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猝然遇难

徽因和思成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启超原打算让思成回国“尽他应尽的孝道”,没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赶,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梁启超又给思成拍电报,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后事由国内的亲人料理。

每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梁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里,梁家上下无可回避的是:思成的母亲生前一直对徽因这个“现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思成的大姐思顺,在母亲病逝前的半年里,从菲律宾回到国内,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对母亲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顺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8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于李夫人身体不好,长时期以来,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启超都习惯于征求思顺的意见。在失去母亲的悲恸中,思顺不能忘记母亲对思成的放心不下和对徽因的不满。

种种消息和传言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美国。徽因感到别扭甚至难堪。她不能接受自己将要进入的家庭对自己的指责,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不愿意妥协。

徽因从来就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的人,她所有的委屈只能向着思成宣泄。她赌气地疏远思成,和同学外出去听音乐、看歌剧。平时一点点矛盾就可以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他们争执、怄气,说对方最不愿意听的话,然后和好如初,然后又是新的争执。他们消瘦、苍白,寝食难安,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他们都深爱着对方。因为惟有爱,才会让人这样痛苦和无奈。

饱受感情折磨的思成在给亲人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痛苦,他给大姐思顺写道:“———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他希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思成的大姐思顺这时已经回到了加拿大自己的家中,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她痛苦的心情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平静。她爱自己的弟弟,她对弟弟的爱有种近似母爱的感情,她也不忍心看着弟弟受苦。

梁启超视孩子为生命,他得知孩子们感情修复后,欣慰极了。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思顺对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之所在。我在几个月前很怕思成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痛苦和不幸常常是接踵而至。

1925年12月,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猝然遇难,巨大的灾难劈头盖脸地挟裹了徽因。

当时,林长民任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的幕僚长。郭松龄是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过同盟会,投身过辛亥革命。他在东北军鼎新革故,倡办讲武堂、提高东北军的素质,重振了东北军的军威。

1925年,郭松龄集合东北军10万精锐,倒戈反奉。他通电全国,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权,要求张作霖下野,力主消除军阀混战,实现民主政治。林长民投身其中,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郭松龄的队伍在巨流河一带遭到了张学良率领的奉军伏击,林长民中流弹身亡,时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