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唐代的悼亡诗，恐怕要首推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每一行都是泪水和悲叹，每一首的末句都特别痛，痛得那么深那么切，痛断了无数人的肝肠，我也曾经抛卷长叹，泪盈于睫。
多年之后，我突然发现，《遣悲怀》的第一句，这里面埋藏了一个男人的秘密。“谢公最小偏怜女”，元稹在这里明白无疑地暴露了他的择偶标准，就是首先要出身名门。他没有说两个人如何结缘，韦丛几岁嫁给他，她是何等容貌，而是劈头点出了她的高贵门第和不凡身份。韦丛是当时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谢公最小偏怜女”就是元稹将岳父比作东晋谢安，将妻子比作谢家的才女谢道韫。如果想到貌美而多情但被他抛弃的“崔莺莺”，则让人不免有了另一番沉痛。
文学史上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也有一些文学主张，但作为一个人来看，元稹的生平和品行，却经不起推敲。
在娶韦丛之前，早年的他谈过一场“著名的”恋爱。爱情不一定都能有结果，本来那也没有什么，但如果他不说，那场恋爱不会著名，别人甚至都不会知道。但是他自己“八卦”自己，写了一篇《会真记》（就是后来的《西厢记》的故事梗概），还附了《会真诗三十韵》，当时就很轰动，也都知道“张生”就是他自己。他抛弃“莺莺”本有一点不得已的“苦衷”：他出身卑微，在唐代那个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他如果想出人头地，就不能娶同样出身低微的人。元稹离开了“莺莺”，找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韦丛来缔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良缘”，说明他头脑很清醒，他不忠实于爱情，但很忠实于自己的野心：纯恋爱时可以遇艳情迷，但谈婚论嫁一定要攀上名门。
一般人这样做了，终归有点负疚，特别是考虑到“莺莺”的名誉和感情，应该三缄其口，即使上了年纪回忆，也应该是无限追悔、深深自责。元稹可没有，他毫无忏悔和歉疚，而是沾沾自喜津津乐道。这还可以归于“暴露癖”之类的毛病，但是他的可耻还进一步，他将一盆污水泼到曾经的恋人身上，说这种女人是“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却原来，他不是始乱终弃的负心人，而是大义凛然、“善于补过”的智者。这种行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评价，北方口语所谓“找抽”、“欠扁”者，此之谓也。
这样的人，想想其实是配不上韦丛的。韦丛温柔贤良，虽出身名门而丝毫不慕虚荣，而且安贫耐劳，嫁给尚未富贵的小官元稹后，对丈夫也很体贴。这位可敬而可怜的女子，婚后七年里，生了五个孩子，只养活了一个女儿，然后就耗尽一切死了，才二十七岁。韦丛的纯洁高贵足以洗刷元稹的所有过去，简直可以说，是她再造了元稹。是她的无私唤醒了元稹作为一个男人真正的情爱，是她用毫无保留的付出激起了一个诗人心底的波澜，于是才有了《遣悲怀》这样的杰作。我不禁想起西安事变之后，宋庆龄评价宋美龄和蒋介石关系的一句话：“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现在有爱情了。”
但是这样感人至深的爱情也仅仅在纸上坚贞不移。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所谓终夜常开眼，是用了鳏鱼的典故（鳏鱼不合眼，老而无妻曰鳏），就是发誓终身不再娶的意思，其后娶续配裴淑，已经违背了誓言，这还可以不论，但是裴氏未进门之前，他已经纳了妾安氏。陈先生几乎有点“失控”地重复感叹道：也就是说韦氏死后不到两年，元稹已经纳妾了！（见《元白诗笺证稿》）
拿诗和他的生活一对照，就会很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李商隐一生的爱情故事，无疑更是丰富的。但是在他笔下，我们只看到了爱情，或浓烈或轻柔，但总是朦胧、始终神秘的爱情。那些让他心动神摇、苦苦相思的女主人公，在他笔下全都像云中的月亮、雾中的莲花，影影绰绰，怎么也分辨不清身姿和面容。虽然这很可能是出于不得已的难处，有不能明言的苦衷，但也可能是一个在人格上成熟、对感情更加珍视的男子汉的选择。隐去了恋爱的情节，隐去了心上人的轮廓和提示的线索，这是对爱情（尤其是不能实现的爱情）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保护。
一向极爱李商隐的诗，从没想过将元稹作为诗人来和他相比，现在进而发现，将作品和私生活两相对照，作为男人，李商隐和元稹的差别也是判若云泥。
一个是作为男人来写诗，一个是像作诗一样地当男人，后者听上去很浪漫，不过那绝对是自我中心、不负责任、为所欲为的借口，稍一不慎就从风流落到了下流。不论什么时代，还是前者更让人尊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