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之死象征着极端变化时期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康生死后不到一月，周恩来死于膀胱癌。周恩来本来试图让邓小平接管政府，但是周恩来的追悼仪式刚结束，党内的斗争就开始了。随着周恩来的离去，他们的主要敌人，由江青和张春桥领导的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全面抑制邓小平影响的运动，邓小平是周恩来重实效的助手。斗争是模糊不清的；一九七六年二月湖南省的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出任代总理，他于一九七三年成为公安部长。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一年一度清明扫墓的时节，是中国人向死去的长辈表示敬意的时候，北京人民同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向已故的总理表达他们的敬意，他们把他当作反对混乱的保护人。四月一日，周恩来的哀悼者开始聚集起来。在以后的三天中，人群逐渐变成数十万示威者，他们展示着标语，发表情绪激动的讲话，朗诵诗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底部置花圈，那是广场中间的石头方尖塔形建筑。等封每个人都向周恩来致敬完毕，花圈堆成了十五英尺高的小山。
当局吃了一惊。直到四月五日黎明之前才试图阻止敬献花圈的活动，当时市政府派遣了载满工人的两百辆卡车去清除成堆的花圈。清早人们在上班的路上看到空旷的厂场而变得愤怒起来。数千人开始集合，抗议花圈的失踪。成群年轻人的怒气不久失去了控制，他们激烈地辱骂当局，烧毁了一个警察派出所，焚烧了几辆汽车，并且试图冲击人民大会堂。
当局和人民之间的抗衡持续了整整一天。北京市长，曾经是康生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的学生吴德和代总理华国锋，在激进派的支持下决定使用武力驱散骚乱者。黄昏过后，成队的武装人员出了紫禁城冲向广场，用电警棍开路，打死上百人，伤倒的人更多，并且逮捕了数千人。数十名年轻抗议者被警察抓住，被押送到一个连接紫禁城的公园里。根据那时流传的传闻，他们在那里被枪决。
激进派领导人指责邓小平促成了天安门的反革命骚乱，并从中得到好处。，一年以前，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她的激进派同事服从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并投打算保护邓小平。康生以前曾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设法推翻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毛泽东同意应该撤销邓小平的权力。邓小平被剥夺了所有职务，并且在一九七六年四月遭到软禁，这是他在十年中第二次被清洗。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明显感受到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即将到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一个时代正在消失。朱德这位看上去像是毛泽东的永恒支柱的九十岁将军，死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激进派越来越趾高气昂，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宣传杌器含沙射影地攻击华国锋，把他描绘成一个“右派分子”。政府被反复无常、派系斗争和彻底的恐怖所瓦解。许多部长和高级官员假装生病，住进医院去检查；其他人则留在家里不去工作。
事态朝着失去控制的方向发展，甚至自然界都来参上一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钓鱼台国宾馆池塘中的鱼类开始跃出水面，好像被某种神秘的无形力量所驱使。第二天，整个华北发出大地震的轰响。北京以东一百英里的唐山市和周围地区被夷为平地，连天津港也受到严重损失，那里是红卫兵组织在文革期间协助康生聚集反对刘少奇的证据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在地震的最初五分钟里就夺去了五十多万人的生命；据说死亡总人数超过八十万。
可怕的灾难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迷信，地震预示了帝王，甚至王朝的末日。不到两个月后，九月九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个兆头，一九四九年以来把中国破碎的结构捏在一起的黏合剂溶解了：毛泽东在患上帕金森氏病症十年之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虽然在四月毛泽东偏袒的钟摆摆向激进派，那时他同意清除邓小平，但是毛泽东没有把他的衣钵传给江青和她的同事。他把权力交到代总理和第一副主席华国锋的手里。四月三十日，主席会见新西兰首相罗伯特·马尔杜恩（Rohert Muldoon）之后，华国锋和毛泽东私下交换了意见：他现在出示一张纸条，上面有毛泽东用发抖的潦草字迹书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在缺乏任何更为明确的安排的情况下，这张纸条可以说暇中国的上层领导，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
康生大概赞同毛泽东的选择，这在许多方面满足了康生的最终目标。他出卖江青和张春桥，警告毛泽东反对邓小平，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喜欢华国锋那样折衷的候选人。华国锋被任命为公安部长需要康生的恩准，而康生也会把华国锋当作他的网络成员。
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觊觎他地位的人仅仅是与假想的对手进行较量；现在他们才开始了认真的争斗。各种团体可以攻击他们的竞争者而不必担心主席可能作出何种反应。在他们主要的庇护人去世之后，激进派变得极其容易受到攻击。虽然他们控制着宣传机构——报刊、广播、电视、戏剧和电影——但是他们没有警察或军队。张春桥试图建立民兵组织（以城市为基地的业余后备役武装）来对抗军队，但是民兵组织仍然缺乏战斗力，而且不起作用。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老军人领导集团——包括叶剑英、王震、聂荣臻、李先念和许世友——开始与华国锋秘密协商，要使中国摆脱由江青认同的一小撮男女的影响。在与党内元老磋商之后，汪东兴颁布命令，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采取行动，逮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很快以“四人帮”而闻名中外。最后，那些试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阻止文化大革命的老战士，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成员，在这一天赢得了胜利。那个时代的专门术语称之为“一举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本可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但是他的权威难以与毛在事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权威相比。相对而论，他在首都的各个方面只能算是个新手，对于权力来说，他也是个后来者，牮国锋不得不依靠安全机构、党内和军内的干部，以扩大毛泽东书面训令的基础。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立刻被解除软禁，他不久便知道华国锋其实很软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那些曾参加长征，并且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初占据重要岗位的党的忠诚干部纷纷返回办公室。他们第一个步骤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名誉——这个过程给予稳健派一个机会，从清洗的干部中吸收盟友，并且揭露站在华国锋一边的许多人是激进派迫害无数党员的帮凶。
邓小平稳固地获得支持。他在一九七八年中正式重握权力，那时中央委员会任命他为副主席。华国锋保留主席的位置将近三年，不过只是徒有其名；一九七八年以来，一切都靠邓小平发号施令。邓小平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他的派别在政治局以多数票解除华国锋的职务。华国锋在几个月后下台。现在他七十多岁了，仍然生活在北京，他是一位曾经短暂统治中国的不露面的人。
对于康生罪行的调查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在邓小平努力重新获得权威，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时候，越来越多有关康生恶毒影响的证据显露出来。到了一九七八年，康生的记录激发了党内一次具有讽刺意味的争论。攻击四人帮不会带来损失——除了江青与毛泽东有争议的婚姻之外，其他人没有地位和威望——但是康生是个棘手的目标。例如，他曾提拔过许多干部，包括华国锋。
最初对康生的批评是欣赏地把他称为“那个顾问”。但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对一些经过挑选的干部演讲时点了康生的名。
虽然胡耀邦可能借用了康生的一些手法来想象他的罪行，这个案例的精髓是不可否认的。胡耀邦表明了详细调查康生一生的方式。党内建立了专案组——康生的一个遗产——来调查和聚集有关他的经历、政治记录和受害者的资料。正如康生所恐惧的，他的历史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康生的家庭明白，为他的声誉辩护是无益的。他们希望在贬康人士摊牌之前叫牌，于一九七九年把他的骨灰搬出八宝山公墓。不过，反对康生的运动还在继续。甚至是康生的艺术品和古玩的秘密收藏也被用来当作反对他的证据。一九八〇年夏季，他的收藏精华——咆括一万三千零八十册稀有图书以及一千一百零二件古玩和艺术品——在紫禁城后面的一个大院向有限的中国参观者展览。参观展览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康生利用文革时期中国的破坏而使自己发财致富，尽管其中有些人对他优雅的折衷主义品味表示吃惊。
这次展览与第一次公开指责康生相一致。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二日，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受害者之一安子文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公开发表了两年前他在中央党校首次反对康生的秘密演讲中的一些指责。胡耀邦指控说，文革期间操纵迫害安子文的是康生。
中国的漫画家也展开了讽刺康生的重要括动。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有十七多位漫画家的作品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次展览，包括把康生描绘成四人帮背后的智囊的几幅讽刺画。其他的漫画涉及康生左右手都擅长于书法，把他说成既是“右派”又是“左派”。康生的讽刺画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利上，各种插图故事揭示了他的经历的阴暗面。利用他不寻常的长脸和凹陷的脸型，许多素描都显示了他的冷笑和毫不夸张的精瘦而又面带饥色的外表。
中国的戏剧界也加入了攻击康生的行列。戏剧《黄河的精神》揭露了一九四七年康生在山西指导土改计划时的陋习，一九七九到一九八〇年的冬季在北京上演时座无虚席。虽然康生只被认作“那个顾问”，但是沉浸在暗指和影射的政治文化中的观众．无疑会认出康生这个坏蛋在文革之前给山西带来的灾祸。
到一九八〇年夏末，批判康生的证据足以使中央委员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十月，专案组调查的结果被提交上来；十月末，决定开除他出党，并且撤回一九七五年康生去世时由叶剑英发表的追悼会演讲。
专案组有关康生的证据并没有付诸东流。聚集的文件上交给“仲侃”——他们利用这些材料写了《康生评传》，这个文本给予本书不少启迪。仲侃的评传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然而康生的神通甚至超越了坟墓，使这本书在只向中国人出售的“内部书店”的书架上不到一周时间就给撤去了。
对于康生的愤怒扩展到他的家庭。一九七八年，曹轶欧失去了她在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她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不过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也被免除代表资格。但是曹轶欧的待遇要比她的许多受害者好得多。她仍然保留着自由，享受着共产党员的特权。她被允许住在长安街一所高级公寓区的第二十二号楼里，她的邻居包括刘少奇的寡妇王光美，他们一家在康生和曹轶欧的手中遭受到比此更可怕的灾难。
虽然地逃脱了骚扰，但是曹轶欧陷人了她自己的梦魇世界。她一生与康生联手，对他们的敌人进行猛烈的虚假指责，此时她开始遭受迫害错觉的痛苦。八〇年代中期，她不太敢出门，她坚持要她的外甥苏汉和外甥女任妮亚每周看望她一次；只要他们没有按时出现，昔轶欧就会被恐惧所压倒，以为他们已经被捕，而且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曹轶欧的生活继续受到恐惧的支配，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她死于睡梦中，享年八十岁。她的去世没有公开宣布。
张子石也属于失宠之列。七〇年代初他离开山东，由于他父亲的支持，被任命为杭州市委书记。一九七八年对康生的罪行进行争论的时候，张子石被免去职务；从那以后，他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康生的近亲只有他的女儿张玉瑛，她从一家卷烟厂退休，一九八二年之前一直住在青岛；他的外甥苏汉和外甥女任妮亚，似乎逃脱了瞄准其家庭鼻祖的报复。
江青及其四人帮盟友，以及陈伯达一起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因他们曾从事的各种暴行、阴谋和破坏活动而受到审判。大部分审判都秘密进行，但是公众法庭为中国新的统治者提供了宣传的东西——尤其是电视播送的节目。中国人民着迷地瞧着那些在文革时无耻而残忍好杀的个人被揭发指控。起诉书指控江青及其同伙“迫害致死”三万四千人。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判决下达，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后来减轻为终生监禁），王洪文被判处终生监禁，姚文元和陈伯达各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新的政权没有保护康生的需要，他的名字示断在法庭上出现。他在有关迫害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和王昆仑的听证会上扮演了突出的角色。王昆仑是位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他选择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留在大陆，康生指控他是个“特务”。
对四人帮的审判牵涉到康生一些极其残忍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包括上海辅仁大学外语教授张重一的案例。张教授在一九六七年十月被逮捕，并且被蛮横地问及另一位教授，所谓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朋友杨承祚的情况。那时张重一已经六十七岁了，他的肝癌已到了末期。在法庭上播放了一盘记录审讯张重一的磁带。在这个垂死的人的喘息和呻吟中，可以听到他的审问者的声音，他们轮流威逼他控告他清白的同事，而且答应只要他合作，就把他送进医院。张重一在拘留所中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二十七天；在拘留期间，他被提审二十一次。他的最后一次严厉盘问从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早晨九点持续到午夜。两小时后张重一死去。那时他已在一份供认书签字，康生用之来补充刘少奇和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
一再把康生当作四人帮最冷酷无情的共谋之一，是有充分理由的。对他的指控是真实的。如果他活着，是否会和他们一起受审？“顾问”的面具是否会使他排除在“五人帮”之列？
一些作为康生代理人行动的红卫兵领袖也被缉拿归案。聂元梓，这位野心勃勃的哲学女讲师和文革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受到审讯．并且被判处十七年监禁。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蒯大富，他曾帮助康生清除在中央党校的竞争者，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韩爱晶，他曾接受康生的指令殴打彭德怀，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康生在安全和情报部门的门徒也受到攻击。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批评康生为了个人目的利用安全机构。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一致努力，清除那些由康生提拔的公安部和调查部的机会主义者和不够格的干部。一九八三年这个过程达到的高潮，那时公安部被一分为二，调查部被取消，并且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部。
但是当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康生的故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被权力的渴望所驱使，康生唯一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野心。这样一个人会晋升到如此高的地位，反映了他时代的特征：康生活跃在一个充满战争、革命、政变、贫穷和自然灾害的时期。但是他在历史记载中所留下的形象，不止是个禽兽般的人，在令人困扰的时代偶尔占据了高位。相反，康生的成功归因于某种比幸运更易于预言的东西——他知道如何引导中国社会的黑暗势力。
康生接受过一些西方教育，但是他从未把握住驱动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价值；最后，他拒绝任何建设性的、启蒙和进步的东西。他大声宣称（即使是反复无常的）对科学的支持，但却暗中破坏实用、理性的政策。他看轻经济专家，把他们当作在思想上可疑的人，但是他的真正动机是不言自明的，他的阴谋世界和权力梦想，与经济计划者和管理者的思想水火不相容。
在现代世界中的不适当地位使他不自在，康生就枉历史魔力中消磨时间。有时，他遁人古代中国的审美娱乐中，利用绘画、书法和古物收藏的兴趣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中隐退。但是康生并非渴望虚构的黄金时代荣誉和美的感伤空想家：他本能地转向古代是为了解决当代的问题。
康生确实重新创造了过去，他给那些从传统中选择的因素赋予了如此多的意义，使它们达到控制现在和抑制进步的地步。虽然他把自己伪装成革命性变革的倡导者，但是他的权力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的习惯和思想模式。他嘲弄他的朋友和同伙的传统情感，而求助于违背常识的古老思想，他释放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会社所代表的恐怖的破坏力量，并且威胁以疯狂攻击传统观念来制服这个国家。正如《动物农庄》中领导革命的猪，它们模仿着自己所驱逐的人类，康生也在召唤自己有意推翻的专家治国、独裁主义和帝王崇拜的制度。
尽管接触西方已将近两个世纪，中国还是没有丢失其对社会、政府、文化和驱动宇宙的力量的独特态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为中国的未来开的处方，这证明了有时难以界定的中国特有价值是存在的，至少在邓小平的眼里是如此。许多价值是无可争辩的美德，中国民族从中吸取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但是这种文化仍然有其负面；即使康生现在已经失宠，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只是以最肤浅的方式重新塑的。
屈从于历史鬼魂的危险并不是中国所特育的。每个社会都被其集体记忆的魔鬼所萦绕，那是历史的墓地。任何地方的男男女女都不得不警惕回到原始、野蛮和疯狂的诱惑。在和平和繁荣的时代，抵制极权主义的引诱是容易的。但是失败和灾难可以使虚无主义的歌声变得迷人悦耳，这在所有文化中都能发现。
考虑到这种背景，康生是我们为消除记忆中的梦魇——或者至少与之达成妥协——而不断斗争的普遍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