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封锁特别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季大“扫荡”，给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但也促进了边区军民下决心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去克服困难。当时，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地委、分区党委坚决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手抓对敌斗争，一手抓生产，劳武结合，边打仗边生产，以战斗的胜利保卫生产，提高搞好生产的信心；以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提高军民的斗志，互相促进。在开展围困、逼退敌堡垒斗争的同时，也不误农时地抓抢耕抢种抢收，既取得斗争的胜利，又获得丰收，保证了军需民食，振奋军心民心。
我们地委、分区通过整风运动，结合斗争实际，特别强调改变领导作风，要求各级领导深入部队、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春耕大动员后，地委、分区曾组织过几次检查，秋收前，又联合组织检查团，到各地全面检查战备、生产工作，针对某些县、区的干部、群众认为我军连续取得巨大胜利，逼退许多敌人堡垒，敌人不敢再来“扫荡”的轻敌麻痹思想和放松战备的情况，普遍进行教育，落实反“扫荡”反抢麦斗争的战备措施；同时检查落实秋收秋种计划，促进革命竞赛运动的开展，收到很好的效果。
十一月间，专区政府还专门召开水利建设会议，规划淖伦河沿岸开渠改善灌溉条件，将部分旱地改为水浇地，提高作物产量，同时动员群众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以利来年的春耕生产。过去，上级布置一项任务，往往党内开会，党外开会，抗联、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层层开会传达，几乎天天有会，甚至一天几会，一人几会，所以群众中流传有“国民党税多，八路会多”之说。为了改变这种形式主义，浪费领导精力，浪费群众时间的作风，地委、分区特地发出《改善召开群众大会的指示》，要求减少会议，必要开的会议要在会前作好充分的准备，谁讲话，讲什么都要预先商定好，讲话力求简短明了，避免重复；要求讲话要讲得比较详细、具体、生动，使大家听得清，谁听不懂的，还可以问，可以讨论；少讲空话，多讲群众关心的事，使群众真正有所收获；还要求开会应尽量吸收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多讲话，减少机关代表讲话，同时，要充分利用会前的时间进行小型的宣传和文化娱乐活动，把会议开得有生气，吸引群众参加。各地贯彻这个指示后，开会的风气有很大转变，对宣传发动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搞好通讯报道工作也是宣传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竞赛活动的重要手段。四月初，我亲自主持召开分区直属队通讯员大会，四月十一日，又召开分区宣教工作会议，传达布置通讯报道工作，同时，分区出版了《生产战线》小报，及时报道各部队生产情况。经过这几次会议一抓，分区的通讯报道工作很快开展起来，通过《晋察冀日报》、《子弟兵报》及分区的《生产战线》小报及时报道各部队和民兵、群众战况战绩和生产情况，宣扬典型单位和英模事迹，对各项工作都有促进。
毛主席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3页）我们分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曾经历过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四月中旬以前，因为动员工作不够深入，尚有部分同志对大生产的意义认识不足，对在战争环境中搞好农业生产缺乏信心，个别同志还有些抵触情绪，比如，有的说：“为什么叫当兵的也生产？”“又打仗，又生产，结果什么也闹不好！”有的说：“生什么产？鬼子来了还不是一扫光！”“今天开荒，明天转移了，收成给谁要？”由于认识不足，参加劳动就不积极，有的部队找耕地时只找好地，不要坏地；有的则偏重于搞运销和跑运输，不愿花力气开荒搞农业，结果在运销中发生了不少问题，个别的还犯了贪污、腐化的错误。
我们发现了上述问题后，四月中旬，从上到下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重大意义，树立“以农业为主”的思想，从四月中旬至六月初，先后开展了两个农业突击周，第一个突击周是以七分之四的力量，用了一万一千多个工，帮助群众生产，第二个突击周则以部队开荒为主，提出全分区“为突破万亩耕地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们已有的耕地仅三千一百六十二亩，要突破万亩关任务比较艰巨。我们分区领导同志于四月二十四日带领机关于部和直属队上山开荒，司令员郑维山、参谋长易耀彩和我等五位分区领导同志组织一个生产小组，每天从早饭后一直于到吃过晚饭才下山，接连于了五天，每个人手上都打起血泡；易耀彩的血泡最多，两手起了八个泡。开荒头三天，我们领导同志开荒七亩半，我和郑维山两人还种下七十五棵南瓜，九十棵麻和五十株豆角，而且都施了肥。领导机关带了头，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很快突破了万亩大关，全分区部队的耕地从三千一百六十二亩增加到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七亩，其中开荒地九千九百四十六亩，超过原计划三千余亩；再加上运输、运销以及副业、手工业的收入，较好地完成了两个月的粮、菜自给和全年改善伙食的补充经费等任务。部队发展生产，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一般伙食单位油盐充足，鲜菜经常有，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还经常能吃上大米、白面和肉。
生产经营按劳动量进行分红，使战士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积蓄，一般都有了毛巾、肥皂、牙刷、牙粉等日用品，抽烟的还有烟吸，并且都当上了生产、消费合作社的股东，个人分红多的一年分到五百元以上，最少也在十元左右。生活的改善，部队病号减少了，病号下降到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点三，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一点二。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并肩劳动，同甘共苦，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部队生产部分自给，减轻群众负担，而且还帮助群众生产，又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可谓一举数得。
一九四三年敌人的秋季“大扫荡”，烧杀抢掠，对我们分区破坏十分严重，群众的粮食和种于被抢，耕畜和农具被抢，房屋被烧，青壮年劳力被杀被掳，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地委、专署首先进行救灾，赈济受害群众，发放贷粮让群众度过春荒，并在春耕前发放购置牲畜贷款，补充牲口，开展运输。在群众生活基本安定下来之后，即遵照毛主席“组织起来”的指示，大力发展拨工组、变工队的劳动组织，有条件的乡村还试点创办消费、生产合作社，开展大生产运动。
春耕开始时，群众顾虑敌人再来“扫荡”抢掠，害怕自己“辛辛苦苦忙一年，鬼子一来全抢光”，生产热情不高。随着宣传动员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围困、逼退敌堡垒斗争的节节胜利，生产积极性逐步提高。平山县为了增产，动员群众大量压绿肥，据六个区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就割草近九百六十万斤，仅赵家庄一个村即达四十八万斤，再加上粪肥，保证了水田每亩施肥一百八十担，旱地六十至一百担。该县刚种下麦子不久，即遭到三十多年未遇的蝗虫灾害。县委、县政府立即发动群众灭蝗，经过七八天突击，动员人力二万五千多工，捕捉飞蝗一万五千四百斤，迅速扑灭蝗灾，没有造成严重损失，也没有蔓延到邻近各县。井陉县南梁有个村庄位于敌人封锁墙外，而大部分耕地却在封锁墙内，敌人用机枪封锁住封锁墙，只留一道门让群众进出，岗哨检查很严。过去群众因种地进出封锁墙麻烦而且危险，许多地都抛了荒。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该村青救会主任杨善大带领五个青年首先组织拨工组，想办法克服困难，先创造经验。杨善太拨工组六个人，六头牲口，创坡时，敌人不开门，他们就在封锁墙外创，开门时才到墙内创；有时敌人好几天不开门，农活季节又不能耽误，拨工组便在黎明前带着农具和干粮爬过封锁墙创坡，黄昏后再爬墙回村，带动了全村都爬过封锁墙去创坡。麦收时，敌人故意不开门，杨善太拨工组就利用月夜越墙收割，一夜割完七亩麦，第二天，全村群众也跟着抢收，没几天工夫，全部收割完毕并将粮食坚壁起来。
这个村还有一部分耕地在敌人堡垒下面，敌人不让种庄稼，杨善大拨工组就在月夜偷偷去种，一人站岗，五人耕作；地里营生多，夜间做不完，他们又想了个妙法，白天六个人身上都披着草编的伪装衣，蹲下来耕作，敌人看不见。六月间，民兵配合我分区子弟兵围困堡垒上的敌人，杨善太拨工组派出三名青年民兵参加游击小队围困敌人，剩下三个人与村干部合编了一个十一人的混合拨工组，坚持去锄苗。后来发现敌人不敢开枪，就越锄越靠前，把全村群众都带动起来，将堡垒前的地全锄完。这时，堡垒上的敌人被我们围困不敢乱动，可是贾庄的特务队仍常来给堡垒上的敌人送水送粮，还乘机抓人、抢东西，杨善太拨工组的青年立即变成爆炸组，把地雷埋在村头的三叉路口上，一连炸死六七个日本鬼子，炸得鬼子不敢上大道上来。从春天开始，杨善大拨工组创坡、送粪、播种、锄苗、拔草、收麦都是拨工，从未间断，他们六个人种了五十九亩平地，二十九亩半坡地，还开生荒地十二亩，平均每亩地上粪二十多驮。前几年每亩地才打二三斗粮，一九四四年平均亩产达六斗五升。此外，他们还利用农闲跑运输，先后赚了一千八百元。从杨善太拨工组的生产情况，即可见群众的劳动热情及千方百计种好地的勇敢斗争精神。
我和地委、专署的领导同志为了总结和推广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抓了井陉县井沟村劳动英雄印吉子和该村拨工互助这个典型，取得了一定成效。井沟是井陉城北十六里的一个行政村，全村包括四个自然村、十二个庄子，散居在一条宽五里、长十五里的山沟里，有居民一百三十六户、六百二十人；全村有耕地一千六百六十三亩，其中旱地一千三百五十一亩，坡地三百一十二亩，平均每人二亩七分地。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贫脊，加之日、伪军的摧残，有百分六十以上的人家常年缺粮；一九四三年敌人“大扫荡”时又遭受大祸，全村被烧毁房屋三百零三间，农具损失一千一百多件，粮食、菜蔬也被敌人抢掠、糟踏许多，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一九四四年开春，该村抗联主任印吉子领导群众互济互助，度过春荒。他看到四户群众已断了炊，虽然自己也吃不饱，仍带头捐出三升玉米救济这四户特困户。在他带动下，全村共捐出二石谷子、一石五斗细糠，一千斤罗卜、十斤罗卜干和三十元钱救济了这四户特困户。同时，他把木匠、铁匠组织到拨工组来，修盖好四十多间房子，使各家都有住处，并打出二百九十九件农具，使所有劳力都有镢、锹、镰等农具使用。接着，印吉子把全村劳动力都组织起来，分成了四个拨工队、三十六个拨工组，二百六十四人（占全村劳动力百分之六十七，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全村按不同季节实行男女老少大拨工，人力、畜力一起参加拨工，调动了全村的劳动积极性。全村共种地二千零六十亩，比一九四三年开荒、扩种三百多亩，收成粮食一千二百零九石，比上一年多打粮食二百八十二石，许多农户比上一年多打一倍的粮食。由于生产的发展，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往年全村有七十多户挨饿，要依靠政府救济，大生产运动后，绝大多数有吃有穿，只有三户因偿还借粮，第二年春荒时粮食不够，印吉子就组织这三家参加冬季生产，编筐子挣钱，困难也解决了。拨工互助大生产给全村带来好光景，秋收后，十月二十二日，全村进一步组织了综合性大合作社，把全村四个拨工队、两个消费合作社和铁匠、木匠组共五百多人都组织起来，拥有羊一百二十九只，纺车二十四架，织布机一台，木匠组、铁匠炉、锅匠炉各一个，资金十九万一千八百余元。这种综合性合作社象是我们建国初期初级合作社的雏形。这样组织起来，使拨工互助常年化经常化。印吉子的工作成绩很大，当选为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被选出席十二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
我们在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中，也重视发展农村副业和运输、运销业，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群众的生活。井陉县政府就拨出过五十万元无息副业贷款，给群众作为发展喂猪、养羊、纺纱织布、荆条编筐和运输的资金。平山县原有纺织土布的生产基础，由于敌人的破坏，交通运输受阻，原料缺乏，销售困难，纺织业逐渐萎缩。大生产运动后，县供销合作社便发放贷款恢复纺织业，很快便使一万八千余架纺车、三千余台织布机运转起来，一个冬闲季节就织出土布一万正。随着纺织业的恢复，运输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二月，平山县白石庄遭到敌人的“扫荡”摧残，全村只剩下五头牲口，耕地的畜力已很困难，更无力搞运输。在大生产运动开始时，政府贷款让他们添置九头牲口，由村干部李正安带头组织运输队，仅九个月时间，全村牲口就增加到五十六头，净得运输费三十五万元。同时，运输队组织拨工，比过去多种麦子二百八十二亩，更由于牲口的增加，肥料充足了，拨工组精耕细作，全村秋季获得丰收，比一九四三年增产粮食一百一十大石，不仅补偿了敌寇破坏造成的损失，而且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四分区东南部平原地区的燃料，历来依靠井陉煤炭供给，抗战爆发后，由于日、伪军抢占井陉煤矿，不能大量输入，煤价昂贵，群众燃料只好靠庄稼秸秆和砍伐树木，甚至有的因无薪柴而采烧正在田间生长的高粱、玉米青叶，致使平原地区的秸秆大部不能用于沤粪，肥料奇缺，产量也因之锐减。部队和机关、学校的燃料也成大问题。相反，在本区平定县则煤产丰富，当地群众以下小煤窑采煤运炭为生的入很多，但这几年来在敌人封锁下，运输困难，煤炭销路迟滞，工人大批失业。我们地委、专署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设立煤炭转运公司，运销煤炭，从而解决了平原地区的燃料及平定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运销，还带动了沿线三百里长各村运输业的发展，增加群众收入，而且平原地区压绿肥的数量大大增加，又提高了粮食产量，此举可谓造福群众，皆大欢喜。
民兵和以民兵为基础的游击队是一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武装组织，是子弟兵的有力助手。他们人多，分布面广，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协同部队作战，劳武结合。但一九四三年反“扫荡”斗争中，由于缺乏经验，民兵储备粮食少，群众既要保证子弟兵的供应，又要供应民兵、游击队的战粮，负担过重，往往供应不上，有的民兵、游击队因缺少战粮，经常挨饿。接受这个教训，我们地委、分区认真贯彻军区关于通过大生产解决民兵战时用粮问题的指示，动员民兵劳武结合、自力更生解决战粮问题。易县龙华民兵提出：“一手镰刀一手枪，要把田地当战场，自己种的自己吃，不让鬼子逞凶狂！”
阜平民兵提出：“一手农具一手枪，战斗英雄要变为劳动英雄，游击小队变为拨工队”；有的还提出：“现在多劳动，战时不挨饿”的口号，展开了战斗和生产的竞赛，各地民兵、游击小队在战斗行动比较频繁的情况下，仍挤出时间进行集体劳动，生产自己的战粮。他们生产的办法很多，有的开荒、修滩地，有的向群众租地、包工，有的打柴、搞运输。阜平、平山等县成绩较大，从上报的统计数看，阜平民兵开荒二千零二十六亩，修滩地一百零七亩，种旱地六十四亩，收粮食一千零七十二石，山药一万五千斤，此外，打柴六万五千一百多斤，得款二万六千六百多元，搞运输和包工得款一万三千四百多元。平山民兵开荒二千二百四十七亩，收粮一万二千七百多斤，搞运输和包工得款八万七千四百多元，基本上解决了战粮问题。《晋察冀日报》为此发表了消息，并配发了“短评”，肯定解决民兵战粮“阜平、平山作得最好”，同时强调指出：“民兵战粮问题是民兵建设中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得到适当解决，不仅是直接巩固了民兵的战斗力，并且减轻了人民负担，使人民对民兵更加拥护，群众武装的胜利保障也更为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