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将目光投向那遥远而模糊的远古，经过一番认真搜寻，最后的视点不得不凝聚在周文王身上。他的身影投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屏幕上，实在是太高大太突出了。当我以他为起点，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政治与文化经过一番梳理之后，不得不慨然叹道，周文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深了，这种巨大与深远常在我的心头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惊之感！
在政治上，周文王所奠定的西周政体是为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集权之先声，前此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来看看《周易》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巨大改变。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书，它的文化基质为术数、为巫术，是中国巫术文化智慧的结晶，是第三期人为巫术的代表与象征。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周易》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奉若神明，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仍未在整体上有所突破与超越。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几千年来就一直笼罩在一股浓厚的“巫气”之下。这股“巫气”掺和在空气中，渗透在土壤里，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强大的浸润与影响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巫术，说到底，是愚昧的象征。它的社会功能，就在于能使无助、绝望、痛苦的人们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幻的满足。巫术与宗教的文化之根，都源于贫瘠的土壤之中，都信奉神灵，崇尚奇迹，透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有着一定的禁忌与戒律，给痛苦的心灵以缓释与安慰等等。但是，它们又有着截然的不同。
巫术是宗教与科学的前奏。当巫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时，人类在慢慢成熟的过程中将会发现，占卜占筮之类的巫术在生产与生活中并非万能，它们常常失败“流产”，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于是，就由无条件地信奉过渡到无法释怀的疑惑，必然面临着一场新的抉择，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创立宗教，彻底皈依于神；二是从巫术的神秘氛围中走出，以理性战胜愚昧，走向科学的征途。
然而，中华古代的文化智慧之路，却出人意料之外，既没有实现巫术向宗教的转化，也没有步入充满理性之光的科学之路。一个我们毋庸讳言的事实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教智慧与科学智慧都不怎么发达。
原因何在？其根由就在中华巫术特别是《周易》之中。以《周易》为象征的中华第三期巫术，是天启与人为的结合，是神人的智慧结晶。六十四卦是圣人的创造，同时又是天神的启示。《周易》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了一套自在自为的系统，既非后天所能企及，也非后人所能改造，它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似乎已经穷尽了人类的方方面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人神共创的可以囊括一切的神秘“宇宙”。
《周易》，是人对神的一种信赖，凡是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把握、无法控制的事物，都可向冥冥之中的上苍诉求祈祷；同时，它又是人类自主意识的一种体现，希望摆脱神灵的束缚，获得人的思想与行为，进入自在自为的状态之中。它是先民的一次瑰丽的童年梦幻，又是一道东方式的文明曙光。
《周易》的巫术境界，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既没有人类可以完全托付的异己神灵，也没有完全站立的人类本体。既信仰神又要推开神，既依靠自己又要跪拜神。人与神，已经不可分离，似乎融于一体了。而宗教的文化素质，就是严格地实行“神人相分”与“神人对立”，人就是人，神就是神，是两个无法“合一”的异体，神灵高高在上，人不能对其产生怀疑，更不能拒斥，只有无条件的皈依与服从；在科学中，既没有巫术的“天人合一”，也没有宗教的异己神，人类不论渺小也罢，高大也好，他们只相信自己，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努力创造一个充满了“人气”的世界。
《周易》既没有为宗教，也没有为科学提供充足的空气、土壤与养料。而后人们对《周易》又是那么奉若神明，因此，中华巫术也就没有完成向宗教或科学的转化。普通民众对《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实用性”。《周易》的原质是一部占筮之书，当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个劲地占卜自己的出狱之日。后人待《易》，大多也从实用的目的出发，有关婚丧嫁娶、动土出行、耕种收获等生产生活行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人们的眼光只注重、讲求“实用”，根本不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超越。《周易》的这种实用性又被后来的孔子所看重、利用，这样一来，国人便几千年来一以贯之地停留在“实用理性”的层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脚下，也就无法在纯粹的思想与真正的科学方面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发展了。
中华民族淡于宗教，只有以礼为核心的伦理准宗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只有以实用为目的伪科学。于是，中国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谓的做人，必须按照孔老夫子教导的一套“准则”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严格执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圣人、祖宗这样的“准神”。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于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有着广大的“市场”。
没有神灵之光的普照，没有科学之光的闪耀，《周易》长期笼罩着的，就是一股浓得难以化解的东方式神秘主义。
周文王在他所处的时代、被囚禁在一块屁股大小的地盘推演《周易》时，受到了无可克服的时空制约，他面对许许多多无法看清的事物、难以窥其底蕴的“黑洞”、怎么也打不开的“黑箱”，他无法解释，无法洞照，无法厘清，只有祈求神灵、凭借直觉、依靠灵感、借助神秘了。只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神秘像团不散的阴云一直纠结盘旋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压抑得几乎让人抬不起头来：源于《周易》的老子哲学，其核心“道”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国粹中医的哲学基础五行学说、诊断方式望闻问切及针灸、用药等是无法明晰的神秘；各种并非宗教的教派如太平道、五斗米教、白莲教、义和拳一直到今天的各种功法——包括曾经风靡中华大地的气功，一脉相承着的都是“神秘”二字；君主治国、官宦治民采取的政治手段与政策方略，全是神秘的“黑箱”操作，没有半点透明性可言，老百姓万难窥其堂奥；不少历史发明与发现也因“不可传与外姓外宗”等种种神秘因素而失传……国人似乎对神秘有着一种特殊的癖好，仿佛越神秘，就越伟大，就高人一等，就笼罩了一层炫目的光圈。然而，神秘却与迷信、狭隘、愚昧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厘清神秘的纠结，不能揭开神秘的面纱，不能廓清神秘的笼罩，就无法透明，就无法民主，就无法建立一个现代性的法制社会。
不仅如此，《周易》对国民心理素质、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周文王在《易经》中构筑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无可更改，今后也不可能有所改动。这一凝固的卦爻符号就是一个浓缩了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它对应着我们所置身的宇宙。后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删除一些相应的卦辞与爻辞，也就是说，《易经》已将一个完整的宇宙构建好了，后人所能做的，只是“装修”，做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与创造性就这样于无形中固定、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之中了。中华古代几乎每门学科一旦诞生，就已经大功告成，后人只能干干“填空”之类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时，国人对创建与构建完整的体系似乎没有多大兴趣，中华古代的所有自然、社会学科，似乎都不讲究庞大、严谨而完整的系统性，这与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创造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带来的限制与束缚不无关系。
《易经》所创造的“宇宙”也真像一个“魔筐”，似乎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有了。即以现代文明的一些科学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的六十四个DNA密码符号，“凡事皆变”的观念完全适用于原子与亚原子世界的规律，一阴一阳的二进制引发微积分的发明使得计算机的创造成为可能……其实，它们并非依据《周易》文本或通过它的占筮之法推导而来，而是西方的科学家发明之后，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种对应与观照，是一种典型的“马后炮”。可是，国人却长期陶醉于此，以为中国传统文明真是无所不包，我国古代社会简直无所不有，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所谓天朝心态，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种空想的基础上将自己拔高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总是想着万国朝仪，瞧不起别人，而自己又无所创造无所贡献。
人们借助《周易》，通过它可以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人与事，达到求神不如自求的功效，于是，也就俨然自以为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神灵，可以达到神灵的境界做一些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人们运用《周易》的实用目的，就是趋吉避凶，表现在生死观上总是执著于生。《周易》大传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论语》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于是，也就流连于生的快乐，忌讳死的悲哀。执著于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坚韧，也有对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观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国人特别是在农民心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其严格的定位，构成它的基本“元素”只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阴爻－－，阳爻－。可它们在不同的卦爻之中，所产生的意义、所发挥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在《周易》文本中，占筮的吉凶结果如何，往往与爻的位置密切相关。比如乾卦的九五爻，经过《周易》大传一番伦理解说，就成了历代帝王的“专利”——封建帝王有着直薄青天的“九五至尊”。因此，《周易》大传《系辞》篇一开头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后来就有了孔子的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及尊卑有序、贵贱有位。于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讲究定位与归位，每人都有他的等级、圈子，不可僭越躐等。
《周易》中多次讲到“中”，强调“中”，对“中”抱有一种崇拜兼审美的态度，于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伦理范畴，乃至我们的国家也被称为了“中国”。即为中国，也就以为真的居于天下的中央与中心了。对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国论》一书中写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这种居中的观念，对中华古建筑布局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中华民族的图腾之物——龙，这一从未有过的虚构生灵，其文化信息在《周易》中也有记述，如“潜龙”、“见龙在天”、“飞龙在天”、“云从龙”等等。《周易》中所说的龙，是古人对自身生殖崇拜而创造的一种巫术兆象，是由云、雨、雷、电等自然天象的一种揉合与融汇。在此基础上，才慢慢发展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龙的具象——“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举了，《周易》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变了古代的文化发展轨迹，它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远古的巫术智慧之果在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后人三千多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对《周易》的诠释与解说行为，无疑是对这一势能的凝聚、助长、增加与强化。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一些、客观一些，将《周易》放在整个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观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周易》不过是中华古人认识、切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种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态下的产物。这一独特的认知方式只能适合于某一时代某一空间，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对话与融合中发展并存，才是《周易》应有的最佳坐标。
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华夏文明也是一种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颗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青涩与遗憾。早熟也是一种“透支”，其代价必须由后人来偿付。我们是该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如果换一个角度，是否可以说《周易》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呢？对此，我时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脚下这块广袤的土地、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给决定了，这是我们站在今天反思历史、开拓未来的一个不容忽视且无可更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