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匹兹堡得来的唯一有用的信息仅仅是一个名字。桑迪。桑迪曾经开车送多丽丝·布朗回到她父亲的家中，就这么一句话，连一个完整的姓名也没有。但很多案子的侦破，线索比这更少；这好比在拉一根线。有时，你得到的只是一根断线，有时，你找到的线索毫无结果，或在你的手中一切搞成一团乱麻。那个人叫桑迪，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纪不大。她没有说什么话就挂断了，尽管她似乎同谋杀案毫无关系。犯人可能再回到作案现场去，这事确实有过但不会通过电话告诉你。
这到底有什么关系？瑞安靠在椅子上，两眼盯着天花板，他那训练有素的大脑在研究着他了解的每一个情况。
最大的可能性是，死去的多丽丝·布朗同那个杀害帕姆·马登和海伦·沃特斯的犯罪组织有着直接关系，而这件事涉及了理查·法默和威廉·格雷森这些活跃分子。约翰·特伦斯·凯利这个前水下爆破大队队员，也许还是一位前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碰巧救过帕梅拉·马登。几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法兰克·艾伦谈过此事，但并没有谈及详情。后来出了问题，由于他的愚蠢，结果帕梅拉·马登死了。瑞安永远忘不了那尸体的照片。凯利被打成重伤。一位原特种部队队员的女友被粗暴地谋杀了，瑞安提醒自己说。五个贩毒者被杀死，好像是詹姆斯·邦德突然出现在巴尔的摩的街头一样。杀人者为了干预一起街头抢劫案无意中杀了人，原因不明。理查·法默——李克——是用刀杀死的，又是一起愤怒的杀人案。（瑞安提醒自己，第一起算不得是愤怒杀人。）威廉·格雷森，可能是被绑架后杀害的。多丽丝可能是在同时被救走的，经过了几周的治疗后回到自己的家中。也就是说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医疗，很有可能。还有，那位隐形人……这会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吗？多丽丝是为帕梅拉·马登梳过头的女孩。这是一个线索。
需要旁证。
凯利曾救过马登，并帮助她提高了生活的信心，还有山姆·罗森教授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是医生。所以，凯利找到了多丽丝·布朗，他会把她交给谁呢？这是一个调查的起点。瑞安拿起了电话。
“喂？”
“医生，我是瑞安警官。”
“我不记得曾给过你我的电话号码，”法伯说道，“有什么事？”
“你认识山姆·罗森吗？”
“罗森教授？当然认识，他是神经外科主任，一把有名的手术刀，世界一流的。我不常见到他。如果你的脑袋要开刀，找他准没错。”
“他的妻子你也认识吗？”瑞安听到对方抽烟斗的声音。
“莎拉？我很熟。她是位药学专家、研究员，就在街对面，参加我们麻醉药物研究单位的工作，我也参与这一工作，我们……”
“谢谢你，”瑞安打断了对方。“还有一个人，桑迪。”
“桑迪什么？”
“我只知道叫桑迪，”瑞安警官承认。他可以想象出法伯的样子：靠在自己的高背皮椅上，一副沉思的面孔。
“首先让我弄清楚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要我查一下我的这两位同事是否和一桩犯罪案件有关？”
瑞安衡量了一下说谎的好处。这个人是位病理学家。他的工作就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骗他是很难的。
“是的，医生，”警官停了一会儿，终于承认说。这一停顿足以使这位病理学家对其中的原因做出准确的猜测。
“你应该先说明一下情况，”法伯平静地说。“山姆和我不常来往，但他不是一个会伤害其他人的人，而莎拉简直就是位天使，她为治疗那些吸毒青年而努力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这事她甚至放弃了重要的研究工作，而那研究工作本可以给她带来巨大的声誉的。”突然，法伯想到过去两周她没来上班的事。
“医生，我只是想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我绝没有认为他们两人参与了任何非法行动的意思。”他的话很正式，也很诚恳，也许是又一个技巧。“如果我的估计没错，可能他们会有些危险，他们也许还不知道。”
“让我想一想，”法伯放下了电话。
“好吧，”道格拉斯说。
这真是大海捞针，瑞安心里在想。可是，他已经试了其他方面。五分钟似乎过了很久，电话铃终于又响了。
“我是瑞安。”
“我是法伯。麻醉科没有医生叫那个名字。但有位护士叫桑德拉·欧图尔，她是护士小组的组长，我不认识她。山姆对她评价很高，我是从山姆的秘书那儿得知的。不久前她为他做些特殊工作。他要弄清楚一些医疗账单。”法伯已有了自己的联想。莎拉那时也离开了自己的临床工作。他最好让警方自己去了解情况。他已说得够多了，太多了。这些人是他的同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是什么时候？”瑞安随便地问道。
“两三周以前，大概十来天吧。”
“谢谢你，医生。有事我再找你。”
“他们之间的关系，”挂断电话之后道格拉斯想道，“你有多少把握说她认识凯利呢？”
这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给人一种希望而已。桑德拉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名字。但他们仍然与这案子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这一连串的谋杀事件，延续了六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了这么久都没有任何证据，找不出任何联系，恰像天空的晨星一样，而问题是现在已是傍晚了，应该回家同妻子孩子吃晚餐了。再过一两周，杰克就要回波士顿大学上学了。瑞安同儿子见面的机会不多。
把事情安排好确实不容易。桑迪要开车送凯利回匡蒂科。凯利带她来到小码头。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海军基地，而且停留时间十分短暂。他回到家中只度过了一天一夜，现在不得不又离开，凯利这样想着。桑迪尚未回到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凯利已登上船，开足马力直奔河心驶去。
这个女人真是有胆有识，凯利心里在想，一面喝着阔别已久的啤酒。他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一位临床护士都有着良好的记忆力。在某些时候，亨利似乎是个爱说话的人。他们这种人，每当有女孩被他们直接控制之后，他们总喜欢吹嘘一下自己的本事。凯利认为亨利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已经搞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但还没有弄到地址。另外也增加了一个新名字，托尼·皮，大概是什么皮吉吧！是个白人，意大利裔，驾驶一辆蓝色林肯，外表很体面，可能是个黑手党成员或崇拜者。还有一个叫埃迪的人，桑迪说此人已被一位警官杀死，当地报纸已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凯利进一步推想，那个警官会不会就是亨利设置的内线人物？他感到有些怀疑，一位警官阶级的高级警官会牵涉进杀人案中。这只是推想，但他认为值得调查清楚，他现在尚不能断定。这个问题他想了整整一夜。平静的水面映着天际的晨星，也映衬着他的思路。凯利驶过他曾经放置比利尸体的地方。至少，那尸体不见了，肯定早被人弄走了。
这儿曾是一个公墓，或根据古代的传统称为义冢。当时凯利就把比利丢在一个坟墓旁边。社区医院的医生曾处理过他的尸体，现在正在研究弗吉尼亚医学院的病理报告“气压损伤”。就全国而言，这样严重的案例一年之内没几起，而且都发生在沿海地区。那报告说，他们没有进行什么诊断，这并不丢脸，因为任何诊断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骨髓破坏，骨髓进入大脑动脉，造成动脉阻塞而导致巨大致命打击。其他器官也有大幅度的损坏，表明案件发生只有几周时间；骨髓破坏证明是受到强大的气压变化所致。压力差可能在三巴以上。现在警方也在调查波托马克河上的潜水员，该河流有些流段的水可能很深。可能他们还希望有人来认领尸体，县行政办事处已将尸体的位置记录在案。但这种希望似乎不大。
“什么，你不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问道，“他是我的人！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将军同志，”武元甲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说是一个美国人干的？”
“你和我都看过情报通报。”
“这个人身上带有我们苏联需要的情报。你叫我怎么能相信美国人计划的袭击只是为了绑架这个地区的一位苏联军官。将军同志，我希望你们为此再做出进一步具体的努力。”
“我们正在打仗！”
“是的，我知道，”罗科索夫斯基冷冷地说，“不然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武元甲真想大骂一顿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高个子俄国人。他毕竟是他们国家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也不是一个能力低下的将军。这位越南将军很难吞下这口气，但他又需要俄国人提供的武器，所以为了祖国，他只好在这个俄国人面前忍气吞声。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他不值得再为这个战俘营花更多的精力。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现在的日常管制变得比较松了。柯里亚不在了，这是肯定无疑的。扎卡赖亚斯的活动被打乱了，他很难确定这些天是怎么过的。但他已经睡了四次觉了，一直没有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声音，甚至没有听到他在门外说话的声音，另外，也没有任何人进屋来侮辱他。他吃了饭，坐在那儿，在孤寂中沉思默想。使他感到吃惊的是，情况没有变糟，反倒有所改善。他同柯里亚在一起消磨时间，已成为比酗酒更加危险的嗜好。现在他看到自己的真正敌人是寂寞和孤独，而不是痛苦和恐惧。他原来是在一种家庭和宗教环境中培养了珍视与人相处的情谊，后来又进入军中，培养了同样的同胞友谊。现在他的这种思想寄托完全被剥夺了，这就又增加了一点痛苦和恐惧。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呢？这种情况从外面比从里面更容易看清楚。毫无疑问，这一点柯里亚肯定看得很清楚。他常说，他像你一样，就像你。但那只是他进行自己工作的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很聪明的方法。扎卡赖亚斯这样想着。尽管他不是一个习惯于失败和错误的人，但他也不能完全避免失误。他年轻时在卢克空军基地学习驾驶战斗机时，由于一次错误，他几乎死去，五年之后，他仍然不清楚雷雨究竟是什么情景，他像一声霹雳一样撞在地上，差一点送了命。现在他又犯了一个错误。
扎卡赖亚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人再来审讯他。也许柯里亚已经离开此地去报告他已经掌握的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他现在有时间来考虑自己的问题了。你犯了罪，罗宾告诉自己，你太愚蠢，但你再不会那样傻了。这种决心很软弱，他知道自己应该加强这种决心。很幸运，他现在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即使这算不得一种真正的解脱，但它总是有些好处的。突然他感到一阵震惊，思想完全集中起来，好像自己在进行一次飞行战斗任务。天啊，他想，就是这个字眼。我害怕为解脱而祈祷。看守他的哨兵会发现他脸上那困惑的笑容，他们会为此感到吃惊，特别是看到他又开始祈祷，因为这些人接受的教育认为，祈祷不过是一种荒唐的举动。但罗宾认为，这正是他们的不幸，而对他自己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得救。
他不能在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也不能在自己的家中打电话。电话要越过河流，要通过州的线路，他知道，为了安全起见，在哥伦比亚特区打电话有特殊规定。所有电话都将记录在电脑磁带上面。在美国只有这个地方做到了这一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打电话也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必须经过正式批准，你必须同部门的头头协商，向秘书处的领导交涉，事情还可能得上报到七楼的“决策办公室”。赖特不愿等那么久，因为那些人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之中。他请了一天假，说他经历了长途旅行之后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所以，他决定开车进城，来到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他走过大厅中的大象模型，看了看指示路线，找到一个电话亭，丢了一个硬币，拨动347-1347这个号码。这几乎是一个机关中的笑话。这个号码为他接通了克格勃驻地的电话。那是克格勃华盛顿站站长的电话。那是个公开的秘密。搞间谍这一行，真是奇怪，赖特自言自语地说。
“哪位？”一个声音问道。这是赖特第一次干这种事，他感到新奇兴奋又有些紧张，而另一端声音平稳。他应该说些什么？这都是规定好的，外行人不能干预公务。
“我是查尔斯，这事与你们有关，我建议进行一次短暂会晤。一小时后我在国家动物园等候，在白色老虎的笼子旁边。”
“如何辨认你？”那声音问。
“我左手拿着一本《新闻周刊》。”
“一个小时，”那声音有些迟疑。他也许上午有一个重要会议，那可不太凑巧。这位中央情报局外勤官员离开博物馆，上了自己的汽车。车内右边座位上有一本他从一家杂货店里买来的《新闻周刊》。
凯利将舵右转，最后驶过瞭望角。他心里在想着自己的行动一定要讲求技巧，而且他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他在巴尔的摩仍有一个安全的住所，和一个惯用的假名字。警方可能想找他谈谈，但尚未同他有过任何接触，他应该尽量避免同他们见面。敌人不知道他是谁，这是他的出发点，根本问题是在于他所知道的情况、不知道的情况，和如何利用他知道的情况去影响他不知道的情况这三方面保持着一种平衡状态。这第三种情况就是他所说的技巧问题。他可以为自己尚不了解的情况做好准备工作，他还不能采取行动，但他实际上已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对问题采取一种战略方法就可以，尽管这比较困难。四个年轻女人在等待他的行动，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待着死亡。
凯利知道，这些人非常害怕。他们曾经害怕过帕姆，害怕过多丽丝，他们太害怕以致要杀人灭口。他不知道爱德华·莫雷罗的死是否又是一次证明。但肯定他们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杀死了他，现在他们可能觉得一切都安然无恙了。这样很好，如果恐惧是他们的动力，那他们现在的恐惧更多了，尽管他们认为恐惧已经过去。
令人担忧的是时间问题。必须抓紧时间。警方到处嗅他的味道。尽管他认为警方并没有抓住他的什么把柄，但他仍然不得不小心行事，这种情况仍是他所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全，那四个年轻女人的安全问题。行动时间拖得太长总不是好事，夜长梦多。但对一件事他必须有足够的耐心，那就是等待机会。
有很多年他没有来到动物园了。赖特想一有机会他一定要带自己的孩子们再来动物园玩玩，尽管他们已经长大，对看动物已经没什么兴趣。他抽时间看了一下熊坑，熊是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孩子们认为它们个头很大，就像他们晚上抱着睡觉的玩具一样。但对赖特说来，它们是敌人的象征，又大又凶狠，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笨拙，那样愚蠢。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来到虎笼旁边，将《新闻周刊》卷起拿在左手，一面观看老虎，一面等待。他没有去看自己的手表。
“你好，查尔斯，”一个声音在他身边喊道。
“你好，谢尔盖。”
“我不认识你。”这位克格勃驻华盛顿官员说道。
“这次谈话是非正式的，”赖特解释。
“难道有哪一次是正式的吗？”谢尔盖反问道。他开始走动。任何地方都很拥挤，但动物园很大，走动着比较方便。为此，他的联络人可以带一个眼线，尽管这样做不太符合行规。他同赖特沿着平缓的坡道朝下一个动物区走去，克格勃官员的保镖紧跟在他们的身后。
“我刚从越南回来，”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那里比这里天气热些。”
“在海上并不热。那里很舒适。”
“你们这次航行的目的是什么？”克格勃官员问道。
“访问，是临时性的。”
“我想失败了吧！”俄国人说道。并没有嘲弄的意思，只是让“查尔斯”了解他已知道所进行的一切。
“没有完全失败，我们带了一个人回来。”
“那会是谁呢？”
“他名叫尼古拉。”赖特递过格里沙诺夫的账簿。“如果苏联官员审讯美国战俘的事情被揭露出来，可能会使贵国政府很难堪。”
“不会太难堪的，”谢尔盖答道。他简单翻阅了一下那账簿，然后塞进了自己的衣袋。
“事实上是会觉得难堪的，你知道，他审讯的这些人已经被你们的越南小朋友宣布为阵亡人员。”
“我不懂你的意思。”他没有撒谎。赖特向他解释了几分钟。“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事，”谢尔盖听完了之后说道。
“这事千真万确，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通过你们自己的方法证实这一点。”他当然会这样做。赖特也知道他会这样做，谢尔盖也相信赖特会这样想。
“我们的上校在什么地方？”
“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他的待遇比我们在越南的人强得多。”
“格里沙诺夫上校没有向任何人投过炸弹，”俄国人指出。
“不错。可是他参与了策划美国战俘死亡的计划，而且我们有有力的证据说明那些美国人仍然活着。我刚才说过，这会使贵国政府很难堪。”
谢尔盖·沃洛欣具有极高的政治洞察力，用不着这位年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提醒，他也可以预见这次谈话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你有什么建议？”
“如果贵国政府能够劝说河内改口说这些人仍然活着，我想会有好处的。也就是说，把这些人送到其他战俘集中的监狱中去，并做出说明，使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仍然活着，这样一来，格里沙诺夫上校也可以不受审讯，完好无缺地回到俄国。”
“我会把这一建议报告莫斯科，”他表示同意，他说话的语气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请快些行动。我们有理由认为越南人正在策划，想尽快使他们从这种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那会使问题更加复杂严重，”赖特提醒说。
“好，我想也是这样。”他停顿了片刻。“你能保证格里沙诺夫上校的生命安全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见他四十分钟。你认为这样重要的事情我会骗你吗？”
“不，不会。可是这里还有些问题。”
“是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这我知道。我们不想伤害你们的上校，他似乎对我们的人彬彬有礼，是一位很能干的审讯官。我有他的笔记，”赖特补充说。“如果你想会见他，随时都可以。”
沃洛欣想了一下，看出了其中的圈套。如果同格里沙诺夫会见，那也必将是相互的，事情总是这样的。接受赖特的好意将会使自己的政府承担某种责任。没有指示，沃洛欣可不想这样做。另外，中央情报局不会发疯，对这种事情也去撒谎，那些战俘随时都可以消失。只有苏联的好意可以救他们，只有保持这种好意才可以使他们健康地活着。
“我会记住你的话，啊，你贵姓？”
“赖特，鲍勃·赖特。”
“哈！布达佩斯！”
赖特诡秘地笑了。那次他毕竟设法把他的情报员弄了出来。很显然，他再也不会去做外勤工作了，至少不会再去重要的地方。赖特是从易北河畔开始这样工作的。俄国人用拳头捶了一下他的胸膛。
“那次把你们的人弄出去，你干得不错，我很欣赏你对自己人员的忠诚。”沃洛欣最欣赏的是赖特的冒险精神，这在克格勃中是不可能的。
“谢谢你，将军。谢谢你回应我的建议。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打电话？”
“我需要两天时间……要我打电话给你吗？”
“从现在算起，再过四十八小时，我打电话给你。”
“很好，再见。”他们正式握手告别。沃洛欣走到自己的司机兼保镖旁边，然后两人直奔自己的汽车而去。他们散步终止的地方正好是科迪亚克棕熊的熊坑附近。这种熊有着棕色皮毛，体积庞大，凶猛异常。赖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赖特也走回自己的车旁，他意识到这整个事情都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这件事情的成功会使他成为部门的领导人。不管营救行动成败与否，他都同俄国谈判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那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的存在。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小伙子，而且小心谨慎，忙碌工作。他在中央情报局需要这样的人。所以现在他就很想把他调到局中工作。在从夏威夷飞回的途中，凯利显得很庄重严肃，似乎变得更加老练了。很好，他还需要进行一点说服工作。那样他就可以同吉姆·葛莱一道工作了。可是赖特当时决定，他的下一个任务是改变凯利那时冷时热的态度。
“你了解欧图尔太太的情况吗？”瑞安问道。
“她的丈夫死了，”邻居答道，“他们买下这个房子不久他就去了越南，后来死在那里。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啊！欧图尔太太没有什么事吧？”
警官摇了摇头。“不，没有。我听到的都是对她的好评。”
“她一直很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继续说道。她很健谈，是位寡妇，大约有五十六七岁。她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很关心别人的事情。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她都愿意说给别人听。
“这是什么意思？”
“不久前我想她有过一位客人住在她家里，她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她人长得漂亮，心地又好，可惜死了丈夫。她真的应该重新开始约会，再找一个好男人。我很想劝劝她，又怕她说我多事。反正她采购了很多东西，有个人几乎每天都来，甚至常在这儿过夜。”
“那个人是谁？”瑞安问道，一边喝着冰茶。
“一个女人，个儿不高，像我一样，但比我胖些，头发很多。她开一辆大轿车，我想是一辆红色别克，车玻璃上贴着一个东西，啊，对了。”
“那是什么？”瑞安问道。
“那女孩子出来时我出门买玫瑰花，所以我看见玻璃上贴着什么东西。”
“什么女孩子？”瑞安随意问道。
“她就是为女孩子买东西的，”老妇人说道，为自己的突然发现显得十分高兴。“她为那女孩子买的衣服，我看到了那印有赫奇特成衣公司商标的购物袋。”
“你能告诉我那女孩的模样吗？”
“很年轻，大约十八九岁，黑头发，脸色有些苍白，好像生病的样子。她们开车出去，那是什么时候呢？……噢，想起来了，那天花店给我送来了新鲜玫瑰花，是十一号，那天送花车来得很早，因为我不喜欢天气太热。我出门时正好碰上她们离开。我向桑迪招了招手。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我同她不常说话，但每次讲话，她都很客气。她是个护士，你知道，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工作……”
雷恩喝完自己的冰茶，并没有流露满意的表情。多丽丝是在十一日下午回到匹兹堡自己家的。莎拉·罗森驾驶一辆别克轿车，肯定有一张停车证贴在车玻璃窗上。山姆·罗森、莎拉·罗森、桑德拉·欧图尔，他们三人为布朗小姐治过病。其中两个还为马登小姐治过病，他们还治疗过凯利先生。经过几个月的挫折，埃米特·瑞安警官终于解开了这个案子的谜。
“你看，她来了，”老妇人说道，瑞安从自己的沉思中清醒过来。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身材颀长、年轻动人的妇女，提着一包杂货走来。
“我不知道那个男的是谁？”
“什么男的？”
“昨天晚上来过。也许她有了男友，高个子，像你一样，黑头发，大……”
“你说什么？”
“像个足球运动员，你知道，块头很大。但他看上去人很好，我看见她拥抱他。这只是昨晚的事。”
感谢上帝，为那些不看电视的人们。瑞安心里想着。
凯利买了把五四型“蛮人”步枪，他刻意选择了点二二口径的。这是该公司制造的一种轻型安丘茨牌比赛用武器。枪很贵，加上税，一共花去他一百五十美元，几乎与勒波尔德牌全套望远镜一样昂贵。这种步枪很好用，适于小规模枪战，枪托是上等核桃木制的。可惜的是，他要在上面弄上痕迹并加以改变。那位枪械军士长曾花了很长时间教他怎样改装武器，而今他却要把学到的技术浪费在这方面，不禁使他感到更加可惜。
搞掉埃迪·莫雷罗唯一的坏处就是损失了六公斤纯海洛因，把它作为证据送给了警方。这损失一定要弥补回来。费城现在急于得到更多的货，他在纽约的关系尝到了甜头，兴趣也日益增加。他不得不再冒险搞一次船运。现在他可以改变一下做法了。托尼正在建立一个安全的加工厂，行动更为方便，这同他正在享受的事业成功是一致的。但在这之前，他还得按照老法搞一次。不过他不想亲自出马。
“什么时候进行？”博特问道。
“今天晚上。”
“好吧，老板。谁和我去？”
“费尔和迈克。”这两个人是刚从托尼的组织中弄来的，年轻，机灵，雄心勃勃。他们还不认识亨利，将不属于他当地发货网的成员，但他们可以处理城外的交易，也愿意承担这一行的一些下层工作，比如混合和包装一类的工作。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必要阶段，由此，他们可以一步步加强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托尼对他们的可靠性提出了担保，亨利同意接收他们。他亨利现在同托尼已捆在一条战线上了，事业和身家性命都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必须接受托尼的建议，这样才能表示他对他的信任。他要重建自己的发货网，取消由女孩子带货的做法。既然用不着这些女孩子了，也就没有必要再让她们活着。这样做不太好，但留着她们至少有三大缺点。很显然她们越来越危及他的事业。在发展初期，她们也许是有用的工具，可是现在却成了一种危险。
但是，一次最好只搞掉一个。
“有多少？”博特又问。
“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亨利指了指盛啤酒的冰柜。此时冰柜中已没有多少地方放啤酒了。本来它主要也不是为了存放啤酒的。博特把东西拿到自己的车上，既不随便，也不紧张，很像办事的样子。干这事就应该如此。也许，博特会成为他的主要助手。他很忠心，也很听话，必要时也能心狠手辣，比比利和李克要可靠得多，又是自己的黑人兄弟。说起来也好笑，在开始时，比利和李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主要分销商都是白人，他不得不把他们当作标志。啊，那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白人小子不是都来找他了吗？
“你们可以把赞莎一起带去。”
“老板，我们会很忙的，”博特反对。
“你们搞完了之后可以把她丢下。”也许一次除掉一个，这是最好的办法。
保持耐心总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他学到的一种美德，但只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活动帮了他的忙。他将枪管夹在老虎钳中，先将光滑表面破坏，再进行实际的操作。他把钻孔机放在最高速度，转动控制轮，在枪管的前六英寸处钻出一些小孔。一小时之后，他将一根钢管套在上面，再安上望远瞄准器。经过改造的长枪一定会相当准确。凯利心里这样想着。
“案子很棘手吗，爸爸？”
“搞了十一个月了，杰克，”埃米特吃晚饭时承认说。他第一次按时回到家，妻子感到很高兴。
“还是那个倒霉的谋杀案？”妻子问。
“吃饭时不谈它，好吗，亲爱的？”他回答说。埃米特尽量不在家里谈自己的破案工作。他看了看桌子对面的儿子，决定对自己儿子最近做的一项决定发表意见。“想进海军学院，是吗？”
“是啊，爸爸，可以免去最后两年的学费，而且还有钱拿，是吗？”儿子也关心起这类问题了，他在关心自己仍在上中学念书的妹妹的学费问题。此时，妹妹正在夏令营过暑假。杰克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想在正式进入社会之前找一点冒险性质的事干干。
“儿子，想当水兵？”埃米特高兴地说。但同时他也在担心。越战尚未结束，儿子毕业时可能也不会结束。他也像同一代人一样，当时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同德国人打仗。现在他的儿子可能要去干同样的事情，去同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打仗。
“天不会塌下来，爸爸，”身为大学生的儿子笑着说，这是水兵爱说的一句话。
这类谈话使凯萨琳·博克·瑞安十分担心。她想起了送别艾米特时的情景，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在圣伊丽莎白教堂整日祈祷的情景，以及那以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尽管她定时收到丈夫的平安家信。她还记起了那无穷无尽的等待。她知道这种谈话也使埃米特担心，尽管他们担心的方式不同。
天不会塌下来，可是有很大麻烦。警官几乎要告诉儿子，空军也是个令人自豪的部门，但话到了嘴边，却没有说出来。
凯利。我们给他打过电话，请海岸警卫队看过他居住的那个小岛。他的船不在那里，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现那艘游艇。他到哪儿去了呢？现在他已经回来了，如果那个小个子老妇人的话是对的话。如果他不在国内，肯定不好办，但他已经回来了。在法默—格雷森—布朗事件发生后，连续谋杀就停止了。船坞中有人曾经记得那时看见过他的游艇，可是他在半夜离开了，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这中间有什么联系。那艘船过去一段时间会跑到哪儿去呢？现在在什么地方？究竟出了什么怪事？麻烦事，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事情刚一开始，就又停止了。
妻子和儿子看着他一边用餐，一边用眼睛凝视着远方。他似乎陷入了无边际的想象之中。他反复思考着自己了解的情况，不能把思路从案子中分离出来。凯利实际上与他自己过去没有多少不同，瑞安心里在想。他过去曾在一〇一啸鹰步兵师（空降）服役，当时大家都穿着肥大的裤子，走起路来趾高气昂。开始时他是传令兵，战争后期，服务于战地委员会，晋升为上尉军衔至今。他仍然记得当时那种与有荣焉的自豪，那种势必战胜的信念，也没有忘记那时深夜中，身背轻武器从飞机中第一个跳入敌人占领区时所感到的恐惧，视自己为最勇敢的人去执行最艰巨的任务。他曾经像那样生活着，但没有任何人杀害他的女人。如果在一九四六年，有人杀害了他的凯萨琳，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凯利曾经救过多丽丝·布朗。他把她交给了自己信赖的人。昨天晚上他去见过其中的一个人。他知道多丽丝已经死去。他也救过帕梅拉·马登，她也死了。而且他也进了医院。他出院后几周内，那些人开始一个一个奇怪地死去，而且杀人的方法似乎十分巧妙，几乎是天衣无缝。几周时间内……事情有了一些眉目。后来，凯利失踪了，杀人的事也停止了。
要是他仍在远方情况会怎么样呢？
现在他又回来了。
可能又要出事了。
这件事他不能交给法院。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物证只是一个脚印，一个十分普通的橡胶鞋脚印，每天要出售数百双这样的胶鞋。他们可以说他有杀人动机。可是每年有多少起谋杀案发生呢？有多少是可以根据动机来判罪的呢？他们也可以说他有杀人机会。他可以在陪审团面前说明自己的时间吗？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警官想着，你如何向法官说明这些事情呢？不能，有的法官也许会理解，但陪审团不会理解，尤其是经过一个刚从法律学校毕业的人给他们做了说明之后。
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楚了，瑞安知道这一点。可是他又什么也没有抓到，只知道可能又要出事了。
“你认为那会是谁？”迈克问道。
“好像是渔民，”博特坐在驾驶椅上说。他驾驶着亨利八号远离那艘白色游艇。太阳就要落下了。在这个时候开船去他们的加工厂似乎已经太晚了，那加工厂在夜晚看上去样子不同。博特看了白船一眼。拿钓鱼竿的人挥了挥手，然后那船开始左转。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赞莎帮不了多少忙，啊，也许会有点用，比如在他们休息吃饭时。杀了她确实有点可惜。她确实是个不错的女孩，只是有点傻气，神经有点问题。也许他们就该那样对待她，先给她一点甜头，让她服用一点上等好货，然后再用渔网和水泥块把她沉入海底。他们现在都在海上，坐在船内，她对大家的意图毫无觉察。算了，反正那不是他的任务。
博特摇了摇头。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在他手下干活，迈克和费尔会有什么想法？当然，他必须谦虚礼貌。他们会理解的，为了钱，他们应当如此。他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喝了一口啤酒，两眼在寻找那红色的航标灯。
“看见了，看见了，”凯利自言自语地说。这事实际上并不难。比利已经告诉了他一切要注意的情况。他们在那儿有一个地方，他们乘船来到海湾的边上，通常是晚上来，第二天早晨离开，在红色航标灯处拐弯。可真够难找，在黑暗中几乎看不见。如果你不熟悉水上生活，那是很难发现的。但凯利是水上的行家，他收起没有下饵的钓鱼线，举起了望远镜。船的颜色和大小都没有错。正是亨利八号。他退后几步，看着那船朝南行驶，然后在红色航标灯处转向东行。凯利看了看海图。至少还有十二个小时，时间绰绰有余。这地方尽管很安全，但全靠保密，一旦被发现了，就会十分危险。这些人从来不知道，如果只有一条路，出来进去都走同一条路，那简直就等于自杀。凯利要等到日落之后才能行动。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取出一桶喷漆，在自己的小船上涂上绿色的线条，船的里面则涂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