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向斯迈利问起审问一事，又来了。夜深人静时，大家常会无意间提及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的听众想从他那里挖掘出更多的案例。孩子们可是毫不留情的。
“噢，要想让说谎的人露出马脚当然得要有点技巧，”斯迈利含糊地应允，随即又喝了口酒。“但是真正的技巧在于辨认事实，这要困难多了。接受审问时，没有人举止正常。傻瓜会强装聪明，聪明人则故作糊涂；有罪的人看来清白无辜，无罪者则显得罪孽深重。偶尔有人显得举止正常，并说出他们知道的实情，不过这样的人通常是那些每次都被逮个正着的可怜家伙。在审问时，没有人比那些无可责难、心胸坦荡的人更令人怀疑。”
“除了那个的确是无可责难的女人之外。”我暗想着。
乔治让我想起了蓓拉，以及那位令人难以捉摸的勃兰特船长。
他身材魁梧，外型粗犷，头发呈淡黄色，乍看之下会以为他是斯拉夫人或是斯堪地那维亚人。他走起路摇摇晃晃地，像是一个刚上岸休息的水手；而他的目光则如探险家一般锐利。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苏黎世，他在那里惹上了警察。市警局局长在半夜打电话告诉我，“领事先生，我们这儿有个人说他有情报要告诉英国人。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上午要将他押解出境。”
我没有问是哪里的边境。与瑞士接邻的国家有四个，但是当他们要押解某个人出境时，那就没分什么特别的边境了。我驾车来到地方监狱，然后在一间装有栏杆的会客室里见到了他：一个身穿翻领毛衣的大汉，自称是勃兰特船长。看他的样子还真像是一位浪迹四海的船长。
“你离大海可远了。”我说道，一边握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
对瑞士人来说，他这个人可真是坏事做尽。他诈骗了一家旅馆，这在瑞士是很重的罪行，刑事法中有明确的处罚条例。他当众闹事、身无分文，而且他的西德护照也未通过检查——瑞士方面拒绝向外界透露此事，因为一张伪造的护照可能会使他们无法将他押解出境。他被警方扣押时，酒气冲天，居无定所，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女人。他还打碎了某人的下巴。他坚持要单独与我谈话。
“你是英国人吗？”他用英语问道，似乎想让瑞士人听不懂我们的谈话；其实他们的英语说得比他还要好。
“是的。”
“请你证实你的身分。”
我向他出示了我的官方证件，并向他说明我是经济事务副领事。
“你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吗？”他问。
“我为英国政府工作。”
“好，好吧，”他说道，而后突然疲倦地将头埋在手中，一头金发向前散了下来。当他抬起头时，他得用手臂将头发向后拨去。他的脸上满是伤痕，就像拳击手的脸一样。
“你进过监狱吗？”他凝视着那张费劲擦洗过的白色桌子。
“没有，感谢上帝。”
“我的天啊，”他说，接着他就用蹩脚的英语讲述他的故事。
他是拉脱维亚人，生于里加。他的双亲分别是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他会说拉脱维亚语、俄语、波兰语和德语。他生来就是要以海为家的，这一点我很快就察觉出来，因为我自己生来也是这样的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水手，而他自己则曾在苏联海军服役六年，经常随军舰自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入北冰洋，或是从海参威进入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了里加，买了一条小船，在波罗的海沿岸作走私买卖，他在斯堪地那维亚渔民的帮助下，走私廉价的俄国伏特加酒卖到芬兰。他曾失风被捕，因而进了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座监狱。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并潜入波兰，在克拉科夫与一位波兰女学生非法同居。我把他对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你，听起来从俄国潜入波兰，似乎就和搭上公车，然后又突然下车走进酒吧喝酒一样简单。事实上，尽管我对他所经历的困难了解有限，我也知道这必定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冒险——即使他再做一次，困难的程度也不会降低。当那个女孩离开他和一名瑞士商人结婚后，他回到了海边，独自驾船去了马尔默，然后南下来到汉堡。他在那里有个远房亲戚，而那个亲戚也真是名副其实的“远”亲，竟然对他不理不睬，要他滚蛋。所以他就偷了那个亲戚的护照，往南进入瑞士。他决心找回他的波兰女孩，但她那个新婚的丈夫不让她走，于是勃兰特打碎了那个可怜虫的下巴，今日才会沦落至此，成为瑞士警察局里的一名阶下囚。
这一切仍然用英语描述，因此我就问他英语是在哪里学的。他说是在出海走私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学的，而且他那个波兰女孩是学外语的，多少也教了他一些。我给了他一包香烟，他便一根接着一根大口地抽起来，弄得我们这间小屋活像个毒气室。
“那么你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我问他。
他首先表明，身为一名拉脱维亚人，他认为自己无法效忠莫斯科。在拉脱维亚长大的他，从小就饱受俄国暴政的欺压。他在海军服役时曾在可恶的俄国军官手下待过，他曾被可恶的俄国人关进监狱，被他们追捕迫害。他一点也不觉得出卖他们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他痛恨俄国人。我问他所服役的军舰舰名，他都告诉了我。我问他这些军舰有何种装备，他就向我介绍了在他服役期间军舰所配备的一些尖端武器。我给他一枝铅笔和一张纸，他画出的素描出奇地逼真。我问他对信号了解多少，他知之甚详。他是一位合格的信号员，并曾使用过一些新式玩意儿，尽管这一切都是一年前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要找英国人？”他回答说：“他在列宁格勒结识一些我们这边的人。”——是在那些英国水兵随舰进行友好访问时认识的。我记下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属军舰的舰名，返回办公室后，我随即拍了一封闪急电报到伦敦，因为当时距离瑞士当局要将他押解出境的时限只剩几个钟头。第二天傍晚，勃兰特船长在萨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里接受严格的盘查。他将要从事一项危险的任务。他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的熟朋友中有善良的拉脱维亚渔民、黑市商人及小偷，还有对政府不满的逃兵。他正是伦敦方面在最近连番受挫后急欲网罗的人才。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建立一条新的供应线，进出俄国北部、越过波兰进入德国。
在这里我必须将班出事后所发生的事情向你们说明一下——包括情报局的情况，以及我是如何在局里站稳脚跟的。班出事以后，他们就一直无法决定是要继续提拔我还是开除我。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感谢斯迈利暗中力保我，相较之下，我当时对他所做的付出根本微不足道。如果是人事主管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会立即叫我走人。我在软禁期间违反了规定溜出住处，而且还隐瞒了班与斯泰芬妮的关系；而且就算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接受班那份爱的表白，我也该为这层关系感到惭愧。所以我是罪有应得。
“我们认为你也许可以考虑一下驻北约国家的英国协调会。”人事主管曾向我提出这项建议，让人听来直觉恶心。我们见面时他甚至连杯茶水都不倒给我。
但是斯迈利出面为我求情了。看来斯迈利在我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幼稚无知。而暂缓对我进行判决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当时连斯迈利都不清楚——比尔·海登这个叛徒所负责的伦敦站那时正迅速取得情报局在世界各地进行作业的专责控制权。尽管那时斯迈刹那双长于探索的眼睛还没有注意到比尔，他也已经确定第五处里潜伏着莫斯科中心的一只鼹鼠。因此他决心结合一群年轻又有冲劲的人员，成立一个小组来负责此事，而我便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之后我坐了好几个月的冷板凳。我被安插在一个大办公室里，评估及分送低机密等级的报告给行政当局的一些客户。这种生活孤寂而苦闷，我真的开始认为人事主管已经决定判我三振出局了。然而就在这时，让我惊喜的是，他竟召唤我到他的办公室，而且还当着斯迈利的面任命我为驻苏黎世情报站的第二号人物，在情报老兵埃多斯手下工作，此人精明能干，工作基本原则就是自求多福。
我在一个月之内走马上任，在阿尔施塔特的一间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我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一个星期下来像是做了八天的事。我手下有一名间谍是驻日内瓦的苏联海军武官，这个人热爱列宁，不过却更爱一位法国空姐；另一个是住在洛桑的捷克军火商，他正为了提供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枪枝和弹药而感到于心难安；还有一名是阿尔巴尼亚的百万富翁，他在圣莫里茨有一栋别墅，然而他却甘冒生命危险回国招募以前的同志加入他的行列；另外还有一位神经质的东德物理学家，他被派驻到埃森市的马克思·普兰克研究院研修，并暗自皈依了天主教。我曾对波兰驻伯恩大使馆进行了一次漂亮的小规模窃听行动；另外我们还窃听了在巴塞尔的两名匈牙利间谍的电话。这时我开始认真地爱上了不久前刚调到审查科的梅贝尔，她是初级官员酒吧里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并没有辜负斯迈利对我的信任。我在国外努力工作，他在国内确实把握动态，因此我们成功地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甚至还将这些情报加以适当的运用——而你们根本想像不到要完成这种组合有多难。
所以在两年以后我去汉堡站工作——这是一项必须要单打独斗的职务，直接对那个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都已经成为情报局行动中心的伦敦站负责——尽管斯迈利私下对海登这种四处插手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他还是大方地支持我申请这个职位。我绞尽脑汁、谦恭谨慎地提醒人事主管我曾在海军服役的背景。我并没有说太多暗示性的话，而只是由着他自己去推断，然后相信我的确在斯迈利昔日慎重的担保下竭尽所能地工作。想不到这个办法真的管用，他果然把我调到汉堡站去，接受海登的领导。那一晚，我和梅贝尔在比昂奇餐厅共享了浪漫晚餐后，共度良宵，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第一次。
当我看到手下的间谍名单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同时也更肯定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力。因为我发现了沃尔夫·迪特里希这个名字。这是勃兰特船长的化名，他已成了我手下的头号间谍。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六〇年代末期的事。比尔·海登还有三年好干。
对英国人来说，汉堡是一个好地方，而现在这里更是一个适合间谍活动的好地方。离开苏黎世的典雅湖畔，我们来到了汉堡这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处处都可以闻到大海的气息。这里的商业公会与波兰、苏联北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的关系至今仍然相当活络。这里有商业、有银行——呃，苏黎世也都有这些，不过这里还有航运业、移民和冒险家。这里集轻率和粗俗之大成，而且是德国色情业和出版业之都；四周还有什列斯威-好斯敦州的低地风光——暴风雨、红土农场、绿色田野和云蒸霞蔚的天空。每个人都可以收买。直到今日，只要心想能在那儿沿着筑堤大坝漫步后，喝上一大杯啤酒，吃条腌鲱鱼，最后再品尝一杯荷兰杜松子酒，我就感到心旷神怡。
在其他方面，这份工作也同样让人感到愉快。我那间助理航运领事的小小办公室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平房，门上还钉了一块铜牌，地点离总领事馆不远，不过仍审慎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两名英国海军总部来的二级办事员为我办理掩护工作的事务，并且守口如瓶，此外我还有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及情报局派来的密码员。虽然我和梅贝尔还未订婚，我们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不管我什么时候回伦敦与比尔或他的助手磋商，她都会准备好一切以迎接我的到来。
为了与我手下的间谍会面，我在威灵布托尔找了一间公寓作为秘密联络点。这间公寓位于一家花店的二楼，可以俯瞰公墓，花店主人则是一对退休的德国夫妇，他们在战时即为我们工作。星期天他们最忙，而星期一上午左邻右舍的一群孩子，则会把老夫妇前一天卖出去的鲜花再卖还给他们。我从未见过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灵车和送葬队伍整天都从这间花店前面经过，但是当夜幕降临以后，这里却真正静如墓地。甚至连我那位有着外国人身材的船长头戴黑色礼帽，身穿深黑色西装，大模大样地走进花店的砖砌拱廊时，都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拎着一个商业旅行手提箱踩上了楼梯，然后走向我们那扇标着“办公室”的前门。
我以后还是会称他为勃兰特。有些人，不管他们改了多少回名字，仍然只有一个名字。
然而，我最珍视的一项宝贝则是玛格丽特号——或者照我们取的英文名字，应该是黛西号。她原是一艘鳞状构造的渔船，长五十尺。我们把她改装成一艘游艇，里面有一间舵房、一间餐厅，前甲板还有四个铺位。游艇上装有后帆桅杆，所以升帆时船体不致颠簸；游艇艇身为深绿色，船舷上缘为淡绿色，船舱顶部则为白色。修建这艘游艇时着重的功能在于隐形而非速度。在光线昏暗、风向多变的水域中，用肉眼是看不到她的。游艇的上层建筑少，而且离水面很近，使她在雷达萤幕上看来只是个无害的小目标，特别是在气候恶劣时。波罗的海是一个危险的海域，水浅，又没有潮差，甚至在风小的时候，海浪仍然十分汹涌。黛西号以十节的速度全速前进时，就像一头猪似地颠簸、摇摆，而艇上唯一较敏捷的东西就是一艘十四尺长的星座式小艇，这艘小艇被吊放在船舱顶部作救生艇用，有一台詹森牌五十匹马力的舷外马达，是用来运送我们的间谍进出其间的主要工具。
黛西号靠泊在易北河边一座古老的布兰肯内瑟渔村内，离汉堡只有几里远。她就在那里惬意地和其他游艇待在一块，一点儿也不惹人注意。如果需要她驶出布兰肯内瑟，她可逆流而上，进入基尔运河，以五节的速度航行约六十哩，然后进入公海。
游艇上有一台迪卡导航仪，可以从岸上的同步发射台获得船位读数，不过其他的游艇也可以获得相同的资料。游艇的内外并没有什么与她的身分不符的东西，而艇上的三名船员什么活都能干。艇上虽没有专家，但是每个人各有其钟爱的工作。当我们需要专业的信差或维修人员时，英国海军会随时支援我们。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伦敦站已成立了一支崭新而有干劲的队伍全力支持我，并提供完整的资源来考验我的处理能力，再加上黛西号和船员们可供运作，一个天生适于航海的站长所应拥有的东西，我已经全有了。
当然我还有勃兰特。
勃兰特已经为情报局工作了两年，他变了许多。我一开始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在他身上观察到的并不是年岁的增长或历练的累积，尽管他总是保持高度警觉，而且经常彻夜不睡。在情报圈里，即使是那些最轻松的人也不会有多少时间睡觉。我们在秘密联络点见面。他走了进来，站定身子，盯着我看。接着他张开嘴大叫一声，认出了我。他就像一位苏丹在行见面礼似地，抓住我，差点就要捏断了我的手臂，然后便大笑不已，直到笑出了眼泪。他让我站远了一些，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又把我拉回去抱住，让我贴在他的黑色大衣上。不过他这种真情流露的冲动由于惯有的谨慎而受到了克制。我看得出这些徵候。因为我也曾在其他间谍身上看过相同的情形。
“他妈的，领事先生，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吼叫着，并且再次拥抱我。“他们究竟在玩些什么把戏？听着，我们在那里干了一些好事，你听到了吗？我们有些能干的人，我们揍扁了那些该死的俄国佬，怎么样？”
“我知道，”我说道，同时也对他哈哈大笑。“我听到了。”
入夜以后，他坚持要我上他的货车。于是我就坐在后座的一堆缆绳之间，让他风驰电掣地载到郊区的一座伦敦方面买给他的农庄。他决定把我介绍给他的船员，我也期待他这么做。而且我更希望能看看他的女友蓓拉，因为伦敦站对这个女孩最近介入勃兰特的生活有点不悦。她今年二十二岁，已经和他在一起三个月了，而勃兰特看起来却足足有五十岁。我记得当时正值仲夏，勃兰特的货车里有着小菖兰的芳香，这是他在市场为蓓拉买的花。
“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孩，”我们进屋时，他相当自豪地告诉我。“做饭做得好，做爱也在行，还在学英语，简直是无可挑剔。嗨，蓓拉，我替你带了新的男朋友！”
画家和水手的家都属于同一个类型，勃兰特的家也不例外。东西不多，但挺像个家的——砖块铺成的地板，有着白色椽架，离地不高的天花板。即使是在黑暗中，屋里也能透进室外的光线。我们过了前门，直接走进客厅。壁炉里有木块燃烧着，一个女孩正躺在一堆坐垫上看书，一盏船灯照亮了她那裸露的臂膀。她听到我们走进屋里，便激动地跳了下来。她抓住我的手，兴高采烈地举起又放下。都二十二岁的人了，在我看来却像不满十八岁。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衬衫，一件很短的裤子；一个金质的护身符挂在她颈子上闪闪发亮，似乎是在宣示她为勃兰特所拥有：这是我的女人，她正戴着标明“为我所有”的徽章。她有一张纯朴的面孔，五官酷似斯拉夫人，并流露着自然愉悦的神情。她的眼睛大而明亮，颧骨稍高，即使她闭口不语，那微扬的嘴角，仍有如带着一丝微笑。她裸露的双腿修长匀称，晒成了和发色相同的黄褐色。再加上她纤细的柳腰、挺立的乳房，及浑圆的臀部，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丽而青春的躯体。不管勃兰特怎么想，这副躯体不属于他这般年纪的人，甚至也不属于我这般年纪的人。
她把那束小菖兰插进花瓶里，然后拿来了黑面包和腌渍的小菜，以及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举手投足之间，她流露出万种风情。她也许完全清楚自己的每个小动作所蕴含的力量，也许丝毫不知。她依偎着勃兰特在桌边坐下，并对我微微一笑，然后便用一只手臂搂住他，任由她的衬衫敞开着。她握住他的手，把它与自己的手比较，并向我展示她的手有多纤细，而这时勃兰特开始肆无忌惮地大谈间谍网的种种，提到各个间谍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地址，蓓拉则用她那双率直的眼睛打量着我。
“听着，”勃兰特说，“我们必须替阿莱克斯再弄一部收音机，奈德，听见没有？他们把它拆开，装进了新的零件和电池，结果还是不管用，那个东西真是讨人厌。那是一部会带来霉运的无线电收音机。”
电话响了起来，他态度专横地答话。“听好，我正忙着呢，知道吗？……我说过了，把包裹交给斯帝。听着，你从列昂里兹那里听到什么没有？”
陆续有人走进来，不一会儿屋里便客满了。首先进来的是一个急躁、走路外八字，而且还留了八字胡的男子。他热烈但纯洁地亲了一下蓓拉的嘴唇，接着打了勃兰特一拳，然后就自己弄了一盘食物开始享用起来。
“这是卡兹米尔斯，”勃兰特向我介绍，并用大拇指戳了他一下。“他是个混蛋，不过我喜欢他。怎么样？”
“很好。”我由衷地说道。
我记得，卡兹米尔斯是在三年前越过芬兰边境投诚的。他在途中杀了两名苏联边防卫兵，而且他对引擎极为着迷，他最愉快的时候莫过于弄得满身油污。此外，他也是个出色的游艇厨师。
在卡兹米尔斯之后走进来的是杜巴兄弟，一个叫安东斯，另一个叫阿尔弗雷兹。他们俩矮胖活泼，像是威尔斯人，而他们的眼睛则和勃兰特的一样湛蓝。杜巴兄弟曾向他们的母亲发誓永远不会一起出海，所以他们都是轮流上船。黛西号游艇最适于三个人操作，而且我们喜欢也留点空间给货物和意外的旅客。没多久，大家便叽叽喳喳地纷纷向我提出问题，不过大家并不在意是否得到答案，而只是尽情地欢笑畅饮，吞云吐雾，回忆往事，并讨论一些计划谋略。卡兹米尔斯说他们上次的任务十分糟糕。那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了。黛西号在但泽海湾外遇到了一场离奇的暴风雨，游艇的后帆因而受损。安东斯·杜巴则说，在拉脱维亚沿岸的乌亚瓦，由于浓雾密布，他们看不见灯塔亮光，于是就放了一次烟火，结果他们后来竟然发现有一大帮发了神经的拉脱维亚人站在沙滩上迎接他们，就像是一群城市乡巴佬！大伙儿都开怀大笑，不停地乾杯，之后却又陷入一种北欧式的沉默中。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想起了同一件严肃的事情。
“这杯酒敬瓦尔德马斯。”卡兹米尔斯说道，我们随即一起举杯。瓦尔德马斯是他们这个小组中的一员，于五年前丧命。然后蓓拉接过勃兰特的酒杯，也喝了一杯。在她喝酒时，她凑近杯口注视着我。“瓦尔德马斯。”她轻声重复了这个名字，而她的庄重神情和她的甜美微笑一样令人意乱情迷。她认识瓦尔德马斯吗？他是否曾是她的情人？或者她饮酒只是为了缅怀一位因公而英勇捐躯的同胞？
不过我得告诉你们一点有关瓦尔德马斯的事——不是关于他是否和蓓拉有过什么，或是他是如何死去的，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实情。大家只知道他被送上岸，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有一种说法是他设法解决了麻烦，然后脱逃了，另外一种说法则是他曾要求他的保镖如果他落入圈套，就开枪射死他，但是那名保镖后来也销声匿迹。在那段被这个小组称为“背叛之秋”的日子里，瓦尔德马斯并不是唯一失踪的人。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有另外四名人员离奇失踪，而每当他们的忌日来临时，我们都会喝上一杯，以纪念这些在同一个不幸时期罹难的同伴。这些人全都是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踪影。而现在我们相信这些人并未被送到藏身于森林里的同党那儿，也不是被送到海滩上那些忠诚的接应人员那儿，而是直接落入莫斯科中心驻守在拉脱维亚的行动负责人手中。如果新的间谍网在这段时间里，小心翼翼地重建起来，那么五年后出卖伙伴的叛徒污名仍然会落到这些幸存者的身上，正如海登一直煞费苦心告诫我的那样。
“他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的混蛋。”他说。他以惯有的鲁莽语气说道，“他们如果不是肆无忌惮，就是表里不一。别被北欧人的天真和亲切给骗了。”
当我继续理智地观察蓓拉时，我想起了他的话。蓓拉听别人说话时，有时会用拳头撑着头，有时则把头靠在勃兰特的前臂上，在他构思和喝酒之际，为他动动脑筋想计策。但是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却从未从我身上移开，不停地打量着我这个派来管制他们生活的英国人。有时她就像一只懒洋洋的猫，离开勃兰特的怀抱，优闲地梳理自己。她会重新交叉双腿，一本正经地拉拉短裤，或者卷起一缕头发编辫子，或者掏出挂在胸前的金质护身符，反覆端详。我等着想捕捉她和其他船员是否有不寻常关系的蛛丝马迹，但我却清楚地发现她是一位圣洁的女孩。甚至连那个热情奔放的卡兹米尔斯都是一脸正经地和她说话。她又拿来一瓶酒。当她回来时，她在我身边坐下，抓住我的手，然后扳开我的手掌放在桌上。她仔细端详着，一边还用拉脱维亚语和勃兰特说话。勃兰特听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其他人也哄然大笑起来。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恐怕不知道。”
“她说英国男人都会是好丈夫。如果我死了，她就要跟你在一起！”
她爬回勃兰特身边，大笑不已地扭着身体钻进他的怀抱。之后她就不再看我，好像她已不需要这样做了。所以我也避开她的眼神，认真地回想勃兰特船长向伦敦站所报告的关于她的种种。
勃兰特是这么说的，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住在叶尔加瓦附近的村子里。当秘密警察突袭拉脱维亚爱国者所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的农民父亲遭到了枪杀——他是那个组织的创建人之一。警察于是也想除掉这个女孩，不过她逃进了森林，跟着一伙游击队和亡命之徒四处流浪。整个夏季她被那些人送来送去，却似乎一点也不害怕。她一路来到海边，然后经由一条仍不为我们所知的路线传口信给勃兰特，而他也未事先通知伦敦方面这件事，就把蓓拉从海滩上带了回来。当时勃兰特正要去迎接新的无线电报务员下船，以递补另一名精神崩溃的报务员。无线电报务员是每一个间谍网中的灵魂人物。如果他们的精神状态出问题，那就会有大麻烦了。
“这些家伙都很优秀。”勃兰特开车送我回去时兴奋地对我说，“你喜欢他们吗？”
“他们的确不错。”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最好的伙伴莫过于那些热爱大海的人们。
“蓓拉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她想除掉那些杀死她父亲的家伙。我说不行。她太年轻了。而且我爱她。”
一轮明月照在平坦的草地上，藉着月光我从侧面看着他那张冷峻的脸孔，就像是在迎接暴风雨的到来一般。
“你认识他吧，”我说，装作像是谈到某件我记不太清楚的事情。“她的父亲，费利克斯。他是你的朋友。”
“我当然认识他！我喜欢他！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帮混蛋打死了他。”
“他是当场毙命的吗？”
“他们把他轰成碎块。用的是卡拉什尼科夫枪。他们杀了所有的人。七个家伙，全死了。”
“有人看见事情的经过吗？”
“有个家伙。他看见了，但是他跑掉了。”
“尸体怎么处理？”
“秘密警察带走了尸体，他们害怕。那些人不想惹恼老百姓。所以他们枪杀了那些游击队员，把他们扔上卡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对他——她的父亲了解多少？”
勃兰特猛然挥了一下前臂。“费利克斯吗？他是我的朋友。他在列宁格勒打过仗，在德国当过战俘。史达林不喜欢这些家伙。当他们从德国返乡后，他就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毙了一批，剩下的人则受尽折磨。为什么要问起这件事？”
但是伦敦站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虽然此时还只是些风言风语而已。据说蓓拉的父亲是个告密者，打从被关在西伯利亚时，他就被收买了。之后他被送回拉脱维亚，打进了那些组织。他召集了那次会议，并向他的主子密告，然后便从后窗溜了出去，其他的游击队员则被屠杀。他目前被安置在基辅附近管理一家集体农场，以作为奖励，并且换了个假名。有人认出了他，便把这情况告诉了另外一个人，于是消息便这样口耳相传地散布开来，来源已难以确定，要想予以证实恐将大费周章。
所以他们警告我，要留意蓓拉。
我不只得保持警觉，我感到不安。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里我又见过蓓拉几次，而每次我都必须将自己的印象记录在会面报告上；伦敦站现在要求我必须如实填写每次和蓓拉见面的情形。我和勃兰特约定在秘密联络点会面，但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把蓓拉也带来了。他说她一整天都待在城里，反正他们要顺路返回农庄，把她带来又有何不可？
“放轻松些。她不会说英语。”他提醒我。见我有些不安，他不禁笑了起来。
所以我只能长话短说，而她则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面带微笑，用双眼听我们讲话，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在听我说话。
“我的女人正在读书，”我们准备分手时，勃兰特拍着她的背部，骄傲地对我说。“总有一天她会成为一位大教授。你会是个很伟大的教授，蓓拉，不是吗？”
一个星期后，我偷偷去了一趟布兰肯内瑟，查看停泊在此的黛西号。蓓拉穿着短裤，光着脚丫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地，彷佛我们正计划要去地中海兜风。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不能让这女孩上船。伦敦方面会大动肝火的。”那天晚上我这样对勃兰特说，“船员也会有异议的。你知道他们很迷信女人上船的事。你自己也一样。”
他把我推到一边。他说我的前任者并没有反对他这么做，那么我为何要反对呢？
“蓓拉让那些小伙子们感到快活，”他语气坚定地说道。“奈德，她是我们的同乡。而且她还是个孩子呢。对他们来说她是一家人，你别大惊小怪……”
当我检查档案时，我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我的前任者，一名因特殊任务被调来的海军军官，曾经报告过蓓拉知道黛西号游艇的事。他甚至还补充说她像是在“发挥类似吉祥物的良性影响力”，为这艘船带来平安。当我认真阅读有关黛西号游艇最近几次行动任务的报告时，我发觉蓓拉曾站在码头边向他们挥手道别——毫无疑问地，她也应该经常会在码头边挥手迎接他们安全归来。
显然各项行动的安全措施一直比较松懈。我一向不认为勃兰特他们这个组织会依照萨勒特的规章制度行事。我明白在总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我们不大容易误记那些繁琐的代号、暗号及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规定，然而剑桥的情报局一回事，一帮反覆无常、出生入死的波罗的海爱国分子则又是另一回事。
不管怎样，在我们的行动核心单位中出现了一个身分不明、未经招募即加入的追随者，参与我们的计划和讨论。这完全超出我的想像——而这一切都是在五年前的背叛事件后所发生的。越为此事感到担忧，我就越觉得勃兰特对这个女孩的感情更炽热，更想占有她。当着我的面，他的亲昵行为越发放肆，爱抚动作更加明显。“一个典型的年长男人对一名年轻女孩的迷恋，”我这样向伦敦方面报告，好像这种事我已司空见惯了。
这个时候总部正在为黛西号拟订一项新的任务，至于目标得过一阵子才会告诉我们。我觉得有必要常到农庄看看，所以一星期中我总会开车过去二、三次。我都在天黑以后到达，然后在桌边坐上几个小时研究海图和气象图，以及最新的海岸观测通报。有时全体船员都会到齐，有时则只有我们三个人。对勃兰特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他把蓓拉搂在怀里，彷佛是在经历持久缱绻后的痛苦；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颈子，有一次竟然还旁若无人地把手伸进她的衬衫里面，握着她那裸露的乳房，并且深深地吻着她。然而当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别过头去，不再注视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情景时，我却觉得蓓拉仍在注视着我，彷佛是在对我说她希望抚摸着她的人是我，而不是勃兰特。
“率直的拥抱看来极为正常。”深夜回到办公室后，我在写给伦敦站的会面报告中淡淡地记着。夜间日志上则写明：“航线、天气和海面的状况尚可。我们等待着总部的明确指示，船员士气高昂。”
但是我自己的士气却为求取生机而面临了考验，因为一桩桩的灾害又接连发生了。
首先是一桩我的前任者带来的不幸。他是退役的英国海军少校，全名是帕里·德·莫内·利普顿。他曾获优异服务奖章，也曾是战时杰克·亚瑟·拉姆利非正规部队的英雄。在我上任前的十年中，利普顿创造了一个所谓的“汉堡人”角色——白天扮演一个英国笨蛋，老把玩着单片眼镜在侨民俱乐部闲逛，假装为他的投资事业征求一些免费的建议。但是一到晚上，他就从事秘密活动，出门会晤他手下的那些间谍，分配任务并听取汇报。不过这些也许只是传说，因为我都是从总部那里听来的。
唯一使我困惑的是，我们之间并没有正式的交接，人事主管只是简短地告诉我说利普顿正在别处执行任务。而现在我才了解实情。利普顿已经离开了，他并不是在苏联内部搞些什么生死攸关的大冒险，而是到了西班牙南方，在那里与一个名叫肯尼思的前骑兵营伍长一起做生意。他挪用了情报局的二十万镑资金——主要是些金条和瑞士法郎；这些钱原是情报局几年来付给他手下那批勇敢顽强的间谍们的，结果这些间谍根本不存在。
由于发现这件令人伤心的事，现在大凡是利普顿插手的行动都引起了怀疑，当然勃兰特负责的部分也包括在内。勃兰特也是利普顿那种人吗？他是否接受我们大量的秘密资金，却以一些精心杜撰的假情报来交换呢？他的间谍网，以及他那些喜欢自吹自擂的同谋和朋友中，是否有许多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还有蓓拉——蓓拉是否也是这场骗局中的一部分？蓓拉是否已经使他的脑袋迷糊，削弱了他的意志？勃兰特是否也在修筑爱巢，准备与他的爱人在退休前远走高飞到西班牙南部？
一群情报局的专家陆续来到我那间狭小的船运办公室。首先来的是一个不应该会来的人，名叫普拉姆上尉。我和普拉姆窝在秘密联络点的密室里，仔细翻阅了黛西号过去的燃料和航程记录，并把它们与勃兰特及船员们所声称的那些沿波罗的海海岸执行任务时所行驶的危险航线进行比较。游艇的航海日志和大部分航海日志一样，记载的非常简略。不过我们还是全看了一遍，并且参照了普拉姆带来的相关截获信号、雷达站、导航标志和发现苏联巡逻艇动向的记录。
一个星期后普拉姆回来了，这次他带了一个言语粗俗，名叫罗斯的曼彻斯特人。他以前是一名马来西亚警察，素以情报局的嗅犬着称。罗斯态度粗暴地质问我，好像我也参与了这场骗局似地。就在我快耐不住性子时，他又宣布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勃兰特的组织并无嫌疑，此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这些人的心中，一个疑点常会引发另一个怀疑点——蓓拉的父亲费利克斯头上的问号并没有消失。如果父亲有问题，那么做女儿的一定知道，他们是这么推理的。如果她知道又不说，那么她也有问题。莫斯科中心就和情报局一样，以招募一整个家族而闻名。通常父女档最有可能。很快地，在我还未察觉到任何确切证据之前，伦敦站就已开始散播着费利克斯要对五年前的背叛事件负责的说法。
这使得蓓拉的罪嫌更深重了。他们曾经提过要把她带到伦敦严加审问，但是因为勃兰特这个组织是由我掌管，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力劝伦敦站那是不可能的，勃兰特不会袖手旁观。那好吧，上级这么答覆我——典型的海登式傲慢作风——把他们俩一起带来，我们审问那位女孩时，勃兰特可以坐在一旁。我想这次大概得亲自出马了。于是便飞到伦敦，坚决要求直接跟比尔谈这个问题。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他有一种怪癖，就是从来不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一个老式的坛子里燃着一炷香。
“奈德大师，也许勃兰特老兄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强烈反弹。”他从那副半框眼镜的上方打量着我，挖苦道：“也许反弹的是你吧？”
“他迷恋着她。”我说。
“那你呢？”
“如果我们当着他的面指责她，他会发疯的。他只为她而活。他会叫我们去死吧，然后毁掉那个间谍网的。而且我怀疑还有谁能指挥得了它。”
海登考虑了一下。“波罗的海的加里巴尔迪大概可以。不过，加里巴尔迪还不够优秀，对吧？”他等着我回答，但是我倒宁可把他这句话当成是反问。“那些和她一块在森林里餐风露宿的家伙，”他终于慢吞吞地说道。“她谈过吗？”
“这方面她只字未提。勃兰特倒是常说起，但是她自己没说过。”
“她说过什么？”
“她话不多。如果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通常都会用拉脱维亚语说，然后再由勃兰特翻译过来。要是他认为不妥当，就不翻译了。不然她都只是面带笑容地在一旁观看。”
“看你？”
“看勃兰特。”
“我想她一定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女人。”
他再次从容思考此事。“在我看来，她是那种理想情人，”他发表意见。“含笑观看，缄口不语，做爱——你还能要求她做什么？”他再度从眼镜上方打量着我，神情古怪。“你是说她甚至不会说德语？别傻了，她一定会说，她是从那儿来的。”
“她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说德语，说拉脱维亚语是一种爱国行为，说德语则不是。”
“奶头好看吗？”
“还可以。”
“你不能和她亲近一点吗？当然不是要拆散那对恋人，只是为了得到可解决几个基本问题的答案。不要做出什么惊人之举。只要弄清楚她是否真的是那么纯洁，或者是勃兰特老兄编了个故事把她安插进来。看看你能从她那里弄到什么。他并不是她的生父，我想这点你明白。他不可能是她的亲生父亲。”
“谁不是？”我一下子迷糊了，一时之间，我还以为他是在谈勃兰特。
“她的爸爸，费利克斯。那个生死不明的人。那个农民。根据记录显示，她生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不是吗？”
“是的。”
“因此她妈妈是在四四年四月怀了她。而在那时——如果勃兰特老兄的话可以相信——她所声称的爸爸当时还在德国战俘营里饱受折磨，记住，对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太刻板。要是老公还被关在牢房里，太太就珠胎暗结，我可不认为这是科技研究上的一次丰功伟绩。不管怎样，当我们决定是否要放弃一个间谍网，由它自生自灭时，各方面的消息都会有帮助的。”
我很感激梅贝尔那天晚上与我作伴，尽管我们的感情当时还没有到认定对方的程度。不过我当然没和她谈起我的工作，更别说透露一点有关蓓拉的事情了。身为一名在审查科工作的女同仁，梅贝尔也要按照情报局的规定做事，让她分担我的困扰实在极不妥当。如果我们已经结婚——呃，那样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然而在这段期间，我必须严守蓓拉这个秘密。
她确实是我心中的秘密。回到汉堡后，躺在那张硬床上，我想起了蓓拉，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她可能拥有的双重身分——一个单纯的女人以及一个潜在的内奸——使她成为一个对我构成无比威胁的人。我不再把她看成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外围人物，而是我们这个组织命运之所系。她的忠贞就是我们的忠贞。如果蓓拉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组织就是清白的。然而如果她是另一个情报组织的玩物——一个被安插在我们之间的骗子，诱惑我们、削弱我们，最后出卖我们——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就会因为她的自取其辱而遭到污辱与扭曲。而这个间谍网就会像海登所说的，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
我闭上眼睛，看见她正满面春风、含情脉脉地凝视着我。每当我们相互问候时，我都会觉察到她的亲吻中所蕴含的温柔——我觉得我们亲吻的时间似乎比形式上所需要的稍微长些。我想像着她那婀娜多姿的身影，并反覆地思量着她通敌的可能性。我想起海登的建议，我应该试着去“亲近她”，但是我却发现自己不能把职责与欲望分开。
我向自己重述了一遍她逃亡的经过，依序提出问题。她是在父亲被枪杀之前，还是在这之间逃走的呢？是怎么逃走的？她在秘密部队里是否有个情人暗示她逃走？到底有没有枪杀这回事？她为何不为她死去的父亲感到悲伤，却沉湎于与勃兰特的寻欢做爱中？连她的快乐神情似乎都在和他作对，不支持她的说词。我想像着她在森林里与那些亡命之徒厮混。是否每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占有她，亦或是她一会儿与这人同居，一会儿又与那人共眠？我梦到她赤身裸体地出没在森林里，而我自己也赤身裸体地和她在一起。我醒来时羞愧难当，一大清早就打了通长途电话给梅贝尔。
我是否了解我自己？我很怀疑。我对女人所知甚少，特别是对那些貌美的女人。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竟没发觉自己对蓓拉的怀疑只是为了想摆脱她对我的性诱惑。我决心要走正途，于是每天写信给梅贝尔。在这段期间我专注于黛西号的下次任务，并决定把它当作严加盘问蓓拉的最佳机会。气候变糟了，但对黛西号来说，这可是天赐的良机。时值秋天，夜晚时间增长，而黛西号正喜欢在夜间行动。
伦敦站发来第一份电报：“船员备便，星期一启航。”至于第二份电报则是在星期五晚上才到达，上面指示目的地是爱沙尼亚北部的纳尔瓦湾，离列宁格勒以西不到一百里。黛西号还从未如此深入苏联海岸线，即使是用它来支援非拉脱维亚的爱国者，也很少这样。
“我会注意一切的。”我告诉勃兰特。
“奈德，你他妈的真是个危险人物。”他抓住我的肩膀答道。“要晕上四天船，而且缩手缩脚地躺在铺上。那简直是活受罪嘛！”
我们都知道这绝非易事。总部曾允许我做过的一件最了不起的事也只是夜间绕着博恩霍尔姆岛兜了一圈，而即使是那样也和拔牙一样不好受。
星期六晚上，我们聚集在农庄里。卡兹米尔斯和安东斯·杜巴开着旅行车一同前来。这次轮到安东斯出海。在人数如此精简的小村里，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可以和别人轮换工作。这次我们没有喝酒。从现在开始，他们在船上都不得喝酒。卡兹米尔斯带了龙虾来。他精心地烹调并加上了自己特制的酱汁，蓓拉则在一旁当他的助手，取这拿那的，并且陪他说话。我们吃完以后，蓓拉收拾好桌子，然后我便在吊灯下摊开海图。
勃兰特说过有六天可以准备。这还只是乐观的估计。黛西号先从基勒费德驶向公海，然后经过瑞典那边的博恩霍尔姆岛。游艇到达瑞典的哥得兰岛时，会停泊在南端的松德勒加油，并且补充食品。加油期间会有两个男人来找他们，其中一人会问他们是否有鲱鱼。他们会回答：“只有鲱鱼罐头。这些年来这里的水域都没有出现鲱鱼。”这一切对话听起来空洞愚蠢，安东斯和卡兹米尔斯因而发出阵阵狂笑。此时蓓拉也从厨房出来加入我们。
我接着说道，稍后会有一个人要求我们让他上船。他是位专家——我没有说是位爆破专家，因为这些船员对这种事的感觉会很复杂。他在这次航行中的化名是瓦洛佳。他将会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箱，并且在大衣口袋里装着一颗褐色钮扣和一颗白钮扣，用以证明他的身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名字，没带皮箱，或是拿不出钮扣的话，他们就会让他活着回到岸上，然后立即驶返基尔。我们已约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以无线电信号通知。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准发报。一时之间大家陷入了沉默。我听到正拿取柴薪的蓓拉光着脚在铺砖的地上走动的声音。
我告诉他们应从哥得兰岛向东北方向驶过公海，直奔芬兰湾，直到他们到达戈格兰岛的外侧。他们在那里应减速行驶直到天黑，然后再朝正南方往纳尔瓦湾航行，预定在半夜靠岸。
我带来了纳尔瓦湾放大比例的海图和沙质海岸线的照片。我将它们摊在桌上，让这些人靠在我身边观看着。在他们低头端详时，某种东西让我抬起头来。我看到了蓓拉，她正蜷缩在房间的一角，那双眼睛在炉火映照下，激动地凝视着我。
我指出星座式小艇应该在沙滩上登陆的地点，并向他们说明应该朝哪个方向观望信号。我说登陆人员会携带紫外线望远镜，而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也会使用紫外线灯，只用肉眼是无法发现任何迹象的。那位乘客带着他的皮箱登陆后，小艇顶多只能再停留两分钟，以备可能有人或东西需要运回，然后就要全速返回黛西号。小艇只能由一名船员操作，这样一旦有必要的话，回航时就可以载运第二名乘客。我重复了一遍与接应人员联络的暗号，这次可没人再笑了。我并交代了登陆滩头的浅滩和斜度。那天可能看不到月亮，而且预计天气会很恶劣，而我们正希望如此。蓓拉替我们倒茶，当她在摆茶杯时，不经意地碰到了我们，就像是在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性爱的成分。她走到目前仍然弯腰在研究海图的勃兰特，用双手慎重地抚摸着他宽阔的背部，像要为他注入青春的力量。
我在清晨五点钟回到自己的住处，睡意全无。下午我搭乘货车和勃兰特及蓓拉一起去布兰肯内瑟。安东斯和卡兹米尔斯则整天都在游艇上。他们戴着棒球帽，穿着防水的油布裤子，忙着准备出航。甲板上晾着橘色的救生衣。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小小的码头上空无一人。勃兰特走上舷梯，蓓拉要跟着，但是他阻止了她。
“别送了，”他告诉她。“你跟奈德待在这里吧。”
她穿着勃兰特那件旧的粗呢大衣，戴着用羊毛编成并带有两个耳罩的帽子。我猜当初勃兰特救她时，她大概就是戴着这顶帽子吧。他轻轻地吻了她，她则将他抱住，直到他把她推开，转身上了游艇，留下她和我站在岸边。安东斯走进机舱，接着我们便听到了引擎发动声。勃兰特和卡兹米尔斯解开缆绳。没有人再回头看我们一眼。黛西号驶离码头，四平八稳地航向河中央。那三个人仍然背对着我们，而我们只听到游艇鸣笛的声响，之后便看着它渐渐隐没在灰蒙蒙的迷雾之中。
我和蓓拉就像被人抛弃的孩子，手拉着手走上河堤，朝着勃兰特的货车走去。我们俩都没有说话，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回头望了黛西号最后一眼，但是迷雾已经吞没了她。我看看蓓拉，只见她的眼睛出奇地明亮，而且她呼吸急促。
“他不会有事的，”我向她保证。我拉开车门时，松开她的手说道。“他们都很有经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即使我是用德语来说这番话，听起来也真够傻的了。
她上车后就坐在我身旁，并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指就像是几个个别的生命体在我手中顽皮地蠕动着。亲近她，海登一直这样敦促着我。在我最近收到的电报中，我曾向他保证我会试试看。
起先我们只是静静地开着车。这种沉默别有一番温馨。我相当紧张，所以极为谨慎地开着车，不过我仍然握着她的手，给她安慰。而当我必须双手紧握方向盘时，我发现她就把手搁在我身边，手指向上，等着我再去握。我突然有些发愁，不知该带她上哪儿去才好。真是荒谬。我想到了我经常带银行界朋友去的一家典雅餐厅，那间餐厅设在地下室，每一个壁龛都贴着瓷砖。那里的年长女服务生，可以提供她所需要的安全感。然而这时我想起她穿的是勃兰特的粗呢大衣、牛仔裤及塑胶靴，我穿的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去什么地方好呢？我着急地想着这个问题。天色渐晚，透过迷雾，可以看见别墅正亮着灯光。
“你饿吗？”我问。
她把手放回到大腿上。
“要我找个地方吃饭吗？”我问。
她耸耸肩膀。
“要我送你回农庄吗？”我提出这个建议。
“去干什么？”
“呃，我是说接下来的这几天你怎么打发？他上次外出，你都在干什么呢？”
“我为他而休息。”她竟哈哈大笑地如此说道，真让我感到意外。
“那么告诉我，你喜欢怎样等他。”我徵询她的意见，态度豁达，带有一丝上级的口吻。“你宁愿一个人过吗？或者是找其他流浪的人嚼舌根呢？哪样比较好？”
“这不重要。”她说道，随即从我身边移开。
“那么你就帮个忙，告诉我吧。”
“我会去看电影、逛街，或看杂志。我还会听音乐、尽量读点书。做些无聊事打发时间。”
我决定去那栋作为秘密联络点的公寓。我告诉自己，冰箱里有食物可以让她吃上一顿、喝点饮料，让她多谈谈。然后就可以开车送她回农庄，或是叫辆计程车送她。
我们开着车进入了市区。我把车停在与公寓相距两条街的地方，然后挽起她的手臂，沿着绿树成荫的人行道往前走。在昏暗的街上，若换成其他女人我也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一想到她那包在勃兰特大衣袖子里裸露的手臂，就感到忐忑不安。这个城市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万家灯火中，屋里的人们又说又笑，彷佛我们俩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她抓住我的臂膀，将我的手按在她的胸部上——准确地说，是胸部的下端。隔着衣物，我仍能完全感触到它的外形。这时我想到在情报局的酒吧里听来的笑话，某些官员曾把他们手下最好的情报人员带上床，然后我又想到海登曾问我，她的奶头是否好看。我觉得羞愧难当，便赶紧抽回我的手。
公墓大门的一侧有扇小门。在我开门让她先进去时，她转身用双手捧着我的脸，依次亲吻我的双眼。我顺势搂住她的腰，而她似乎显得娇弱无力。她很高兴。在公墓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微笑。
“大家都死了，”她兴奋地低声说道。“但是我们还活着。”
我领着走上台阶，走了一半，我就回头看看她是否跟上来了。我害怕她会变卦。我觉得非常害怕——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经验，这得感谢梅贝尔——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遇上了一个在我了解范围之外的女人。她就站在我身旁，手里拿着她的鞋，仍然面带微笑。
我为她打开门。她踏了进去，并再次吻我。她眉开眼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在婚礼中抱着她跨过门槛一样。我这时才迟钝地想到，俄国人从不在门口握手，或许拉脱维亚人也一样，或许她的亲吻只是某种驱邪的仪式而已。要不是我已经有些说不出话来，我一定会问她这个问题。我关上门，然后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开电暖炉，只要房间里的温度一降低，它就会开始散发出暖气，不过接下来它就像只进入梦乡的老狗似地，只会间歇性地这么做。
我走进厨房拿了一些酒。当我回来时，并没看到她的人影，而浴室门下方则透出了灯光。我细心地布置餐桌，放上了刀叉和汤匙，以及乳酪、冷肉、玻璃杯、纸巾和其他我能想到的东西，我全都拿了出来，因为我想藉着周延的待客之道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
浴室的门开了，她走了出来。她裹着勃兰特的大衣以充当晨衣，一双长腿则裸露着。她已经梳好头发。在这间公寓里，我们总是会准备一把刷子和一把梳子，以示宾至如归。
我记得当时想着，如果她是海登所说的那种人，那么她穿着勃兰特的大衣来欺骗一个她已背叛的人的确是骇人之举；而对我来说，正当我手下的间谍肩负着艰辛的任务，奔赴危险之境时，成为她选择下手的目标更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此时我并没有一点愧疚感。我提到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当时我的内心正是千头万绪，试着想抑止我对她的渴望。
我吻了她，并脱下她的大衣。之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之后也无人能与之相比。实际上，在那个时刻、那个年纪里，我还欠缺区分真理和美丽的力量，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同一回事，没有任何差别，我只觉得自己敬畏她。如果在此之前我曾对她有过任何怀疑，那么在目睹她那裸裎的胴体后，我已相信她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记忆中的情景毕竟只能告诉你记忆中的故事。甚至是在今天，我也只会将这些回忆当成是在其他两个不相干的人身上发生过的事，与自己毫无关联。
炉火半明半暗，蓓拉裸身侧躺着，就像我在农庄里初次见她时的模样。我从卧室里拿来羽绒被子。
“你真好。”她轻声地说。
我从未想过自己也能使她这么快乐。
蓓拉躺在窗户旁，公墓那边映照过来的灯光完全烘托出她的优美体态，为她的秀发镀上了一层金黄色，并在她的胸上呈现出光影对照的图案。
蓓拉吻着奈德的脸，无数的轻吻使他重新充满了活力。蓓拉取笑自身无与伦比的美貌，以及我们两人的美丽身段。蓓拉将笑声融入爱恋中。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成为被称颂的对象，都应该被尽情地亲吻、吮吸，及赞美。
蓓拉离开了奈德，展现出自己的身体，然后她又扑过来接受他，继续对他喃喃私语。之后她停止了耳语。她开始坐起来，身体先是往后拱起，最后挺直起来。她突然哭出声来，向我和那些死人哭诉。她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小东西。
奈德和蓓拉终于平静下来，站在窗前俯视着墓地。
我说出了梅贝尔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时谈结婚还太早。
“总是太早了。”在我们再度缠绵时她这么回答。
蓓拉正在淋浴，我则满心幸福地靠在水龙头边，让淋着水的她，懒散地抚摸着我，谈起她的童年。蓓拉坐在羽绒被上，抱过我的头放在她的双腿之间。
蓓拉骑在我的身上。
蓓拉跪着向我俯下身来，于是她那座秘密的花园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她引领着我来到意想不到的境界，即使我曾躺在那张可怜的单人床上，反反覆覆地梦想着这个时刻，但是苦于缺乏经验，我还是想像不出这会是怎样的情景。
有时你也许可以看见奈德枕在蓓拉的胸上打着盹儿。我为了保住自尊而刻意准备的饭菜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激情过后，头脑格外清醒的我提出了一些可以满足海登和我自己好奇心的问题。
我开车送她回去，然后在早上七点回到住处。我已经连续两晚毫无睡意了。我坐下来开始完成那份会面报告，而且是不加思索地振笔疾书，因为此刻我仍流连于与蓓拉共度的美好时光中。黛西号并没有发报，而我也没预期它会这么做。入夜以后，我收到一份游艇航行状况的临时报告——黛西号已经通过基尔，正朝着基勒费德前进，几个小时后就会进入公海。那天晚上我要去会见一位温和的德国记者，第二天早上又得到领事馆开会，但是我还是在电话上用暗语把这些事告诉了蓓拉，并且答应她我会尽快去她那儿，因为她坚持我应该去农庄看她。她说等勃兰特回来时，她要能够看到我们做爱的痕迹遍布房子的每个角落，然后想着我。我想这正是爱情幻觉的力量吧，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可告人或暧昧不明之处。我们一起创造了一个世界，而她希望在我被别人从她身边拉开之前，能完全拥有这个世界。事情就是这样。她是勃兰特的女人。她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有我的爱。
我到她那儿以后，我们直接走向那间长方形的客厅。这一次是她准备好了饭菜。我们几乎是一丝不挂地坐下来吃饭，是她坚持要这么做的。她想看看我置身于熟悉的家具之间是什么模样。然后我们在她和勃兰特的床上做爱。我想我应该感到难为情，但是当时我却只充满那种被引入他们生活中最隐秘部分的兴奋感。“这些是他的发梳，”她说。“这些是他的衣服，你现在正睡在他那边。”我那时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些话的用意。然而随后我又不禁担忧：或者这就是她从背叛中得到的快乐？
隔天晚上我已安排好要会见住在吕贝克的一个波兰老人，他与住在华沙的一个远房侄子之间建立了一套秘密的通讯方式。那个小伙子正在波兰外交部接受译码训练，他想替我们从事间谍工作，以便换取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伦敦站正在考虑与他直接接触。之后我回到汉堡，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当我正在写报告时，伦敦方面发来电报，黛西号已在松德勒顺利地加了油，并且运载了一名叫瓦洛佳的乘客驶往芬兰湾。我打电话告诉蓓拉一切都很顺利。她听完以后说，“快到我这儿来吧。”
上午我到雷普巴恩警察局保释两名因酒醉而砸了妓院的英国商船水手。下午我则去了领事馆，参加一些领事夫人举办的无聊茶会，集会的主旨是声援“政治犯周”。我真希望那些商船的水手也砸了这家“妓院”。晚上八点我来到农庄，随即直接上床。清晨两点电话响了，蓓拉接了电话。那是我的译电员从船运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闪急电报，你必须亲自解译；我得立即赶回去。我驾车疾驰，四十分钟内就赶到了办公室。我坐下来翻开密码本，才意识到蓓拉的气息还留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电报是以海登的名义直接发给汉堡站的负责人。电报上说黛西号的登陆人员遭到早已预备的炮火猛烈攻击。小艇下落不明，安东斯·杜巴和他的乘客，以及所有可能在岸上等候的接应人员也均告失踪。电文里并未提及爱沙尼亚爱国者。黛西号曾看到岸上的紫外线信号，但是只有一连串约定信号中的一项，因此伦敦方面假设爱沙尼亚的接应人员在将登陆人员诱入绝路后即遭逮捕。五年前的旧事再度重演，而当时的一切仍令人记忆犹新。塔林方面的撤守用无线电并无任何回应。
我未向任何人告知这份情报，便搭上早晨的头班飞机回到伦敦。已经有人为我订了一个机位，而托比·埃斯特海斯会在希斯洛机场接我。我草拟了一份收悉电稿，递给我的译电员，他接过了电稿，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知道该怎么做。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曾打电话到农庄，并和蓓拉说过话。至于其余的一切，我想他也可以从我脸上看出来，或猜出一点端倪。
这次海登屋里没有点着香。他坐在办公桌旁。罗伊·布兰德，东欧方面的负责人，坐在他的一边，托比·埃斯特海斯则坐在另一边。托比的工作范围一直不太明确，因为他不喜欢让外界了解太多，以期能保持工作的多样化，不受限制。然而实际上，他根本就是海登的狮子狗，而这个角色后来让他损失惨重。我惊讶地看到乔治·斯迈利闷闷不乐地坐在海登那张长沙发的一角。他这种姿态所象征的意义，我一直到三年以后才完全明白。
“这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海登直接了当地说道。“这次任务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失败。即使杜巴没有随船沉入海底，他也一定受不了严刑拷打，而把他知道的事情全都招了。瓦洛佳知道的不多，但是也许该算他倒霉吧，那些审问他的人不会相信他的，他一定得解释为什么要带着满满一箱的炸药。也许他解决了麻烦，得以脱身，不过我实在不太相信——他是个笨蛋。”
“勃兰特人在哪儿？”我问道。
“他正坐在萨勒特审问室的炽光灯下，像头公牛似地吼叫着。反正就是有个环节出了差错。我们问勃兰特会不会就是他自己出差错。如果不是，那又是谁？他妈的，这简直是上回那件事的翻版。每一个船员都接受了个别审问。”
“黛西号在哪儿？”
“在赫尔辛基。我们已经派海军人员上了船，他们奉令得在今晚把她弄出来。芬兰人不愿意自己的国土被当成是戏弄北极熊那伙人的避风港。如果新闻界不知道这件事，那真是他妈的奇迹。”
“我明白。”我傻乎乎地说道。
“很好。但是我不明白。我们该怎么办？你告诉我们啊。还有三十名波罗的海的间谍等着你的指示。你有什么要说？放弃？道歉？瞎忙一阵，假装没事？所有的建议我都会由衷感激地接受。”
“杜巴兄弟并不了解爱沙尼亚的间谍网，”我反驳说。“安东斯也不可能破坏他不知道的东西。”
“那么你倒说说看，是谁出卖了安东斯呢？是谁供出了登陆人员、联络方式、海滩和时间呢？这是谁干的呢？我们问了勃兰特同样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可真有意思。我们原以为他也许会指控蓓拉，那个波罗的海的婊子，结果他却反过来指控是我们之中的某个人，这个厚颜无耻的混蛋。”
海登怒气冲冲，而且显然是冲着我来的。我从没想到这个懒散的家伙会如此勃然大怒。不过他仍然带着上流阶级惯有的那种鼻音平静地说话，并始终保持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是动怒时，他都显得极为随意，然而这却使得他成为可怕的人物。
“那你又有什么话要说？”他要求我回答。
“关于哪一方面？”
“关于她，那位宝贝。那位噘着小嘴的拉脱维亚小姐。”他手里正拿着我在我们初次同床共枕后写的会面报告。
“我的上帝，我要的是评估，而不是他妈的抒情文。”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我说。“我认为她是个朴实的农村孩子。这就是我的评估。我想勃兰特也是这么想。她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对自己经历的描述相当可信。”
海登又重新展现了他的魅力。他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他先引诱你过去，然后再拒你于千里之外。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极力奉承你，让你内心的各种情感纠缠不清，而自己却全然不受影响，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情感。
“大多数的间谍都能把自身经历描述得让人信以为真，”他翻着我的报告，驳斥了我一句。“反正，越是狡猾的间谍就越是如此。是不是啊，托比？”——他在怂恿埃斯特海斯。
“绝对是如此，比尔。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埃斯特海斯说道，他可真是个拍马屁高手。
其他的人手里也有那份会面报告的副本。现场一片沉静。他们埋头研读，注意海登划出的那些段落。罗伊·布兰德抬头盯着我瞧。布兰德曾到萨勒特为我们开过讲座，他是北方的乡下人，以前是大学教师，并曾借助学者的身分在铁幕内工作多年。他说话带有乡音，语调平淡。
“蓓拉承认那个农民不是她的生父，对吧，奈德？她母亲曾遭德国人强暴，因而怀了她。所以从血统上来说，她应该算是半个德国人。是吗，奈德？”
“是的。没错，罗伊。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所以当她的父亲——她是这么叫他的，当费利克斯从战俘营回来时，听到了这件事，于是就收养了这个孩子。也就是她，蓓拉。他人还挺不错的嘛。奈德，她主动告诉你这件事，对你直言不讳，对吧，奈德？”
“是的。没错，罗伊。”
“她既然告诉了你，那她为什么不把同样的故事告诉勃兰特呢？”
我自己也提过她这个问题，所以我可以立即回答他。“当他把她带到西方之后，她怕万一勃兰特知道她不是他最好的朋友费利克斯的亲生女儿，他就不会收留她。他们那时还没有成为情人。他能提供她安全以及生活所需。她感到害怕。她接受了他的帮助。以前她一直生活在森林里，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西方。她自己的父亲死了，所以她需要另一个父亲的形象。”
“你是指勃兰特吗？”布兰德狡猾地说道。
“当然。”
“呃，奈德，难道你不觉得这也很奇怪，勃兰特竟然对她一无所知？”他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问道。“如果勃兰特真如他自己所言，是她父亲的至友，他不是应该知道所有实情吗？说啊，奈德！”斯迈利此时插了进来，我想他是为了帮我解围：“罗伊，勃兰特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如果她是你最好朋友的女儿，而你又认为她并不知道是一个德国人的私生子，那你会告诉她吗？我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我会竭力保护她。尤其是她父亲可能已经死了，而我又爱上了那个女儿。”
“这是不正常的爱情，”海登说道，翻开我那份报告的另一页。“勃兰特是只好色的老山羊。她经常提起的这个塔迪奥是谁？‘塔迪奥看见尸体被装上了卡车。塔迪奥说他看见我父亲的尸体最后才被装上车。大部分的人是脸部中弹，但是我父亲却是胸部和腹部中弹，一挺机枪几乎将他打成了两半。’老天，我敢说，如果一株即将枯萎的紫罗兰有助于她叙述自己的身世，她也会不遗余力地描绘一番。”
“塔迪奥是她的初恋情人。”我说。
“我们是在嫉妒吗？”海登问我，这句话引起坐在两旁的狗腿们哄然大笑。
但是斯迈利没有笑。我也没有。
“塔迪奥是和她一起上学的男孩。”我说。“开会时他曾奉命在屋外担任警戒，但是他却和蓓拉在附近的田里做爱。所以她才能逃跑。塔迪奥叫她逃走，并告诉她遇到游击队时可以找谁求援。然后他就躲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观察了情势之后再和她会合。这些都写在我的报告里。”
托比·埃斯特海斯用他那一口奥匈英语对此嗤之以鼻，“塔迪奥死的时机可真是恰到好处。当然，奈德，我得说，在蓓拉的故事中当个目击者确实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情。”
“他是被边防军的一名卫兵开枪打死的，”我说。“他甚至还没有越过边境。当时他是在侦察情况。她有种她接触过的人都会死去的预感。”我补充道，随即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班。
“这件事她也许说对了。”海登说道。
此时，我觉得罗伊·布兰德似乎一反常态地当起我的辩护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已渐渐地被推向被告席。“你要注意，塔迪奥可能没说谎，只是没把费利克斯的死说对。也许是警察安排他诈死。他的确是最后一个被装进卡车的人。反正他已经在那片屠杀场里沾满了鲜血，他们甚至不必把番茄酱涂到他身上，对吧？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斯迈利接过布兰德的话头为我辩护。我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想尽办法要求外派，因而远离了他的关怀。
“比尔，这位父亲对我们真是如此重要吗？”他表示反对。“费利克斯可能一直都是个叛徒，却仍然有一位真诚的女儿，不是吗？”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她崇拜她的父亲。她在谈论他的时候没有任何顾忌。她敬重他。她仍然为他守孝。”
我想到她俯视着墓地的样子。我想到她珍惜上天赐予她生命的那种坚定。我拒绝相信她是在装模作样。
“好吧，”海登不耐烦地说道。他把一张镶有框架的照片从桌子另一头扔给我。“我们再谈一个问题，然后就不再质疑。请你说说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件事呢？”
这是一张放大许多倍的照片，看来焦距似乎没对准，我猜是翻拍而得的。左上角盖有红色的“巫术”字样。我曾在传闻中听说这是伦敦站最秘密的情报来源。
托比·埃斯特海斯对我发出的警告证实了这一点。“奈德，听着，实际上你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他越过海登的肩膀告诉我。他使用的正是一个马屁精对年轻人惯用的不屑口吻。“而且你也从来没见过‘巫术’这个名词。在你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完全一片空白，懂了吗？”
这是一张团体照，有一群排列整齐的年轻男女，背景可能是一座军营，或是一所大学的校园。人数大约有六十人，全都穿着制服。男子穿西装打领带，而女子则是白衬衫和长裙子的搭配。几个年长的男子和一个相貌凶恶的女人分别站在他们两边。整个气氛就如同他们身上的制服、建筑物和背景那样阴沉。
“合唱团第二排，右边算来第三个，”海登说道，并随手递给我一面放大镜。“漂亮的胸部，就跟这个年轻人说的那样。”
毫无疑问地那是蓓拉。确实是比现在年轻三、四岁的蓓拉。她把头发向后梳齐，我猜是挽成一个小圆髻，但我所爱恋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那副抑制不住的笑容，以及棱角分明的脸蛋依旧没变。
“蓓拉是否曾凑近你的小耳朵告诉你，她上过基辅的一所外语学校？”海登问我。
“没有。”
“除了她怎样与塔迪奥在乾草堆上做爱以外，她曾谈过她所受的教育吗？”
“没有。”
“当然基辅的这所学校像一所假期学校。除非是在招供，否则大多数的学生离开这个地方以后都不太会谈起它。理论上来说，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的翻译员，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它更是莫斯科中心培养人才的基地。莫斯科中心掌管这所学校，并提供教职员、挑选人才。被淘汰下来的人则进入外交部，和这里的情况完全一样。”
“勃兰特看过这个吗？”我问。
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吧？勃兰特是个敌方的证人，他们全都是！”
“我能见勃兰特吗？”
“我不会做这样的建议。”
“这就是说，不行吗？”
“是的。我的答覆就是，‘不行’。”
“对蓓拉父亲不利的报告也是来自‘巫术’吗？”
“你他妈的少管闲事。”他说，但是托比眼中露出的惊讶让我意识到自己猜得没错。
“莫斯科中心都会替那些明日之星拍团体照吗？”我问。斯迈利抬起头来，我再次把这个动作看成是他对我所表示的支持，于是便壮起了胆子。
“这是我们在萨勒特拍到的，”海登反击我。“莫斯科中心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
我能感觉到自己已汗流浃背，而且声音正在变调。但是我还是结结巴巴地继续往下说。“这张照片上还有其他人被指认出来吗？”
“实际上是有。”
“什么样的人？”
“你管不着。”
“她学的是什么语言？”
海登这时已对我忍无可忍。他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出神，彷佛是在祈求上天赐予他耐心。“哼，他们都学英语，亲爱的，如果这就是你想知道的事。”他拖长语调，并用手托着下巴注视了斯迈利好一阵子。
我没有什么非凡的洞察力，所以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正在经历何种事情，或者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然而就算我当时只有后见之明，我还是能确定自己正置身于两个敌对派系之间。即使像我这样一个远离总部政治纠纷的人，也能察觉到这场战斗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大人物甲与大人物乙在走廊上擦身而过，竟然连声“早”都不说；大人物丙则拒绝与大人物丁在餐厅里同坐一桌。海登的伦敦站已经渐渐成为情报系统里另一个独立的情报系统。他们已经并吞了情报局之下的分支机构，并接管了特勤组、跟监员、监听员；甚至我们那些职位卑微的邮差也挥汗如雨地坐在分信的办公室里，靠在煤气炉上一直沸腾着的水壶边，忠心耿耿地用蒸气熏开那些邮件。甚至有人暗示比尔·海登正与那位执掌大权的局长大人展开了一场空前的较量，而身为局长侍臣的斯迈利，自然是站在局长这边，和海登保持对立。
但是也有人暗示斯迈利本人的处境艰难——或者技巧一点地说——他正在考虑接受任命，去从事学术性工作，以便得暇兼顾他的婚姻。
海登得意洋洋地望着斯迈利，但是当他等着斯迈利回看他时，那种得意的目光却显得冷酷无情。我们大家也都等待着。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斯迈利就像是一个不愿答礼的人似地，根本没抬头看他。他坐在长沙发上，双眉抬起，眼皮向下，圆圆的头倒向一边，就像是在研究那张波斯祈祷——这是比尔办公室里另一件奇怪的摆设。他只是继续研究这张垫子，彷佛并未察觉到海登对他的兴趣，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甚至连我都知道——他并非毫无所觉。接着他鼓起双颊，蹙眉表示反对。最后他站了起来——并无任何夸张的戏剧化动作，因为乔治从来就不是那种很过分的人——并收拾好他的文件。
“嗯，我看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弄清楚了。比尔，你说呢？”他说。“大约一个小时后，局长将会与辅训的官员们见面，如果方便的话，我们该去看看。奈德，我们得料理一下那个苏黎世的案子。或许你和比尔的事了结以后，可以顺便来找我一下。”
二十分钟后我坐在斯迈利的办公室里。
“你相信那张照片吗？”他并未谈到什么苏黎世的案子，便直接问道。
“我想我只有相信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照片可以伪造啊。的确有人会制造假情报。大家都知道莫斯科中心不时会做这种勾当。有人告诉我他们甚至会诬陷无辜的人。而事实上就真有这么一个部门是专门干这种事的，里面大约有五百多个工作人员。”
“那么为什么要陷害蓓拉呢？为什么不去陷害勃兰特或者别的船员？”
“比尔要你怎么做？”
“没什么。他说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到命令。”
“你一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这个间谍网吗？”
“这让我很难开口。我只负责和当地有关的事务，直接掌管这个间谍网的是伦敦站。”
“你还是说说你的意见吧。”
“我们无法将这三十名间谍弄出来。我们会引发一场战争的。如果补给线遭到破坏，而撤离路线又被封锁，我看我们可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所以反正他们是死定了，”他表示意见，与其说他是在发问，还不如说他是在证实自己的观点。桌上的电话响了，但是他没去接。他继续以一种怜悯的神情望着我。“嗯，如果他们真的丧生了，奈德，请记住这不是你的错，好吗？”他和蔼地说道。“没有人指望你独力挑战莫斯科中心。这也许是第五处的错，也许是我的错，但绝不会是你的错。”
他向我点点头，目送我出去。我随手关上门，而且听到他的电话已经不再响了。
我在当天晚上回到汉堡。我打电话给蓓拉时，听起来她似乎非常兴奋，不过对于我没有立即赶到她那里，则显得有些难过。
“勃兰特在哪儿？”她如此问道，一点也不顾忌电话的保密性。我说勃兰特很好，真的很好。想起自己知道了那么多，而她却所知无几，我心里就有些罪恶感。我得在她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海登曾说：“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继续做下去，或者设法做得更好。我可不想让她瞎猜。”我应该告诉她，勃兰特显然十分坚持自己深深地爱着她，我猜他在饱受折磨时，一定曾要求见我。我希望是如此，因为我信任他，而且我也必须对他负责。
身边接连发生了这么多惨痛的悲剧，我努力试着平息心头的不安，但是这实在很不容易做到。就在几天前，我还去照顾勃兰特和他手下那帮船员。我曾是他们的代言人及保护者。而现在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可能已经送命，或者出现更糟的情况，其他的人则从我手中被人夺走。这个间谍网虽然是为伦敦方面工作，却是一个受我托管的家庭，但现在他们像是残留的鬼魅部队，音讯全无，飘移于生死之间。
最糟的是，我的思绪大乱，脑海里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论，逐一浮现。一会儿我告诉自己蓓拉是无辜的，就像我告诉海登的那样；紧接着我又问自己，她是怎样与她的主子保持联系？答案是：那太容易了。购物时，看电影时，去学校时，她都可以会晤信差，并随意利用秘密信箱放进和取出情报。
但是想到这儿，我又立刻为她辩护起来。蓓拉不是坏人。照片是假的，而那则关于她父亲的故事更是一派胡言。斯迈利也是这么说的。蓓拉与这件事毫无牵连。要促成那次任务失败可以有百十种方法，根本不需假手蓓拉。我们已经为这次行动采取了牢固的安全措施，不过并非如我期望中那样严密。我的前任者最后是以贪污罪名下台，他除了捏造一些间谍以外，难道就不会也出卖几个间谍吗？即使他没有，勃兰特认为是我们这边的人出卖了自己人，难道就真的毫无道理吗？
现在我不希望让你们认为，那个晚上年轻的奈德就在他的小屋子里独自解开了这个变节事件的谜底，事实上是后来斯迈利竭尽全力追查，才使得真相大白。某个情报来源可能是个前来卧底的间谍，一个卧底的间谍可能会被忽略，而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就算完全没有第五处内部叛徒的协助，这些事情也会发生。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不是个孩子，但却也不属于情报局里那些脸色阴沉、专门研究阴谋诡计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就像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我已经超越了一些对情报局表示忠诚的自我设限里。我把从情报局里听来的所有小道消息拼凑在一起，然后用我自己的眼光来分析这些情况。不胜枚举的失败，不断出现的丑闻，还有美国同行对我们的日益不满；毫无意义的重新改组，大人物之间不切实际，徒伤元气的竞争——今天还屹立不摇，明天却得归隐山林了。还有那些将不适任视为背叛的明证，却把真正的出卖行为只当成是不适任所致的可怕故事。
如果真有成长这回事，你可以说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我已经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而变得成熟起来。我体认到情报局与英国的其他机构没有什么两样，它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所玩的游戏是在紧闭的房间里进行，而且是以其他人的性命作筹码。然而我很高兴自己领悟了这一点。这使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而在此之前我则有点太过唯命是从，而且是非不分。如果说到现在为止，我的事业一直是一场排徊在顺从和自立之间的战斗，那么你也许可以说顺从占了上风。但是那天晚上我已突破了某种界线。我决定从那时起，要更看重自己的直觉和渴望，而不要太在意生活中那些原以为无法割舍的羁绊。
我们在秘密联络点见面。如果这世界上还能找到一个中立地带的话，那就是这里。她仍然对那场灾难一无所知。我只告诉她，勃兰特已被召至英国。我们立即就做爱，盲目而又充满饥渴；一番温存之后，我的头脑也恢复清醒，于是便开始询问。
我开始摸着她的头发，并顺着后脑抚平。然后我用双手将她的头发随意挽成一个圆髻。
“你这样看起来格外严肃。”我说。我一面亲吻着她，一面捧着她头上的小圆髻。“你是不是曾将头发梳成这样？”我又吻了她一下。
“当我还是个女孩的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唇相接时，我向她问道。“你是指在认识塔迪奥之前吗？那是什么时候？”
“是在我进入森林之前。然后我就剪掉它了。还是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替我割的。”
“你是否曾梳着这种发型拍过照片？”
“在森林里我们不拍照的。”
“我是说在此之前。在你打扮得像个严谨的淑女时。”
她坐了起来。“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只管告诉我。”
她用那双几乎毫无表情的眼睛注视着我。“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替我们拍过照。干嘛？”
“是分组拍，还是分班拍？是什么样的照片？”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只管告诉我，蓓拉，我必须知道。”
“他们替我们全班都拍了照片，那是为了要替我们申请证件。”
“哪一类的证件？”
“身分证明。是为了申请护照用的。”
她指的护照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种。她是指往苏联境内迁徙时所需的护照。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任意行动。
“是一张正面的照片吗？不苟言笑？”
“是的。”
“蓓拉，那本旧护照到哪儿去了？”
她想不起来了。
“拍照时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我吻着她的胸部。“不是露着这个吧。你是怎么打扮的？”
“衬衫和领带。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蓓拉，你听我说，你是否能想起来国内还有哪个人、哪个同学、哪个以前的男朋友，或是哪个亲戚，手里保存了一张你梳着发髻的照片？某个你会写信给他的人，或者是某个你会联络的人？”
她瞪着我，想了一会儿。“我姨妈。”她没好气地说道。
“她叫什么名字？”
她告诉了我。
“她住在哪里？”
她说，与捷内克姨父住在里加。我拿了个信封，让她裸身坐在桌边写下他们详细的地址。然后我把一张空白信纸放在她面前，由我口述信件的内容，再让她翻译并写下来。
“蓓拉，”我扶起她，然后温柔地吻着她。“蓓拉，再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除了在你们老家那儿上过学以外，你是否还上过别的学校？”
她摇了摇头。
“没有上过假期学校？特殊的学校？外语学校呢？”
“没有。”
“你在学校里学过英语没有？”
“当然没有。不然我就会说英语了。奈德，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
“黛西号出麻烦了。”我仍然面对着她说道。“有人开了枪。勃兰特没有受伤，不过其他人挨了枪。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我们明天搭飞机去伦敦，你和我一起去。他们需要问我们一些问题，好找出来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她闭起眼睛，开始浑身发抖。她张开嘴，无声地喊了一下。
“我相信你，”我说。“我想帮你。还有勃兰特。这是真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靠近我，将头埋在我的胸前抽泣起来。她又成了一个孩子。也许她原本就只是个孩子。也许她在帮助我成长的同时，也拉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为她带来一本英国护照。她并没有国籍。我让她留下来和我一起过夜，她就像个溺水的女孩般紧紧地抱住我。那晚我们俩都没有入睡。
上了飞机以后她抓住我的手，但是我们之间已经变得陌生。然后她以我从未听过的嗓音开始说话。这种充满悲伤和失望的声调使我想起了斯泰芬妮。在岛上她就是用这种嗓音告诉我那个西比尔的警告。
“他是一个品德纯正的人。”她说。那完全是胡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抽回她的手。她并未发怒，而是流露出某种彻底的绝望。“你把他们拖下水，然后就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们没有遇害，就成了英雄；如果他们被枪杀，就成了烈士。你们占不到任何便宜，却鼓动我的同胞去白白送死。你们要我们做什么？揭竿而起，杀死那些压迫我们的俄国佬？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你们会赶来帮助我们吗？我看不会。我认为你们做某件事，只是因为你们不能什么事都不做。我认为你们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永远也忘不了蓓拉所说的话，因为这也宣示了我那段恋情的终结。直至现在每当早晨在遛狗之前听新闻时，我都会想到她。我怀疑那时我们到底对那些勇敢的波罗的海人许下了什么样的承诺，那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竭力否认的诺言。
这次是彼得·吉勒莫在机场等我，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相貌端正，而且文质彬彬的他似乎取得了蓓拉的信任。他从跟监员那里找来了南茜，在这个场合里扮演母亲的角色，给予安慰。他们领着蓓拉通过移民处，然后上了一辆属萨勒特审讯人员所有的灰色货车。我真希望能派另一辆不这么吓人的汽车，因为当她看到那辆货车时，便停下了脚步。在南茜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推上车之前，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在身为专案主管的那段纷扰奔波的日子里，我体悟到，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潇洒分手。
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接着做了什么，以及我后来听到了什么。我来到斯迈利的办公室，而且花了大部分的时间试着在他开会之间的休息时刻里找到他。依情报局的规定，我应该先去见海登，但是我向蓓拉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海登分派给我的任务范围，所以我想斯迈利会较有同情心来听取我的申辩。他听着我说话，并随手接过蓓拉写的信，仔细端详。
“如果我们在莫斯科寄出这封信，并且附上一个安全的芬兰地址让他们回信，也许会有所助益。”我建议道。
但是，正如斯迈利的一贯作风，我认为他已陷入了深思，因而忘记了我的存在。他把信丢进抽屉，然后关上它。
“我倒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们希望可以不要这么做。”
我问他们会拿蓓拉怎么办。
“我猜与他们对付勃兰特的方法大致相同，”他答道。此时他从深思中完全清醒过来，并对我凄然一笑。“询问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试图让她露出破绽，让她精疲力竭。不过他们不会伤害她，不会让她受皮肉之苦。他们不会告诉她，他们掌握了什么对她不利的证据。他们只希望能揭去她的伪装。看来那些在森林里照顾过她的人最近大都被逮捕了。这当然对她相当不利。”
“以后他们会拿她怎么办？”
“嗯，我想我们仍然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尽管这阵子以来我们并没有做到预防其他的不幸事件，”他答道，随即又回头阅读他的文件。“你该去找比尔了吧？他大概正觉得奇怪，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呢。”
我记得他要我离开时，脸上所露出的表情——夹杂着痛苦、灰心以及愤怒。
斯迈利是否接受了我的建议派人寄出那封信？那封回信是否附上了一张照片，而莫斯科中心伪造照片的人员就是用它拼进那张团体照？我真希望真相就是这么简单，然而实际上从来就不是如此。但我倒是愿意相信蓓拉能够在几个月后获释并移民到加拿大，多少是我努力之下的结果。然而直到现在这件事的经过仍然令我迷惑不解。
勃兰特拒绝让蓓拉回到他身边，更不用说跟她一起走了。蓓拉告诉过他我们的事吗？或者是别人说的呢？我想这不大可能，除非是海登出于恶意这么做。比尔痛恨所有的女人和大多数男人，没有什么比泄露别人的恋情更能令他欢喜的了。
勃兰特也获准清白离职，并在第五处的异议平息之后，得到一笔慰劳金让自己可以体面地展开新生活。这就是说，他有能力买下一条小船到西印度群岛去，在那里他又重新干起走私的老本行，所不同的是这次他选择了运军火到古巴。
那么那些叛变事件呢？勃兰特领导的这个组织工作效率太高，不符海登的期望，这是斯迈利后来才告诉我的。所以比尔出卖了这个组织，如同他出卖了这个组织的前任领导人一样，然后企图归罪于蓓拉。他安排莫斯科中心伪造了对她不利的证据，然后又假装这些证据来自子虚乌有的梅林，也就是他那个被称为巫术情报的供应者。那时斯迈利正在追查被安插在情报局里的内奸，他曾向上级表达过他的怀疑，然而正因为他猜对了，因此被打入冷宫。之后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扭转这种局面。
事情就此悬宕下来。直到我们内部急切地展开一些改变——那是在八九年的冬天。托比·埃斯特海斯这个不倒翁，组织了一个由情报局中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参观莫斯科中心，展开“两国情报部门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我们那个该死的外交部坚持要采用的说法。
托比的代表团在捷尔任斯基广场受到热烈欢迎，并被领着参观了许多地方，但是有人推测他们并没有去卢比扬卡的受刑室，也没有去参观那个偶尔会有些粗心大意的犯人失足摔下的屋顶。托比一行人受到热情的款待。正如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风光了一阵子。他们买了皮帽，佩戴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徽章，在捷尔任斯基广场拍照留念。
最后一天，在俄方为表示友好的特殊礼遇下，他们得以被护送着走进了莫斯科中心巨大的通信大厅及长廊，这里负责接收并处理来自所有管道的报告。就在这里，当他们正要离开长廊时，托比说他和彼得·吉勒莫同时在走廊另一头看见了一位身材高大、头发呈淡黄色，而且体格健壮的家伙的侧影。他显然是从男厕所里出来的，因为走廊这头只有一间女厕所。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却像一头公牛似地大步走出门口。他停下来注视了他们好一会儿，彷佛正拿不定主意，到底是要上前问候还是转身走开。然后他低下头来——在他们看来，他似乎露出了微笑——转过身去消失在另一个长廊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观察他那类似水手走路的姿态和有如摔角好手的强壮肩膀。
在这个神秘的情报世界中什么东西都不会消失；在现实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托比和彼得没有弄错的话——那些仍然保持俄国好客风尚的人们还略胜他们一筹——那么海登就更有充足的理由将怀疑的箭头指向蓓拉，而不是勃兰特船长。
勃兰特是否打从一开始就是坏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去招募他简直就是引狼入室的不智之举，进而在无意中导致我手下那些间谍死于非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有时在黎明时分，当我躺在梅贝尔身旁时，这个念头就会纠缠着我。
还有蓓拉呢？我把她当成是我最后一次的恋爱，和我从未好好掌握的转捩点。如果说斯泰芬妮启发了我深藏心中的疑虑，那么蓓拉就是在我有生之年为我指引那片广阔世界的人。从那时起，每当我想起自己所认识的女人时，她们都能给我慰藉。当我想起梅贝尔时，我只能对她说，对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人而言，她表现出家庭温馨的诱惑力。但是我对蓓拉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就如同我俩在公寓里温存厮守，俯视着墓地的第一个晚上——虽然在我的梦中，她总是从我身边走开，而且甚至连她的背影都带着怨恨与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