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在我们这里，孤零零地待在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我们把她的东西取来之前——就是些闻上去有刚锯开的木头味的衣裳，还有她用来走泥路的轻得没一点儿分量的鞋子——有人跟我们说过，她肯定适应不了那种慢腾腾的生活，没有一丝甜蜜滋味，除了打不破的结结实实的孤独，再没有其他消遣，而且这生活还要一直紧贴在她的背后。又有人说——好长时间之后我们才想起这话——她也曾经有过童年。也许当时我们都不太相信。可现在，看见她就坐在角落里，两眼充满惊恐，一根手指放在唇上，我们兴许都认可了，她的确有过童年，而且她曾经能敏锐地感觉到雨水将至的凉爽，也总能侧身承受突如其来的阴影。
那个下午，我们明白了她虽说有过可怕的经历，她却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相信了这一切——还有其他很多事。当她突然痛苦地失声尖叫起来，仿佛身体里有块玻璃被打碎了，我们就明白了；她开始逐个叫出我们的名字，满脸泪水地说起话来，直到我们都在她身边坐下；我们开始唱歌、拍手，好像我们的声音能够把那碎了一地的玻璃重新接到一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敢相信，她真的有过童年。仿佛她的尖叫声在某些方面活像一次显灵，又仿佛这叫声里有不少记忆中的树木和深深的河流，她坐起来向前倾过身子——那时她还没有用围裙遮住脸，也没有擤过鼻子，脸上还挂着泪珠——对我们说了句：“我不会再笑了。”
我们三个人走出来，走到院子里，一言不发，可能我们认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吧。也许我们都在想，这会儿屋里还是别开灯为好。她兴许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编着辫梢，在她变成野兽的过程中，这条辫子大概会是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吧。
我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坐了下来，头顶上大群的小虫子飞成了一团雾，我们开始想她的事情。这种事我们先前也做过。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不过那天晚上的情形不太一样：她说她不会再笑了，以我们对她的了解之深，可以确定的是，噩梦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围成了三角形，想象着她在里面的模样：她出着神，连屋里多得数也数不清的钟表的声音也没有心思去听，而她正是在这些钟表一点一滴、一丝不苟的节奏中慢慢变为尘土的。“哪怕我们有勇气去盼望她死掉也好呀。”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想。可我们就想让她保持这样：丑丑的、冷冷的，这算是我们给我们不为人知的缺点再增加点儿自私的成分吧。
我们早就是成年人了，很久以前就成年了。而她是我们家里最大的一个。那天晚上，她本可以和我们坐在一起，身边围坐着一群健健康康的儿女，看看天上的星星是怎样温柔地眨着眼睛。她原本也可以嫁个有钱人或是做某个靠谱男人的情妇，当个体面的主妇。可她却习惯了单维的、直线般的生活，也许是为了不让人们从侧面看出她的缺点或美德吧。我们了解这一切已经有好几年了。就连一天早晨起床后发现她脸朝下趴在院子里，啃着泥土，一动不动，我们也一点儿没感到吃惊。有人告诉我们说，她死了；她是从二楼的窗户摔下来的，摔在了硬硬的黏土上，然后就直挺挺、硬邦邦地趴在那里，趴在潮湿的泥地上。可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身上唯一没有摔坏的是对被人疏远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面对虚无的恐惧。我们架着肩膀把她抬了起来。她倒不像我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梆硬。相反，她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不听使唤，像个身上还暖暖的死人，还没开始变硬。
我们把她脸朝着太阳放下，就像放在一面镜子前，她眼睛睁着，嘴脏脏的，里面满是泥土，对她来说，这滋味一定和坟墓里的土差不多吧。她用一种暗淡无光、十分中性的神情看了我们大家一眼，这表情给了我们一种感觉——这时我们已经把她抱在了手臂里——她已奄奄一息。这时，她微微一笑，又看了我们大家一眼，然后就一直带着这种微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她总是带着这种冷冷的、静静的微笑。她告诉我们，她不知怎么就到了院子里。她说她觉得很热，听见一只蛐蛐在尖叫，好像——她就是这样说的——要把她房间的墙壁推倒一样，又说她脸摔到水泥地面的时候，还记起了星期天的祷告词。
可大家都知道，她连一句祷告词也不可能记起来，接下来我们又发现，她连时间的概念也一并失去了，因为她说她睡着了，蛐蛐从外面推着墙，她从里面顶着，又说她本来睡得熟熟的，有人架起她的肩膀，把墙挪开，又把她面朝太阳放下。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心里明白她不会再笑了。也许我们都在提前为她冷若冰霜的严肃、为她这样任性地在不见天日的角落里过活感到难受。我们难受至极，就像那一天我们看见她蜷坐在现在待着的角落里，听她说她再也不在屋里瞎转了一样难受。一开始我们谁都不敢相信她的话。好几个月了，我们总看见她不分钟点地在各个房间里转来转去，头僵直着，双肩垂着，从不停步，也从不知道累。一到夜晚，我们就听见她身体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一个暗处走到另一个暗处；也许有好多次，我们听见她神神鬼鬼地走动，耳朵一直追随她走遍整间屋子，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有一回，她对我们说，她在镜中看见一只蛐蛐，就深藏在那清晰可见的透光处，她还穿过了镜子的表面去捉它。我们真的不知道她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我们都看见她身上的衣服全湿了，贴在身上，就像刚从水池里上来一样。我们没人想去探个究竟，我们的决定是，把屋子里的小虫子全部杀死：把所有让她中邪的东西全部毁掉。
我们让人打扫了墙壁；又叫人砍去了院子里的灌木丛，仿佛我们把寂静夜晚里的那些细碎垃圾一扫而光了。可我们后来确实没再看见她走来走去，也没再听见她说蛐蛐什么的，直到那一天，吃完晚饭后，她看着我们——往水泥地面上坐下去的时候，眼光也一直没离开我们——对我们说：“我就待在这里了，坐着。”我们都打了个冷战，因为我们看见，她已经开始像某种东西了，几乎就像死亡本身。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已经习惯看见她坐在那里，辫子总是编了一半，她好像已经溶解在自己的孤独里了。看是能看见她，可她好像失去了天生的现身本领。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她不会再笑了；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自信而坚定，就像上一次说她不会再走路了一样。我们好像都有把握以后某一天听见她说“我不再看东西了”或是“我不再听东西了”。她的确是个人，却自觉自愿地慢慢放弃了生命的功能，慢慢地把自己的感官逐个丢弃，直到某一天，我们将发现她靠在墙壁上，就像是生平第一次睡着一样。也许这一天的到来还很远，可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坐在院子里，真希望那天晚上能听见她突然爆发的、如碎玻璃般的尖厉哭声，至少那样我们能有点儿幻觉，觉得家里又有个孩子出生了。当然也是为了相信她获得了重生。
一九四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