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瞬已是五年。相隔五年，我又来到坚田旅馆。我上次涉足此地，适值战火停息的前一年韵春天，正是战局开始紧张的戎马倥偬的非常时期。所以说，五年的岁月流逝了。我觉得，那仿佛是十分迢遥的往昔，又好似近在咫尺的昨天，总而言之，这些日子，我对时间观念顿时生疏起来。年轻时可不是这样。就在上月的解剖学杂志上，有个家伙把我写成矍铄八十翁。可我还不到八十，尚差两年光景呢。但不知怎的，在旁人的心目中，我好象是个老翁。“翁”这个词，有些温暾，我厌恶它。我喜爱“老学究”这个词。我是老学究——三池俊太郎。
观赏琵琶湖的胜地，有三井寺、粟津和石山，此外还有许多地方。但就观赏比良山来说，湖畔虽然辽阔，却胜不过坚田，特别是这灵峰馆内的西北面的客厅，无一处可与它比美。这是旅馆老板引以自豪的。他曾解释说，从这里望去，比良山的姿态最为庄严，所以取之名曰灵峰馆。从这间客厅望去，比良山实在是美。人在彦根，隔着琵琶湖眼望比良山，可见它的连峰蜿蜒向东绵亘，景致固然宏伟壮观。但从这里望去，虽不见那般景致，却能见到数条轮廓清晰的溪涧，悠然地依偎在比良山的怀抱，山脚宽阔地踏在琵琶湖西岸，而且山顶的一部分多被云雾遮掩，其气魄和风格，是普通山上所见不到的，确实是美。
然而，那个老板死后至今，过去了多少年呢？二十年？不，还要多。我因为启介那个事件，第二次到这里来时，他就已经因患中风，口齿不清了。我记得，自那以后不久，也就是过了两、三个月，我收到他命赴黄泉的讣告，当时在我看来，他是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不过，他当时勉强能够算古稀之年吧。我一算计，我比他多活将近十年了。
这个家庭毫无变迁。我初次到此地，是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所以，从我那次坐在这间客厅时起，近五十年岁月不知不觉流逝了。五十年毫无变迁的家庭，也真是少有。如今，继承亡父遗业的儿子，坐在门旁微暗的帐房里，他的姿势，他的神情，都酷似他的父亲。再看这间房子，古旧的壁龛上那帧山水挂图和那尊布袋的牌位，或许完全是当年的东西。我的家则不然，好象天翻地覆，一切都变了模样。从家具、人，到人的脑筋，可以说无一样没有变。岁岁月月都在变，说时时刻刻都在变，也许更为恰当。如此变化的家庭，也是少有的。我把藤椅搬到走廊上，一个小时过后，我就照例改变了坐向，因为实在受不了。
啊！多么悠然自得，这样安然静谧的时光，多少年不曾享受了啊！这就是学者的时光。就这样，我独自坐在藤椅上，观望湖光水色，观望比良山，没有人直盯盯地看着我，看不见一道邪恶的目光，听不到任何感觉迟钝，惹人心烦的话声。倘若想喝热茶，鸣掌唤来女佣就行了。如果你不言不语，直到傍晚也没有人来打扰你，没有收音机鸣响，没有留声机和钢琴声，听不到春子尖锐刺耳的喊叫，听不到旁若无人的孙子们的吵嚷，也听不到近年来变得妄自尊大的弘之的声音。
但是，家里一定闹翻了天吧。由于我突然失踪，家里一定是惊恐方状吧。我近来防备万一，绝不独自出门，而今天出来五个多小时，仍然不进家门，就连春子也慌了手脚。“老爷子不见啦！”“老爷子不见啦！”她会照常嗲声嗲气地叫嚷着，到附近或朋友家里去找我。弘之接到电话，会快步如飞地从公司返回家，他既不愿通知亲戚，也不想去报告警察，这小子就是这样。但话又说回来，他往哪里打电话，也打听不到我的下落。他只能板起面孔，慢腾腾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这小子就是爱操心，也许把我失踪的消息，通知给弟弟和妹妹了。定光兴许从大学的研究室赶回家去，露出不愿因这种事被叫回家的神色。他在我的书房，坐在我的椅子上，愁眉苦脸地喝着茶。京子也会从北野跑回家吧。倘使不出这种事情，定光和京子都不会回家的。不知他们有多忙，不过，哪怕偶尔拎着点心来看看单身父亲，也不会遭报应的。如果不声不响，他们就把父亲忘个一年半载，所以都是不孝子孙。
明天以前，任他们担心好了。我明天中午突然回家，对七十八岁的我来说，也是有自由的，有走出家门的自由，有当今流行的那种自由。既便悄悄出走，也不是坏事。年轻的时候，我常嘴不离酒，走到哪里宿在哪里，事前从不对美沙打招呼。悄悄出门在外三、四天，也未曾有一次象弘之那样，给老婆打个电话。弘之被老婆骑着脖子拉屎，溺爱孩子，娇纵老婆，是个窝囊废。
然而，我明天一踏进家门，免不了要招惹一场纠纷。在定光和京子跟前，春子会存心叫嚷；“这不是吗？照看爷爷，我操碎了心。”她这号人，也许会指桑骂槐地伏在榻榻咪上哭一场。整整一夜，定光和京子都为我担心，他们不能不把愤恨通通发泄出来。我什么也不说，环视一下每人的脸，然后走进书房。弘之会追进来，摆出似乎通情达理的样子，说道：“从今以后，不许干这种心术不良的事，想想您多大啦，考虑考虑自己的年纪吧。您干这种事情，孩子们可受不了，多不光彩呀！爸爸，您是在走歪门邪道。”随便说好了，我是不答话的。我缄口不语，举目凝望挂在墙上的朔尔贝先生的照片，我的视线，久久停留在他那双意味深长的安详的眼睛上。一旦心情平静下来，我就掀开日记本，撰写《日本人动脉系统》的第九章。我提笔写道：
Im Jahre 1896 bin ich in der Anatomie und Anthropolo gie mit einer neuen Ansehauung hervor getreten，indem ich behauptete;……
1898年，我在解剖学和人类学方面，发表了新的见解，引人注目，我主张：
我开始写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这开头的一行字，闪烁着三池俊太郎作为学者的永恒的生命与自豪，谁也不会理解吧。首先，弘之就根本读不上来。他在学校时是念过德文的，健忘到这种地步的家伙也是少有的。定光专攻德文，而且在翻译歌德的作品，所以读还是能读得上来的。不过，他兴许只能读懂歌德的作品。从小时候起，他就有这样的怪癖。他那样研究歌德是靠不住的。对于歌德这个文豪，我始终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他所研究的恐怕是他那种难以取悦的歌德。诗人歌德起码不该是与父母兄妹不相和睦的任性的人。歌德，歌德，他心中只有歌德，重要的父亲干什么他都不知道，这种儿子真叫人为难。日本人动脉系统的解剖学的研究意义，软部人类学的素朴但又重要的工作，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他是莫名其妙的吧。至于弘之，不，何只弘之？就连春子、京子和京子的丈夫也都会以为，我这一行字还不如一百块钱宝贵。尽管如此，他们都利用我就任过学士院委员、Q大学医学系的主任、得过XX奖的社会名望，在人家面前卑鄙地打出我的旗号，这也无关紧要，不过，既然以身为我的孩子为荣，就应该更理解我、珍重我。恐怕要高于他本人。他还祝愿我自重自爱。此生此世，这是我得到的最清冽的赞辞。不过，卡拉奇教授早就离开人世了。我的工作价值，似乎只有佐仓和井口两人懂得，他们两人也是非凡人物，从事过伟大的工作。然而，两个人的名字在学会里消失已久啦。对他们两人的工作，或许也只有我能真正合理地作出评价。
这些暂且不提，我为何突然要来坚田呢？仔细想来，自己也感觉莫明其妙。我是忍无可忍，方才要坐在灵峰馆内西北面的这间客厅里，观赏湖光水色，我是迫不及待，想要观看湖对岸的比良山。促使我这样做的直接原因，虽然关系到一万两千块钱，但实际决非因为这笔钱，不是这样的。
昨天，我向弘之索取那一万二千元钱。那是我卖掉一部分保存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准备印书的纸张而得来的钱。弘之奇怪地板起面孔，他大概认为，他照料着我，眼下生活又困难，所以，把卖纸的钱据为已有，充当一部分生活费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不以为这样。那些纸是用来印刷我的顾名思义的毕生著巨——《日本人动脉系统》的。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我东拼西凑搞到钱，好不容易才把纸买到手。我惟恐遭到战争祸害，托人把纸保存在大学的地下室里。那些纸对我来说是宝贵的，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那些纸与印刷无价值的小说和辞典的纸大相径庭，将用来印刷软部人类学的创始人——三池俊太郎五十年的心血。如果得有机会。是要送到全世界的大学和图书馆去的。但与堆放在那里的纸又不同，我的生命将化作几百万个德语词汇，跃然在那些纸上。
我把钱放进抽屉，不管怎么说，情绪能平定下来，就想着手工作。我从早年起就开始在贫困中生活，但我的心情上，丝毫不觉自己是贫困的。钱虽然要借，可我想买的就买，想吃的就吃，酒天天妻喝。完全坠入贫困境地，还能做学问吗？没做过学问的人是不懂的。
卖纸的事情是我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所以，弘之和春子指望起那笔钱来。倘使我守口如瓶，他们想指望不也枉然吗？
“钱是我的，一分也不许动。”我说。这不是挖苦也不是吝啬，我真的这样想。
“爸爸，你这么做，有点任性吧。”弘之说出这番话来，我心头火起。如果他谦逊一点说：“生活太困难了，爸爸，给通融一部分钱行吗？实在对不起。如果行的话就得救了。”我就会当场改变主意，虽不说给他一半，但五分之一是掏得出来的。
听了这些话，春子也从餐室探出头来，“我说你呀，爸爸讲的对，那是爸爸的钱，还是一分不剩交给爸爸的好。”她改口说道。
“对，是我的钱，没出息，用来给孙子买糖吃，我可不能答应。”听我这样说，弘之直咂舌头。虽然他是我的儿子，竟然如此轻薄，真叫我难以忍受。美沙倘若活着，不会让我这样恼火吧。不过，美沙生性懦弱，一到晚年便开始顺着弘之和春子的性子来，所以也不能作啥指望。但是，这是卖掉工作用纸而得来的钱，美沙对孩子是不会唯命是从的。
事情发展到今天早上，更叫人难以忍受。我在书房正要工作的时候，春子手持一万二千元的钞票走进来，本来把钞票放在桌上就行了，可她却说道：“爸爸，您渐渐喜欢上钱了。”
我不会喜欢钱的。我的七十八岁的生涯，是在清贫中伴随研究度过来的。除学问之外，没有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喜欢钱的话，我就去做临床教授，然后辞职开业，准会变成大富翁。我也就不必在微暗的研究室摆弄死尸，仰仗实业家们的捐助，写本卖不出手的外文书了。春子说的恰恰相反。她错看了我。我居身的环境，是低俗的公司职员家庭，是与学问完全无缘的，而且在当今这种世道下，依靠微薄的工资活命，如果不在抽屉里存一些私房钱，我的心就不踏实，心不踏实就不能工作。我不把养老金作为生活费交给他们，他们总好象不满意。可是，我若把养老金当生活费用，在我这几搞副业的学生的工钱从何处来呢？目前，养老金是我唯一的研究费用。作儿子的指望父亲的养老金，也太无情义了！
我对春子一声不吭。我觉得，即使说一句话，也会玷污舌头。我从她手里接过钱，在她面前用发颤的手气张÷张地数，的确是一百二十张。
“好了，去吧。”我对她说。
我许久地坐在桌前，沏上清茶，不就点心，喝了一碗。这是古萩瓷茶碗，是在我过七十大寿时，一个不明姓名的学生送给我的。那时我不在家，他把茶碗放在门口就不声不响地走了。这个学生也好，这个茶碗也好，我都感到称心如意。我将茶碗慢慢倾斜在胸前，浓绿的小液泡在碗边渐渐地消失。
其后，我举目向庭院望去，在从大门种起的树丛背后，有个身穿寒碜西服的男人，正向大门走去，他的身影我见过两三次了。我也知道，他是大森商店的老板。春子又卖腰带和衣服了吧。衣服是出嫁时带来的，所以卖掉也无所谓。然而，还没困难到卖衣服的境地。如果真的那么困难，叫秀一停止练钢琴好了。十二岁的儿子，本来就没有天资，却花很高的学费让他练钢琴，这成何体统！因此我是多么烦恼啊！音乐是只有天才才拼命搞的东西。让八岁的桂子学习绘画也是这样。这一切全是徒劳的。说是情操教育、情操教育。所谓情操，决非这样培养出来的。不向他们传授宝贵的学问，却谈什么情操教育。
对孙子们的教育功是如此，在缩减生活费方面，还有许多不检点的地方。据说，春子前几天四到条去擦皮鞋，花了二十元。这实在叫人吃惊。然而，弘之非但不加以责备，自己也去京极街口擦皮鞋，被人讨去了三十元，还说那里的人非常客气。四肢健全的夫妻自己不擦皮鞋，竟然去花五十元请别人擦。什么也不用说了。
尽管这样，可她还一个劲地哭穷，说什么生活困难，要卖衣服。真是自相矛盾。如果说丈夫是个酒鬼，喝酒喝穷了，还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研究人与酒，解剖室与酒馆。但是，我喝酒虽说同样是浪费，其缘由却稍有不同。我不会请人擦皮鞋而节制饮酒。即使给人擦鞋，酒也是要喝的。因为对我来说，饮酒是我的欲望，和学问一样，是欲罢不能的希求。
当大森商店的老板打开大门，响起门铃的时候，我站起来换上西服，把小型红十字一等名誉勋章别在西装背心上。这枚勋章是波兰政府赠给我的，也是我最喜爱的东西。我又把要写的第九章的一部分草稿和一本德语辞典装入书包，然后，将那一万二千元塞进口袋，我觉得口袋不安全，所以，我将钱重新塞进内衣口袋。我迈下走廊，穿过庭院，从后门走上街头。也许是因为心情激动，我走路的时候，膝关节咯咯作响。
我缓步而行，来到电车路上，恰巧驶来一辆出租汽车。我叫住了它，向司机询问，到坚田去需要多少钱。我还以为是两百元呢，殊不知这个十七、八岁的司机，竟要我两千元。我不由得心头火起，两只手直发颤。可是，他却显出瞧不起人的神色，扭转方向盘要把车开走，所以我说：“好吧，给我开车。”他就那么坐着，从里面打开车门。过去的司机都是下车来开门的。
汽车颠颠簸簸，身体跟着猛烈摇晃。我想，这怎么能行？便叫司机开慢一些。我换了个姿势，把胳膊挽在前面，收拢双肩，尽力缩小心脏的表面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然后闭上眼睛。汽车开到京都市外，驶上京津公路。因为这是混凝土公路，汽车颠簸得不那么厉害了，从蹴上驶过山科直奔大津。汽车从滨大津拐弯，开始沿着湖畔行驶，前方展现出美丽的比良山的群峰。啊，比良山！我在心中呼喊起来。我从家里出来叫住出租汽车时，说我要到坚田来几乎是无意识的。但是，我所采取的瞬间行动并没有离辙。我的确想看琵琶湖，想看比良山。我要伫立在灵峰馆客厅的走廊上，独自尽情地观赏琵琶湖平静的湖面和琵琶湖彼岸的比良山。
我第一次看到比良山，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噢，对了，比那时还要早几年，是我上第一高中的时候。就在那时，我在当时出售的摄影画报的卷头画页上，看到过比良山。我是在本乡的下榻里看到的，那家的女孩子手持一本杂志，我无意之中接了过来，打开一看，开卷第一页就是《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是用当时流行的紫色彩印刊登出来的。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张照片摄取的是比良山系的山巅，远远的山脚下可见一部分明镜一般的湖面，高山植物——美丽的石楠花群落犹如花圃，覆盖在岩石裸露的峻峭的斜坡上，绚丽夺目。我看着照片，不知为什么惊愕了。我虽然不知为什么惊愕，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感觉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刺激，就象嗅到了乙醚挥发的气味。于是，我重又看看那张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
就在同一页的角上，划出一个圆圈，介绍了小型蒸气船，这种蒸气船穿梭在湖畔部落之间，每天要往返好几趟。我当时想，将来总有一天，我要乘坐那小型蒸气船的。仰望矗立眼前的比良山的山梁，向照片上那座山岭的一角攀登。我不知为何仿佛觉得，这一天会向我定来的。会来的，必定会来！确信无疑么？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格外强烈的信念。
我想，如果这一天到来了，我登上比良山的时候，或许会感到非常寂寞凄凉。那时的心情究竟会是怎样的呢？说它是难以忍受的、忐忑不安的、对谁诉说也得不到理解的？噢，对了！有个便利的词可以代之，那就是孤独。说它是绝望也未尝不可吧。孤独、绝望，是的，就是这样一种心情。我讨厌这种轻佻的俏皮词儿，但我似乎感觉，用这种言词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在那孤独而绝望的日子里，我恐怕要登上石楠花盛开的比良山顶，独自瞑目在芳香洁白的石楠花下。这一天会向我走来，必定会来的！现在想来，这是难以理解的消极心情，可是在当时，这种心情是极其自然地涌上心头的，说起来，我就是在那时开始认识比良山，并对比良山产生了兴趣。
数载之后，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真正的比良山，而不是照片上的比良山。那时我二十五岁，是我从东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我赴冈山任医专讲师的那年年底，应该是明治二十九年。那时候，我正在死神的纠缠之下。在世人看来，年轻时谁都有过轻生的念头。启介那么糊馀地死去，也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他若是闯过了这一关，会堂堂正正地多活几十年的。优柔寡断的家伙就那么死了。不，纠缠启介的死神比起纠缠我的来，说不定更难对付，性情更加恶劣。不管怎样，他也是个糊涂的家伙，然而也有叫人可怜之处，如果他活着……糊涂、愚蠢、荒谬绝伦的家伙，哎！我一想起他就气呼呼的。
缠住二十五岁的我的死神，起码与启介的情况不同，是更纯真的东西。我是苦恼于自己生存的意义而想死去的。当时，我的毕生，事业——软部人类学的主题，在我的心里尚未滋生，说穿了，我的心中满是漏洞。虽然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却被哲学和宗教充塞了心胸。藤村操投身于华严瀑布，就发生在我立志自杀的几年以后。当时，搞哲学和宗教的人，都曾一度被死神纠缠过。万物的真相，简而言之：不可理解。大家正处在认真探索的不可思议的时代。明治末年的一段时期，是日本的青年苦思冥想，考虑生死存亡的奇妙时代。
冈山的学校一放寒假，我就带着一册碧岩录，径直来到京都，隐进嵯峨的天龙寺。我在G老和尚的教导下，作为居士学禅修行。那些日子，我每天要坐夜禅，深夜端坐在正殿的走廊上。有时候，我也来到了正殿后边的结着薄冰的曹源池，坐禅于池畔的岩石上面。待到腊八接心结束时，我已经东倒西歪了。现在想来，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我当时营养不良、疲劳过度和睡眠不足引起的极度神经衰弱。
腊八接心结束了。那天早晨，等成道会一完，我就立刻走出天龙寺，奔向大津。因为成道会一完我就出来了，所以那时大概是八点左右吧。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耳朵和鼻尖都冻僵了。寺院内到处都是松树墩子，树墩上薄薄地盖着白雪。即使在嵯峨，这么冷的天气也是少有的。我身穿行脚僧的棉衣，赤着脚穿一双木屐，从嵯峨启程，经过北野走进京都的街道，然后又取道山科，前往大津。我一刻不停，步履匆匆，走在今天乘车经过的京津公路上。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在山科的“兼代”鳝鱼店的门前走过时，雪正纷纷扬扬地下着，我感到饥饿难耐。
何要前往大津呢？那时候的事情，现在记不清了。如果说我是想起数年前在摄影画报上见到的比良山，身不由己地被它吸引去的，未免有点牵强附会。那时候，我大概是到琵琶湖去寻求一席葬身之地，或许是象梦游症患者那样，摇摇晃晃地走到琵琶湖岸边，望着湖面忽起自杀之念。
那天寒气逼人，我走到大津。取道向西而行。我沿着湖岸向西走去。死神和我作伴，我的右边是宽阔的湖面，湖水没有一丝涟漪，在湖畔的枯萎的芦苇中，时时可见野鸭三五成群地腾空飞去。
眼前出现了睿山。在它遥远的左前方，我看见连绵的山峰，披着皑皑白雪，以醒人眼目的姿态巍然耸立。路上，我曾见到被疏稀的林木覆盖的嵯峨山，其峰峦的轮廓呈平缓起伏的曲线。而我现在所见到的山峰，则以其严峻奇崛的美映进我的眼帘，不似嵯峨山的同胞山系。途中，我向过路的商人打听，知道它就是比良山，我时不时停住脚步，遥望比良山。死神和我一起遥望。比良山的美是神圣庄严的，峰与峰逶迤地连成一脉。比良山初次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禁看出了神。
我好容易才走到坚田的浮御堂，此时已是黄昏时分。整整一天，雪花只是偶尔飘落一阵，然而从此时起，却正经八摆地下起来，无休无止，密密麻麻，弥漫了整个天空。我在浮御堂的屋檐下面站了许久。湖面已经完全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伸出冻僵的手，从背囊里取出钱包。我解开钱包袋一看，里面露出一张五元的钞票。我紧握着这五元钱，离开了浮御堂，来到了立在湖岸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样子虽然大，但总觉得有些象驿站韵客店。我举步跨进宽敞的土间。这里就是灵峰馆。
老板是个剃光头的中年人。他正在帐房用被炉取暖。我在土间里站着，把五块钱递给他，说要在这儿住一宿。他说房钱可以明天付，可我把钱硬塞给了他。这样一来，他现出疑惑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但他的态度很快就殷勤起来。十五、六岁的女佣端来了热水。我坐在里屋的门框上，撩起衣服的下摆，把冻得通红，失去感觉的双脚浸入热水盆中，这时我的神志才清醒过来。我被引进这家旅馆最上等的客厅。此时天色大黑，—正是掌灯时分，我一言不语，在老板娘的照料下吃了晚饭，然后我背朝壁龛坐起禅来。我这时候就已下定心，准备明天早晨跳下浮御堂旁边的悬崖。我的五尺身躯能否象石头落水一样，静静地沉入湖底呢？我深感不安。我浮想联翩，想象着我那横躺在湖底的尸体，想象着一个男人死在那里，死得格外伟大。
这里的夜静悄悄的，并不亚于天龙寺的禅堂。夜寒袭人，身子一动就感到刺痛。我连着几小时在这里坐禅。临近拂晓时，我猛地醒悟过来，感觉身体相当疲劳。我解除坐禅，上了趟厕所，然后躺了下来。房间的角落里铺着床，可我没去碰它，只是在榻榻米上枕起胳膊，打算在天亮前眯上一、两个小时。
突然，响起“嘎”的一声尖叫，就象喉咙撕裂一样。这一定是夜鸟的啼声。我抬起头来，四周如同刚才，仍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正想重新入睡，“嘎”地又响起一声。我觉得传来声音的地方，好象就在枕旁的走廊下边。我站起身，点上纸灯笼，来到走廊上，拉开一扇遮雨窗。外边伸手不见五指，灯笼的光线只能照到屋檐附近，光线所及的空间，只见细碎的雪花不停地下着。我把身子探出栏杆，向下方窥视时，又“嘎”地响起一声，这次声音比以前大，响在跟前的地方。叫声刚刚响过，一只鸟从屋檐下的湖岸上飞起来，猛烈地扇动翅膀拂面而过。虽然看不见它的身影，从它那翅膀扑扑的抖动声音中，能感觉出强烈的力量。鸟飞进湖上飘落雪花的夜色之中。我怀着几乎是畏缩的心情，在那里站了许久。
这就是生命力吗？不管怎样，一只夜鸟所具有的惊人的生命力使我大吃一惊。就在此时此刻死神离开了我。
我终于没有死。翌日，我冒着大雪，又徒步返回京都。
我第二次在坚田观赏比良山，因为是在启介出事的时候，所以那是难忘的大正十五年的秋天。
因为我是在这一年就任Q大学医学系主任的，所以我这一年是五十五岁。从这时起到我六十岁，因退休离开大学时为止，在我看来，是我平生不愉快的事最多的时期。首先是启介出事，翌年美沙谢世，继而弘之娶妻、京子嫁人，这对我来说也未必遂心如意。接着定光左倾起来，另一方面我也不痛快，在就任医学系主任期间，我始终充当高级勤杂工的角色，中断了事关重要的研究工作，无休止地过着焦躁不安的生活。
启介事件可谓是晴天霹雳。Q大学通知美沙到学校去看过，据说启介是因为女人问题，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我在书房听着美沙——述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启介从小就意志薄弱，而且学习成绩常在中等以下，因此他跨进了声誉不高的Q大学。但在他的性格上有着其他孩子所没有的朴实厚道之处，我一直以为他的品行是极为正派的。此事也取决于对方的品行如何，对方是个来路不详的十八岁的女招待，启介居然干出使她怀孕的混帐勾当。
我想验证此事的真伪，便打开了当天的晚报，可报上还是以学生桃色游戏为题目，大张旗鼓地登载我所不知的启介的不良行为，并说其父居于Q大学系主任的教育界的要职，虽然报上用的是假名，但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我。这样一来，把作为教育家的我的面子丢尽了，这也无所谓，因为我本来就不以为自己是教育家，我不过是一名学者而已。但是，启介是我的孩子，他做出一个学生所不该做的不轨行为，我作为父亲实在感到痛惜。自此数年之后，定光出现了左倾问题，使我感到甚为棘手，但这个问题尚有解决的办法，而启介的问题则不然，没有一点儿聊以自慰之处。
那天晚上，我一步也没走出书房。天黑以后，启介好象回家了，从茶室传来了说话声音。我很快就判明，那是启介在跟美沙娇声娇气地说话。我倾耳静听，启介象是在吃饭，响着餐具的声音。
我走出书房，顺着走廊走过去，打开茶室的拉门。启介盘腿而坐，把学生服的扭扣全部解开，露出洁白的衣领。他正在美沙的侍候下吃饭。见此情景，我勃然大怒。
“滚出去！家里不要你这样的东西。”
启介端正了一下姿势，垂下那双天生温和的眼腈，毕恭毕敬地坐着。
“滚出去！”我命令道。
启介乖乖地站起来，走到走廊上，然后登上二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我万方没有想到，启介会离家出走。九点时分，美沙上楼一瞧，启介已经无影无踪。
从第二天起，美沙显得过分忧虑，连饭也吃不下。不过，我几乎没有介意，因为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他就是这么窝囊。
美沙好象去什么地方调查过，说对方那个年轻的女招待很难对付，其本事超越她的年龄，她曾生养过孩子，启介完全是听任她的摆布。我说，不论是骗人上钩，还是自己受骗上当，结局都是一样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启介在出走的第三天，给家里打来子电话。这是我偶然知道的，当时，我正在电话间隔壁的书库里寻找旧医学杂志，我听见弘之在电话间里低声细语，我觉得很奇怪。弘之走出电话间，在走廊上同美沙俏声地谈话。我走上前去问道：“刚才是启介打来的电话吧？”他们两人不作回答，过了一会儿，弘之回答说，“是的”。看样子，他们本来想瞒住我。我一问才知道，启介和那个惹事的女人摽在一起，住在坂本的湖畔饭店，他要弘之带着钱到旅馆去。
翌日下午，我断然不顾美沙的担心，乘车出发，到湖畔旅馆去见启介。我来到旅馆的问事处，请办事员把启介叫出来。不一会儿，在正面豪华的楼梯上，出现一位短发女郎。她吧嗒吧嗒地靸着拖鞋走下来。她身穿用丝绸或其它衣料做成的和服，系着一条红红的腰带。是衣饰不整呢？还是一副孩子气？不管怎样，她的体态显得奇异。她刚走下半截楼梯，我的视线与她相遇了，她倏然改变神态，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注视我。接着她一转身，噔噔噔地跑上二楼去了。她动作敏捷，犹如一只松鼠，压根儿不象是怀孕的女人。
不一会儿，启介带着阴沉的表情走下楼来。我们来到楼下的会客室，隔着桌子相对而坐。我把钱包递给启介，那里面装有他要的那笔钱。
“你今天必须回去，暂时一步也不许走出家门，不准你再和这个女人相会。你妈妈早晚要去见她的。”我说道。
“不过……”启介左右为难地说。
“现在就回家。”我见他那副样子，又说道。
于是，启介说让他考虑考虑，明天再谈，我不由得怒火中烧，浑身直哆嗦。这天饭店象是在举行婚礼，几个衣冠楚楚的男女站在我们周围，他们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所以我站起身来，说道：
“那好，你是要那个下贱女人，还是要你的父亲，明天回答我。”说罢，我不等他答话又用命令的口吻说：“明天中午以前，到坚田的灵峰馆来找我！”
“是。”启介老实地回答说，“对不起。”说完就上二楼去了。
我请求办事员给离此地不远的坚田的灵峰馆打去电话，然后乘车来到阔别三十年的这家旅馆。由于启介的事件，我感到身心疲惫。因为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所以想充分休息一下。
旅馆老板来到客房跟我寒暄。三十年过去了，他已是老态龙钟。当我们面对面谈话时，我不禁想起他昔日的模样。我从这里给家里打去电话，把事情简单地告诉了美沙。我独自度过这既不读书也不写字的寂寞的夜晚，这种时光我已有多年未曾享受了。我没能吃到火锅野鸭，因为离野鸭上市还差些时候，不过鱼在湖里是捕得到的，油炸鱼也不失为一种佳肴。这天夜里我酣然入睡。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正要吃晚开的早餐，京都的家里打来电话。电话里传来美沙异乎寻常的声音。
“饭店刚才来通知，说启介他们今天早上投琵琶湖自杀了。你赶快到饭店去看看吧。家里，也立刻去人。”
我愕然了。我想，这混帐东西干了什么呀！启介竟要那女人而抛弃了我。这也无妨，不过，我一想到他以情死这一别有用心的行为，来回答我这个作父亲的，我就无法忍受。
我终于没去饭店。
到下午三点左右，弘之来到我住的旅馆。当时，我正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我一回头，看见弘之显出严峻苍白的面容，正在直眉瞪眼地看着我。
“爸爸不可怜哥哥吗？”
“当然可怜。我可怜他愚蠢”。
“哥哥他们的尸体还没有找到。有很多人帮忙。我们也得考虑人家的情面，请爸爸到饭店去看看。”
弘之说完，不客气地一转身，回去了。他只是为了说这番话，才到我这里来的。
过了一小时左右，美沙、京子和京子的未婚夫高津来了。美沙一进屋，就奔到我跟前，想要趴在我膝上，但她又倏然转身，走到角落里，长时间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心里很清楚，她是不想哭出声来。
“天黑前捞上来就好了。”高津说道，他是在说启介他们的尸体。
在这种场合，我对高律的出现深感不快。我本来就不赞成京子和高津订婚。他父亲高津文四郎作为一个实业家，在大阪是数一数二的，但他终归是个没有教养的暴发户，根本就不把学者放在眼里。我对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态度，打心底里讨厌。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声言可以给我掏出版费。美沙和孩子们曾到他家去过一次，这些人简直拜倒在金钱的威力之下，说他家住宅如何宽敞，客厅如何豪华，还谈论他家在八濑和宝冢的别墅如何，说来道去，骤然间活跃了家庭气氛。我对此感到不愉快。
再者，虽说他儿子高津曾在法国留学三年，却只能谈淡卢浮宫。他不读书但也不喝酒，明明对绘画一窍不通，却到处去看画，碌碌无为地消磨时光。从人家还没答应把女儿嫁给他的时候起，他就不管下雨还是下雪，每逢周末就到家里来玩儿。他这个人超越了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当我反对这桩婚事时，京子首先哭哭涕涕。这对我来说，也是颇出乎意料的事情。对美沙和孩子们的思想情况，我都摸了底，他们都赞成京子和高津结婚。家中除我之外，他们对高津的印象都很好，启介也好，弘之也罢，对学问都不感兴趣，定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想，至少该把京子嫁给一个献身学问的正气凛然的学者。然而事到如今，我不得不死了这份心思。
这些暂且不说，在婚礼举行之前，在三池家里发生大事的时候，高津满不在乎地出头露面，我是不高兴的。
“把你妈妈一个人留下来，京子你回饭店去。”我说道。
京子和高津叫旅馆备好盒饭，吵吵嚷嚷叫来小汽车，两人扬长而去。这只能叫我以为，他们俩是来玩耍的。
他们俩走后，房间安静下来，我本想对美沙说几句温存的话，但冲口而出的竟是叱责的言语。
“启介走到这种地步，你也有罪过。都是你娇惯的结果。这是报应！”
美沙象死了一般俯伏着。
“不论弘之还是京子，孩子们都不成器。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听了这话，美沙仰起脸来，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她刚走到走廊，就用一只手按住太阳穴，身子靠在房柱上，之后，朝我扭过脸来。美沙就这么静静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她象这样看我是空前绝后的。接着，美沙象倾倒一样一下子坐在走廊上。
“你你也有一半罪过。你给孩子们做了什么呢？”
之后，这个平素沉默寡言的女人，突然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使人觉得她有点异乎寻常。
“孩子们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德国留学。本来应该留学三年，你却呆了八年。后来的五年，你不给文部省和家里一点儿音信。那些年里，我们茹苦含辛地生活，你是想象不到的。”
美沙说的一点不错。我那时省吃俭用，把三年的留学费用了八年。头脑里根本没有妻室儿女和家庭的概念。我住在廉价的公寓，一边啃着黑面包，一边—心一意地攀登学问的山峰，那有如阿尔卑斯山一样高的山峰。
“研究，研究，连星期天和节假日都没有。”美沙又这样说道：“一有闲功夫就摆弄死尸。一进家门就说死尸臭气熏人，要喝酒解腻。喝酒时哪怕说句笑话也好啊，可你却边喝边写德语。你究竟给孩子们做了什么呢？你从未看过学校送来的成绩通知书，也没带孩子们去过动物园。我和孩子们成了你做学问的牺牲品。”
在长期贫困的生活中，美沙从不讲究穿戴，始终帮助我从事研究。她今天如此反抗，也是令我感到意外的。
“别说了！我把自己也牺牲了。”我开口说道，我不愿意再听美沙继续发牢骚。
我坐在走廊的藤椅上，就象早晨起床后坐几小时那样，又呆呆地望起比良山来。我把视线离开湖面，再次投向彼岸的比良山。十月的比良山披着深秋的色彩，巍然屹立，静静地扩展，象要把我包围似的。
“我到饭店那边去。昨天，不知你说了些什么，那孩子一定憎恨他的父母，是含恨死去的。”
美沙的口气冷若冰霜。她说完，就立刻站起身来。泪腺或许干枯了，她没有眼泪，脸面光润。她披上披肩，把东西收拾好，随即一转身背过脸去，就这样走出了房间，好象永远不再回到我身旁似的。
不可言状的难以忍受的寂寞感向我袭来。那么好吧！我站起身来，但又坐了下去。什么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
我把旅馆老板叫来，要了一个杂记本，想打个信稿，准备给几年都不曾想到的谷尾海月写封信。谷尾海月既不是解剖学家，也不是人类学家。我在德国的斯特拉斯贝尔格留学七年，在朔尔贝先生的指导下主要研究儿斑(小孩青痣)，同时为毕生事业——软部人类学打基础。此后的一年中，我在荷兰的莱登博物馆里，测定约一千个菲律宾人的头盖骨，这在我的事业中是顺手牵羊的工作。就在这莱登时代，我在一家日本女人经营的小酒馆里与谷尾海月相识，那家小酒馆当时是日本学者聚集的地方。
他比我稍大一些，是个与众不同的僧侣。也就是在莱登博物馆里，他一直从事梵文的研究。用酒仙一词形容他是最恰当不过的。我喜欢他那悠然自得的饮酒风度。不管他怎样喝酒，他头脑里也只装有研究的事。我不知道他研究的是什么东西，他当然也不知道我研究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两人情投意合，都懂得学问的宝贵。两人作为学者尊重彼此的人格，在这方面我们是肝胆相照的。在我离开莱登的时候，谷尾海月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赠与我。他问我希望什么，我说：“你死后，让我解剖你的尸体。”
海月当场提笔，在八裁纸上写下遗言，“我愿将尸体送给解剖学家三池俊太郎。”他给自己和我各写了一份，并在自己那一份上面写道：“亲属不可相争。”
大正元年，我和海月在莱登博物馆门口告别。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是我听说，他比我晚几年回国，在信浓的小寺院里当住持，如今依然健在。倘若到大学的佛教学教研室去打听，隐居的老佛教学者谷尾海月的地址会知道的。
我想借给海月写信，来消磨今天这个日子。我仿佛觉得，在当今的世上，我解剖他的尸体的那一诺言，是唯一可以称为诺言的诺言。除此之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信赖的。
然而，我提起笔来，却不知从哪儿写起才是，而且今日今时，相隔几十年光景，对海月深厚的人间信爱之情滔滔不绝，炽热地涌上心头，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我觉得很难表达出来。
我将笔放下，抬起头来，沐浴秋天的湖面夕阳，辉映着美丽的光焰。在遥远的东边的湖面上，静静地漂浮着几十艘小艇，宛如片片落叶，我想，那浮在湖上的许多小艇，可能是在寻找启介和那个少女的尸体。是的，那个和启介一起自杀的女人，也就是我在湖畔饭店的楼梯上看见的那个女人，不管怎样，我也只认为她是个少女。
结果，我没有给海月写信，只是仰身倒在走廊的藤椅上，面对湖面，思绪缭绕。天黑以后，我回到屋里，端坐于桌前。我不时地站起来，踱到走廊上，看看对过的湖面。那里有几十只小船掌起小小的灯火，那灯火就象装饰灯一样不摇不晃，直到深夜还在同样的位置上闪烁。
我第三次、也就是上一次观赏比良山，是在日本迄今为止最黑暗的时代。那个时期，我的心，社会上所有人的心，都被毫无希望的黑暗笼罩着。
空袭时时都可能降临。报纸和电台大肆宣传，动员人们疏散。战局每况愈下，暗谈的明天压在全体日本人的头上。就在这样一个昭和十九年的春天，我被春子最小的妹妹——在女子学校五年级念书的敦子带着，曾经到坚田来过。从启介自杀到此时为止，近二十年的岁月流逝而去。
当时，我和女佣一起生活，住在京都吉田的家中，那年正月，弘之调到金泽支店工作，春子和四个孩子也一起离开京都，把家搬到金泽去了。虽说这是工作调动，但就弘之的情况而言，他是为躲避空袭才自愿到乡下落户的。弘之有四个孩子，其中大的才十一岁。对这么一个弘之来讲，他采取这种行动，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弘之和春子都好象为我感到不安，不愿把我这个老人独自留在京都。他们再三再四劝我与他们同行，可我没有听他们的劝说。他们似乎以为我这个老人顽固，其实不然。我是珍重自己工作的。不管谁说什么，我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书房。
弘之说有了生命才有研究，但对我来说，是有了研究才有生命。在我看来，事业就是一切。离开大学，我那事业就不能完成。我必须去解剖学教研室，大学的图书馆也罢，研究室也罢，都是和我的事业分不开的。如果弃离京都这块土地，我将一事无成。
弘之说有了生命才有研究，而七十三岁的我的心情更是迫切。那时候，每天早晨当我想要工作，坐在桌前时，我的眼帘便浮现出自己的血管。我知道我的血管所处的状态，倘若用手指一捏，立刻就会象饼干一样捏得粉碎。撇开战争不谈，我也正在与自己的生命竞争。我的心情是，多活一天就多赚一天。即使工作进展顺利，也需要我活到九十三岁，否则，《日本人动脉系统》就写不完了。所以对我来说，完成这项工作终归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我至少能多写一些，写一章是一章。因此，我准备把书分成几个分册，逐次印刷，决定先将脱稿的部分送往印刷厂。但是我面临的问题却是，不知印刷厂几时会倒闭。
再说，即使吉星高照，我的书能出版几册，但将其送往国外的途径，可以说给完全堵死了。我曾经以为，通过德国住神户的领事馆的斡旋，送往轴心国去好歹能行得通。然而就欧洲的战局来看，我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行将落空。
那个时候，我伏案疾书，珍惜每一寸光阴。只要能写就行，写好后总会有办法的吧。在我弃离人世之后，经过几年或几十年，我的工作定会通过某种途径，博得世界上学术界的正确评价，会成为一块永垂不朽的丰碑，而且，将有为数众多的学者继承我的事业，终究会完成软部人类学的伟业。我如此思忖，如此笃信，于是鞭策自己。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常常梦见这样的情景：我的书稿被火焰吞噬，熊熊地燃烧起来，与缭绕的青烟一同升上高空。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从梦中惊醒过来，眼角儿淌着泪水。
当时，大学附近有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我实在不愿意从它门前走过。因为我知道，有一捆有关京都地志的草稿，覆满尘埃，高高地堆放在这家书店的角落里。我不知道那部草稿是由何人写就的，但那是用毛笔精心精意地眷写在日本纸上的。我也不知道其内容具有何等价值，但我察觉到，那好歹是某人孜孜不倦地倾注巨大努力的结晶。经过近三年的时间，那部草稿照样用细绳捆着，照样放在原来的地方。我由此想象我那《日本人动脉系统》的草稿，也会遭到与京都地志草稿同样的命运，连同几百张图版被搁置起来。我一想到这里，就涌起实在难以忍受的心情。每当我从那家书店门前走过，往往想到我的事业可能带有的黑暗的命运，不禁黯然神伤。
那个时候，每逢星期天，春子的妹妹敦子就从芦屋赶来。她大概是想安慰我这个独自工作的老人，她每次来到家里，总是从手绢里取出她自己烤制的面包，或掏出两三个当时很难得到的苹果，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不知为何，总觉得喜欢敦子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她与嗜好浮华的姐姐春子不同，是个有点娴雅而又纯朴、明朗的少女。我对孙子们往往感觉不到亲爱之情，唯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敦子，格外地感到一种温暖的骨肉之情。不知为什么，敦子好象也喜欢我这个老头。
那一天，我在庭院里散步。平素，我总是吃过早饭就投入工作，那一天则不然。我在庭院里胡乱地走来走去。阳春时节，午前的阳光透过树丛，明晃晃地洒在地上。我的心说不上是愤懑还是寂寞，被冷漠与暴躁的感情攫住了。为了使感情沉静下来，我只得在庭院里来回踱步。
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是因为当天的报纸。报纸大肆报道颁发文化勋章的事，将勋章获得者公布于众。六名获得者来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领域，作为学者的最高荣誉，国家授予他们文化勋章。
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的照片，他们列成一排，胸前佩戴着勋章。啊！我也想获得这样一枚勋章，受到这样的表彰，象这样宣扬业绩，象这样博得国家和国民的尊敬、关心与理解。在过去的年月，我从未羡慕过物质与名声，然而唯独在今时，我也想要得到这世间的荣誉，将其载在我瘦骨嶙峋的肩上。
我的事业和他们的事业相比，难道不更加伟大吗？我把报纸放在茶室的餐桌上，回到书房。但是，当我在桌前坐下之后，我又站了起来，走出书房跨进庭院。我觉得，这恐怕是我的毕生事业的结局吧。我的毕生事业难道不值得国家表彰吗？难道我的事业不配得到政府的赞扬，国民的尊敬和国家的保护吗？现在，任何微不足道的荣誉，我都想要得到。任何不足挂齿的名声，我都想抓住不放。
必须让人人胸中铭记三池俊太郎的名字，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三池俊太郎的价值。尽管如此，可是我的生命正濒于灭绝，国家行将破败。我那几千张草稿，正葬身于不可预测的黑暗的命运之手。我那毕生的事业，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赏识，而化作灰烬。朔尔贝先生啊！我脱口喊出恩师的名字，不禁潸然泪下。
正在这时，从大学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明天学校召开庆祝会，祝贺K博士荣获文化勋章。所以，请我在会上代表名誉教授致贺词。我拒绝了。
时隔不到五分钟，医学系教授横谷又打来丁电话，他曾是我教过的学生。为了刚才的事，他再次向我请求。
“我没时间给别人写贺词，”我说道，“我因为自己的工作，必须干的事多着呢。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也许明天就会死去。”
横谷觉得过意不去，就此罢休。
我刚放下话筒，不知是那家报社又打来电话，还是请我就一个文化勋章获得者谈几句话。
“除了自己的工作，我没有任何兴趣，对不起，你来也扫搭。”
我只说了这寥寥数语，便挂上了电话。我想，照这样下去，还会有电话打来，所以，我把话筒摘了下来。
我又走到庭院。我在庭院里来回转悠，无缘无故地感到愤懑、悲伤和孤独。正在这时，敦子从沿着中院种植的树丛中钻了出来。她上穿水兵服，下穿扎腿裤，脸上挂着纯真无那的笑容，简直象花一样(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她把为数不多的食物放在走廊上，说那是家里托她捎来的。
“大伯，咱们去琵琶湖怎么样？”她说道。
“琵琶湖？”她这突如其来的提议，使我感到愕然。
“走吧，我想去坐坐船。”
虽说是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但春天的温暖阳光，仿佛使这个妙龄女郎格外爽朗快活。当时，我对敦子前提议居然毫不反对，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好吧，那就带我去琵琶湖看看吧。”我回答说。今天我所能做到的，至少是顺从敦子的指点，这个少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不过如此而已。老实说，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来到三条的京津电车的站台，让过好几趟电车，才等来有空座位的电车。我们上了车，直奔大津。自启介事件以来，我几乎有二十年没见琵琶湖了。我在大学任职期间以及后来的时间里，因宴会或别的事情曾有几次来大津的机会。但是，自启分事件以来，我不愿再看见琵琵湖，总是避免到这儿来。
然而，我被敦子带着，到琵琶湖来一看，单单是琵琶湖的美色，就已撩动我的心弦。岁月的流逝，实在令人惊奇，不知不觉，启介事件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已经痊愈。琵琵湖的上空悬挂着正午的太阳，湖面上映着辉光，就象撒下一片片小小的鱼鳞。敦子说要来乘游艇，的确，小船和游艇在湖上到处可见，仿佛唯独此处没有战争的阴影。
比良山，夹着琵琶湖，屹立在对面。触景生情，我忽然想到坚田去。正巧，朝坚田方向去的汽船驶过来了，我说服敦子登上了汽船。
大约半小时后，汽船抵达坚田，我们两人在灵峰馆歇了下来。那天，灵峰馆的家人不在，家中只有一个举止简慢的女招待。走廊的玻璃窗破了，当时哪儿的旅馆都是这样的，整个宅子都很荒凉。
我们走出灵峰馆，来到船码头附近。敦子叫我登上游艇，我乘坐游艇这是第一次。敦子从租船处借来坐垫，铺在我身下，然后拉过我的手说：“手抓在这儿”说着，把我的手按在船帮上。
湖面上一只船也没有。我们两人乘上游艇，悄然无声地在湖上滑行。敦子挺起胸脯，握桨操船，额头上沁出了汗水。
“大伯，愉快吗？”敦子问道。
船桨击起的水花落在我的脸上。我寄身于这极不安全的一叶小舟之上，心情未必舒适。但我还是回答说：“啊，真痛快！”然而，我严厉禁止游艇远离岸边。
从湖上望去，湖岸樱花盛开，一片四月的阳春风光，没有一点儿腥味，飘散着丝丝凉意。
就在游艇附近，一条鱼跃出水面，“呀，鱼！”敦子睁大眼睛，频频用力摇桨，朝鱼跃出的地方划去。我注视着敦子的一举一动，忽然，我想起同启介一块自杀的那个少女，那是在二十年前在湖畔饭店的楼梯上一晃而去的少女，那个前前后后我仅只见过一次的少女。那个少女的影象，在敦子身上再现了。一瞬间，敦子和那个少女的影象重叠交错，混为一体，我感到一种晕眩。我这种感觉的来由，是敦子在鱼跃出湖面时表露出的少女那种惊讶表情，或许是她那划艇时的敏捷动作。那个少女可能是与敦子一样的少女。我对那个夺走启介的少女，没感觉到丝毫的憎恨。我意识到，自己对她产生了一种类乎爱情的情感。这种情感，对启介也从未有过。
游艇的周围淹没在湖水里，我凝视着湖水，这湖水曾经吞噬过启介和那个少女的性命。我把手伸出去浸在水中。湖水比我原来估计的要凉，冰凉的湖水从老人干瘪的五指中间缓缓流过。
敦子早已去世了，是战后的斑疹伤寒夺走了她的生命。美沙也死了。我曾经讨厌的京子的公公高津文四郎也一命归天。谷尾海月也在战争结束那一年离开了人间。好人坏人都没了。
在海月死的时候，就解剖尸体一事，谷尾的家人从信浓来询问过。从这一点看来，海月五十年前和我许诺，是出自真心实意。但是，因为时运不济，我无论如何也难做到。结果，我没能实现我和海月在莱登许下的诺言。
风从湖面吹来。或许是夜幕降临的缘故，我感到风寒刺骨。脖梗和膝头格外冰凉。虽说现在是五月，却使人想穿上毛衣或丝棉衣服。今天，我的耳朵轰鸣格外厉害，简直象猎猎风声。实际上，风的确刮得很猛。
这时候，因为我的失踪，家里一定会折腾不休吧。让他们各自去揣摩好啦。说不定大学的横谷和杉山已接到告急，以为这恩师的是一件大事，都拥进家来，做出老老实实的神态。横谷和杉山作为大学教授，如今名望都很高。但是，我那作为学者的性格，他们一点也没继承下来。关于我工作的价值，他们丝毫没从本质上理解。他们一见我面，就连声招呼我“三池先生，三池先生，”如此恭维。恭维人不算本事。在我面前称我“老先生，老先生”，可在我背后，却叫我“老头儿，老头儿”吧？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我心里知道，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不是搞大学疏散工作，就是从事学生动员工作，完全脱离了研究事业。当时我虽不管不问，但我似乎觉得，我着透了他们两人所谓学者的灵魂，我为此感到寒心。所谓学究绝非这样的人。
我望着租船处的粗陋的栈桥，那是我和敦子曾经乘坐游艇的地方，只有那里荡漾着小小的涟漪。我再仔细一瞧，湖面上也滚着波浪。租船上的白旗随风飘扬。旗子到现在还没收起来，好象被人遗忘了。我一见该收起来的东西没收起来，就心病复发，不禁悻然。我的脾气本来不是这样，似乎是家人把我弄成这样的。春子把衣服晾在外面，我从书房是看得见的，我若不说几遍，她是不会收进来的。弘之把贴好邮票的邮件放在桌上，一忘就是好几天。京子和定光也有责任。不仅是家人，研究室的同事也是如此。我委托他们写关于淋巴腺的简短报告，时间过去一年，拿着报告到我这儿来的，不只是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吗？
啊！我什么都不愿去想。想来想去会搞得身心疲惫。除了《日本人动脉系统》之外，我什么都不愿去想。今天这一整天的时光，让毫无价值的事情给断送了。不过，天黑以后，必须把一天的工作挽回来。工作，工作，老学究三池俊太郎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工作。到今天深夜为止，要把第九章的图版说明写出来。说明写不出来，至少也得写上标题。是的，请女招待把酒端来。写完之后，在睡觉前喝上几盅。拿四两好酒来，把酒壶好好洗一下。以前一小时干完的工作，现在我需要干一天，有时甚至要干上两、三天。衰老是多么令人畏惧！
五十年前，就在这间屋里，我曾一心想着死。年轻时是无欲的。但在如今，我想延年益寿，哪怕多活一天也好。朔尔贝先生和东京的山冈教授也死了，他们都没活到头吧。他们意欲工作，也想多活一天吧。就连谷尾海月也是如此。他曾抱有编写梵文辞典的大志，但他终究没有如愿。然而，所谓宗教家，一涉及到生死问题，也许自然有所不同了。不过，海月绝对不是宗教家，他是一位学者。正因为他是学者当中的一员，我才喜欢他！海月也没活到头。说是悟道，但归根结底，悟道不过是懒惰者的装模作样的念佛。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必须工作。除去工作之外，人生下来有何意义呢？难道人生下来是为了晒太阳吗？难道人生下来是为了贪图幸福吗？
今天，我想看比良山，忍不住要观赏比良山。那时，我轰走了春子，想压抑住愤怒，沏上了茶水。但是，即使这样，仍然心火难消。当我喝完一碗茶水，将茶碗端到膝上时，完全出乎意料，脑海里闪现出比良山的姿容。而且，当大森商店的老板跨进门来，门铃响起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比良山，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呼唤着我。但是，我在这半天的时间里，就这样呆在这里，尽情地欣赏比良山。白天，比良山的地表曾是那般浓艳，但从刚才起，其色彩渐渐变得淡薄。与此相反，山与天空的界线反倒格外的鲜明起来。恐怕不出一小时，这一切便会融进暮色之中。
今天，我乘车通过京津公路时，蹴上的杜鹃花开得很美。因为石楠花与杜鹃花属同类植物，石楠花或许已开遍比良山顶。在那山顶的某块山坡上了白花开放，硕大的白花一齐盛开，铺满整个山坡。啊，我若能在山巅花香四溢的石楠花下瞑目长眠，我的心灵该得到怎样的憩息啊！我仰望夜空，舒畅地伸开四肢，啊，只是想象就已心旷神怡。似乎只有在那里，我的心才能感受、才能得到憩息。至今为止，我本该到那里去一次的。不过，现在已经不行了。登上那座山顶，对我来说，比完成《日本人动脉系统》还要艰难。
在顶着大雪，穿着棉衣来到这里投宿的时候，在启介出事的时候，在我和敦子来这里划船的时候，我都曾观赏过比良山。我虽然经常观赏比良山，但我从未想到要登上比良山。为何没有产生这登山的念头呢？是季节不对的缘故吧。不，不是这样。我认为，我也许还不具备登上比良山的资格。
往昔，当我看到比良山上的石楠花的照片时，我就期待有朝一日登上比良山巅，这有朝一日可能就是今天。但是，今天无论怎么想登山，对我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走吧，回房间去吧。请他们把晚饭快些送来，我必须开始工作。这里的傍晚幽静宜人，听不见孩子吵闹，这种时光多年不曾享受啦！铃声从哪儿传来了。是老人耳朵的错觉吧。在耳鸣声中，我确实听到了铃声。不对，还是错觉吧。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和朔迪达博士在特里贝鲁伊山上的小屋，就他在西伯利亚发现的红骨骼，为进行讨论而撰写文稿。当时我一边工作，一边聆听牛颈摇响的悦耳动听的铃声，也许就是那铃声，那几十年前的铃声，不知什么原因，使我现在想起了它，听到了它。
快把晚饭做好，我必须工作。我必须投身于那珊瑚林般的红色脉络织成的世界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