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点过后，一辆黑色帕卡德轿车顶着滂沱大雨行驶在格兰大道，最后在老西班牙酒店前停下。酒店的玻璃窗盖上了一层雨帘，但阿莉西亚还是看见了两位不请自来的密使，一身灰黑加上一脸冰冷，一如当日的天气。身穿风衣、头戴绅士帽的两人已经下了车。阿莉西亚看了看手表。莱安德罗这家伙连十五分钟都等不及就差遣走狗过来了。三十秒后，电话铃响了，才响第一声，阿莉西亚就连忙拿起话筒。她非常清楚电话另一头是谁。
“格里斯小姐，早安！事情是这样的……”柜台的毛拉扯着沙哑的嗓音说，“有两个秘密警察一样的家伙，十分无礼地打听您的情况，现在搭电梯上楼了。我让他们上了十四楼，万一您想临时消失。”
“谢谢您这样细心替我着想，华金。您今天在看什么书？有趣吗？”
马德里沦陷后不久，华金·毛拉就进了卡拉巴切尔监狱。出狱时已是十六年后，他是一无所有的孤寡老人，当年怀着孕的妻子成功地向教会申请废除和他的婚约，改嫁了一名陆军中校，还替他生了三个孩子，一家人住在郊区的小别墅。第一次的短暂婚姻留下一个女儿拉克尔，成长过程中，她一直以为父亲在她出生前就过世了。某天，毛拉到女儿上班的戈雅街布庄，偷偷躲在店门口看她，她却当他是乞丐，还给了他零钱。从那时候起，毛拉万念俱灰，蜗居在酒店地下室暖气机旁的陋室，夜班和所有能上的班他都愿意上，一遍又一遍读着廉价侦探小说，塞尔塔香烟不离手，日复一日期待着死亡将一切归位，把他带回到一九三九年，那是他应该永远停驻的时光。
“我正在读一本完全说不通的浪漫小说，书名是《绯红长衫》，一个叫马丁的作家写的，是系列小说《诅咒之城》中的一本。426号房的胖子图德拉借我的，他老是在跳蚤市场买些奇怪的玩意儿。书上写的是您的家乡巴塞罗那，说不定您也可以看看。”毛拉说。
“我不会拒绝的。”
“就这么说定了。您要小心那两个家伙，我知道您能保护自己，但他们看上去不太好惹。”
阿莉西亚挂了电话，冷静地坐下，顶多两三分钟，莱安德罗的爪牙就会出现。她敞开房门，点了烟，打算就这样坐在面对房门的扶手椅上等人。眼前的房门外是一条漫长漆黑的走道，尽头便是电梯。走道弥漫着尘土气味，还混杂了老旧木头和残破地毯的腐臭。
西班牙酒店是座始终处于衰败状态的绝妙废墟。兴建于二十世纪二〇年代初期，在马德里的繁华年代也有过风光的巅峰，但在内战后二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座坟墓，无家可归、被人遗忘的灵魂在破旧的酒店房间等死，一次付一周的房费。旅社数百间客房，空房逾半，多年来一直如此。好几层楼已经关闭，投宿的房客有些出身背景骇人，阴森可怕的漫长走道因此常有离奇怪事流传，有时无人按下按钮的电梯，却自动停在面前，数秒钟后，电梯门打开，泛黄的幽暗灯光下，那逼仄的小空间活脱就像沉入海底的邮轮内舱。毛拉告诉她，柜台经常在凌晨接到内战以来就不曾有过房客的空房拨出的电话。接听之后，话筒彼端通常无人应答，唯有一次例外，他隐约听见女子的啜泣声，于是好意问她是否需要帮忙，此时竟换了个低沉沙哑的嗓音回答他：“跟我们一起走吧！”
“所以……从那时候起，我绝对不接午夜十二点以后的电话。”有一回，毛拉向她坦承，“有时，我总觉得这地方就像一种影射，您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这里影射了整个国家。这国家处处沾满了血，我们的双手也是，但大家却忙着用自己的手指责别人。”
“毛拉，您简直就是位诗人，就连犯罪小说也无法抹灭您的诗歌天赋。西班牙就需要像您这样的思想家，才能复兴我国伟大的谈话艺术。”
“您尽管嘲笑我吧，您是拿国家薪水的人，这不算什么。我相信以您的身份地位，一定租得起比这个地牢好的地方。像您这样一位优雅高贵的小姐，不该住在这种地方。人在这里，不是生活，而是等死。”
“我就说，您彻头彻尾就是位诗人。”
“滚！”
毛拉的哲学高论并不是危言耸听，西班牙酒店是著名的“自杀中心”。几十年后，停业多年的酒店终于要被拆除了，听放置炸药的工人说，他们在一些房间的床上或浴缸里发现了死了很久的干尸，其中就有当年的酒店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