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不要计较德国知识分子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就我们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这些作品能不能成为一种象征，譬如说，柏拉图的理念狂，他对理念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就像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俾斯麦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
第一，莱布尼茨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不仅使他比笛卡儿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需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个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批注，他并不像休谟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他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批注中，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尚未脱离这些界限。
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逻辑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最后一项伟大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凡人。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革新中时，是否有任何原本就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有些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感激，同时也惊讶；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茨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对一般可被称为因果作用的事物都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没什么价值。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会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不把一切归因于“是”，而归因于意义更深、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妥当毫不相信。这是比较特殊的事例，我们无意对人性逻辑，对逻辑本身，对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儿就可以预见；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
反之，倒是德国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神性。
哲学家叔本华是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没有任何神性，这是非常明了的，也容易证明，因此是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做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会失去哲学的沉着而变得激动。
由此看出他那刚直的性格，他提出“绝对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便是欧洲意识最艰苦的胜利，也是两千年来对真理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上帝信念的那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道德的观念和诚实的理念，也日益严谨；无论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神的善与眷顾的明证，就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对世间道德次序和最终目的做证明。
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每件事皆是天意，是神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要素，凡此种种已成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的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的、衰退的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的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那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
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凭着对叔本华问题的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叔本华悲观论中较为特殊的难处上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爱德华·凡·哈特曼这个人；相反，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甚至还“遗留”一个事实，即在这个欺诈成风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多久！
更进一步讲，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实际辩证的不幸和“个人厄运”为乐的班森的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甚至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无论是班森或爱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给我们提供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无法解释这一悲观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处于最显著位置的其他人，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就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的身份，而非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