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了。”
“大先生”的女儿吉拉尔打我的手机。如果不是碰到了什么事情，她是不可能打我的手机的。她说“大先生”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他无法保持平衡，总是往右边倒。他认不出人，开始胡言乱语。
他进了医院，已经住了几天。他们在讨论“方案”。
那他是不是……？我问。
“我们也不知道，”她说。
我挂了她的电话，马上拨通了航空公司的电话。
我赶到“大先生”家的时候，是星期天的早上。萨拉出来迎接我。“大先生”出院了，坐在起居室角落的一张躺椅上。
“你最好知道一下，”她说，声音变得轻下去，“他不是那么……”
我点点头。
“阿尔？”她招呼他，“你有客人。”
她说得很大声，而且很慢，我能够感到情况和以前有所不同。我走近“大先生”，他转过头，微微抬起下巴，挤出一点微笑，然后试图举起一只手，但也只能举到胸部的高度。
“啊，啊，”他努力发出这样的声音。
他给裹在一条毯子里，身上穿一件法兰绒衬衫，脖子上挂着一个哨子似的东西。
我凑近他，用我的脸庞擦了擦他的脸庞。
“哦……嗯……米奇，”他呢喃道。
你还好吗？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这不是……，”他回答了一半，然后停住了。
这不是……？
他扮了个苦脸。
这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一天，是不是？我说。这真是一个蹩脚的幽默。
他试图露出笑容。
“不，”他说。“我的意思是……这个……”
这个？
“哪里……看见……啊……”
我使劲咽了口水。我觉得我的眼泪冒了出来。
“大先生”还坐在椅子上。
但我所认识的那个“大先生”已经不在了。
如果我们爱着的人离我们而去，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突然之间，那个灵魂就没了，我们该怎么办？
讽刺的是，能够最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人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人一生中可能面临的最重大的损失，就曾经发生在他身上。
1953年，也就是他刚加入教会没几年。他和萨拉的家庭已经颇具规模：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沙洛姆，还有一对四岁的双胞胎，奥娜和蕾娜。奥娜的意思是光，蕾娜的意思是快乐。
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快乐”。
小蕾娜长着一头棕色的卷发，活泼可爱。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她突然呼吸困难。某天夜晚，她躺在床上，发出骇人的喘息声。萨拉听到后过去察看，然后飞奔回自己的卧室，喊道：“阿尔，我们得带她上医院。”
在黑夜中行驶，他们的小女孩痛苦挣扎。她的呼吸道被堵住了，胸口发紧，嘴唇变成了蓝紫色。这样的情形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先生”紧踩油门。
他们冲进新泽西卡姆登市路德圣母医院的急诊室。医生们急忙把孩子安排进一间房间。然后就是等待。他们孤独地等待着。他们能做什么呢？有什么人能够做什么呢？
在安静的走廊里，阿尔伯特和萨拉祈祷着，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
几小时后，她死了。
那是一次严重的哮喘的发作，是蕾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病。如果放在今天，她多半能够活下来。如果有喷雾剂，知道如何使用，那次发病或许都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大先生”听一个素昧平生的医生说出了他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那句话——我们救不了她——那是一个以前他们从没见过的医生对他说的。这怎么可能呢？白天的时候，她还一切都好好的，快乐地玩耍着，一整个人生在前面。我们救不了她？这是什么逻辑，生命的秩序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在恍惚中度过的。举办了葬礼，葬礼上小小的棺材。在墓地边，父亲朗诵了悼亡祷告词。这段祷词他为很多人念过，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死亡，但总是在葬礼或祭奠上被朗诵。
愿上帝的名被荣耀光大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
一小铲尘土盖在坟地上。
蕾娜被埋葬了。
“大先生”那一年三十六岁。
“我诅咒了上帝，”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说，“我不断地问他，‘为什么是她？这个小女孩做了什么？她只有四岁。她从没有伤害过任何东西。’”
你得到答案了吗？
“我至今还是没有答案。”
这有没有让你感到愤怒？
“有一段时间，我怒火中烧。”
诅咒上帝有没有让你有犯罪感？
“不，因为尽管那样做了，我还是承认有一种高于我们人类的力量的存在。”
他停顿了一下。
“那也是我治愈自己的起点。”
“大先生”回到讲坛的那个晚上，教会里挤满了人。有些人是来吊唁的，而有些人，毫无疑问，是出于好奇。私底下，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现在你会怎么说呢？”
“大先生”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规定的30天哀悼期一结束的那个周五晚上就出现在教堂了。
他站上讲坛，听众们安静下来，他心底的肺腑之言自然地流淌出来——那是他唯一熟悉的讲话方式。他承认，是的，他生了上帝的气。他在痛苦中怒吼，他嘶喊着寻找答案。尽管是为上帝工作的人，当永远地失去了女儿，再也不能把女儿搂在怀中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会啼哭，会感到绝望。
但是，他指出，那些他不想，但又不得不遵守的哀悼期的礼仪，比如说祈祷，旧衣服，不刮胡子，遮盖起镜子，帮他保持住了一点清醒，认识到自己是谁，否则很有可能沉溺在悲伤中而无法自拔。
“那些我曾经对别人说的话，现在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他承认。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信仰接受了真正的考验：就好比他得吃自己开的药，自己治愈自己受伤的心。
他告诉他们，悼亡祷告词中的话引发了他的思索：“我是传承中的一部分；某一天我的孩子们会为我吟诵这些文字，就像我现在为我的女儿吟诵这些文字一样。”
他的信仰给了他安慰，尽管这无法让蕾娜死而复生，但因为有了信仰，她的死变得不再那么难以承受。信仰让他意识到我们都只是一个强大的生命体系中脆弱的一环。他说，他的家庭是有福的，因为有这个孩子，尽管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年。终有一天，他会再见到她。他相信这一点。这给了他许多安慰。
他讲完后，在场的每个人几乎都哭了。
他告诉我：“很多年后，每当我要去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特别是失去了小孩子的家庭——我会努力回想当初是什么给了我安慰。有时候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就是坐着，或许握住一只手。让他们讲。让他们哭。过了一阵子，我能够看到他们变得好过一些。
“我离开他们，走到屋外后，我会这样……”
他举起一只手指，碰了下嘴唇，然后指向天空。
“蕾娜，你又帮到了一个，”他微笑着说。
此刻，坐在他的屋子里，我握着“大先生”的手，就像他为许多人做过的那样。我努力保持微笑。他藏在镜片后的眼睛似乎在微笑。
好吧，我说。我很快会回来看望你的。
他似乎是点了点头。
“你……好的……哦……，”他如同耳语般在说。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已经不能够完整地说出一句句子来了。我觉得我的每一次试图交谈的努力，都只会让他感觉更沮丧。他似乎能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害怕我脸上的表情让他感受到我巨大的悲痛。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睿智而雄辩的人，几个星期前还在就神性侃侃而谈，而现在他已经被剥夺了他最珍贵的能力。他无法再传授，无法再用他美丽的心灵和头脑，串出一个个美丽的句子。
他不能唱歌了。
他只能抓住我的手，无声地张开嘴巴，再合起。
在返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一些话。我恐怕我要作的悼词，马上就到交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