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政署长对贡瓦尔·拉尔森微笑着，可是笑容里没有他纯真少年般的迷人魅力。他只是露出两排白牙，以及对这位访客毫不掩饰的厌恶。斯蒂格·马尔姆站在老位置，也就是跟在他老板的肩后，努力装作若无其事，似乎这一切跟他毫无关系。
马尔姆之所以能升到目前的职位，是因为善用所谓职场的钻营手段，用更直接的词汇来说，就是逢迎拍马。他深知得罪某些高层的后果有多严重，可是他也知道对某些部属压制得太强，下场也会很惨。风水轮流转，说不准哪天轮到他们来压他。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总是静观其变，然后见风使舵。
署长的双手先是抬起一两英寸，接着又平放在桌上。
“噢，拉尔森，”他说，“不必我们告诉你，你能逃过那场恐怖事件而且未受重伤，我们真的不知道有多高兴。”
贡瓦尔·拉尔森瞥了马尔姆一眼，马尔姆一点儿高兴的表情也没有。可是马尔姆看到拉尔森在看他，立刻亡羊补牢地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是啊，拉尔森，确实如此，”他说，“那天早上你还真把我们给急坏了。”
署长回过头，冷冷地望了他的副手一眼，马尔姆立刻察觉到，自己演得过火了些。他立刻缩减笑容，两眼下望，心里沮丧地想：不管我怎么做都不对。
他有充足的理由如此愤世嫉俗。如果他或署长犯了一点儿小错，不但晚报整个头版都会大肆报道，而且挨骂的一定是他。
反过来说，要是哪个部属犯了错，也是他被骂得满头包。要是马尔姆有点儿骨气，或许就不会这样，可是他的智力想不到这么远。
不知何故总认为长长的停顿可以增加威严的署长，这时开口说：
“有件事有点儿奇怪。你在暗杀事件发生后，在那里待了十一天。你的回程机票是订在事发隔天，所以你应该在六月六日回国，可是你到了十八日才回来。这个你怎么解释？”
贡瓦尔·拉尔森早已备妥答案。
“我订做了一套西装。”他说。
“做一套西装要十一天？”署长问，口气里尽是惊讶。
“没错，如果衣服要做得好的话。当然，衣服是可以做得快一些，可是势必会有些地方不尽完美。”
“嗯，”署长说，语气透着恼怒。“你该知道，我们有财务制度，西装这种东西是很难纳入预算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在这里买一套新西装就算了？”
“我从来不买西装，”贡瓦尔·拉尔森说，“我的西装都是订做的。而且欧洲的裁缝师傅没有一个可以达到我的标准。既然我在那儿，而且必须等到西装做好，我便趁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了一番。”
“听来没有什么必要，”署长说，“事发现场的警察已经调查得够彻底了。事实上，你还在国外时他们已把所有资料送了过来，所以他们给你的恐怕只是媒体报道。”
“依我个人之见，我相信他们的安全部门犯了几个错误，”
贡瓦尔·拉尔森说，“而且警方的结论也不正确，特别是几个重要细节。我办公室有一份报告，是我离开前他们给我的。”
房内一阵沉默。马尔姆冒了个险，开口说：
“这事对十一月的贵宾来访可能颇为重要。”
“错，斯蒂格，”他的老板说，“不是颇为重要，而是极为重要。我们必须马上召开会议。”
“一点儿也不错。”马尔姆说。他最擅长开会。会议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会议，什么也做不成，整个社会就此分崩离析。
“那我们该找谁来开会？”马尔姆已经站在电话旁边。
署长陷入深思。贡瓦尔·拉尔森在一旁扳弄着自己巨大的手指，扳得一根根指节喀喀作响。
“当然，贡瓦尔必须出席，为大家说明事件始末。”马尔姆说，口气带着催促。
“经过这场事件，他是应该以专家的姿态出席，”署长说，“不过我想的是别的事。特别小组的成员还没有选出。没错，我们是有不少时间，可是这是个重大而费力的任务。我想，现在正是召集几个关键人物成立小组的时候。”
“安全局长。”
“没错，当然，他显然必须在场。还有一般警务的主管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局长。”
贡瓦尔·拉尔森打了个哈欠。每当他想到市警察局局长，想到他的丝质领带和他麾下的那一大群笨蛋，总是疲倦得要死，还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发自内心的恐惧。
署长继续说道：
“我们还需要各种专家。我们必须向陆军和空军借调设备和人力。说不定海军也要。当然，不管发生什么事，终极责任只在一个人身上——我。不过，还有一件事。如果我们现在就准备招揽这些专才，之后再逐渐增添人手，例如心理作战方面的，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得有个行动负责人。这人得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察，也得是个能干的行政人才。他必须能够整合所有的人力，再加上对犯罪嗅觉敏锐，还得擅长心理分析。这人会是谁？”
署长看着贡瓦尔·拉尔森。拉尔森没开口，只是点点头，仿佛答案已昭然若揭。
斯蒂格·马尔姆不自觉地挺直腰杆。答案确实昭然若揭，他想。除了他自己，还有谁够格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他也当过某次行动的总指挥官，虽然那次行动最后以一败涂地告终，但那只能归咎于运气不好和巧合。
“贝克。”贡瓦尔·拉尔森说。
“正是，”署长说，“马丁·贝克。他是我们的人。”尤其是如果事情出了差错的话，他想。他朗声说：“不论如何，最后的责任归属，我是责无旁贷。”
这句话听来并无不妥。不过他自忖，如果换另一个说法，例如“最终极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会落在我的肩上”，会不会效果更好？
“我们何不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署长询问的目光望向马尔姆。
“贝克正在办案，”马尔姆说，极力冷静自持。“事实上，他是我的手下，属于我那个部门。”
“噢，原来凶杀组有案子在办？”署长说，“啊，我相信他会拨出时间来的。反正凶杀组说不定很快就不需要存在了。”
“我手上也有十一个案子。”贡瓦尔·拉尔森说。
“你又不属于我的部门。”斯蒂格·马尔姆说。
“确实，感谢好心的老天保佑。”
除了麦勒，每个人都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会场。斯蒂格·马尔姆和贡瓦尔·拉尔森互相打了招呼，也一同问候了署长，只是语气不怎么热情，话说回来，这不是他们在这个阴沉七月天的第一次见面。马丁·贝克也来了，穿着牛仔外套和宽松的长裤，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局长依旧是白色丝领带配一身劲装。
只有麦勒不见人影。
大家围着会议桌就座，署长注意到缺了一人，说了几句聪明话：
“麦勒去哪儿了？没有他我们没办法开始。你们也知道，只要牵涉到安全事务，说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
埃里克·麦勒是一般简称为“安全局”的国家安全局的龙头，不过他到底负责什么事务，搞不好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个国家安全局一点儿也不特别，它所雇用的八百个人，只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第一，揭发并逮捕外国间谍；第二，颠覆有危及国家安全嫌疑的组织和团体。可是这么多年来，它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混乱，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安全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登记并迫害有左翼思想的人，简言之，就是让那些人的日子不好过。
到最后安全局走火人魔，竞给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成员也建立起秘密档案来，这使得理当是施行社会主义的政府尴尬得不行。
麦勒比预定时间迟了三十三分钟到达会议室。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不管麦勒是间谍还是反间谍还是什么特务，要让他伪装可谓难之又难。他的岁数和别人差不多，吨位却大得多，两只大耳朵以令人侧目的角度向外伸出，秃顶上还绕着一圈杂草般的红棕色头发。在场的人跟他都不熟，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向来独来独往。
整桌人中唯一打心底看不起麦勒的贡瓦尔·拉尔森，这时开口嘲弄道：
“你们那些克罗埃西亚的恐怖分子朋友干得怎么样了？你们周六下午是不是还会在花园里举行茶会？”
可是这位秘密警察首长喘得连话都答不了。
警政署长随即宣告会议开始，他先以那位不怎么受欢迎的美国参议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来访破题，接着又说贡瓦尔·拉尔森从他的海外进修之旅带回一些有趣而且有用的资讯。
他谈到此项保安任务的困难，又说它对警方的威信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接着他列举出几个在场人员将被指派到的特殊任务。
可惜，我没把那颗头颅泡在福尔马林罐里带回来，贡瓦尔·拉尔森想，那才是真正有趣而且有用的资汛。
听到自己被指派为行动小组负责人时，马丁·贝克正打着哈欠，他极力压下哈欠，说：
“请等一下。你是在说我吗？”
“正是，马丁，”署长诚恳地说，“这不也算是一种预防性的谋杀调查吗？你需要任何资源我们都给，喜欢选谁当你的幕僚就选谁，只要你认为胜任。”
马丁·贝克本想摇头拒绝，继而一想，老天，他其实可以直接命令我接下这个任务的。他注意到一旁的贡瓦尔·拉尔森在用手时戳他，于是转头面向拉尔森。
贡瓦尔·拉尔森低声说道：
“你告诉他，你会负责安全小组成员人选、前期调查和远距离的安全措施。”
“怎么个负责人选？”
“利用凶杀组和制暴组的人力。条件是，近距离的安全措施要找别人负责，像是确保没有人会突然冒出来拿砖头什么的把参议员的脑袋砸烂。”
“两位，请不要窃窃私语，有话大声说出来。”署长说。
贡瓦尔·拉尔森迅速看了马丁·贝克一眼，高声说道：
“贝克和我在想，如果以凶杀组和制暴组的人力为主，我们可以担负起所有远距离安全的协调行动、预防措施等等。可是最好不要让我们处理近距离的安全防护。这个任务似乎是专门为麦勒和他的手下设置的。”
署长清清喉咙，说：
“麦勒，你说呢？”
“好，”麦勒说，“这部分就由我们来负责吧。”
他还是气喘如牛。
“这个差事简单得令人羞愧，”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是我，只要在这个城里找二十个最笨的警察就可以做到。而麦勒毕竟有好几百个伪装在树林里的笨瓜可用。我听说其中一个曾经把首相在进行五月节庆演说的镜头照下来，还打报告说，首相似乎是个危险的共产党。”
“闭嘴，拉尔森，”署长说，“够了。贝克，这么说这工作你接了？”
马丁·贝克叹口气，但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可以预见眼前这项任务的艰巨和它复杂的并发症——开不完的会、爱凑热闹的政客，还有什么浑水都要趟的军方。不过，对这样一个直接命令他其实无从说不，而且贡瓦尔·拉尔森对整件事情的处理似乎相当有谱。他已经成功摆脱了秘密警察，这是可喜可贺的事。
“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署长说，“一件我们的明友麦勒应该可以回答的事。”
“噢，是的。”特务头子一面点头，一面打开公文包。
“那个叫做UGH还是什么名字的组织，我们对它知道多少？”
“那个组织不叫UGH。”麦勒说，一面摸着头发。
“应该这样叫才对。”贡瓦尔·拉尔森说。
署长爆发出大笑。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他，除了贡瓦尔·拉尔森。
“那个组织叫做ULAG。”马尔姆说。
“对，就是这名字，”署长说，“我们对它知道多少？”
麦勒从档案中抽出一张纸，很干脆地说：
“其实是一无所知。换句话说，我们只知道他们策划过几次暗杀行动，第一次是去年的三月，哥斯达黎加总统在特古西加尔巴。踏出机舱时被枪杀。那次暗杀事前谁也没有料到，所以安全措施似乎并不完善。要不是ULAG自己跑出来承担责任，大家还不知是哪个疯子所为。”
“枪杀？”马丁·贝克问。
“对，显然是一个藏在厢型车里的狙击手在远距离外下的手。警察试图抓捕，可是没有成功。”
“下一次呢？”
“发生在马拉维，两个非洲国家的总理正在会谈，讨论边境争议的问题。整个建筑物突然爆炸，至少有四卜人丧生。事情发生在九月，当时安检措施极为严密。”
麦勒抹去额头上的汗珠。贡瓦尔·拉尔森带着得意暗想，自己的模样比起他来实在好得太多。
“之后，该组织在隔年元月又实施了两次刺杀行动。第一场，是北越一个总理、一名将军和他三个部属的座驾遭到迫击炮轰击，五人全部丧生。当时他们正在开会途中，打算和某些南越首领会面协商，那部汽车甚至有军队护航。
“才过了一个星期，该组织再度出击，地点在印度北方的某个省份。该省省长一进入火车站，至少有五个人就向火车和车站建筑物丢掷手榴弹，接着用机关枪扫射。这是迄今为止这些恐怖分子最血腥的一次攻击。当时有数百名学生集合存火车站欢迎省长到来，约有五十名因此丢了性命。在场所有的警察和安全人员不是死就是重伤，省长被炸成碎片。这也是至今唯一一起作案者遭人目击的攻击事件。他们戴着面罩，身穿某种突击队的制服，事后分乘好几辆汽车逃逸，从此无影无踪。
“接下来，三月份在日本又发生了一桩，一个名气响亮但备受争议的政客到一所学校视察。这次也一样，建筑物被炸毁，这名政客连同为数可观的群众都丢了性命。”
“你对ULAG只知道这么多？”马丁·贝克问。
“对。”
“这份摘要是你亲自准备的吗？”
“不是。”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大概两星期前。”
“我可不可以问问，这份摘要是准给你的？”贡瓦尔·拉尔森问。
“可以，你尽管问，不过我不一定给你答案。”
不过，答案反正他们都知道了。麦勒于是以忍辱负重的表情说：
“是美国中情局。我们和美国交换情报并不是秘密。”
“这么说，我国的安全局在此之前对ULAG一无所知？”
马丁·贝克问。
“对，”麦勒说，“知道的不会比报上的报道多。它不像是个共产党组织。”
“也不是阿拉伯团体。”贡瓦尔·拉尔森说。
“现在，让我们听听拉尔森的意见，”署长说，“对于这个ULAG还是什么名字来着的组织，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所了解的ULAG，就是麦勒写在纸上的那些，但是再多一点点。关于六月五日的刺杀行动，调查过程我多半都参与了，而我只打算指出一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情报部门做的工作，绝对不只是把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印刷资料照本宣科而已。”
“拉尔森，不要那么拐弯抹角。”马丁·贝克说。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睛杀行动，很容易就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拉尔森说，“例如，每一起事件的矛头都指向知名政治人物，而这些政治人物除了名气外，别无共同之处。被杀的哥斯达黎加总统算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那两个非洲总珲则是民族主义者。而那些越南人和麦勒所说的正好相反，他们不是北越人，而是跟南越的临时政府有关——他们是共产党。被炸死的印度省长是个偏向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者，那个日本政客则是极端的保守派。至于在我眼前被杀的那个总统，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厉行独裁已经好多年。无论你左翻右看，都毫无政治模式可言。不管是我还是我认识的人，没有人能对这一点提出任何解释。”
“他们可能是奉他人之命行事。”马丁·贝克说。
“这我也想过，不过可能性微乎其微，总之就是没有道理可言。我还想到另一件事：所有的刺杀行动都计划周密、执行完善。他们所有的手段都用过，而且每一种方式都达到了百分百的效果。这些人是行家，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他们显然训练有素、知识丰富，而且似乎拥有可观的资源任其取用。这些人一定有个基地之类的。”
“在哪里呢？”马丁·贝克问。
“我不知道。我可以猜，不过还是不要的好。总之，不管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很难想象，有什么会比一个每次暗杀行动都成功的恐怖组织还可怕。”
“告诉大家，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署长说。
“我也是想了好久才想通的，”贡瓦尔·拉尔森说，“爆炸的威力非常之强。除了那个贵宾总统和州长，还有二十六个人丧命——多半是警察和安全人员，但也包括好几个出租车司机和马车车夫，因为他们的车都停在现场附近。甚至走在另一条街上的一个行人也遭了殃，因为汽车残骸击中了那人的头。爆炸威力之所以如此巨大，是因为炸弹放置在该市一条主要的煤气管道当中，所以一定有人在颇远的地方用无线电引爆了它。”
“你觉得警方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马丁·贝克问。
“整个安全计划倒是没有什么不妥，”贡瓦尔·拉尔森说，“大体上跟美国特勤处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后所部署的一样。不过他们不该在事前公布车队的路线，因为这位贵客显然不受欢迎。”
“可是如果不公布车队路线，大家就没有机会对贵宾挥旗欢迎了。”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首长说。
“而且不断改换车队路线实在太折磨人，”麦勒说，“我还记得赫鲁晓夫来这里访问时造成的骚动。”
“我好像记得他离开时说过，他走遍全世界也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的后背。”马丁·贝克说。
“那是他自己的错，”麦勒说，“他连害怕的念头都没有。”
“另一个错误是，他们的防范机制起动得太晚，”拉尔森说，“他们到国宾访问前两天才开始控制港口和机场。可是ULAG那些杀手好几个星期前就混进来了。”
“这纯粹是臆测。”麦勒说。
“不，该国警方归纳出不少耐人寻味的资料。还有，印度暗杀事件的资料并不像你拿出来的那么乏善可陈。一个当时身受重伤而后殉职的警察说，恐怖分子其实并没有戴面罩，他们只戴着某种安全帽，类似建筑工人戴的那种。他还说他很确定他看到的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欧洲人，身材高大，约三十岁。这人跳进汽车时不小心掉落了安全帽，这个受伤的警察看到他有金色的头发和鬓角。印度警察在事后当然检查了所有离境的旅客，尤其是外国人，结果发现一个相貌吻合的人。那人持有罗德西亚。护照，警方把他的姓名记了下来。可是当时还在医院的警察是在隔天才说出那人的相貌特征，结果那人已经逃之天天。至于罗德西亚，他们的官方说没听过那个名字。”
“至少是条线索。”马丁·贝克说。
“我去的那个国家的安全部门，过去从来不曾和印度警方有过接触，不过他们对所有离境的人都做了记录，后来发现其中一人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和同一本护照。那本护照十之八九是伪造的，名字也是。”
“他用的是什么名字？”马丁·贝克问。
“雷哈德·海瑞奇。”贡瓦尔·拉尔森说。
署长清清喉咙。
“这个ULAG似乎很可恶。”
“我们该如何防范用无线电控制炸弹的人呢？”麦勒闷闷不乐地说。
“我想我们应该有办法，”贡瓦尔·拉尔森说，“只要你把近距离的安全措施做好。”
“要是我们突然都被炸上了天，”安全局长说，“那我们怎么保护他？”
“别担心炸弹的事，我们会处理。”
“我想到一件事，”马丁·贝克说，“如果远距离的安全措施确实发挥了效果，那么不管是什么人引爆炸弹，都不可能到看见现场的动静。”
“我相信他一定不在附近。”贡瓦尔·拉尔森说。
“他可不可能在事发地点附近有同伙呢？”
“我想不会。”
“那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启动炸弹呢？”
“我的想法是，他只要收听广播或是看电视就行了。有国宾到访，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会全程现场转播。大部分国家在有特殊盛事的时候都会这么做。我们知道，ULAG的袭击目标都是非常出名的政治人物，而且受害者都在进行特殊或是盛大隆重的活动，例如正在出访友邦。他们跃跃欲试的就是这样的场合。”
“那我们要怎么防范？”麦勒说，“要不要我把那些疯子全抓起来？”
“不用，”贡瓦尔·拉尔森说，“无论什么人想上街示威都可以。”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市警察局局长说，“那我们就得把全国的警察都调过来。麦克纳马拉。几年前本来要访问哥本哈根，后来不得不取消，因为他听说那里可能有示威游行。两年前里根在丹麦的皇家游艇上午餐，结果报上几乎只字未提。他是私人访问，完全不想曝光——这是他自己说的。想想看，要是里根——”
“如果那天我有空，搞不好我会亲自走上街头，向这个混账议员示威抗议，”贡瓦尔·拉尔森说，“那家伙比里根还混蛋得多。”
除了似乎兀自沉浸在个人思绪中的马丁·贝克，每个人都以严峻和不可置信的眼光望着贡瓦尔·拉尔森。每个人都在想：这人真的适合这样的任务吗？
署长最后断定，拉尔森很可能是在说笑。
“这场会议收获颇丰，”他说，“我想我们思路的方向是正确的。谢谢你们，每一位都是。”
马丁·贝克沉思完毕，转向麦勒。
“上级指派给我这个任务，我也接受了，这表示你必须服从我的指示。我的第一条指示是：不准扣押任何一个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的人，除非你有不得已的理由，或经过我们其他人的同意，尤其是我。你身负一项重要的任务，也就是近距离的安全措施，我希望你要恪尽职守。你得努力记住，人民有示威的权利，我禁止你使用任何有挑衅性和不必要的武力。所有的示威活动要处理得当，而且你要跟斯德哥尔摩的各部门首长和正规警力配合。所有的计划必须呈交给我过目。”
“可是国内那些颠覆分子怎么办？难道你要我坐视不管？”
“就我所知，那些颠覆分子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产物，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的首要职责是近距离保护那位美国参议员。示威游行在所难免，可是绝对不能以武力驱散。只要正规警方接获的指示是合理的，就不会横生枝节。你所有的计划都要让我知道。当然，你可以自由调用你那八百名特务，只要合法就好。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是很清楚，”麦勒说，“不过我想你也知道，我可以越过你的指令行事，只要我认为必要。”
马丁·贝克没有回答。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局长走到墙壁的镜子前，开始调整他白色的丝领带。
“各位，”署长说，“会议到此结束。务实工作可以展开了。我对你们每一位都有充分的信心。”
那天稍晚，埃里克·麦勒来找马丁·贝克，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当时马丁·贝克还在国王岛街，虽然他应该在瓦斯贝加南警察局总部的办公室，要不就在罗特布鲁或是迪尔思摩。他急着赶在新任务开始前把裴楚斯命案解决掉，以免到时候占用太多时间，而他对本尼·斯卡基的信心依然远远不及对伦纳特·科尔贝里的信任。科尔贝里是侦查犯罪的高手，做事有条有理，又很有想法。马丁·贝克有时候甚至觉得，科尔贝里在很多方面比他更适合当警察。
斯卡基旺盛的进取心和精力没什么不好，不过他始终不曾显露出令人瞩目的才干，看来永远也不会光芒四射。以他相对年轻的岁数而言，他大有发挥或成长的空间——他才三十五岁，已经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毅力和全然的大无畏精神——可是要马丁·贝克以百分之百的信心把困难的案件交给他，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话说回来，本尼·斯卡基和奥萨·托雷尔搭档起来相当不错，只要默斯塔的巴森别太限制他们，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再过不久他就得把斯卡基暂调到这个新任务上，到时候凶杀组的人手就更不足了。他自己是有能力同时兼顾两桩复杂的案件，可是他怀疑斯卡基是不是也能胜任。
就他所知，他的双重任务已经开始。他们已经讨论过总部的设立地点——一如斯蒂格·马尔姆以军事用语所称的“指挥总部”——而现在，他一面和贡瓦尔·拉尔森讨论着护送队伍的筹建事宜，一面想着迪尔思摩的别墅。
两人正讨论着，一阵敲门声后，麦勒走进房间，肚子似乎更大了，模样也更像狐狸。他视若无睹地望望贡瓦尔·拉尔森，接着目光转向马丁·贝克。
“我相信你已经思考过护送车队的模式了？”
“你是不是在这里也装了窃听器？”贡瓦尔·拉尔森说。
麦勒完全没有理会他的话。埃里克·麦勒这人不会大惊小怪。如果不是这样，他大概也不会当上安全局的头头。
“我有个主意。”他说。
“真的？”贡瓦尔·拉尔森说。
“我想，那位来访的参议员应该会乘坐防弹的礼宾车吧？”
麦勒说，依然只对着马丁·贝克。
“没错。”
“如果是这佯，我的想法是：安排别人半在防弹车上，让参议员坐在一辆不那么显眼的车子里，例如警车，然后远远地跟在后面。”
“你要安排谁去坐防弹车？”贡瓦尔·拉尔森说。
麦勒耸耸肩。
“噢，谁都可以。”
“老套，”贡瓦尔·拉尔森说，“你他妈的真有这么愤世嫉俗……”
马丁·贝克眼看贡瓦尔·拉尔森真要发火了，赶紧缓和气氛。
“这不是个新奇的点子，以前用过很多次，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以目前这个情况，我们不可能这么做。参议员自己希望坐在防弹车上，而且电视转播一定会播出他踏入车门的镜头。”
“这里头有很多花招可耍。”麦勒说。
“这我们知道，”马丁·贝克说，“不过我们对那些花招没兴趣。”
“噢，我懂了，”麦勒说，“那再见了。”
他就这么走了。
贡瓦尔·拉尔森的脸色慢慢恢复正常。
“耍花招。”他说。
“跟麦勒这种人生气没有用，”马丁·贝克说，“他完全不受影响，这就像往猪油上倒水一样。现在，我真的得赶回瓦斯贝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