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又称宋(径字彳换牜)〔keng坑〕、宋荣子，大约生活于战国中期，稍早于庄子，和孟子约略同时。他和尹文的详细情况今天已无法知道，著作也没流传下来，但战国时代的不少著作都提到他们，说明他们在当时影响很大。
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知道他们反对战争。有一次，宋钘要到楚国去，碰到孟子。孟子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要说服楚秦两国罢兵。孟子问他怎么说？他说要指出战争对谁都不利。孟子说这样不好，大家为利害关系罢兵，也会把利害关系作为待人处世的基础，那样天下就大乱了；应该用仁义说服他们才好(见《孟子·告子下》)。由此看来，宋钘的做法和说法都近似墨家，不同的是墨家常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弱者，宋钘则只想通过说服，让大家停止争斗。
他们认为，战争和两人打架一样，根源在于把别人对自己的欺侮当成了耻辱。假如受了欺侮，却不认为是耻辱，就不会打架，也不会打仗，这叫作“见侮不辱”(《庄子·天下篇》)。荀子反驳说，争斗并不是因为感到耻辱，而是因为不愿受欺侮。比如有人偷了你家的东西，你奋起和他争斗，难道是感到耻辱了吗？荀子说，宋钘不能消除人们不愿受欺侮的怒火，却让人们不把欺侮当成耻辱，这太过分了。他们一心想让天下安宁、稳定，让老百姓能保全生命。他们不主张复仇，就是被下牢狱也不以为羞耻。他们到处游说，人们不愿听，还是喋喋不休，因此常常遭人轻蔑。
他们认为，人的欲望是很少的。有人自己欲望很多，就说大家都是如此，这是在为争斗和战争辩护。他们从自己做起，尽量减少自己的需求。他们常常说：只要有碗淡饭也就行了。他们常常吃不饱，却始终不忘天下的人民。《庄子·天下篇》说，宋钘、尹文一心救世，真是高尚的人啊！
他们和别人交往，首先要人们去掉偏见，冲出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认识局限。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却以为很好，这是偏见。偷东西的人，只想着东西好，却不想会被人抓住，也是偏见。他们希望大家的心能够包容，包括忍受侮辱，也包括全面地看问题。
据《吕氏春秋·正名篇》记载，尹文见到齐宣王，齐宣王自称好士。尹文问，什么叫士？齐宣王答不上来。尹文说，假使有个人，为人忠孝，又讲信义，算不算士？宣王说算。尹文又说，假使此人在大庭广众之上受了侮辱却不争斗，算不算士？齐王说，这样就是个懦夫！尹文说，他虽然是个懦夫，但并没有失去忠孝信义，怎么又不算士了呢？齐王答不上来。接着尹文讲了一番治国应赏罚分明的道理。在这里，他揭露人们概念中的矛盾，力求弄清概念和实际的关系，所以班固把他算作“名家”。
《管子》一书，其中有《内业》、《心术》、《白心》等篇，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是宋钘、尹文学派的著作。这种意见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广泛赞同，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它们的内容。
《庄子》书中说道：“气聚为生，气散为死。”《内业》篇说，气中有精：“精也者，气之精者也。”精气，是使所聚之物有生命、有智慧的东西：“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也就是说，五谷之所以有生命，日月星辰之所以有光耀，就是因为有了精气。天地间的鬼神，人的精神活动，都是精气和精气的作用。因此，精气对于人非常重要。人的智慧，人的道德，都要依赖精气的存在，所以应该保持它：“敬而无失。”保持的方法，不能依靠强力，而只能依靠德行：“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所谓德行，就是要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虚廓。《内业》篇把身体比作房舍，把精气比作居住者，只有把房舍打扫干净了，精气才会到来。
精气存在于体内，人就心情平和、道德高尚、身体健康、聪明智慧。善恶藏于胸中，必定表现在脸上。善恶的表现，就是胸中那善恶之气的外露，它们就像电磁波一样向外辐射。善气让人亲近，恶声恶气就像用刀枪刺人。赏罚有时不足以服人，善气却可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这是圣人教化天下的根据。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有无生命的，有有生命的，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智慧的。《内业》篇的精气说，就是对生命和智慧现象的解释。对生命和智慧的根据作出说明，是人类思维的一大进步。
《白心》篇讲“建常立有”，讲“以静为宗”。常就是永恒。推崇常，推崇静，和《老子》思想是一致的。不论这几篇是不是宋、尹学派的作品，它们的思想倾向和老子、庄子是有共通之处的。
据《庄子·天下篇》说，彭蒙等人的学问，处心公正，没有偏私，好像没有主见，不思虑，不计谋，对事物无所选择，一视同仁。他们知道事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有自己的不足。有所选择就不能全面，有所教导就不周全，所以他们把一样地看待万物作为思想基础。
田骈的老师是彭蒙，彭蒙还有自己的老师。彭蒙的老师说：古代得道的人，不过是不说是，也不说非罢了，所以他们也不讲是非。大家都讲是非，他们不讲，所以常常和大家意见相反，得不到拥护。由于不讲是非，不免陷于圆滑。据说田骈有一次见到齐王，齐王问他如何治理齐国。田骈说，依我的意见，不去治理就得到了治理。就像木头，你不加工，它可成为各种各样的材料。你加了工，把它解成板，就不能再用来作柱子，所以你还是自己想一想如何治理齐国吧。田骈继续说：这还是浅显的道理，从更大的范围看来，不单是治理齐国。我的主张，能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因循事物的天性，一切问题都可以处理得当。
三人之中，只有慎到的著作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庄子·天下篇》说，慎到抛弃自己的知见，办事只是根据不得已，把听任事物自生自灭当作道理。慎到认为，对于事物，有认识的，就有不认识的，用已有的一点知识去处事，必然坏事。他嘲笑那些崇尚贤能的主张，并且蔑视礼义，不守规矩，甚至攻击天下的圣人。别人推一推，他才动一动；别人拨一拨，他才转一转。他抛弃了是非，只求苟且度日，什么事都无所用心，甚至前后左右都不知道。他认为，那无知的东西，没有主张，不会招来祸患；无所用心，没有思虑之苦；谁也不赞扬它，但因此也没有批评。所以人们的修养，到达无知的境地就到顶了。英雄豪杰们嘲笑说：“慎到的主张，是死人的道理，不是活人的道理。”
从残存的《慎子》数篇看来，慎到主张治国一要立法，二要因循。因循就是随顺事物的本性。比如臣子为君主服务，是想得到利益。你应该给他们利益，而不能只要求他为你服务。这是随顺人情。臣子们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君主应兼容并包，用其所长，使他们各守本分，不能兼职，不得逾越。君主也有自己的本分，不该亲自处理具体事务，和臣下争功。君主事事躬亲，国家就要乱套。
慎到认为国家应有法令，使大家有共同的行为标准。一切根据法律行事，可以杜绝某些人的非分之想。君主的亲属或关系亲近的人，也不该逾越法律，因为设置君主是为了天下人，不是让天下人为了君主。所以即使是不完备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强。假如君主不守法律，随心所欲，必然赏罚不均，产生怨恨。
慎到早于韩非，他的学说，是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主张的最早结合。
杨朱是位隐士，他的生平事迹无法查考。有人说他比老子还早，有人说他曾做过老子的学生。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就是说，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可见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朱的影响已经非常大了。
依孟子的说法，杨朱主张“为我”(《孟子·尽心》)，是个极端自私的人，让他奉献一根汗毛他都不干。有人解释说，杨朱的意思是，今天你要我一根汗毛，明天就会要我一个指头，后天就会要我一条胳膊，大后天就是我的命，不是说一根汗毛多么重要，而是说不能开这个头。
按照韩非的说法，杨朱不过是认为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主张不到正在打仗的、危险的城市里去，不在军队里工作，就是用整个天下换他小腿上的一根毛，他也不干。因为天下是身外之物，汗毛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汉代的《淮南子》则说杨朱不愿为追求身外之物而疲于奔命。
这些人的理解有一点相同，就是说杨朱爱惜自己的生命，不愿为国家服务。孟子说，不愿为国家服务，就是不把君主放在眼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的人，就是禽兽一样的东西。
现存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篇》。其中说杨朱是个极端享乐主义者，终日饮酒，和女人鬼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列子》书是后来才出现的，《杨朱篇》中的杨朱，是魏晋时代贵族的形象，而不是先秦时期杨朱的思想作风。
还有一些人物，比如关尹，据《庄子·天下篇》所说，他的思想和老子相近，特色不明显，不再介绍。现存《关尹子》是后人伪造的。类似的情况，还有列御寇和《列子》书，文子和《文子》书，庚桑楚和《庚桑子》等等。
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荀子把宋钘和墨子看成一派，慎到一般被认为是法家，班固则把尹文看作名家，把宋钘的著作列入小说家。但他们大都反对战争，主张在社会矛盾面前退让，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宋钘虽然志在救世，而其救世的办法，也是要人退让，受了欺侮而不以为耻。这使我们立刻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阿Q仅限于自我安慰，宋钘却要把他的主张贯彻到全社会。
对于世界的认识，他们往往反对区分事物的是非、好坏、贵贱，瞧不起把具体事看得太认真的人，主张从一个更高、或更深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看到具体事物的后面或上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只有得到了道，才能把一个个具体事物处理好。他们的哲学倾向和生活态度，确有和老子、庄子相同之处，所以后人把他们都称为道家。
他们认为在道的面前，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道对事物一视同仁，决不厚此薄彼。而且这里决没有感情的因素，只有一把统一的尺子来衡量事物。把这种格局贯彻于政治，就是靠法令治国，对谁都不讲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