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病逝

沈阳的冬天,天黑得早,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使人们不愿意出门。思成知道徽因怕冷,把炉子烧得旺旺的,炉子上的水壶,冒着袅袅的白烟。

徽因从小生活在南方,很不适应东北漫长、寒冷的冬季,她常常感冒。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她照常忙于备课、上课,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感冒迁延很长时间不能痊愈,看上去她显得疲惫而虚弱。

令徽因、思成欣慰的是,建筑系的工作渐渐走上了有序的轨道,学生们的进步十分明显。他们商量着,一旦忙出个头绪,就要着手进行古建筑的研究,这是他们做什么都放不下的课题。

1928年12月一个滴水成冰的日子,他们接到了任公病重的电报,思成、徽因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立即赶回北京。

前些天,他们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上的毛笔小楷看上去有些潦草,这在任公的书信中是很少有的情形。

———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10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得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读着这封信,思成、徽因心里很沉。如果不是难受到无法忍受,父亲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因为父亲从来不爱抱怨叫苦。他们只想尽快回到父亲身边,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竟是父亲写给他们的最后一封信。

梁任公两年来进出协和医院,已成平常。这次住院,开始亦未觉异常。住院后,他自恃体质强健,虽然发烧不止,仍然强撑着在病床上赶写《辛稼轩年谱》,谁知这竟是他的大限之期。

几个儿女思顺、思永、思庄、思忠均在国外。思成和徽因回到他身边时,他神志尚清。望着自己钟爱的孩子,他虽口不能言,但面有悦色。

1929年1月,任公舌僵神昏,病势垂危,于19日下午2时15分,溘然长逝,享年57岁。梁任公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临终却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任公家族和社会各界的祭奠和追悼活动持续了月余,思成和徽因作为梁家的长嗣,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大的事件。徽因此时已怀有身孕,在悲痛中与思成一起全力操持着丧事。

全国各地的报纸以显著的位置和篇幅,刊发了任公逝世的消息及逝世前的情形。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追忆先生生平业绩,怀念先生的道德文章。

梁启超先生的溘然长逝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巨擘,其家族和子女的伤痛更是深重。梁启超一生崇拜墨子的人格精神,自号“任公”,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成为晚清及民初学术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曾经寄希望于清廷、寄希望于袁世凯,寄希望于民国政府,却一次又一次地大失所望。最后,他选择了寄终极关怀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的人生选择和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任公的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成就显然与任公的教诲和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