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语译
古时善于以道治国的人，不要人民机巧明智，而要人民朴质敦厚。百姓智巧诡诈太多，就难以治理。如果人民多智，治国的人又凭自己的智谋去治理他们，那么上下斗智，君臣相欺，国家怎会不乱！
如果治国者不用智谋，不显露自己的本领，不开启人民的智谋，只以诚信待民，则全国上下必然相安无事，这岂不是国家的一大福祚？
“以智治国”和“不以智治国”是古今治乱兴衰的标准界限。若能常怀这种标准在心，不以智治国，必能与道同体，而达玄德的境界。
玄德既深又远，不同于普通的物事。当玄德愈见真朴时，万物也就回归了自己的本根，然后才能完全顺合自然，与道一体。
近代的读者几乎无人同意老子无政府主义的“弃智”和“愚民”的学说。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子所说黄金时代的单纯思想，把人带进了退步的世界。
读者或许还记得：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反“多智”和“多学”的。他不但坚持人民要回复原始的单纯，君王和圣者更应做到不以智治国。因为导致无政府主义产生的因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混乱，人们智力的发展与道德的滋长已不大平衡。
我曾在第十九章之一介绍过庄子那个时代的混乱，这些混乱大多是由一些学者名师引起的。当时的学者，利用人民疲于应付战乱、税金、征兵的机会，一国一国地去宣传他们所谓的和平之道。于是，理想主义的儒家高唱仁义之教，现实主义的政客广布无益的策略之说。
他们都为自己闯出了名声，却把各国的君主带进纷扰的世界，这种现象在当时已蔚然成了潮流。
庄子特别针对那些流浪学者造成的纷扰提出抗议。他觉得，这些人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庄子》之《胠箧》
现在弄得百姓无时不仰头举足，寻求安全的处所。只要听到有人说“某地方有贤人”，便不顾一切地背着粮食，内弃双亲，外抛君主，急驰千里，到达别国的疆域。这都是治者喜欢智识的结果。上位的人一旦喜欢智慧，忽视大道，天下也就大乱。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譬如说：弓、箭、毕、戈等东西一多，飞鸟就困扰；钓、饵、网等东西一多，水中的鱼便混乱；栅、网、阱等东西一多，林中的野兽便慌张；懂得欺诈、狡猾、奸佞的知识愈多，世人就愈会被争辩所迷惑。
世人只知追求不知道的外在知识，而忽略了保守已具有的内在本性；只知批评别人的过错，不知省察自己的错失，天下岂有不乱之理？甚至还连带影响到日月的光辉、山川的精气、四时的运行。这些若受到蒙蔽的扰乱，即使那没有脚的爬虫、空中飞的昆虫，也会跟着失去了它们的本性，这实在是好智引起的大乱啊！
自三代以来，天下就已经是这样了。人们抛弃淳朴，喜好狡诈；不用无为，反用争辩。单单争辩一项，就已足够把混乱带给天下。
导致大乱的原因，除了儒墨之教的盛行，便是曾在第十九章之二提到的民情变化。
《庄子》之《马蹄》
马的本性原是：饥渴时吃草喝水，高兴时交颈摩擦，愤怒时背立相踢。如果用衡轭驾驭它，用缰绳限制它，它立刻就知道如何睥睨怒视，曲颈猛突，诡诈吐衔，暗中咬辔来对抗。马之所以能有这般狡诈的智力，乃是伯乐的罪过啊！
上古赫胥氏时，百姓安居无为，率性而游；饿了便吃，饱了便遨游四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到后世圣人治理天下的时候，便开始创设礼乐来改变世人的行为，高悬仁义来安抚天下的人心。百姓因而竭力追求智巧，贪慕利禄，而不知停止，这又是圣人的过错啊！
《庄子》之《庚桑楚》
庚桑楚说：“自从尧、舜以来，治者便开始尊敬贤人，擢用能人，优待善人，并给予利禄……”
“实在说来，那尧、舜二人又有什么值得让人称颂的地方？他们像在断垣残壁中种植杂草一样地穷于无味的争辩，又像是选长发梳洗、数米粒煮饭一样地困于乏味的计较中，这样又如何能救世呢？”
“要知道：推举贤能，百姓就会有所图谋；任用才智，百姓便会彼此相欺。这些方法不但不能使百姓淳厚，反而给他们制造了谋利的机会，于是，子弑父，臣弑君，白昼抢劫，正午行窃的事情层出不穷。”
“我告诉你吧！社会大乱的原因，必定是起自尧、舜的时代。它不但影响到现在，更会波及千年以后的社会，到那时，人吃人的事是绝对避免不了。”
《庄子》之《至乐》
从前，有只海鸟降落在鲁国的郊外，鲁侯把它载进庙堂，献酒给它喝，奏《九韶》乐给它听，还备办了丰盛的筵席请它吃。但那海鸟由于内心太过悲伤，粒米未进，滴酒未沾，过了三天就死了。
这是用“养人之道”来养鸟，不是用“养鸟之道”来养鸟啊！用“养鸟之道”来养鸟的，应当是让鸟在深林里栖止，在沙滩边遨游，在江湖上飘浮；应当用泥鳅喂它。随它自由翱翔，自由栖息才对。
若是以“养人之道”来养鸟，便违反了它的本性。事实上，它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喜欢听，要那些噪人的音乐有什么用？以此养鸟，岂不是太愚蠢了。
请参阅第十六章之四，庄子对“玄德”和“大顺”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