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蜜柚，“大先生”和我转移到他的书房。书房里依旧非常杂乱，到处都是箱子、纸、信和文件。如果精神更好一点，他会提议我们去户外走走，因为他喜欢到小区里散散步，但他也承认，自己对邻居越来越不熟悉了。
“我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时候，”“大先生”开始回忆，“大家都认识大家。一栋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照顾。
“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饿。有一辆装着水果和蔬菜的大卡车停在我们楼前。我用身子去撞车子，希望能够掉个苹果下来，而且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偷窃。
“突然，我听到有个声音从天上对我喊，而且说的是犹太语，那声音说：‘阿尔伯特，不可以。’我跳了起来。我以为是上帝在对我说话。”
那是谁呢？我问。
“是我们楼上的一个女邻居。”
我笑出声来。这和上帝也差得远了点。
“不，但是，米奇，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活在对方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要跌倒了，边上会有人可以扶他一把。”
“这就是一个教会存在的核心意义。我们所谓的Kehillah Kedosha——一个神圣的社区。我们正在失去它。大型郊外生活区的出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每个人都有无数事情要做。你还怎么能够帮到你的邻居呢？一家人能够凑齐了坐下来吃顿饭就不错了。”
他边说边摇头。总体来说，“大先生”不是个落伍的人。但我明显看出他显然不喜欢这方面的变化。
不过，就算已经退休了，“大先生”还是有办法维护他神圣的社区。他常常会拿起那本写得有些凌乱的通讯录，戴上眼镜，按下一个个电话号码。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是孙辈送他的礼物，有着巨大的黑白色数字键盘，这样他拨起号码来就比较容易。
“你……好，”他会说，“这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我找……”
他总是记得别人的大日子——纪念日，退休日——并在这些日子给别人电话。他还给那些生病的人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喜乐哀怒。
他特别留意给教会里那些最年长的教友打电话，因为，“这会让他们有归属感，”他说。
我想，他说的“他们”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个人交流，但这些交流不是通过邮件就是通过短消息。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黑莓手机。我和别人的对话都非常简短：“明天再通电话”，或者是“到时候见”。我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大先生”不搞这种简单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他说：“在电子邮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出问题？他们可以写任何东西。我要看见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又听不到他们，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
他呼了口气。
“当然，想当初……”他说。
他突然唱了起来：
“想当初……我会挨家挨户去拜访……”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到我们住的那条街来拜访的情形。我曾记得拉开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车停在屋子前。当然，那个时候，医生上门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门口。没有人安装家庭报警系统。
当人们经历丧亲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业，“大先生”都会登门造访。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丢了工作，为上帝工作的人能够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励你，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种想法就算没有侵犯隐私之疑，至少也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人愿意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你现在还家访吗？我问。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他回答。
那有没有不是你教会里的成员给你打电话的？
“当然。实际上，就在两个星期前，我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有个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见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难。她后面坐着一位男士。他问我：‘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说话。’
“他生气了。‘看看她，她能说话吗？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我无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过了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是的。‘那你能活活看着她死去吗？’我回答：‘不，只要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我都会争取。’
“我们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最后我说，‘你能让我为你的妻子做个祷告吗？’他表示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摇了摇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谈是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了吗？我问。
“嗯，不算很清楚。不过，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在这家医院里碰到过的一个护士。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双目相对的时候，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等等，一个基督徒给一个犹太拉比打电话？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帮助他。”
她还真是够有胆量的。
“是的，”他回答，“还有很多很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