卫生间”的门。出门之前，我再一次回头，却看到佩内洛普正抬起新做了发型的头看着老板，嘴巴因惊喜而张开。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礼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机一直震动着，直到下了三级台阶到了一处安静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听键。手机里传来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而是国防部官员安德森先生那长辈似的北部乡村口音。他问我能否马上为国家承担一项相当重要的口译任务，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去一趟。
安德森先生居然亲自打电话给我这样一个兼职人员，这表明他手上这个口译任务极其重要。正常情况下，和我联系的人会是巴尼，安德森先生手下那个说话没谱的部门主管。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巴尼已经两次告诉我有十万火急的任务，让我整装待命，最后却告诉我不用去了。“现在就得决定，安德森先生？”
“就现在。如果方便的话，越快越好。很抱歉打断你的酒会或是其他什么事情，但我们需要你快一点决定。”他继续说道。听到他知道佩内洛普的酒会，我本以为我会吃惊的，但我没有，因为安德森先生的职责就是了解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的事情。“任务与你的家乡，萨尔沃，你心中的地方有关。”
“但安德森先生，我……”
“有问题吗，孩子？”
“不仅仅是她的酒会，后面还有她报社新老板举行的晚宴。要穿晚礼服的。”我补充道，想要镇住他。“酒会是前所未有的。我是说，酒会是一个老板举办的。没错，他是主编，但也是老板……”无论是出于内疚，还是出于真爱，总之我亏欠了佩内洛普，我必须拒绝这次任务。
安德森先生沉默了下来，就好像我说的话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但没人能让他这样，他就是一块岩石，而他自己的教堂就建在这块岩石上面。
“你穿着那衣服吗，孩子？晚礼服？”
“千真万确，安德森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讲话时？你已经穿着晚礼服？”
“是的。”他想说些什么？想说我正在参加酒神节？他又沉默了，我怀疑比上次还要更厉害，因为我听见他的大手在话筒上摩挲的声音。于是我又问道：“顺便问一下，这次任务要多久？”
“你问什么要多久，孩子？”他问，就好像他没听懂我的话。
“这次口译任务，先生。你需要我去做的这项紧急工作。要做多久？”
“两天。保险起见，要三天吧。对方会付大价钱，他们愿意这样。五千美元他们不会觉得太贵的。”他大概是跟人问了一下——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语气明显轻松了下来，“那里提供衣服，萨尔沃。他们告诉我衣服不是问题。”
他说“他们告诉我”，这提醒了我，我很想继续问他“他们”究竟是谁，到底是谁愿意给我提供这种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而不仅仅是一小笔酬金外加几小时的休息时间——这通常是你光荣地保卫祖国之后所能获得的一切。但我有点怕安德森先生，没再追问下去。跟他在一起时我常这样。
“周一我要去高等法院，安德森先生。那有个大案子，”我恳求道。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戴上爱妻这顶大帽子，“我是说，我怎么向老婆交代？”
“我们已经找人去代替你了，萨尔沃。高等法院对新安排没意见，谢谢你提起这件事。”他顿了顿，而我也不说话。“至于你妻子，你可以告诉她，有一家长期合作的公司有紧急事情需要你为他们翻译，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好的，先生。我明白了。”
“解释越多，纠缠越多，所以，你不要多作解释。对了，你身上穿的就是锃光发亮的皮鞋与礼服衬衫这类的服饰吗？”
尽管脑子里困惑不解，但我还是承认，身上的服饰都属于这种风格。
“为什么我听不到你手机那边有酒会上无聊的闲谈声？”
我解释道，为了接他这个电话我已经走到走廊里了。
“你附近有没有单独的出口？”
我看到旁边就有一段下行的楼梯。虽然不知他问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还是说了。
“那么你就不要回酒会了。到了街上，往左看，你会看到一辆蓝色的蒙迪欧停在一家投注站外面。车牌号的最后三个字母是‘LTU’，司机是个白人，名叫弗雷德。对了，你穿几码的鞋？”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他自己的鞋码，但我还是不得不拼命地想了想才记起来，是9码。
“9码松一点还是紧一点？”
松一点，先生，我说道。我本可以加上这一句，麦克尔修士过去常说我有一双非洲人的脚，但我没说出来。我的心思既不在麦克尔修士，也不在我的脚，同样不在非洲人，实际上不在任何东西上面，包括安德森先生说的事关国家要事的任务，尽管我像以前一样渴望为女王陛下和国家服务。目前的情况让我知道，我有个从天而降的机会逃离酒会，我将坐在少有的飞机减压舱里，去干上两天报酬极高的工作，在豪华酒店里独自静思两夜，将个人世界里错位的部分复位。从晚礼服内兜里取出手机贴在耳朵上时，我闻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女护士汉娜的体香。英国夏令时昨晚十一点后不久我俩就开始疯狂地做爱，一直持续到一小时三十五分钟前我离开医院的那一刻。由于我急于准时赶到佩内洛普的酒会，甚至还没能洗掉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