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的柳 刘柳的柳

说到唐代抒发贬谪、流放之情的诗,有一个名字不可不提:柳宗元。他是一位政治家,更以杰出的文学成就为后人敬重,但在我心目中,他更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天涯愁客。

因为他的那首《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情思浩渺,沉郁顿挫,工整严谨,余味悠长,在我看来堪称同类诗作中的翘楚。

这首诗大致可以译作:登上城楼我的视线通向遥远的南荒,愁思无边无际像这大海和苍天一样。突起的狂风乱吹着荷花覆盖的池水,密集的骤雨斜侵着薜荔爬满的古墙。岭树重重叠叠遮断了我千里的视线,江流曲曲弯弯好比我九折的回肠。我们一同被斥逐到南荒的文身之地,至今仍然是音信难通各在天的一方。(见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284页)

柳宗元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作家。他的散文与韩愈的散文一起成为唐代的冠冕,世称“韩柳”,诗也是大家,与刘禹锡齐名,称作“刘柳”,前人认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前有李、杜,后有韩、柳”,又有“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定评。“永贞革新”的政治运动失败后,作为骨干之一(变革以王叔文、王伾为首,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八位知名之士为骨干,史称“二王八司马”),他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调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或者“柳河东”。

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人格力量还支撑着他的内心。请看他的名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周的严寒和满目的肃杀,固然让人感到苦闷寂寞,但是多么孤高傲岸,凛然中透出些许超然。《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寂寞中犹见些许清宁,意境虽然清寂,还带有隐藏的生机和隐约的希望。

但除非是真正伟大而且具有大智慧的人(比如苏东坡),单独生命个体的支撑毕竟难以久持。到了柳州,那在惊风密雨中遭到摧残的芙蓉和爬墙藤蔓,就是柳宗元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屡受打击,流徙南荒,风土迥异,况且朋友四散,音书不通,他在柳州陷入了抑郁、愁苦。

他看到榕树落叶会感叹:“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榕叶落尽偶题》)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看望,也不能暂时忘忧,一起看山也觉得“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送别弟弟时他当然更是诗肠寸断,悲叹“零落残魂(一作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

总是一片羁思郁郁,苦绪茫茫。原本精敏执著的性格,如此抑郁愁苦的心绪,怎能不耗尽自己,终于就死在柳州?

对韩柳二人之高下,存在不同看法,多数派意见是:柳高于韩——“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宋范晞文《对床夜话》)“昔人论诗,谓‘韩不如柳,苏不如黄’。”(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等等,可见柳宗元的地位。也有人指出韩愈对诗歌变革有卓越贡献,而且才气高于柳宗元——“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笔者注:韩愈字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笔者注:柳宗元字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至于刘柳的比较,让人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结局的差别。因为刘比柳年长一岁,经历、思想、成就和后来遭遇极其相似,但是柳宗元四十七岁就卒于柳州任所,而刘禹锡最终被召回任太子宾客,年逾古稀(七十一岁)。之所以如此,若要一言以蔽之,就是“性格即命运”。按照学者的分析,则大致有几个原因:第一,刘性格开朗,遇挫折比较达观,能随遇而安,也敢于发泄;柳精敏绝伦,受贬谪后深感失落和抑郁,又不像刘禹锡那样敢说敢骂。第二,刘只是对政敌不妥协,在官场上却交游甚广,为人有圆通一面,淡化了孤寂和忧愤。第三,柳仍未放弃自己政治抱负,用世和放逐的矛盾,勇于为他人尽心尽力,却无法实现,痛苦太多太深。加上物质条件不好,夫人早死,更是雪上加霜。“刘禹锡的作品,以意境动人,以清新吸引人,艺术上达到当时的最高层次;柳宗元的作品,以人格力量感人,以思想闪光照人,除了他自己谁也写不出。”(以上均见潘旭澜《小小的篝火》)

在文学的范畴里,说他们各有千秋、难分伯仲,这话不错,但是从为人处世来说,还是刘禹锡更令人击节。穷愁困苦的环境里,抑郁和纠结是烈性毒药、是迫害者的帮凶,只有乐观豁达者才能生存。人生在世,不如意十常八九,做人当学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