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们决定狠狠地折腾斯迈利一下，就像他们时常对我所做的那样。往往在我们的课程进行得极为顺利时——通常是在下午讲授自然掩护那两堂课时——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就会首先发难，以一种正常人根本不会有的无法无天的态度开始威吓我。然后第二个人就插嘴，其他人则接连着七嘴八舌地帮腔。所以如果我没有什么幽默感的话——而我也只是个凡人啊——他们就会对我百般嘲弄，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才结束这种游戏。到了第二天，他们又统统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只要抓到我一点点把柄就满足了，现在他们想回头继续上课。拜托，那么我们上到哪儿啦？起初我习惯琢磨这些情况，怀疑这是他们的阴谋，并想出带头的人。之后经过慎重的思考，我明白了这些行为是他们的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以用来抗拒那些极不合理，然而他们又已选择接受的外来束缚。
但是当他们开始对我们共同的贵宾斯迈利找碴时——他们甚至质问斯迈利毕生工作的目的，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不过这一次出言不逊的人不是迈格斯，而是那位娴静的克莱儿，迈格斯的女友。晚餐时她曾满怀崇敬地坐在斯迈利对面。
“别生气，奈德，”当我怒气冲冲站起身来时，斯迈利提出异议。“克莱儿很有见地。十次当中总有九次，一名优秀记者对某个事件的报导，会和间谍所得到的消息差不多。反正他们常常有着共同的消息来源嘛，那为什么不撤掉间谍，转而资助报社呢？在这个多变的时代里，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交代。是不是？”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坐了下来。这时克莱儿贴近迈格斯，然后继续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盯着被她戏弄的受害者，而她的同学们则强忍着没笑出声来。
换成是我的话，此刻我会借助幽默感脱困，然而斯迈利却选择了认真地看待她这句俏皮话：
“一点儿也没错。”他同意道，“我们大部分的工作不是毫无助益，就是去复制一些已经众所周知的情报。然而问题是，间谍们要点醒的不是一般大众，而是政府。”
我慢慢地感到他的魅力又再度吸引了他们。他们把椅子移到他前面，约略围成一个半圆形。有些女孩子还优雅地俯卧在地上听他说话。
他说：“就像其他人一样，政府也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天下不会有白吃的午餐。”就这样，他巧妙地避开了克莱儿提出的那个气人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话题：“间谍活动是永恒的，”他简洁地告诉大家。“即使政府可以舍弃它，他们也不会那么做。他们敬重它。如果有那么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敌人，政府也会为我们捏造出敌人来，所以这不必担心。此外，谁说我们只对敌人做间谍工作？历史的教训总是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时尚潮流会不断地更迭，然而真知灼见将历久不衰。只要恶棍成为领袖，我们就得开始间谍工作。只要世上还有恶霸、骗子和狂人，我们就需要间谍工作。只要还有国家争强好胜，政客欺上瞒下，暴君东征西讨，消费者需要资源，流离失所者要寻找家园，饥饿之人欲觅得粮食，而富人们继续需索无度，骄奢淫逸，那么你们所选择的职业就绝对没有风险，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而随着话题自然地转入他们的未来，斯迈利再次警告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
“世上没有任何职业会比你们所选择的这种更荒谬。”他振振有词地说道，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当你们毫无经验时，最适合被外派。等到你们学会了诀窍，不先在你们的脖子上套进各种规定，哪儿都不能让你们去。年长的运动员都知道自己在年轻的黄金时代里缔造过最辉煌的成绩。但是年轻力壮的间谍却常会被冷落在一边，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地盼望中年的到来，并且开始盘算他们的生活费用。”
虽然他那半闭的双眼似乎是在盯着他手中的那杯白兰地，但是我看见他瞥了我一眼。“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们就想知道答案。”他继续说道。“在内心深处，你们会想知道是谁在管制你们的生活，而这些人为什么又要这样做。问题是，到了那时候，你们才会完全明白自己的内心深处竟是那么空虚。奈德，你没有喝酒。你这个白兰地的叛徒。谁替他倒一杯吧。”
那是在我生命的某个阶段所出现的一桩令人不安的事实。如今回想起来，在此事发生之前，我正在进行一次我自己也不知道目标为何的追寻。直到我找到了他，我才明白自己的目标原来就是那名失踪的间谍汉森。
虽然停留在东方的那段期间，我其实是在寻找完全不同的目僳和人物，然而回溯既往，那时的一切似乎都在把我一步步地引入能够找到他的路上去，除此之外，我找不出其他的解释。对我来说，隐居在高棉丛林中的汉森，就等于是黑暗中的科兹。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是在为我们的见面作准备。汉森的声音就是我期待能听到的那个声音。汉森能回答我的问题，尽管我并不知道自己存有这些疑问。从外表看来，我冷漠、谦和，抽着烟斗，优雅端正，是脆弱心灵可以依靠的避风港。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却一点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是如此一无是处；尽管我作过一切努力，我仍觉得自己没能掌握住生命；在我努力赋予别人自由的同时，我自己却找不到自由。当我情绪处于最低潮时，我会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荒谬的人物，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而非是巴肯笔下的人物。
我偏爱将生活中那些荒唐的经历写下来，所以，当我重温那些我向你们描述的插曲时，我都替它们取了个类似侠盗故事的名称，来强调它们的毫无意义：猫熊——我是在保护我们的中东利益！班——我正对一名英国叛徒穷追不舍！蓓拉——我做了最大的牺牲！西奥多——我卷入了一场大骗局！杰兹——我全程参与了那场游戏！不过我得承认，杰兹这件事的确有其他正面意义，即使这件事就像多数谍报事件一样已成过眼云烟，而且和现在席卷他祖国的那股人民力量并无关联。
像唐吉诃德一样，我曾发誓要阻止邪恶的窜流。然而在我陷于生命的最低潮时，我曾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助长了这股污流。不过我仍然期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机会，让我有所贡献——而我责怪这个世界竟不知如何重用我。
为了了解这一点，你们应该要明白在慕尼黑之后我又经历了哪些事。不管杰兹对我做了什么，他的确为我带来了某种声誉，于是第五处决定为我设定一项新职务，让我做些四处走动、随时救援的事，同时还要负责执行短期任务，以及“在当地谍报站的管辖范围之外，评估并尽可能地开拓各种机会”——这就是我的新任务简介，签过字后，又交回给上头了。
回顾过去，我体会到长年的奔波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又去非洲、中东，再回到非洲——缓和了我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感，而这点人事主管很可能也知道。因为我最近与一个叫做莫妮卡的女孩子发生了一段愚蠢的恋情。我觉得自己需要有段外遇，所以当我在餐厅见到在局里的工业联络科工作的她时，就这样选中了她。这段婚外情就是如此地庸俗。一个下雨的晚上，在我开车回家时，我看见她站在二十三路的公车站牌旁。很平常的肌肤之亲。我送她回公寓，把她抱上床，带她去吃饭。我们想弄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于是便轻而易举地下了结论，认为我们恋爱了。我们各得其乐地相处了数月，直到一场突发的悲剧使我清醒了过来。那时我碰巧回到伦敦接受下次任务简报，就在这时传来了我母亲病危的消息。也许是上天的故意安排吧，当我接到电话时，正好与莫妮卡在床上。但是至少我还是出席了葬礼。葬礼的时间拖得很长，但也出人意料地平静。
尽管如此，我对这件事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不知怎地，我曾经理所当然地以为，就像我过去设法克服了各种棘手的困难一样，我对母亲去世这件事同样可以应付过去。但是这次我却大错特错了。斯迈利曾说过，阴谋诡计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所以我心中的那点鬼主意也不例外。我想让母亲的死从我身边溜过，并且将它视为是远离痛苦的一种适时而必要的解脱。然而我没想到这却成了我自己的痛苦。
突然成为孤儿的我，却也因此而兴高采烈，我没办法形容那种心情。我的父亲早逝，在我尚不解人事时，母亲就挑起了双亲的责任。她的去世使我理解到自己不但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成年时光。我终于能无所牵挂地去迎接生活的挑战，而其中有许多已被我抛诸脑后——勉强应付过去，或逃避、蒙混过去了。我终于可以自由地去爱，但是爱谁呢？我想不管我怎样抗辩，多么期望事遂人愿，恐怕都不是莫妮卡。既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我的婚姻，能给我那种身为幸存者所应忠于追求的魔力。当我守完夜，站在殡仪馆的粉红色洗手间里望着镜中的自己时，我为眼前见到的那副面孔感到震惊。那是一张自欺欺人的标准间谍面孔。
你曾在周遭见过这张面孔吗？或者这张面孔就是你自己的？就我的情形来说，它就像我每日的伴侣，我原已不再注意它，直到母亲去世所引起的震撼，才让我再次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微笑，但是我们所受的约束使这份笑容显得虚伪。当我们兴致昂扬，或是酩酊大醉时——或者，甚至就像别人告诉我的，做爱的时候——那份谨慎与保留依然未见松懈。陀螺仪还是保持垂直的，警示的声音提醒着我们尚未完成的使命。久而久之，我们所受到的约束更形变本加厉，因而使得约束似乎都成了某种致命的风险。所以今天——如果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譬如说是一个萨勒特校友之夜——我就可以实地环视屋内，看看那个秘密的痕迹是如何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会看到乐不可支或阴沉无比的面孔，但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我都看到了一个深受压抑的生命所展露的痕迹。我听到了一个恐怕已被遗忘的笑声，不过我也无须去弄清笑声是从何而来，因为我早已了解在这笑声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已遭舍弃——不论是它的所有人，或是它内在的约束，什么都没有。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以为只有那些遭到压抑的英国统治阶层才会成为这样的人。“他们生来就已被俘，而且从此之后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我聆听他们那些毫无诚意的客套话时，我会这样告诉自己，并对他们报以愉悦的微笑。所幸我只是半个英国人，因而免除了他们这种不幸——然而直到那天，在殡仪馆的粉红色洗手间里，我看到曾投射在大家身上的阴影，竟然也在我身上出现了。
从那天以后，我终于明白了，我了解了这层道理。我在心中呐喊着，我起步太晚了！而且已经落后太多了！生命就是要去探索，否则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就是因为恐惧，才使得我无法勇往直前。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所以，对于这些属于我生命中的超现实历程所有的零碎记忆。请你们务必要加以领悟。在过去的我眼中，每一次相遇都是我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告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告白，而汉森的告白是最为尖刻的——根本上来说，其实应该也是最让人宽慰的。我埋葬了母亲，告别了莫妮卡和梅贝尔，在第二天飞往贝鲁特。然而即使是在这么一段旅程中，也出现了一桩令人不安的插曲。
为了让自己方便接受任务简报，我与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吉尔斯·拉蒂莫共住一间宿舍，他在著名的“疯狂的毛拉部门”里拥有一席之地，专门研究在黎巴嫩境外活动的回教基本教义派那复杂而且似乎是不可解的组织网络。业余的恐怖组织研究者认为这些组织都只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说法实是无稽之谈。如果真是如此就好了——因为这样的话，也许就可能有办法找到它们！但是事实上，它们总是神出鬼没，像是湿墙上的水滴不断地聚合又散开，看似容易掌握，其实却难以捉摸。
然而，吉尔斯这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及桥牌高手，却几乎完成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而我的工作就是在他指挥下作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他身材瘦削、个子高？，声音有些沙哑，是由我吸收进来的。他的举止原本就显得稚气，而他那片其实是因为细小微血管破裂而泛红的面颊使他看起来更加年轻。他极力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对女人是来者不拒。春寒时节，我有两次眼见他带着雨伞出门，但因为他习惯把伞借给那些出门不带伞的人，所以回来时自己淋成了落汤鸡。他很富有，但却过得俭朴；他是个面面俱到的好人，还有个体贴的好妻子，她曾举办过情报局的桥牌比赛，而且能记得住所有年轻工作人员和他们家人的姓名。然而当吉尔斯借出的档案失踪时，这一切特质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是我在无意间先注意到这个现象的。那时我正好在跟踪一个德国女孩布丽塔，她正流落在舒富山区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之间。于是我索取了一份附带档案，里面包括了与她有关的一些非常敏感的监听资料。这些情报是从美国人那里弄来的，只有少数人可以借阅，但是当我签字办完所有繁琐的手续后，却没人能找到这份资料。名义上这份资料是吉尔斯借走的，但是几乎所有的文件都一样，每一份借阅单上都有吉尔斯的名字。
吉尔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记得看过这份资料，而且甚至能引述上面的话。但是他以为他已经将它转交给我了。他说，那份资料一定是被送到第五处去了，不然就是被送回文书室，或是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这份档案就被登记挂失了，而文书室的侦察员也已获悉此事。之后一切正常地过了两、三天，同样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不过这一次是吉尔斯自己的秘书开始追查这些资料，因为文书室要求收回三卷有关一个名为“先知兄弟”组织的资料。此组织来历不明，扑朔迷离，据推测是以达莫为基地。
吉尔斯又是一问三不知：他既没有看过它们，也没有碰过它们。文书室的侦察员将吉尔斯签了名的收据拿给他看，他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这份资料。而当吉尔斯否认某事时，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应该为难他，因为就像我所说的，他是一个操行端正的人。
之后，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目前库存的档案全都被调了出来。这时文书室尚未完成电脑化，所以仍然可以找到要找的东西，或是确定那些资料遗失了。然而到了今天，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负责人员大概就会摇摇头说没有资料，然后再打电话叫一位电脑工程师来。
最后文书室发现以吉尔斯名义借出的三十二份档案资料全不见了。其中的二十一份档案属于极机密文件，五份为绝对机密文件，六份属于“存档文件”——即任何具有强烈亲犹太思想的人不许签字借阅的文件。你们尽管批评吧。这是种卑鄙的限制，我们鲜少有人不为此感到尴尬。但是这里是中东啊。
我还是从人事主管那里才第一次得到了暗示，了解这个危机有多大。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在他还可以挥动他那把斧头时，人事主管总是喜欢周末的来临。
“奈德，吉尔斯最近还好吗？”他表现出老朋友似的亲热劲问道。
“很好。”我说。
“他是位基督徒，不是吗？基督徒类型的年轻人很虔诚。”
“我也这么认为。”
“嗯，我是说我们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算是基督徒，但是他太过于虔诚了。奈德，你说呢？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从未讨论过这件事。”
“那么你提过这件事吗？”
“没有。”
“你认为，呃，譬如说他可能同情某些——比方说英籍犹太人社团，或是类似的组织？注意，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吉尔斯是很传统正派的，我完全相信。他是那种在他那个教区的教堂里备受赞誉的社会名士。我相信他有分量得以在四旬斋时发表演讲，就是这样。”
人事主管用手指的关节敲着一份已合上的档案抱怨道。“奈德，这是我所能查到的资料以及关于他的照片。还有什么事吗？你知道，我的工作都很忙，也不很愉快。”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呢？”
“噢，我知道，我知道我应该自己去问他。当然啦，除非你愿意代我去问他。你可以请他出去吃饭——当然是签我的帐。探探他的心思，然后告诉我你的看法。”
“我不干。”我说。
他立刻收起了老朋友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奈德，有时我真替你担心。你老是和女人牵扯不清，而且又喜欢对自己的健康逞强。这是你身上的荷兰血统在作祟。好了，你要保密，这是命令。”
结果却是吉尔斯请我出去吃饭。人事主管大概也对吉尔斯编了一个故事，把我们两个都耍了。不管他是否真的这样做，十二点三十分时吉尔斯便突然一跃而起说道，“见鬼，奈德。今天是星期五呢。来吧，我请你吃饭去。好几年没好好吃一顿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旅行者餐馆，并在靠窗的桌旁坐下。我们很快地就喝完了一瓶桑塞尔葡萄酒，此时吉尔斯突然开始谈起了他最近到纽约的联邦调查局从事友好访问的情况。他的开场白讲得相当自然；但是接下来他的声音却像是走了调，双眼则是出神地望着只有他知道的某个遥远的地方。刚开始我以为这是酒的缘故，但是吉尔斯看起来不像是个酒鬼，而且他也不像酒鬼那样地猛喝。他说话的方式十分具有说服力——而在他接着往下讲时——更带着一种充满幻想的张力。
“奈德，美国人真怪。你得提防他们。起初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在注意你。比方说，在旅馆里吧——你总是能在旅馆里发现一些线索。在你住进旅馆时，到处都有人对你笑脸相迎，而且他们都对你的行李大感兴趣。那是他们在监视你。去他妈的高楼温室、顶楼游泳池。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直升机上沿着河面向下俯视。‘欢迎，兰伯特先生。祝您愉快，先生。’我用的是‘兰伯特’这个化名。我在美国总是用这个名字。他们把我安置在第十四楼。我是个有条不紊的人。向来都是如此，就连鞋架之类的小东西也不放过。没办法。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鞋子放在这里，衬衫放在那里，袜子放在那里，西装也要照顺序吊好。我们英国人从来都没穿过薄西装，不是吗？你以为那是薄西装。所以你选择了薄西装。你的裁缝师也告诉你这是薄型西装。‘先生，这是最轻的西装。我们再没有比这更轻的了。’你会以为这些裁缝现在可能学会制作这种西装了，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那么多美国人的生意。但是他们就是没学会。乾杯。”
他喝，我也陪着他喝。我替他倒了些矿泉水。他在冒汗。
“第二天我回到旅馆。那天开了一整天的会，花了很多时间在使彼此相处得更为融洽。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是说那些家伙人都不错。只是——哎，就是不一样。态度不同。他们带着枪，相信只要靠蛮力就能有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不是吗？我们都知道这点。杀死越多狂热分子，就会出现更多狂热分子。我明白这点，他们却不明白。你知道，我父亲也是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跟我谈谈你父亲的事吧。”我想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他谈的是他父亲，而不是这家旅馆，那我会觉得自在得多。
“所以我就走进了旅馆，然后他们递给我钥匙。‘嗨，等等，’我说。‘这不是十四楼的钥匙，这是二十一楼的钥匙，你们弄错了。’我当然只是一笑置之。谁都有可能会出错的嘛。这次来和我交涉的是个女的，看起来挺凶的。‘兰伯特先生，没错，你是住在二十一楼。你的房间是二一〇九室。’‘不，不是的，’我说。‘是一四〇九室。你看看这个。’我记得自己带了他们给我的住宿证，于是便开始往口袋里找。她在一旁看着我翻遍了口袋，但是我却遍寻不着。‘得了吧，’我说。‘相信我，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的房间是一四〇九室。’她翻出住宿名单给我看。上面写着，兰伯特，二一〇九室。我上了电梯，打开房间，结果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了。鞋子在这里。衬衫在那里。袜子放在那里，西装也照顺序吊好了。我放在十四楼另一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你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好事吗？”
我再次说我不知道。
“照过相了。用拍立得照相机。”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们是想窃听我——二一〇九室里安装了窃听器，而一四〇九室却没有。我住在一四〇九室对他们没有好处，所以他们把我搬了上来。他们以为我是一名阿拉伯的间谍。”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他是位劳伦斯型的人物。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就决定这么做了。把你的房间拍下来。”
我几乎想不起来这顿午餐的其他情景。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吃了什么，或者还喝了些什么，或是其他事情。我只记得吉尔斯大肆吹捧梅贝尔是一位十全十美的情报员之妻，不过这也许只是我良心发现吧。我真正记得的是当我们回到了总部，并肩走进吉尔斯的办公室里时，人事主管正站在吉尔斯的铁柜门前。柜子已被打开，那三十二份失踪的档案资料正杂乱无章地堆在铁柜内的隔板上——那些在吉尔斯罹患了斯迈利所说的“十二级神经失常”之后，无法妥善处理的档案资料全都在那里。
而原因就真的如同我后来所得知的那样吗？吉尔斯也找到了他的莫妮卡。表面上使他精神失常的原因是因为他迷恋上了他村子里的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他对她的爱情以及他自己的愧疚感和绝望使他再也无法履行职责。他继续忙着白天的工作——那是当然的，他是一位战士——但是他的脑筋不动了。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满脑子都装着别的事情。
至于其他使他失常的原因，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和那些现在似乎已越来越受欢迎的心理医生吧。或许这和人们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关，也或许是吉尔斯年轻时的渴望和他现在已近老年所得到的一切落差太大所导致。然而冷酷的事实是，吉尔斯的下场使我感到胆颤心惊。我觉得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而他走在我的前头；由他的遭遇，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当我开车去机场时，我有这种感觉；而我在飞机上想起母亲时，这种感觉依旧挥之不去。我只好在飞机上喝了好几杯威士忌，以使自己不再去想这件事。
当我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旅馆六〇七室里整理着狭小的衣橱时，这种感觉仍然萦绕心头，此时离我床头只有几寸距离的电话响了起来。当我拿起听筒时，心里突发奇想地认为也许我会听到大厅柜台的阿赫迈德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替我在二十一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不过我猜错了。第二首超现实插曲才刚刚开始演奏序曲。
射击已经开始，半自动步枪不停地扫射。这很可能是一群毛头小伙子坐在一辆日制小货车里用AK-四七冲锋抢向周遭扫射。此时在贝鲁特，你可以根据夜晚的第一波骚动来对时。不过我向来都不太注意枪击。因为枪击总是有个逻辑可循——即使这可能只是一个随想的逻辑。枪击要不就是将目标对准你，要不就是离你远远的。我最怕的是汽车炸弹——当你匆忙地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是在拥挤不堪、移动缓慢的人群中闲荡时，你永远都不知道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是否会发出一声巨响，使整个街区崩塌，然后你被炸得粉身碎骨，死无全尸，更不要说是入土下葬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中唯一会让你注意到的东西是——我是指爆炸以后——鞋子。人被炸得血肉模糊，但是鞋子却完好无损。所以即使是身体的残块已被捡起运走后，仍有一只或两只还可以穿的鞋子会突兀地留在一堆满是玻璃碎片、被作坏的假牙，及西装碎屑的废墟中。然而像现在，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机枪扫击，或者是奇形怪状的手提式火箭筒，并不会使我和某些人一样感到恐慌害怕。
我抓起听筒，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阵紧张，这不只是因为我在国内有些感情纠葛，而且也是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追踪一个德国女人——那位正在舒富山区胆颤心惊地接受教训的布丽塔。
然而她不是布丽塔，不是莫妮卡，也不是梅贝尔。那声音听起来似乎是美国中部的口音，而且显得有点恐慌。此时我的身分是彼得，记住——是彼得·卡特，英国一家大报的记者，尽管这家报纸派驻贝鲁特的记者从来没听过我这个人。在听她说话时，我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件事。
“彼得，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要和你在一起。”她一口气说了出来。“彼得，你究竟到哪去了？”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机抢扫射声，然后一阵手榴弹的暴炸声盖过了枪声。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老天啊，彼得，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好吧，我是说过一些狗屁不通的话。是我弄坏了你的稿子。对不起。我是说，老天啊，我们是什么人？小孩吗？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种事情。”
又是一阵机枪的狂射。有时那些毛头小伙子只不过是在对天扫射，壮壮胆子而已。
她提高了声音。“彼得，跟我说话啊！告诉我一些有趣的事，好吗？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定正在发生某些有趣的事情！彼得，请你回答我好吗？你没死吧？你该不是躺在地上，脑袋被炸飞了吧？你就点头说没有吧。彼得，我不想一个人死啊。我这个人是很容易亲近的。我的爱是友善的，就算我死了也是和蔼可亲的。彼得，回答我，求求你。”
“请问你打哪个房间？”我说。
一阵死寂。这是夹杂在枪战声中唯一真正的死寂。
“你是谁？”她问道。
“我是彼得，不过我想我不是你的彼得。你打哪个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
“号码是多少？”
“六〇七室。”
“我想他一定是结帐走了。我是今天下午才到达贝鲁特的。这是他们替我安排的房间。”
一枚手榴弹爆炸了，而另一方也回敬了一枚。就在街上，也许就在离这里三条街之处，有人尖叫了一声。尖叫声停止了。
“他死了吗？”她轻声地问。
我没有回答。
“可能是个女人。”她说。
“可能吧。”我表示同意。
“你是谁？是英国人吗？”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彼得也是。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指我的职业？”
“就跟我聊聊吧，继续说下去。”
“我是一名记者。”我说。
“跟彼得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记者。”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像敢死队。你也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有些事情会让我害怕，有些就不会。”
“老鼠呢？”
“我怕老鼠。”
“你是好人吗？”
“没什么好或不好，就和那些新闻一样。我已经不常写新闻稿了，这阵子我在当编辑。”
“结婚了？”
“那你呢？”
“结过了。”
“和彼得？”
“不，不是彼得。”
“你认识他多久啦？”
“你是指我丈夫吗？”
“不，彼得。”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她的红杏出墙更感兴趣，而没有先问及她的婚姻。“在这里你是不会这样算时间的。”她说。“一年、两年——你不会那么说。在贝鲁特不是这样算的。你也结过婚了吧？如果我没告诉你我结过婚，你是不会告诉我答案的吧。”
“是的，我结过婚了。”
“那就跟我谈谈她吧。”
“我的妻子？”
“当然。你爱她吗？她个子高吗？皮肤好吗？是不是长得很有英国人的特色，上嘴唇的唇形分明？”
我告诉她有关梅贝尔的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然后再另外瞎编了一些故事，但是心里却又不喜欢自己这么做。
“我是说，与同一个人同床共枕十五年后，世上还有人相信性这一码子事吗？”她说。
我哈哈大笑，不过并没有回答她。
“彼得，那你对你太太忠实吗？”
“绝对忠实。”我迟疑了一下说道。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回去工作吧。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有特别的事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
我身上的间谍细胞开始躲避这个问题：“我想现在该轮到你来告诉我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你也是记者吗？”
一串曳光弹在空中爆开，接着枪声大作。
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彷佛恐惧已使她疲惫不堪。“我整理电讯稿。”
“为谁工作呢？”
“一家讨厌的电讯社，不然还会是什么？一行字五角钱，除非有那个讨厌的家伙来抢生意，不然的话，一个下午可以有两千美元的进帐。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你叫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也许是安霓。就叫我安霓吧。听着，你人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如果有一条德国短毛猎狗咬你的腿，那你怎么办？”
“大叫吗？”
“假装达到性高潮。彼得，我好害怕。也许我没说清楚。我需要喝一杯酒。”
“你在哪儿？”
“就在这儿。”
“这儿是哪儿？”
“我的天，我就在旅馆里啊。海军准将旅馆。我正站在大厅里，闻着阿赫迈德身上的大蒜味，有个希腊人在盯着我。”
“谁是那个希腊人？”
“斯塔伏罗斯。他贩卖毒性强烈的毒品，但他却指天划地的发誓是软性毒品。他真是个卑鄙的小人。”
我倾听着，然后首次听到背景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枪击已经停止了。
“彼得？”
“嗯。”
“彼得，把灯关掉。”
她一定知道我的房间里只亮着一盏灯，一盏摇摇晃晃、上面还斜盖着一个羊皮灯罩的床头灯。这盏灯放在两张睡椅之间的橱柜上。我关上灯。窗外的天空又出现星星了。
“门不要上锁，让它稍微敞开。你有酒吗？”
“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说。
“伏特加呢？”
“没有。”
“冰块呢？”
“没有。”
“那我会带些冰块去。彼得？”
“什么事？”
“你真是个好人。有人这么对你说过吗？”
“好久没人这么说了。”
“注意门口，我来了。”她说道，随即挂了电话。
她一直都没来找我。
你们可以任意想像，就像我那样，随便乱想——黑暗中我坐在沙发上，等着听到走廊上响起她的脚步声；我盯着房门，并任由自己的生命一分一秒地流逝。
一个小时后我下楼去。我坐在酒吧里，侧耳倾听每一个我所能找到的美国女人的声音。没有一个口音是相符的。我试着找出是否有哪个女人自称是安霓，并且曾经引诱过一个她只在电话里谈过话的男人。我贿赂阿赫迈德，要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九点有谁在大厅里使用内线电话，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曾见过这么一个感情用事的美国女人。
我费尽苦心地想查清楚住我这个房间的前一个客人的身分，以及他的名字是否为彼得。但是令人迷惑的是，阿赫迈德却变得吞吞吐吐，只说他那时正回的黎波里探望他的老母，因此不大清楚，而且旅馆并没有保存什么名单。
难道彼得真的及时回来把她带走了不成？难道是斯塔伏罗斯的希腊人把她带走了吗？她是个妓女吗？那我又是个什么东西？阿赫迈德是在替她拉皮条吗？那个电话是不是她对刚住进旅馆的客人所施展的恶作剧，以便在客人住宿的第一个不安的夜晚勾引他们呢？
或者——我倒是宁愿这么想——她只是一个担心受怕的女子，正思念着她的男友，并渴望在夜晚降临、枪炮声大作时，能有个人拥着几近崩溃的她？
无论她所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谜团，经历此事后，我已经对自己有了一点了解，即使这让我感到窘迫。我了解到我的孤单是多么地危险，我是多么容易上钩，多么需要去爱人并被爱；与心中对爱的那份日益强烈的渴望相较，我身上的那种情报局所说的“个人安全”的品德更显得不够坚定而浮躁无常。我想起了莫妮卡，想起了我那些空洞的爱情辩白，它们丝毫打动不了诸神的心。我想起了吉尔斯·拉蒂莫，以及他那绝望的恋情。而不知怎地，那个自称安霓的女人似乎和他一样都是痛苦的信使，为我说出了内心的话。
在那位不露面的女孩之后，又来了一位不露面的男孩。事情发生在第二天的晚上。
我已精疲力竭，于是坐在旅馆的大厅里，独自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那时我已经访问过西顿附近的营地，然而在黎巴嫩南部待了两天，我的手却仍在发抖，惊魂未定。此刻正是奇妙的黄昏时分，贝鲁特的人类动物王国同意把他们的纷争先搁在一边，聚集在共用的水井前。我曾在丛林里见过同样的情形，也许你们也曾见过。在统一指挥下，大象、疣猪、瞪羚、狮子和长颈鹿蹑手蹑脚地走出了保护它们的树林幽暗深处，大多数的动物都默不作声，只是在泥泞的平地上各就各位。当此时那些奔波了一天的记者们都已返回旅馆之际，你可以好好地观察海军准将旅馆大厅里的情形。电动玻璃门在他们的面前打开时，总是稍微慢了一点，而他们总是长嘘短叹、嘟嘟哝哝地埋怨着。接着在贝鲁特的傍晚时分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角色：一个瑞典的电视摄影小组，领头的是一名身穿牛仔装、神色憔悴的金发女子；一家美国周刊的摄影师和特派采访员；总是成双结对的电讯社记者；一个神秘莫测的东德人和他的日本情妇。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觉，以尽量不惹人注目的方式进门，稍作停留，然后卸下一天的劳顿。
对真正的记者来说，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们还有胶卷得送出去，有新闻稿得写，而且还要拍发电报或打电话。某某人失踪了，要作说明。某某人身受重伤，他的妻子知道吗？不管怎么样，玻璃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之后，今天他们就算是战胜了敌人凯归。而晚上他们还得为巩固白天的战果而努力。
在我观望时，我等着——希望能遇到一个人，他认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又有一个熟人或许会认识我来贝鲁特要找的那个女孩。除了又去了那个鬼地方一趟外，我这一整天仍一无所获。
大厅的另一个角落聚集了另一批人，这些人虽然不是那么耀眼醒目，但是却经常更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这群人里面有投机商人、军火贩和毒贩，穿着正式礼服的小外交官们，以及那些具有影响力并握有重要消息的情报贩，在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大厅里的人们时，他们都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还有那些间谍——来自各方的间谍——也正在公开交易，因为在贝鲁特，人人都涉足这一行。在这里不论男人或女人都有办法弄到内部消息，即使是那位站在柜台后的阿赫迈德，只要塞给他几美元及一副笑脸，他就会告诉你全世界的秘密。
即使是根据海军准将动物园的标准来判断，引起我注意的那个人仍显得充满了异国风采，气质特殊。我没看到他进来，所以他一定是跟在一群人的后面进门的。我看到他在大厅里，靠在玻璃门的暗处。他身穿一件条纹足球衫，一块干净的白色头巾宽松地扎在头上。不是他身材瘦长，胸部平坦，乍看之下我也会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
安全人员也注意到他了。就连站在那个坚不可摧的柜台后的服务员阿赫迈德也注意到那个人了。阿赫迈德的身后的墙边架着两枝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正好就在放置客房钥匙的架子下。我看见阿赫迈德小心地后退了半步，这样他就能随手拿起一枝冲锋枪。此刻大厅上要是飞来一枚小型手榴弹，就足以扫荡城里半数的非法勾当。
但是那个神秘的人物继续往前走，他如果不是尚未察觉，就是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身材修长，年轻力壮，动作敏捷，却有些僵硬。他就像是一个失去意志的人，听从别人的指挥迈步向前。我现在可以看得真切点了。他戴着黑色的眼镜，留着黑色短发及胡须，所以他的脸看起来才那么黑；而他头上的那条白色头巾，在强烈对比之下，更加添了这种印象。然而由于他僵直的动作，却使得我浑身起疙瘩，并在心里纳闷自己究竟碰上了何种信徒。
他走到大厅的中央。有几个人还让路给他。有些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别过头去，有些人则转身回避，好像他们认识这个人，但是却不喜欢他。突然，在大厅中央的炽亮灯光下，他显得高大起来。他那裹着头巾的脑袋向前伸，手臂则几乎不动，像是在听从天意登上了他的绞刑架。从他那微弯的膝盖、悬着的手腕、略显女性化的臀部看来，我现在已经看出他是个美国人。典型的美国男孩。他那副墨镜显然还不足以抵挡阳光，所以我看到他有一只手还拎着一顶遮阳帽。只有赌徒和四〇年代电影中的那些夜班编辑才会戴这种东西。他至少有六尺高，脚上穿的运动鞋，就和他的头巾一样洁白，而且走起路来无声无息。
他是个阿拉伯怪物？我在心里猜想着。
还是一个疯狂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人以前倒曾出现过几个。
他是不是喝醉，头脑不清楚？
或者他只是一个崇尚嬉皮风潮的战地游客，来到这个地狱般的城市中寻求刺激？
此时他已转身开始和接待员交谈，但是他的脸仍侧对着大厅，搜寻着他想打听的那个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他的脸上和前额散布着一些红点，很像是麻疹或是天花，不过看起来要更明显。我推断那大概是在某个低级旅馆里被臭虫咬的，而他的脑袋可能曾经撞上一辆破车的挡风玻璃。他开始朝我这边走来——还是那副僵硬的动作，脸上毫无表情。他是故意的，他是个惯于受人注目的人。由于气恼，眼罩在他手中抖动。我坐着喝酒时，他透过墨镜茫然地看着我。之后有一个女人挽起了他的手臂。她穿着裙子，那个男孩的头巾可能就是她送的。他们来到我的面前，此时周围并无他人。
“先生！这位是索尔，先生，”她说——或许是叫默尔特，也有可能叫希德，不管是什么名字。“先生，他在问你是不是那位记者。”
我说是个记者没错。
“先生，那你是从伦敦来的吗？先生，你是个编辑吗？先生，你有影响力吗？”
我带着不以为然的笑容告诉她，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什么影响力。我说我是做管理工作的，这阵子刚好到这里出差。
“你就要回伦敦了吗？很快就要回去吗？”
在贝鲁特你得学会不要提前暴露你的行程。“很快。”我向她透露，虽然事实上我打算第二天再回到南边去。
“先生，索尔能和你谈一会儿吗？只是谈谈而已？索尔非常需要和一个在西方报界具有影响力的人谈谈。他觉得在这里的记者们对这里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于是就变得麻木不仁了。索尔需要一个外来的声音。”
我挪出空位来，让她坐在我身边，而索尔则慢吞吞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这个穿着长袖足球衫，扎着头巾，浑身包得密实、沉默寡言、外表整洁的男人。他终于坐了下来，将手腕放在膝盖上，并用双手拿着那顶遮阳帽。然后他长叹一声，开始轻声地对我诉说。
“先生，这是我写的东西，我想请你把它登在你们的报纸上。”
他的声音听来十分轻柔，却显得极富教养而彬彬有礼。但是就像走路那样，他说话时总是有气无力，而且相当简洁，好像每说一个字都会令他感到痛苦似地。透过他那副墨镜，我看见他的左眼比右眼小，而且眯成一条缝，不过并没有肿胀，也不像是被拳头打眯的，反正就是比另一只眼睛小，彷佛是从另一张不同的脸上取下来似地。而他脸上的红点既不是蚊虫咬的，也不是得了麻疹或擦伤。那些红点是伤疤，就像是轻武器在贝鲁特的一道墙上扫射过后的弹坑一样，因灼热和速击留下痕迹。那些伤疤也像火山口一样，周围的皮肤仍是翻卷起来的，并未愈合。
接着他便自动地讲起了他的故事。他是一名志愿救援人员，奥玛哈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他相信和平。他是科尔尼奇附近发生的一场爆炸的受害者。那里有家美国人常去的阿克巴餐馆是受灾最惨重的地方之一，几乎已经全毁，你们应该过去看看。这场灾难是汽车炸弹所引起的，而这玩意儿最让人头痛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汽车炸弹更让人胆颤心惊的了。
我说我知道这点。
除了他之外，那家餐馆里的人全都被炸死，而离墙最近的人更是被炸得身首异处，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丝毫未察觉他所描述的情景已勾起心中那可怕的梦魇。而现在他既然写了这篇文章，他觉得他应该将这份攸关和平的温和呼吁公诸于世。他必须将这篇文章登在我的报纸上，也许这会带来某些帮助，而且他希望能在本周末或星期一就见报。他愿意把自己的稿费供作慈善事业之用，并且估计稿费大约会有两百美元，或是更多一点。在贝鲁特的医院里，这笔钱仍能为人们带来一线希望。
“先生，我们需要中止。”在那个女人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打字稿时，他以死气沉沉的声音解释道。“中止以求调整。也就是停火找出一条折衷之道。”
一个受炸弹惊吓而极欲寻求和平的人会对一个冒牌记者提出一项绝望的主张，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发生在贝鲁特的海军准将旅馆里，才显得不足为奇。然而我还是许诺尽力而为。在我与我等待的人办完事之后——当然，他一无所知，而且什么也没听到，但是，如果我能和泰尔的阿斯米上校通话，或许就能打听到一些消息也说不定——我回到房间，在身边放了一杯酒，然后便开始阅读他所提供的资料。之后我决定，只要它有任何可能出版的机会，返回伦敦后我一定会在熟人无数的报界找个朋友，就算是硬逼也要叫他将这篇文章刊登出来。
这是一篇悲壮的文章，很快地就令人不忍再往下读了，全文虽然散漫，却充满了真情挚意，呼吁犹太人、基督徒、回教徒应共同为自己的母亲和子女着想，彼此亲爱，相濡以沫。它坚持采取折衷立场，并举出了历史上许多错误的先例。它提倡一种新宗教，“就像圣女贞德当年所赋予我们的精神一样，只是当时英国人想阻止她，所以就将她活活烧死，全然不顾她的呼救及群众的意愿。”他说，这种伟大的新兴运动将会：“使闪族在友爱和宽容之中团结一致。”接着文章便失去条理，动辄使用大写字母、划线以及一长排的惊叹号。因此在我快要看完时，文意已经与原来的主旨大相迳庭，反而变成在谈论“坐在墙边的那一家人，包括小孩和祖父母，离爆炸点最近”，以及他们如何被炸得血肉横飞，并且这种描述不只一次，而是反反覆覆地一直出现，每一次都让索尔重温一遍那段痛苦的记忆。
突然地，现在变成了我在替他写这篇东西。写给她，安霓。我先是在心中想着，然后就开始在他那篇文章旁边的空白处写起来，接着我从公事包里取出一张A4的纸，很快地就写满了一张，接着我又拿了一张来写。我浑身汗流浃背。这就是贝鲁特的夜晚，此刻一切都已平静下来，但是却有一股潮湿的、让人发痒的热气从山边传来，此外还有一片如硝烟一般的邪恶灰色迷雾，弥漫整个海面。我一边写着，一边纳闷她是否还会打电话来。我就像一个饱受炸弹惊吓的男孩，正在写信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的——正如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感到沮丧——都是些矫柔造作的垃圾。我只不过是在宣示乖张的爱意，絮叨着滥情的感慨，装模作样地谈论着人类罪恶不断地进行着恶性循环，以及人类总是找藉口做坏事。
中止，那个孩子曾经这么说。中止以求调整。停火。我将他的话写了进去，同时也把安霓写了进去。我告诉他们，人类冲突史上仅有的中止，并不是为了调整以求折衷，而是为了变本加厉，中止只是为了要让这个世界再度分裂，为了要使杀手和受害者找到彼此，使贪婪和剥夺重新凝聚。我像是关心社会福利的一个感情用事的自由派人士，写下了这些东西，而当我早上醒来看见散落在威士忌空酒瓶周围的手稿时，竟无法相信这是我认识的自己所写的。
所以我做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事。我把它们放进洗手盆里烧掉，然后捣烂灰烬，倒在厕所里，冲入贝鲁特那条塞满尸体的下水道。做完这件事以后，我惩罚自己沿着码头快跑，尽可能地快跑，好把追在我身后的一切甩掉。
我跑向了汉森，跑离自己，但是在这条路上我还得停一次。
我要找的那位德国女人布丽塔，原来是住在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之中。她住在一处阴暗的营地里，离一个叫里维姆的村落不远。营地周围有耕地，同时并架设了双层铁丝网，此外每个转角都有了望塔，上面有人站岗。这个营地里除了她之外，是否还关着其他的欧洲囚犯，我就不得而知了。她仅有的伙伴是一些年轻的阿拉伯女孩，主要都是来自约旦河西岸或加萨走廊的贫穷村落。她们都是禁不住那些巴勒斯坦同志的劝说或胁迫，而对那些令人痛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残酷的行为，而她们所做的大多是在市场里安置炸弹，或者是将炸弹扔进平民乘坐的公共汽车里。
我乘坐吉普车从贝尔谢巴赶到那里，替我开车的是一位年轻而又英勇的情报上校。他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那位古怪的温盖特将军的训练，因而成为一名夜间突袭队员，那时正值英国托管时期。这位上校的父亲还记得温盖特曾经光着身体蹲在营帐里，藉由烛光在沙地上草拟作战计划。每一个以色列军人似乎都很喜欢谈论自己的父亲，然而英国人却只有极少数才会这么做。托管期过后，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看清我们了，因为我们还是没变：仍然是反闪族、无知、帝国主义者，例外的人数恰好可以使我们全体得到救赎。迪莫纳，这个以色列人储藏核子武器的所在地，就在这条路的前方。
我那种不踏实的感觉不但没有远离，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彷佛我已经失去了干我们这一行不可或缺的那种对一切置身事外的本领。我对自己和别人的感觉似乎并非来自我的客观检视，而是诉诸于主观思想。在黎巴嫩，如果你卸下了心理武装，就很容易会对以色列产生一种非理性的仇恨。而我对这种病下了一帖猛药。当我在泥泞不堪，恶臭四溢的残破营地里蹒跚跋涉，或是蹲在堆满沙袋的陋室里时，我努力相信除非最后一个巴勒斯坦孩子闭上了他充满仇恨的双眼，否则以色列人寻求报复的渴望是永远不会停歇的。
也许那位年轻的上校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我虽然是从赛普勒斯飞过来，但毕竟我是在几个小时前才刚离开黎巴嫩，因此身处当地所得到的感受或许此时仍在我脸上有迹可寻。
“你见过阿拉法特了吗？”在我们沿着笔直的公路行驶时，他露出不太高兴的笑容问道。
“没有。”
“为什么不去见见他呢？这家伙人不错。”
我未置可否。
“你为什么要见布丽塔？”
我告诉他。没有理由不这么做。透过伦敦方面的竭力游说，我才有机会与她会面，不过我的主人们当然不会让我和她单独交谈。
“我们认为她也许愿意跟我们谈谈她的一个男朋友。”我说。
“你凭什么说他会这么做呢？”
“那个男人遗弃了她，所以她很气他。”
“她的男朋友是谁啊？”——好像他毫不知情似地。
“他是个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共和军中担任副官。他指派任务给投弹手，同时并勘察目标，补充装备。布丽塔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时曾与他秘密同居。”
“结果就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呃？流落巴黎街头？”
“是的，就和乔治·奥威尔一样。”
“他是什么时候抛弃她的？”
“六个月前。”
“也许她气已经消了。也许她会叫你见鬼去。对布丽塔这样的女孩来说，六个月的时间实在够长了。”
我接着问上校，她在监禁期间话多不多。这个问题我提得非常婉转，因为以色列人至今仍未说出他们抓了她多久，而且也没说他们起初是怎么抓到她的。有着一张方脸和深棕色皮肤的上校是祖籍为苏联的移民，在他的短袖卡其上衣上别有降落伞状的空勤胸章。他只有二十八岁，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出生于特拉维夫，并且与一名摩洛哥的犹太女子订了婚。他的父亲也就是那名夜间突袭队员，现在则成了一名牙医。这些事都是在我们一开始认识时，他就用那口带有喉音的漂亮英文告诉我的。
“说话吗？”他又对我凄然一笑以回答我的问题。“布丽塔吗？这位小姐打从住进去以后，嘴巴就没停过。”
由于我对以色列对待囚犯的方法还有一点了解，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一想到我要去质询那个受制于他们的女人，我就不禁打了个冷颤。我曾在爱尔兰碰过这种事：一个被捆得密密实实的人用如同死人般的眼神瞪着我，然后什么都招了。
“是你亲自审问她吗？”我一边问道，一边注视着他那结实的前臂，以及有棱有角的下颚。我心里想着，或许他就是杰兹上校。
他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他好像想告诉我什么，可是旋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有专家，”他说。“国家安全局的家伙，他们和布丽塔一样精明。他们肯花时间慢慢与她周旋，双方相处得还挺和睦的。”
我也曾听过这种“相处和睦”的说法，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一名眼睛布满血丝的线民曾在泰尔告诉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引诱她上钩的。而她现在已经离开了营区，和她新认识的男友赛德以及他的三位朋友，去了雅典。这些小伙子都很优秀，十分能干。他们打算击落一架飞抵雅典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班机，于是设法弄到了一挺手提式火箭发射筒，并在飞机必经航线上租了一间房子。至于布丽塔的工作则是打扮成一个毫不起眼的欧洲人，站在机场的公用电话旁，手上并拿着一部价值三十美元的短波收音机，等飞机来时，她就把塔台的指示传达给埋伏在屋顶上的那群小伙子。我那个累得腰酸背痛的线民说，他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排练也进行得颇为顺利。但是当天的行动却功亏一篑。
我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自己想着这个故事的其他情节。我想着要是情报局知道这个消息，会怎么处理呢：两组人同时突袭屋顶和电话亭；目标飞机得到预警，机上空无一人地安然降落雅典机场：在飞机飞回特拉维夫时，那些恐怖分子都被拷在座位上。我怀疑局里会拿布丽塔怎么办，是审判她，还是用她交换利益。
“在雅典和她在一起的那些小伙子怎样了？”我撇开伦敦方面叫我不要对这件事表示好奇的指示，直接问上校。
“小伙子？她不认识什么小伙子啊。雅典？雅典在哪儿？她只不过是个到伊拉特休假的无辜德国游客。我们绑架了她，逼她吃药，然后将她囚禁起来，而现在我们准备陷害她好做宣传。她要我们提出证据，因为她知道我们拿不出来。你还想知道什么吗？去问布丽塔吧，随你怎么问都可以。”
他的语气使我疑惑。而当我们走下吉普车时，我更是一头雾水了。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祝我好运。“她是你的啦，”他说。“祝你一切顺利。”
我开始对自己可能发现的一切有点畏惧。
一位身穿陆军军装的矮胖女人在她那间整洁的办公室里迎接我。我心想，监狱管理人员可真是从来都不缺清洁工。她是拉维上尉、布丽塔的看守人，不过似乎一点也不像。她说起英语来很像美国小镇上的小学老师，不过她的语气比较谨慎，速度也慢。她有一对闪亮的眼睛及灰色的短发，看来显得和蔼温顺。她长年累月在监狱里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然而当她把双手放在一起时，你又会觉得她应该去替她的孙子们织毛衣才对。
“布丽塔非常精明，”她略带歉意地说道。“由一个精明的男人来盘问一个精明的女人，有时真不太容易。先生，你有女儿吗？”
我不想让她摸清我的底细，于是便说没有。不过这碰巧也是实话。
“真是遗憾。请别在意，也许你还会有的。像你这样的男人还有时间。你会说德语吗？”
“会。”
“那么你很幸运。你可以用她的母语和她交谈，这样你就能对她有更深的了解。我和布丽塔在一起时，只能说英语。我说的英语像我去世的丈夫，他是美国人。而她说的英语则像她以前的男友，一个爱尔兰人。特拉维夫方面说你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还满意吗？如果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会向他们请示的——也许他们会同意。也有可能两个小时太长了，我们看情形再说吧。”
“你待人真体贴。”我说。
“很好？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不应该这么好，也许我们太体贴了。不久你就会明白的。”
之后她叫人送来咖啡，还有布丽塔。这时我和上校在一张普通木桌的一边各自就位。
拉维上尉并没有坐在桌边，我推测这是因为她并非是参与这次谈话的一分子。她坐在门旁的靠背椅上，双眼下垂，彷佛是要欣赏一场音乐会似地。甚至当布丽塔由两名年轻女典狱官陪同走进屋内时，她也只是抬起眼睛，好看着三个女人经过她身边，然后走到屋子中央停下来。她们站在那里，一名女典狱官替布丽塔拉过一把椅子，第二名女典狱官则打开她的手铐。之后她们离去，而我们坐了下来。
我想描述一下从我坐的这个位置所看到的情景：上校坐在我的右边，布丽塔坐在桌子对面，拉维上尉那下垂的花白脑袋，则几乎位于布丽塔的正后方，只是略微偏左，她的脸上并挂着浅浅的笑容。在我们的整个讨论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那种表情与姿势，就像是一具蜡像。她那略带微笑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也未消失。她的姿态带着一种专心竭志的意味，所以我怀疑她是不是想从谈话中努力地听出一些词语和单字。也许对意第绪语和英语的了解，可以帮助她听懂一些话；因为布丽塔是个不来梅女孩，能说一口清晰纯正的德语，因此她的话比较容易听懂。
毫无疑问地，布丽塔是她那个民族中的一个优秀典型。他们会说她长得“金黄的像面包一样”。她的身材修长，肩膀宽阔，发育良好，湛蓝的大眼睛目空一切，下颚则显得坚实而充满魅力。她和莫妮卡年龄相当，身高接近；而我禁不住揣想着她也和莫妮卡一样性感。当她一走进来时，我原先怀疑他们虐待她的念头便完全消失了。她的举手投足宛如一位芭蕾名伶，但是却比大多数舞者更加慧黠与世故。如果她穿上网球装或是阿尔卑斯山的农家少女服装，一定会显得绰约多姿，而我怀疑这两种服饰她都穿过。就算是这一身囚衣，也无法遮掩住她的美貌；她用了某种材料替自己编了一条布腰带系在腰间，并将一头金发梳理整齐披在肩上。当双手被松开后，她的第一个动作是向我伸出一只手，同时行了一个女学生式的屈膝礼。她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使我根本来不及分辨她是出于嘲讽还是尊敬。她握起手来像个男孩似地，十分有力但是却迟未放手。她并没有化妆，不过此刻也没有这个必要。
“我能蒙幸会见的这位先生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她问道，她若不是真的彬彬有礼就是在故意恶作剧。
“我是一名英国官员。”我说。
“请问尊姓大名。”
“那并不重要。”
“但是你的确是个大人物啊！”
囚犯们被带出牢房时，起初都会胡言乱语一番，所以我很谨慎地回答她。
“我正和以色列人一起研究你这件案子。你只要了解这些就够了。”
“案子？我是一件案子吗？真有意思。我还以为我是一个人呢。请坐，无名氏先生。”说罢她也自行坐下来。
就如我描述的那样，我们都坐了下来。拉维上尉的脸被布丽塔遮住，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上校并没有站起来和布丽塔打招呼，就算现在她就坐在他面前，他也没看她一眼。他好像突然变得不抱任何希望。他看了一下手表。他的手表是用纯钢做的，就像是他戴在棕色手腕上的一件武器。布丽塔的手腕和莫妮卡一样光滑白皙，不过另外多了一道手铐磨出的红印。
她突然为我上起课来了。
她毫不犹豫地开始，彷佛又重执教鞭。就某种意义而言，她的确是如此，因为我马上就明白她曾为每个人——或者说是每个被她视为资产阶级的人——用这种方式上过课。她说她要发表一项声明，并且希望我能将它转达给我的“同僚”，她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因为她觉得有关当局对她的地位不够重视。她是战俘，就如同任何落入巴勒斯坦人之手的以色列战俘一样，她有权享受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待遇和权利。她是此处的一名游客，她从未对以色列犯下任何罪行；然而现在却只是根据一些他国捏造的证据，她就被逮捕了，这根本是处心积虑地要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展开挑衅。
我忍不住笑出声，结果使她支吾起来。她没有想到我会发笑。
“可是，注意，”我表示反对。“你如果不是战俘，就应该是一名无辜的游客。你总不能又是战俘，又是游客吧。”
“这是场无辜者与犯罪者之间进行的战争。”她毫不犹豫地反驳道，然后继续上她的课。她说，她的敌人并不只限于犹太复国主义，还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统治原动力、对自然良知的压迫以及佯装“民主”的那些专制制度的持续不衰。
我再次试着打断她的话，但是这次她并未受影响，仍然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她向我引述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话。她谈到青春期的儿子们会反抗他们的父亲，然而当这些儿子自己成为父亲时，又会拒绝接受这种叛逆的行为。
我瞥了上校一眼，不过他似乎是在打瞌睡。
她说她和她的同志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就是要扼止这种自发性的镇压以各种形式不断循环展现——为屈从物质主义而出现的劳力奴役化，“进步”本身所蕴含的压迫性本质——以便让真正的社会力量如同性爱的能量那样迸发出来，创造出崭新而又纯洁的文化。
“我对这些没有任何兴趣，”我提出抗议，“请暂停一下，听听我的问题。”
因此所谓的“恐怖主义”行为有两种明确的目的——她接着说道，根本不理会我的发言——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破解资产阶级唯物论者的各种阴谋诡计；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教导世上那些了解光明意义的堕落人们。换句话说，就是要引进催化的力量，唤醒人类中最受压迫阶层的意识。
她希望能够补充说明他虽然不信奉共产主义，但是和资本主义相较之下，她倒是比较喜欢共产主义的教条，因为共产主义坚决否定自我理想，而这种观念正是利用物质来构建人性的监狱。
她赞成性爱自由——对那些需要的人来说——吸毒可视为是发掘自由本性的途径，而这种本性正与气势汹汹的宽容所阉割的非自由本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转身面对上校。审问跟其他任何事一样，也有一套规矩。“我们非得继续听这些胡言乱语吗？这位女士是你的囚犯，可不是我的。”我说道，因为我不能越权审问她。
上校把头抬高，他正好可以用不以为然的眼神瞥见她。“布丽塔，你想回到下面去吗？”他问她。“你想过几个星期有面包和水的生活吗？”他的德语像他的英语一样，有点怪腔怪调的。此时他突然显得较为老成而有智慧。
“谢谢，我还有话要说。”
“如果你要待在这儿，那你就回答他的问题，否则就闭嘴，”上校说道，“一切由你决定啦。你若想现在就走，我们倒是无所谓。”他对拉维上尉说了几句希伯来语，拉维上尉于是点了点头。之后一名阿拉伯囚犯用盘子端来咖啡，上面还有四个杯子和一碟甜饼。他温顺地递给我们和拉维上尉一人一杯，然后将饼干放在桌子中央。大家都有点无精打采。布丽塔伸手去拿饼干，懒洋洋的姿态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然而此时上校也将手伸向桌旁，正好赶在她之前将碟子端走，不让她吃。
“那么请问你想问些什么呢？”布丽塔问我，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你希望我把那个爱尔兰人交给你吗？无名氏先生，我这个案件还有什么方面会让英国人感兴趣的？”
“如果你能把某个特定的爱尔兰人交给我们，那就太好了，”我说。“你和一个叫希默思的男子同居过一年。”
她觉得很有趣。我替她开了个头。她端详着我，像是在我脸上看出什么似的。“与他同居？这是夸大其词。我只跟他上床睡过觉而已。和希默思在一起只是为了性的乐趣。”她顽皮地笑笑解释道，“他唾手可得，只是一件用具。我得说，是一件很好的用具。而我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你喜欢性吗？有时会有另一个男孩和我们一起做爱，有时也许是个女孩。我们玩着各种花样。这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和‘什么’没有关系？”我问。
“和我们的工作。”
“什么工作？”
“无名氏先生，我已经向你介绍过我们的工作了。我已经告诉过你它的目标以及动机了。人道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非暴力。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有时最崇高的目标只能以暴力的手段来完成。你知道吗？性爱也可能是非常暴力的。”
“那我请问你，希默思涉及的又是那一种暴力手段？”我问。
“我们谈论的并不是恶意的行为，而是人民有反抗压迫势力的权利。无名氏先生，你是这些势力的一部分，还是赞成一切顺其自然呢？也许你应该解放自己，加入我们才对。”
“他是个专搞破坏的投弹手，”我说。“他炸死了无辜的人们。而他最近的目标是英国南部的一家酒吧。他杀死了一对老夫妻，还有酒吧的酒保和钢琴师。我向你保证，他从未解放过任何一个受到蒙骗的工人。”
“无名氏先生，这是个问题还是声明？”
“我是想请你告诉我他的行动。”
“那家酒吧靠近一个英国军营，”她答道。“它为法西斯的压迫势力提供了军事设施和娱乐。”
她那冷酷的双眼再次顽皮地盯着我。我是否说过她妩媚动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有什么动人之处？此时穿着白棉布囚衣的她是一名囚犯，但是却没有一丝悔恨之意。我可以感觉得到，她全身都充满了警觉性，而她也知道我已察觉到这一点，而正是我们之间的泾渭分明吸引了她的注意。
“我的部门考虑在你获释时给你一笔钱，如果你要我们将它付给你所指定的人也可以。”我说。“他们希望得到确实的情报，以便逮捕你的朋友希默思，将他定罪。他们对他过去的罪行很感兴趣，还有他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他的秘密地址、与他接头的人，及他的习惯和弱点等等。”她等着我往下说，所以——也许不够聪明吧——我真的这么做了。“希默思不是英雄。他是一头猪。他也不是你说的那种猪。他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猪。从小就没人亏待过他，他的父母都是有修养的人，在道恩郡开了一家烟草店。他的祖父服务于警界，而且是名很优秀的警察。希默思以炸人为乐是因为他身心不健全。这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粗暴地对待你们的原因。他只有在折磨别人时才会觉得自己存在。其余的时间内，他只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她仍然平静地凝视着我。
“无名氏先生，你身心健全吗？我认为你也许并不健全。做你们这一行的，这样算是正常。无名氏先生，你应该加入我们这边。你应该和我们一起接受训练。我们会帮助你转变。那样的话你就会身心健全了。”
你们必须知道，当她说这些话时并没有提高嗓门，也没有故作姿态。她还是那么盛气凌人，镇定自若，甚至非常亲切。她身上的恶作剧细胞非但根深蒂固，而且经过了颇为巧妙的伪装。她有一种自然而又健康的笑容，常在说话时展现出来。在她身后的拉维上尉继续沉浸于回忆之中，也许是因为她并不了解我们在谈什么。
上校质疑地瞥了我一眼。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说清楚，于是就从桌上抬起手来，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上校跟拉维上尉说了几句话，之后拉维便露出一副失望的神情，像是她辛苦准备了一顿饭菜，结果却又被原封不动地收走。她按了一下铃，召来警卫。布丽塔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便伸出双手让别人替她戴上手铐。
“无名氏先生，你们考虑给我多少钱？”她问道。
“一分钱也不给。”我说。
她又向我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便由两名警卫陪同走向门口。她的臀部在囚衣里摆动着，这使我想起莫妮卡裹在睡衣里的臀部。我想她会再说几句话，但是她没有。也许她知道今天她已胜了，而任何多余的举动只会破坏这个效果。上校跟着她走出去，于是我便独自和拉维上尉待在屋里。她脸上仍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
“嗯，”她说。“现在你应该多少了解听布丽塔说话是什么感受了。”
“我想我了解了。”
“有时候我们谈太多了。或许你应该和她说英语。只要她说英语，我就可以和她沟通，多给她一点安慰。她是个人，是个下狱的女人。你该知道她心里其实非常痛苦。她很勇敢，但是只要她对我说英语，我就会听她的话去履行我的职责。”
“那么当她对你说德语时呢？”
“既然她知道我听不懂，她说德语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她真的说德语——而且假设你又能听懂呢？那又怎样？”
她的笑容变了，而且略带羞色。“那样的话，我会吓坏的，”她用缓慢的美语答道。“我觉得如果她命令我去做什么，我会忍不住照办。但是我不会让她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让她命令我呢？我不会让她对我行使这个权利的。我说的是英语，而且我才是主子。你知道，我曾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两年。”她仍面带微笑，然后操着德语，咬牙切齿地用集中营囚犯的低声口吻说道：“你知道吗，有人竟从她的声音里听见了如此可怕的回声。”
上校站在门口等我。当我们走下楼梯时，他再次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这次我知道为什么了。
“她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时都是这副德行吗？”
“你是说拉维上尉？”
“我指的是布丽塔。”
“当然。对你更是如此，就是这么回事，也许因为你是英国人吧。”
我心想也许是吧，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英国人的特征而已。也许她已经看出来我很容易被人引诱上钩。但是不管她是否已从我身上看出什么，她已经替我心中至今存有的迷惑作了结论。她明确地表达出我那种试图抓住一个正从我身边溜走的世界的心境，以及对每种偶然出现的争论和欲望所抱持的疑虑。
就在那天晚上，当英国大使馆在海兹丽亚举办的热闹外交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我收到了搜索汉森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