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阿瑟公园的水塔脚柱上，被喷了一圈一圈的蓝色花纹，很别致，像给脚柱穿上了针织毛袜。公园里空空荡荡。这是娜塔莉·肯尼最后一次被目击出现的地方。棒球场上尘土飞扬，沙子黏在我喉咙里，味道像泡了太久的浓茶。林子边缘一带，草长得特别长。我很意外居然没有人下令割除这些杂草，看来杂草的下场不像缠住安的乱石那么凄惨。
中学的时候，大家周末都会约在阿瑟公园碰面。我的初吻就在这里，那年我十三岁，对方是橄榄球员，他随时都在嚼烟草，那股烟味带给我的冲击，远远大过于那个吻；我吐在他的车后面的酒桶里，秽物跟酒桶里的切丁水果一起载浮载沉。
“詹姆斯·卡比西来过这里。”我转过身去，看到一个约莫十岁、留着平头的金发小男孩。他手上握着一颗有细绒毛的网球。
“詹姆斯·卡比西是谁？”我问。
“他是我的朋友。他看到她抓走了娜塔莉。”小朋友说，“他看到她了。她穿着睡衣。他们在玩飞盘，飞盘掉进林子里，娜塔莉去捡，结果就被抓走了。她本来是要抓詹姆斯的，可是詹姆斯说他要待在棒球场上，所以娜塔莉跑到林子那边。詹姆斯待在这里，因为他想晒太阳。詹姆斯不能晒太阳，因为他妈妈有皮肤癌，可是他还是想晒太阳。他以前都会晒太阳。”小男孩拿起网球往地上砸，扬起了地上的尘土。
“他现在不喜欢晒太阳了？”
“他现在什么都不喜欢了。”
“因为娜塔莉吗？”他没好气地耸耸肩。
“因为詹姆斯没鸡鸡。”小男孩用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突然球就砸了过来，很用力，砸在我的屁股上，弹开了。
他扑哧一笑：“对不起。”说完急急忙忙跑去追球，还耍帅飞身扑到球上，捡到之后一跃而起，用力一扔，球弹得半天高，大约有三米，接着大反弹了几下，然后就越弹越低，越弹越低。
“我刚才没有听得很清楚。你是说谁穿睡衣？”我盯着一弹一弹的网球。
“抓走娜塔莉的女人。”
“等等，什么意思？”我听到的版本是娜塔莉跟朋友在公园玩，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回家，最后剩下娜塔莉一个人走，在短短的回家途中遭人绑架。
“詹姆斯看到那个女人抓走娜塔莉。那时候只剩他们两个在玩飞盘，娜塔莉没接好，飞盘飞到林子里，然后那个女人就把手伸出来把她抓走了。然后她们就不见了。然后詹姆斯就跑回家，然后他就再也不出门了。”
“那你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去他们家找他，他告诉我的。我们是好朋友。”
“詹姆斯住在这附近吗？”
“詹姆斯去吃大便。反正我今年要去外婆家过暑假，在阿肯色州，比这里好多了。”小男孩拿起球扔向棒球场周围的铁网，哐啷啷，球卡住了。
“你住在这里吗？”他踢着地上的沙。
“嗯，我以前住在这里，现在不了。我来找朋友的。”我又问了一次，“詹姆斯住在这附近吗？”
“你是高中生吗？”他的脸晒得很黑，好像玛丽安小时候。
“不是。”
“大学生？”他的下巴沾到口水。
“再大一点。”
“我要走了。”他往后退，一蹦一跳地走了，走到一半顺便把球从铁网上拔出来，好像在拔蛀牙一样，接着转过头来看着我，神经兮兮地扭了扭屁股。
“我要走了。”他把球往街上一扔，不偏不倚砸中我的车，“吭”地好大一声，然后就追着球走了。
我在风谷镇唯一一家连锁便利商店里翻阅电话簿，我们镇的电话簿跟杂志一样薄，一下就翻到卡比西他们家。我在保温瓶里装满草莓汽水，开车到荷姆司街3617号。
卡比西家在城东的边角上，那里都是一堆破屋，房租很便宜，两室一厅。这片的居民大多在附近的养猪场工作，这家养猪场属于私人经营，供应全美百分之二的猪肉。在风谷镇随便找个穷人来问，十之八九都在那里做事，穷人的爸爸以前也是在那里做事。养猪场负责养也负责杀，养的那边倒还好，小猪仔打包、装箱，母猪受孕、圈养、猪粪清理、打扫。杀的那边就可怕了。有人负责装卸猪，把猪赶到走道上电击；有人负责抓住猪的后腿，铐上脚镣，手一松，猪倒吊挂高，一边踢腿，一边哀号，接着屠刀割喉，血溅四处，稠得像油漆，洒在瓷砖地板上，最后扔进热水槽汆烫。场里尖叫声不辍，那凄厉的哀号跟金属的声音一样刺耳，逼得人人都戴着耳塞。大家白天在无声的愤怒中工作，晚上则跑去喝酒、玩音乐，吵吵闹闹。养猪场附近的酒吧“席拉家”，菜单上没有猪肉，只供应鸡柳条，这鸡想必也是在同样破败的镇、同样愤怒的工场里被宰杀的吧。
既然都说了这么多，干脆就说完吧，其实这家养猪场是我妈的，她每年获利大约一百二十万美元，运营的部分就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卡比西家的阳台上，有只公猫喵呜喵呜地叫，我朝房子走去，听见屋里传出脱口秀节目的声音。我叩了叩门，干等。一只公猫跑到我腿边磨蹭，我隔着裤管都可以感觉出它凹凹凸凸的肋骨。我又敲了一次，这次电视关了。公猫钻到阳台的秋千底下，喵呜喵呜叫着。我用指甲在左手掌心上写着“喵”，然后又敲了一次。
“妈妈？”窗口传来小孩子的声音。
我走向窗口，透过积满尘埃的纱窗，我看到一个瘦弱的小男孩，他有一头乌黑的卷发，眼睛很大。
“哈啰，对不起吵到你了。你是詹姆斯吗？”
“你想干吗？”
“嗨，詹姆斯，对不起，打扰你看电视了。节目好看吗？”
“你是警察？”
“我是来帮你揪出伤害你朋友的坏人。可以跟你说说话吗？”他没有跑开，伸出一只手指，在窗台边上画来画去。我退到阳台另一边的角落，在秋千上坐下来。
“我叫卡蜜儿。你朋友把你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我了。他是一个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剃得很短。”
“阿迪。”
“原来他叫阿迪。我在公园里碰到他，就是你和娜塔莉一起去玩的那座公园。”
“她把娜塔莉抓走了。大家都不相信我。我才不害怕呢，我只是必须要待在家里而已。我妈妈得了癌症，她生病了。”
“阿迪也这样说。我不怪你。我这样突然跑过来，希望没有吓到你。”他用长长的指甲刮着纱窗。
喀喀喀喀，听得我耳朵发痒。
“你长得跟她不像。如果你长得跟她一样，我就要报警，我就要拿枪射你。”
“她长什么样？”
他耸耸肩。“我早就说过了。说了一百遍了。”
“再说一次。”
“她很老。”
“跟我一样老？”
“跟我妈一样老。”
“还有呢？”
“她穿着白色的睡衣，留着白色的头发。她全身都是白色的，但不是鬼。我就跟大家说了她不是鬼。”
“她有多白？”
“像从来不出门那么白。”
“然后她趁娜塔莉在树林旁边捡飞盘的时候，把娜塔莉抓走了？”我哄着他，像我妈在讨好帅气的侍者。
“我没有骗人。”
“我知道你没有骗人。她趁你们在玩，把娜塔莉抓走了？”
“而且非常快。”他点头。“娜塔莉跑到草丛里找飞盘。然后她就从树林里走出来，看着娜塔莉。我比娜塔莉还要早看到她，但我没有害怕。”
“哇。”
“她抓住娜塔莉的时候，我本来也不害怕的。”
“然后你就害怕了？”
“才没有。”他越说越小声，“我才不怕。”
“她把娜塔莉拉过去，好像在抱她，然后抬起头看到我，凶巴巴地瞪我。”
“她瞪你？”
“嗯，她还对着我笑，我想可能没什么事。她什么也没说。然后她突然就不笑了。她把一根手指头放在嘴唇上，要我安静，然后就跑进树林里去，把娜塔莉带走了。”他又耸一耸肩，“这我之前通通都讲过了。”
“讲给警察听？”
“先讲给我妈妈听，后来又讲给警察听。我妈叫我讲的。可是警察不理我。”
“为什么？”
“他们觉得我在骗人。但我才没有说谎，谁会说这么笨的谎。”
“娜塔莉被抓住的时候有没有怎么样？”
“没有。她就站在那里。我觉得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看过长得跟那个女人很像的人？”
“没有。我说过了。”他往后退，离开纱窗，回头望向客厅。
“好吧，很抱歉打扰到你了。也许你该多找朋友来家里玩，跟你做伴。”他又耸耸肩，还开始咬指甲。“到外面走走可能会更好。”
“我不要。反正我有枪。”他往后一指，一把枪横在沙发扶手上，旁边是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天啊！
“詹姆斯，你确定你要把枪放在那？你不是真的想要开枪吧？太危险了。”
“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反正我妈也不管。”他第一次注视我的眼睛。“你很漂亮。你的头发很漂亮。”
“谢谢你。”
“我要走了。”
“嗯。詹姆斯，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在照顾自己啊。”他故意叹了口气，离开窗边。一秒后，电视机又呱啦呱啦响起来。
风谷镇一共有十一间酒吧。我挑了一间我从来没去过的：“感应”酒吧。这间店在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一定红透半边天，墙上有之字形的霓虹灯管，酒吧中央还有一座舞池。我一边喝波旁威士忌，一边胡乱地写下今天的笔记，这时，堪萨斯大牌警探在我对面坐下来，他坐在一张有靠垫的椅子上，哐啷哐啷地摇晃桌上的啤酒。
“我以为记者未经允许，不得采访未成年儿童。”他扬起嘴角，灌了一口啤酒。一定是詹姆斯妈妈打的电话。
“如果警方拒绝外界深入了解搜索行动，记者就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我没有抬头看他。
“如果记者将搜索行动事无巨细地摊在芝加哥的报纸上，警方根本无法工作。”老把戏。我继续写我的笔记，纸张因为玻璃杯上凝结的水珠，浸得湿湿的。
“那换个方式吧。我姓劳尔，名理查德。”他又灌了一口酒，咂了一下嘴巴。“你可以拿我的姓开玩笑，可以变好几种花样。”
“真有趣。”
“像是老二啊、牢厄啊。”
“好好好，我懂了。”
“你姓卜蕾，名卡蜜儿，在大城市混出名堂的风谷镇女孩。”
“没错，就是我。”
他又展现出迷死人不偿命的微笑，还伸手拨了一下头发。没戴结婚戒指。我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这种小事来了？
“这样吧，卡蜜儿，我们就私下和解怎么样？看看效果如何。至于卡比西小朋友的事，我想我就不多费唇舌教训你了。”
“你没什么好教训的。警方为什么要排除娜塔莉诱拐案唯一一位目击者的证词？”我拿起笔，让他知道我在采访。
“谁说我们排除了？”
“詹姆斯·卡比西。”
“哇，好棒的消息来源啊。”他大笑。“不如就让就我透露一点消息给你吧，卜蕾小姐。”他学维克里学得惟妙惟肖，甚至假装手上戴着粉红金[1]的戒指，在那里默默转动着。“十岁的小男孩知道什么内情？尤其是这种还在侦破中的案件，就算我们相信他的说辞，也不会让他知道。”
“你们相信吗？”
“无可奉告。”
“一般来讲，如果已经清楚凶手的长相，就应该公告出来让附近的居民知道，要大家提高警觉。但你们没有这么做，我想应该是已经排除他的说辞了。”
“还是无可奉告。”
“我知道安·纳什没有遭到性侵害。”我继续追问，“娜塔莉·肯尼的情况也一样吗？”
“卜蕾女士。我目前无可奉告。”
“那你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这个嘛，第一，我知道你前几天花了很多时间，也许还是上班时间，跟我们的警察在局里做笔录，向警方提供你的说辞，详细说明发现尸体的经过。我想好好谢谢你。”
“我的说辞？”
“每个人记得的都不一样，说辞也不一样。”他说，“譬如，你说娜塔莉的眼睛是睁开的，鲁萨尔夫妇却说是闭起来的。”
“无可奉告。”我回敬他。
“跟小吃店老板相比，我倾向接受女记者的说辞。”劳尔说，“但我想知道你有多确定。”
“采访结束。现在告诉我，娜塔莉·肯尼有没有遭受性侵害？”我把笔放下。
他坐着，沉默了一秒，旋转啤酒瓶。
“没有。”
“我很确定她的眼睛是睁开的。但你不也在场？”
“是没错。”他说。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我的说辞嘛。那第二是什么？”
“什么？”
“你刚刚说，‘第一……’”
“哦，对。呃，第二，我想跟你说话，坦白说，嗯，你应该喜欢别人跟你坦白吧？坦白说是因为我非常需要跟这个镇以外的人聊一聊。”他的白牙闪现，“我知道你也是风谷镇出身的。我不懂你怎么有办法住在这种地方。我从去年八月就在这个镇上来来去去，简直快要疯了！也不是说堪萨斯就是什么繁华的国际都市，但至少那里有夜生活，有……文化……某种文化。有人群。”
“看来你混得不错啊。”
“是啊。但我现在又得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了。”
“没错。”我用笔记本指着他，“那么，你有什么高见呢，劳尔先生？”
“是劳尔警探，谢谢。”他再度露齿而笑。我一口喝干杯子里的酒，继续咬被我咬烂的鸡尾酒吸管。“卡蜜儿，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我哐啷哐啷晃着酒杯，点点头。“波旁酒，不加冰。”
“好。”
趁他在吧台，我用圆珠笔在手腕上潦草写下劳尔两个字。他回来时端着两杯野火鸡威士忌。
他对我挑眉，“我建议我们随便聊聊，就像一般人那样。我真想好好聊个够。比尔·维克里根本不想理我。”
“看来我们的处境相同。”
“很好。听说，你是风谷镇出身，现在在芝加哥的报社工作。《先锋报》？”
“《每日邮报》。”
“没听过。”
“很正常。”
“那么确定？”
“随便啦，无所谓。”我没有心情跟别人装熟，甚至我连怎么装都不记得了。我们家就我妈最会跟别人闲聊，连每年只来扑杀一次白蚁的工人都会寄圣诞卡片给她，里面满满都是殷勤的问候。
“你不抛话题给我，我很难接下去，卡蜜儿。如果你想赶我走，我这就走。”我的确没有找话给他接。他长得实在很顺眼，声音听了也很舒服。他不是风谷镇人又怎样？
“对不起，怠慢了。我想重新融入这个镇，可是不太顺利。采访这种新闻更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你多久没回来了？”
“好几年了，确切来讲是八年。”
“但你家人不是都还住在这里？”
“哦，对。他们是热爱家乡的风谷镇人。我想他们比较喜欢外人这样认为，我是在回答你今天早上的问题。”
“啊，谢啦。这里的人都那么好，我可不想得罪人，或者说不要再得罪人了。你爸妈很喜欢这里？”
“嗯哼。他们从没想过要离开。朋友太多、房子太棒、理由太多。”
“这么说来你爸妈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一群熟人在附近的包厢坐下来，都是男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希望他们没有看到我。
“我妈是。我继父是田纳西人，婚后才搬过来的。”
“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三十年前吧，我想。”我刻意喝得慢一点，免得超越他。“那你的亲生父亲呢？”
我抛给他一个微笑：“你在堪萨斯长大的？”
“对。从没想过要离开。朋友太多、房子太棒、理由太多。”
“在那里当警察……好吗？”
“可以见识大场面，见多了，至少不会变得像维克里那样。我去年办了几件大案子，大多是谋杀案。还有个男的，他屡次攻击堪萨斯市的妇女，最后终于落网。”
“妈啊。”
“我们将他移送法办，他被判刑三十年。中年人，跟妈妈同住，靠卖酒维生，指甲缝里残留着上一位受害者的咽喉组织，而攻击事件已经是十天前的事了。”我分不清他是在悲叹歹徒无脑，还是卫生习惯不好。
“哦。”
“后来上级派我来这里，虽然地方是小了一点，但倒是有不少一展身手的机会。当初维克里打电话来的时候，事情还没闹得那么大，所以上级指派我这种不上不下的角色。”他笑了笑，带有自暴自弃的味道。“后来谁知道升级成了连环凶杀案。他们虽然表面上还是交给我来办，私底下却祈祷我不要搞砸。”他的处境听起来似曾相识。
“想不到意外休了个长假，竟然是因为出了那么可怕的乱子。”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你也懂的。你在芝加哥跑哪一线新闻？”
“我专门负责刑事案件，差不多就是你看到的那些垃圾：虐待、强暴、谋杀。”我想让他知道，我也见过惨不忍睹的画面。很蠢，但我就是忍不住。
“这么说来我们都看过一些阴暗面。”理查德说。
“是啊。”我摇晃杯子里的酒，无话可说。
“很遗憾。”
“我也是。”他端详我。这时酒保将店里的灯光调暗，酒吧摇身一变为夜店。
“我们说不定偶尔可以一起去看场电影。”他讨好地说，好像只要到影城看场晚场电影，所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再说吧。”我将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再说吧。”
他拿起身旁的空啤酒瓶，把上面的标签撕下来，平整地贴在桌子上。那很难清理的。我敢说他一定没在酒馆打过工。
“嗯，理查德，谢谢你请我喝酒。我该回家了。”
“跟你聊天很开心，卡蜜儿。要不要我送你上车？”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
“你有办法酒后开车吗？放心，我已经卸下了警察的身份。”
“我可以。”
“那好。祝你有个好梦。”
“你也是。下次，我一定要挖出一点新闻来。”
我到家的时候，亚伦、我妈爱多拉、我妹艾玛都聚在客厅，我看了心头一惊，好像以前玛丽安还在的日子。妈搂着艾玛，两人同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尽管天气很热，艾玛却穿了一件羊毛睡衣；妈手里拿着冰块，敷在艾玛的嘴唇上。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望着我，眼里尽是空洞的满足，接着又垂下眼去，玩弄手里那张从娃娃屋中取出来的光可鉴人的红木餐桌，跟隔壁饭厅的那张一模一样，只是她手上那张只有十厘米高。
“不用担心。”亚伦从报纸后面抬起头。“艾玛只是天气热吹了冷气着凉了。”我听了心头一惊，接着却有点恼怒：我又受到过去的习惯的制约，差点就冲进厨房烧水沏茶，跟以前听到玛丽安着凉的反应一样。我想在我妈身边站久一点，期待她伸出手来搂我。她们两个都没说话。我妈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只顾着跟艾玛挨近一点，在艾玛的耳边呢喃。
“我们克莱林家的人体质都比较弱。”不知道为什么，亚伦的口气好像有点心虚。老实说，我看伍德贝瑞医院的那些医生，大概每周都要跟我们克莱林家的人打一次交道，只要跟健康相关的事，妈和亚伦总爱小题大做。记得小时候，我妈总爱督促我擦药、抹精油，试试某种家庭偏方或一些奇怪的疗法。我偶尔会吞些刺鼻的苦药，但多半都是拒绝。后来玛丽安生病了，病得很重，妈忙着照顾她，就没时间哄我喝什么小麦胚芽萃取液。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一阵剧痛。当年她递给我的那些糖浆、药丸，全被我一口回绝。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感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爱。我突然希望自己当时能随和一点。
克莱林家的人。这里除了我都是克莱林家的人，我孩子气地想着。
“艾玛，你生病啦，真可怜。”我说。
“桌脚的纹路错了。”艾玛忽然大发牢骚，把餐桌举高给我妈看，很气愤的样子。
“你眼睛好尖啊，艾玛。”妈眯起眼睛，看着那张迷你餐桌。“不过不太明显，小乖乖，只有你才看得出来。”
“错就是错了，我不管。”艾玛瞪着那张桌子。“我们一定要退回去。特制还特制错，那还要特制干吗？”
“亲爱的，我跟你保证，一点小错看不出来的。”妈拍了拍艾玛的脸颊，但艾玛却从她膝上站起来。
“你说过会十全十美的，你自己保证的！”她的声音颤抖，泪水一滴一滴滑落。
“现在完了。全都完了。这是要放在饭厅的，饭厅的桌子怎么可以出错。我恨死这张桌子了！”
“艾玛……”亚伦把报纸对折，走过来搂着艾玛，却被她挣脱逃掉。
“我要的就只是这样，我就只求这样，可是你们都不在乎，连弄错了也不管！”她边哭边尖叫，使性子闹脾气，气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艾玛，冷静下来。”亚伦冷冷地说，又想要搂住她。
“我要的就只是这样！”艾玛气得哇哇叫，拿起木桌就往地上砸，木桌哗地碎成了五片，然后又是一阵敲打，把好端端的一张木桌敲成了碎片，然后把头埋进沙发的抱枕里，痛哭起来。
“呃……”我妈开口，“看来不去重做也不行了。”
我退回房间，远离这个可怕的小女孩。她跟玛丽安一点也不像。我的身子仿佛扑进火窟。我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回想如何呼吸，如何让皮肤冷却下来。我身上的伤疤有时候会不听管束，各行其是。
我喜欢割东西，也喜欢剪东西、切东西、刻东西、刺东西。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是有目的的。我的皮肤会尖叫，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字：厨师、猫咪、卷毛、蛋糕。我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写字一样，拿着刀，在身上刻字。我偶尔真的会扑哧一笑。譬如从浴缸出浴，眼角余光瞄到小腿内侧：性感睡衣。穿毛衣的时候，手腕上闪过：有害。为什么是这些词？上千小时的疗程，只换来名医聊胜于无的答案。这些词在一般的印象中通常很女性化，或者是很负面。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我非在身上看到这些字不可，而且不仅要看到，还要感觉到。譬如衬裙，在我左臀上发烫。
我曾在医院住了十二个星期。那家医院专门收容割身体自残的病患，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女性，大多不满二十五岁。我入院的时候是三十岁。三十岁半，微妙的时期。
柯瑞来探望过我一次，还带了黄玫瑰。医护人员先把花刺剪掉才让他带进接待室，花刺封在塑料瓶里——柯瑞说看起来像药瓶，他们把药瓶锁好，等倒垃圾时再拿出去丢掉。我们坐在休息室里，里面全是绒布沙发椅，桌角椅角磨成圆弧形，我一边跟他聊报社、聊他太太、聊芝加哥的新闻，一边用眼睛在他身上搜索，看有没有任何尖锐物品：表链、皮带扣环、安全别针。
离开前，他对我说：“孩子，我很遗憾。”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快哭了。
他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恶心到令人作呕，跑去厕所里狂吐不止，吐着吐着发现马桶后面凸出一根螺丝钉，钉子上面套着橡胶帽，我把橡胶帽扒开，用手掌在钉子上快速摩擦，割出英文I，医护人员把我拖出去，鲜血从伤口喷出来，是耻辱的痕迹。
大家都说忧郁是蓝色的。如果我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日子比长春花还蓝，那我想我会很开心。对我来说，忧郁是小便的黄色，像从马桶冲下去，沿着下水道源远流长的淡淡尿液。
护士给我们的药，有些是用来缓解皮肤刺痛，但大部分则是用来预防大脑失控。我们每两周就要被搜身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带着尖锐物品。我们围坐成一圈接受团体治疗，据说这样能泄愤并治疗自我憎恨。我们学习不要自责，转而将错误怪罪给他人。如果连续一个月表现良好，就能享受全身按摩和丝绒泡泡浴，这是触觉体验课，教导我们触觉的美妙。
我妈是我唯一的访客，我们已经五年多没见了。她闻起来像紫色的鲜花，手上戴着叮叮当当挂满吊饰的手链，我小时候想要一条这样的手链想了好久。我们母女俩独处的时候，她就聊一聊室外树叶颜色的变换，说一说镇上制定新法，规定圣诞灯饰要在一月十五日以前拆除。如果医生也加入谈话，她就一面流泪一面发愁，不时轻轻拍一拍我。她一边抚摸我的头发，一边纳闷我为什么要这样自虐。
我们聊着聊着，难免会提到玛丽安。她已经没了一个女儿了，你知道的，她差点就伤心而死。没想到现在就连大的也蓄意自残（虽然大的总是比较不招人疼）。我跟她过世的女儿南辕北辙，想想看，如果她还活着，现在也快三十岁了。玛丽安拥抱生命，偏偏生年有限。天主啊，玛丽安全心享受生命。还记得吗，卡蜜儿，她连住院时都笑得那么灿烂？
我实在懒得提醒她，不久于人世的十岁小孩，根本什么都不懂，哪个不是笑得如花一般灿烂？但又何必在意呢？跟死者斗是永远斗不赢的。我只希望我的眼泪不要再流了。
[1] 玫瑰金在制作过程中加入铜，颜色呈现粉红色，因此也有品牌称之为粉红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