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民同志撰写回忆录，始于一九五九年春。当时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任政治委员，应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约稿，撰写了回忆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历程——《奇兵制胜》。同年十月，又为《八一杂志》撰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的回忆文章。他本想继续写下去，但因“庐山会议”后一些历史是非问题一时难以分清，此后又是十年浩劫，受尽折磨，刚拿起来的笔又放下了。
一九八零年春，志民同志退居二线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后，除积极完成本职工作外，一直致力于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撰写革命回忆录。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感“左”的错误对我们党和军队的严重危害，经再三考虑，一九八一年春开始撰写《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一文，记述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红军“东方军”两度入闽作战的历史。由于“东方军”入闽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加之司令员又是彭德怀同志，所以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很少有人全面回顾和评述，志民同志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真写作，广泛听取意见，历时一年，三易其稿，写出了这篇回忆录。他既列举许多生动的事实，歌颂了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争取战斗胜利的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东方军”功败垂成的深刻教训，以历史的经验批判了“左”比右好的的传统观念。这篇回忆录引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重视。他们认为这篇回忆录观点鲜明、史料翔实，填补了党史研究中的这一段空白，很快便在《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四辑全文登载；战士出版社的《星火燎原》杂志第四期和人民出版社的《革命回忆录》杂志第八期也以头条位置全文刊用。这件事给予志民同志很大的启发与鼓舞。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建校四十五周年前夕，志民同志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亟需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人才的客观情况，精心撰写了《培养人才是一项战略任务》的纪念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在抗大校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同志热情地鼓励他对抗大作个比较全面的回顾，写一部回忆录。他考虑，抗大在抗日烽火中培养干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造就大批知识分子干部的丰富经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重视培养干部的好传统，对于当前培养四化建设人才和军队、地方院校的建设仍可借鉴；同时，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对青年一代也有教育意义。所以，从一九八二年春便下定决心，开始撰写抗大回忆录。经过两年的努力，这部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回忆录自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在《中共党史资料》杂志分三个部分陆续发表。当时为了突出“抗大”校名，他借用了罗瑞卿同志讲过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这句话作为篇名，想引起抗大校友的注意，以便更广泛地听取校友们的反映和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果然，回忆录发表后，接到抗大校友许多来信，他又根据校友的意见反复修改补充，于一九八五年三月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书名也采纳一些同志的意见，改为《革命熔炉》。这就更全面地反映了抗大锻炼、培养干部的伟大作用和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一九八六年三月，该书又一次补充、订正再版，向纪念抗大建校五十周年献礼。
朝鲜战争停战后，志民同志就考虑到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现代化战争，它的宝贵经验对我军建设以及应付未来反侵略战争都具有重大意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创造，是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空前丰富和活跃的时期。所以，便与原志愿军副政治委员甘泗淇等同志着手组织人员编写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并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和一九五九年八月先后编写出两种稿本和一本经验汇编。可惜正当总结稿本和汇编即将定稿付印的时候，因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审稿工作随之中断，两种稿本和经验汇编也就此束之高阁达二十余年。一九八三年春，志民同志就积极酝酿想把这两种稿本和经验汇编审编出版。一九八四年四月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由他主持组成了审编小组进行认真审编，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六月由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经验汇编也于一九八七年四月出版。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倡议和组织编写红军第三军团的军史战史，不遗余力地想把我党我军的伟大功绩和历史经验记载下来，传予后代。
一九八五年夏，志民同志在集中精力基本搞好“两抗”——抗大和抗美援朝的书稿之后，才定下心来详细思考撰写自己战斗经历的回忆录。但此时常有一些党史军史研究部门前来采访和约稿，他有求必应，先后撰写了参加西征战役、进军绥远、兰州战役、平津战役等回忆录，还撰写了纪念彭德怀、彭雪枫和李寿轩、皮定均等老首长、老战友的回忆文章。
他对撰写回忆录十分认真负责，虽年近八旬，身体不大好，且双眼几近失明，但为了写好回忆录，除听读一些历史资料帮助回忆外，坚持要到他战斗过的地方实地勘察。
一九八四年秋，他返回故乡浏阳，到了已是一片废墟的故居，参观了他读过书、教过书的母校，察勘了当年区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一九八五年夏，又先后到了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西安。
一九八六年六月，即他发病前的四个月，还风尘仆仆地到张家口，登上西太平山，察勘过去第二纵队的前进指挥所旧址和当年战斗最剧烈的山岗、村庄，访问当地群众。他每次寻访故地，都兴致勃勃，精神矍烁，亲临昔日阵地，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当年的战斗经过，访问老战友，到烈士陵园祭奠先烈，并亲自主持座谈会，核实和补充他的回忆材料，尽量要使回忆录更准确、更翔实。
万万没有料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志民同志突然发现患了肺癌，病情日益加重，呼吸困难，时常气喘，讲话比较吃力。他自知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只要稍感舒服一点，便抓紧时间口述他的回忆录，由他的秘书王金陵同志为他录音、记录、整理材料。有时为回忆一段历史，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第二天就要求我约请一些老战友到病塌前座谈。
一九八七年九月，王秘书根据他口述的二十多盘录音带的录音和他主持召开座谈会的二十盘录音带的录音，以及他已发表的回忆录，列好了一个七万余字的详细提纲念给他听。他边听又边作补充、修正。最后，他兴奋地说：“这个提纲很好，很全面，又重点突出了政治工作。我相信这本回忆录可以写好。我放心了。”不久，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他的回忆录。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志民同志与世长辞。他生前的战友感到十分悲痛，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诗词悼念，但因报刊篇幅有限，还有许多老战友撰写的文章未能登载。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够编辑出版一本回忆、纪念志民同志的文集。志民同志在红军时期曾转战于闽赣边，一九七二年后，又在福州军区工作过七年多，深受福建军民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决定在纪念志民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出版一本《怀念李志民将军》的纪念文集，介绍志民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以及他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和政治工作经验，以激励战友，教育青年一代，我和志民同志生前的两个秘书感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先把整理回忆录的工作暂时搁下，集中精力编好这本纪念文集，于一九八九年五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尚昆同志为《怀念李志民将军》纪念文集题写了书名，姚依林、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宋任穷、张爱萍等同志为文集题了词，杨得志同志写了序。志民同志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关怀，给予我很大的安慰和激励，使我更下决心，要把志民同志的回忆录整理好。
志民同志对撰写回忆录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生前经常教育我们说：“撰写回忆录是为党史军史提供资料，史料应认真核对，力求准确、翔实。我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宣扬个人，而是要着力宣扬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人民军队，宣扬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要写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丰功伟绩，写出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写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这样才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启迪后人继承先辈的革命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纪念文集出版之后，我们即继续整理志民同志的回忆录，遵照他对撰写回忆录的教导，根据他确定的详细提纲，他的口述录音、记录以及发表过的文章、回忆录和历史文件进行整理，遇有疑难问题，还要认真查对历史资料和访问有关同志，本着史料准确的原则加以核实。我十分感谢为回忆录提供历史资料的原十九兵团所属的第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军史资料编写组和帮助收集资料的陈英、刘运祯、姚旭、王庆太等同志，十分感谢帮助记录和执笔整理成文的王金陵同志，十分感谢解放军出版社和责编王长龙同志的支持，没有这些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志民同志的愿望就难以实现。
这本回忆录只写到一九五七年十月志民同志从朝鲜前线回国时为止。他回国后，在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工作九年，文革中遭到严重迫害；一九七二年十月重新出来工作后，在福州军区工作七年多；一九八零年二月退居二线，任中央军委顾问直至去世。这一段经历因他突然患病，不到一年即匆匆离去，来不及详细叙述。不过，这段经历在纪念文集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十二集《李志民》传略中已有些记述，更详细的情况留待以后撰写传记时再予充实。
《李志民回忆录》出版了。志民同志的遗愿得以实现，可以含笑九泉了。但愿这本回忆录能使广大读者对志民同志的战斗经历有一些了解，对青年一代有所教益，这就是我们对志民同志最好的纪念。
刘平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