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和张贵人同一天临盆，生下的都是女婴，如此一来，大行皇帝就没了子嗣。
不过，另一套方案随即启用：先帝（萧纲）第二十子、乐梁王萧大圜，虽然已经去世，但其幼子已经接入皇宫，过继给先帝（萧大器），以大行皇帝弟弟的身份，继位。
于是，空缺数月的皇位，有了主人，却是一位幼帝。
新君，为太后嗣子，所以太后依旧是太后，大行皇帝的皇后，为新君寡嫂，封为“敬明皇后”。
因为新君年幼，朝政，依旧由丞相总揽。
一眨眼，已经入冬，总揽朝政的李笠，本该很忙，但实际上却没那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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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部分事务全都交给佐官处理，所以他只需要抓重点。
午后，在丞相府官署处理公务的李笠，与丞相府长史张铤交谈，而张铤现在说的，是一件往事。
宋、齐换代，齐帝萧道成打算励精图治，于是理所当然想要“检籍”（清查户籍），以增加赋税，增加国库收入。
此时的户籍，因为管理不善，多有庶族地主乃至商贾贿赂郡县官吏篡改自家户籍。
使自己家在户籍上被列为士族，亦或是祖上有军功，以此享受各种特权，不缴纳赋税、不服劳役。
并且隐瞒田产，家中人丁数。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置版籍官，查处户籍不实者。
凡是虚报、伪报或篡改自家户籍的家庭，一律从户籍登记上剔除，此即为“却籍”。
查出的“却籍”者，全家充军流放边地。
萧道成在位没几年便去世，萧赜即位后，继续推行“检籍”。
随着这项政策的持续实施，郡县官吏在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偏移”，酿成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三吴地区的反抗情绪愈发高涨，后来便出事了：
永明四年初，会稽地区有个叫做唐寓之的人，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入京的机会，聚众起事，首先攻下富阳。
随后，被却籍者纷纷参加，有数万之众。
却籍的民户，大都是北来侨民，他们的户籍本为白籍，因此暴乱者被称为“白贼”。
唐寓之又攻下桐庐，进占钱唐、盐官、诸暨、余杭等县，并在钱唐称帝，置太子，改国号为吴，建元兴平。
唐寓之还派兵进攻东阳郡，杀东阳太守萧崇之，并进攻山阴。
齐帝萧赜收到急报后，立刻调集兵马平叛，官军一击就将叛军主力击溃，唐寓之兵败身亡。
此次变乱很快平息，但是，三吴地区对于“检籍”的反抗情绪依旧持续高涨，“水”继续沸腾，唐寓之之乱，只是开始。
眼见着局势慢慢失控，萧赜不得不宣布停止“检籍”，让户籍回到宋末状态，之前被却籍流放的人悉数返回原籍。
于是，那些篡改户籍的庶族地主以及商贾，重新获得如士族一样的特权。
中枢（皇帝）则颜面扫地。
张铤总结：唐寓之之乱，明面上看，是在“检籍”过程中，被贪官污吏逼得走投无路的一群人揭竿造反。
实际上，是各地庶族地主对“检籍”的反抗情绪，酿成了这场变乱。
萧赜手上有兵马，可以镇压这样规模的叛乱，也不介意再镇压个几次。
但是，当民情激愤到一定程度，爆发的叛乱规模必然远超唐寓之之乱，这可是会动摇王朝根基的。
所以，萧赜选择退让，息事宁人，检籍不了了之。
张铤今日说起“唐寓之之乱”，是想提醒李笠，等“检寺”结束后，开始向地主们征粮、征税时，可能面临什么局面。
若以为只要干掉几个敢出头的就能万事大吉，那可就麻烦了。
地主们没一个愿意老实交税（田租）、交出隐户的，无论士、庶都是如此。
小地主实力不够无法硬扛，心里有不满，也只是在家发发牢骚，大、中地主们心里不满，自己不会跳出来，却会撺掇别人跳出来。
真要是那样，可不妙。
三吴各地，乃至全国各地，隔三差五就冒出几个反贼搞事，四处流窜，袭扰郡县，官军四处平叛，只会疲于奔命。
兵马频繁调动，必然大幅增加开支，而时不时爆发的叛乱，会影响当地百姓生活，以及农业生产。
譬如某地，春天时爆发叛乱，即便官军很快将其平定，可百姓误了农时，一年的收成就会大受影响。
若叛乱爆发在秋天，影响也不小。
而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各郡县又要加强兵力驻守，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张铤认为，在之后开始的“检籍”之中，存粹使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软硬兼施。
也就是打一棍，给一个甜枣，
所谓的“甜枣”，就是给庶族（寒族）以相对公正的入仕当官途径，只要保障这一点，庶族（寒族）地主们，会合作的。
行府兵制，让寒族子弟有机会以军功入仕，算是一个办法，但江南的地主未必愿意子弟从军，凭军功入仕。
因为打仗会死人的，不是哪个父母都舍得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也不是每个追逐功名的人，有勇气上阵杀敌。
尤其对于那些清高的读书人来说，从军就是“犯贱”。
张铤给的办法，是“吏转官”，实行另类的吏选（这里的吏指的就是吏，而不是官）：
通过考核，将三吴地区一些确实有真才实学的郡县吏员，进一步提拔，为官（流外官）。
在新的职位上进行历练，为期一到三年，只要历练表现合格，就能“入流”，即成为流内官。
这里所指的“吏”，不是贱吏，而是佐吏级别的吏。
三吴地区的郡县佐吏，多为寒人子弟（小地主出身），多有宗亲，在地方上关系盘根错节。
只要让这些人有了盼头，并且切实吃到“甜枣”，那么为了好不容易获得的机会，就会配合朝廷的“检籍”、“检地”。
如此一来，反抗的情绪就会缓和。
而引入一些寒族子弟为流内官，可以让李笠获得更多的支持，将来就能以许多寒族出身的官员，构建起一支相对忠诚的官僚队伍。
李笠说：“这主意不错，但有局限性，等同于是给三吴地区的福利。”
张铤回答：“特事特办，一切，为了能顺利检籍、检地。”
李笠反问：“那别处呢？这个权宜之计，还是有局限性，应该给各地寒族子弟，以绕过九品中正制，入仕做官的机会。”
“明公是说是之前提起的定期考试选拔？”张铤来了兴致，因为李笠如今是丞相，所以他对李笠的称呼，变成了“明公”。
李笠点头：“考试选拔，国子学就实行了许多年不是？而且据说高家的齐国，也曾在州郡召集学子入京考试，考试合格者有任用，这招数可不新鲜。”
他说到这里，笑起来，“但国朝的国子学考试制度，黑幕重重，你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
张铤也笑了笑。
他作为昔日的“替考”，当然知道国子学考试选拔制度的各种黑幕，但是，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的问题。
制定制度的人，带头违反制度，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制度沦为笑柄，这可不是制度的错。
“明公，虽然士族子弟多有滥竽充数者，但总体而言，才学出众者还是很多，若论考试，寒族子弟，可考不过他们。”
“若将考试选拔制度，从国子学放大到各地，恐怕，最后脱颖而出的，绝大多数是士族子弟。”
张铤的担心很现实，如今，大部分学问被士族垄断，甚至只有士族家里才有大量书籍可以翻阅。
寒族子弟要靠考试来和士族子弟竞争，是争不过的。
但李笠有了个主意：“你有没有想过，考试成绩，分两榜，分别排名？”
张铤闻言一愣，随后想到了：“明公！莫非是士榜、庶榜？分榜取士？”
“没错，士族一榜，庶族一榜，用不同的考卷，难易度不一样。”李笠又笑起来，这灵感，来自明代的科举“南北榜”。
“你想想看，庶族子弟不用和士族子弟交锋，难度自然就小不少。”
“黄金和黄金在一榜，青铜和青铜在一榜，这叫战力匹配。”
“而一般的士族子弟，不需要入国子学读书，也可以有机会通过考试选拔，入仕。”
“考试可分譬如三级姑且按两级算，初级考试是州内考试，不设门槛，只要是良民，就可按户籍上士、庶身份报名，参加初级考试。”
“通过了初级考试，可以参加第二级考试，即到京城，参加尚书省省考，榜上有名者，便可入仕。”
“黄金考生相互竞争，决出的前譬如前五名，入仕，起步流内清官，至少二班，具体官位，由皇帝亲自来定，其他落榜者，下次再考。”
“青铜和青铜竞争，决出的前十名入仕，起步流内官，一、二班，官位，同样由皇帝来定，其他落榜者，也是下次再考。”
“你想想，只要考中了，榜上有名，就可以当流内官，这可是多少寒族子弟在仕途挣扎一辈子，都得不到的成就？”
“这种两榜考试制度一出来，士榜的竞争必然比庶榜的竞争激烈，你信不信无论士、庶，都为之疯狂？”
张铤面露喜色，不住点头，李笠又说：
“两榜定期考试选拔制度，若真的实行，你觉得那些庶族地主，还会改户籍，变成士族么？”
张铤笑起来：“肯定有不少人要改回来！士族户籍可以免税是不假，可比起当官的机会，那又算什么？”
“一个家族，若子弟靠着考试入仕当了官，那整个家族就有希望了！区区免税，算得了什么？”
“若户籍是士族，他们的子弟参加考试，就得和士族精英子弟竞争，哪有出头之日？”
张铤越说思路越开阔，他作为当年国子学的“替考”，本身才华横溢，奈何因为身份，无法入国子学读书，更不可能参加考试去当官。
现在，李笠提出的这个构思，让他眼前豁然开朗：
既然要收买寒族（庶族）地主人心，甚至收买一些较低门第士族的人心，这样的制度化两榜定期考试选拔制度，简直是巨大的“甜枣”。
软硬兼施之下，或许，等“检寺”（整顿寺庙）之后便开始的“检地”、“检籍”，能顺利的实行。
李笠当然不会忙碌乐观：“构想是构想，实行起来，却不一定理想，但是，我觉得可以实行，哪怕需要在实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这个任务交给你，如何？”
张铤大喜过望：“定不辱命！”
李笠点点头：“此事不能急，要考虑好方方面面，考试选拔制度，国子监实行了几十年，在其基础上改良，比较稳妥。”
“制度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执行者，以及监察制度，以避免出现替考等考试黑幕。”
“不过呢，我会放出风声，让朝野内外，有个接受过程，若真要实行、试行，少不了群策群力，参与进来、出谋划策的人，不会少。”
“各种非议也不会少，你要有个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