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林彪死后五个月，当乘坐空军一号座机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北京着陆时，中美之间长达二十三年的关系破裂正式结束了。从那时，中国似乎面向外部世界，它把十年的疯狂和恐怖留在身后。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干部重新出现在办公桌旁。即使在文革期间失宠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也恢复了名誉（使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领导人极其沮丧）。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承认在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但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一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
一九七二年，各种事情开始恢复正常，但最初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仍在继续。红卫兵无数次欢呼“毛主席万岁”，但是在毛泽东接近八十岁时，他明显变老了；他的生命不可避免将在不久后临近终结。领导人运用各种手段图谋利益，为控制大陆的各个部门而相互争斗。即使是等级较低的干部也感觉到，他们正在目睹另一场风暴之前的宁静。
一种几乎是梦幻的气氛笼罩着北京。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当红卫兵各派别互相斗争或与军队斗争的时候，战线迅速地日益清晰起来。但是红卫兵消失了，他们的大部分早在一九六八年秋天就开始右计划地送往农场工作；大字报不再作出导致干部们处于攻击之下的预示；一种不祥的沉默笼罩着大地。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皮影戏舞台，军队在幕后操纵，只有在他们的形象摇曳不定的时候才偶尔放弃他们的位置。事实与虚幻似乎融合在一起，就像闲言碎语制造出各种剧情，而剧情叉承担着它们自己的现实。
康生是在北京流传的许多谣言中的中心人物。根据有些说法，康生利用林彪的死来偷偷接管由林彪为准备夺权而组织的私人特务机构。据说康生指定几位他最信任的助手来管理林彪的秘密网络，把他个人的安全组织扩展为在广州、上海、海南、沈阳和北戴河都有据点、并完全独立于党和政府的一支力量。
北京的党内冲突的爆发点是对林彪鬼魂的不宣而战——这也同样严重威胁和损害毛泽东的声誉。主席亲手逃选林彪做他的接班人，这破坏了他自己受命于天的一贯正确的领袖声誉。当许多普通公民最后读到旨在使林彪的品质蒙受耻辱的宣传报导中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时，他们平静地反映，死去的阴谋家一直是正确的。大众的观点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是统治混乱无序的症候。共产党领袖曾经随意假设，毛主义的宣传总会保护他们的权力免受挑战，现在他们面对着异己的公民，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口号争论和对一个显然是有缺陷的领袖的强迫崇拜．使他们与党的领袖日益疏离。
林彪的背叛事件是如此敏感，以致有关他拙劣的政变及其死亡的消息对普通的党员隐瞒达两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才非正式地在全国宣布。然而在林彪正式失宠之时，外交部拒绝给驻华外交官有关他状况的任何指示，除了说不应在国宴上为他祝酒。
贬低林彪而又不伤害毛泽东并非轻易之举。统治者拒绝在林彪死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公开说明他的毁灭，这就必须导致利用影射和讽喻来否定这位叛逆元帅的地拉。更为复杂的事情是，数十位林彪的盟友和门徒在他死亡和失宠时受到委屈，这毁灭了他们自己荣誉和权力的梦想。许多林彪的支持者抵制那些党内流传他阴谋反对毛泽东而随后失踪的描述；毫无疑问，有一个林彪阵营的人躲藏在一本题为<林彪的阴谋与死亡》的神秘的书背后，把林彪扮演为殉难者。使少数亲林彪的军队首领中立化，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毛泽东决定把林彪描绘成“极左思潮的根源”之后，最初破坏林彪名誉的企图是以反对“极左思想”的运动形式，这可以适当地说明其背叛行为。一个问题浮出台面：毛泽东和红卫兵菁英是最为“极左”的，因此任何一场反对左倾激进派的运动都可能事与愿违地牵扯到毛泽东。毛泽东需要一种方式来处置林彪，而又不危及对政权的革命信任。作为一种折衷方案，他把消除对林彪的同志的计划升级为一场全面批孔的运动——这是中国正统哲学传统的基础。透过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毛泽末希望一边把林彪当作封建反动分子——他阴谋推翻无产阶级的毛主席——令他丧失名誉，一边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各种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登载作为修正主义者原型的孔子和林彪的故事。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痛苦和灾难耗尽了人们对群众运动的热情，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很小。
康生已经证明过去他在操纵这类敏感问题时是一位大师，但是现在癌症正在侵蚀他的身体，使他丧失在北京不稳定的对峙中获取个人利益所需要的精力和集中力。康生在他小石桥胡同的家里与有趣的朋友和伙伴保持接触，他仍然会兴致勃勃地说话，出示他艺术收藏中一些稀世珍品。康生最频繁的来客是江青，她带来令人满意的礼物——北京的地籍册、盆栽植物和她的相册——但是迅速地把政治引入对话；她来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与康生密谋如何促进她的事业。
康生并没有完全闭门不出。一九七二年他出去的时间，足以实施对文化局仓库的最后掠夺，来补充他所盗窃珍宝的积聚。康生还在死去同志的追悼会上送花圈，使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信号，他本人还未退出政治舞台。康生是如此渴望利用葬礼来保持公众对他的注意，以致会给陈毅和王稼祥那样的人送花圈，他曾经把他们逐出办公室，并且竭尽全力置他们于死地。
康生害怕他可能不如毛泽东活得长久，这加强了他对其在历史地位的专注。他判定江青是个关键人物。如果毛泽东死后她以现代女皇的身份出现，康生本人也许能够在主席的宝座上度过荣耀的几个月。如果他活不了那么久，康生至少可以在死的时候知遒，人们会记住他在中国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是个受尊敬的人物——假如江青继承毛泽东的衣钵。三年来，康生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工作和密谋策划的。
使中国朝着康生所赞同的方向发展并非易事。他已经使用了书本中记载的各种谋略来确立自己是大陆最高贵族之一的地位，但是他的胜利只是来自无数次彻夜不眠的计划和对指控他人的文件的细致搜寻。到七〇年代初，他不再有精力在“斯大林时间”搞阴谋了。
而且，在康生需要好运气来补偿他恶化的健康时，毛泽东打乱了他的深谋熟虑，毛泽东提名周恩来为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首脑。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力保持某种稳定，但是他不得不与人分享权力和进行妥协。不过在最后几年，他的幸运之星正在升起。向美国开放中国正是周恩来的首创精神之一，在七〇年代初，它有助于把理性的因素带人中国的政治中。现在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周恩来登上了权威的新阶梯。
康生病得太厉害，以致他不能自己来承担周恩来的新职责，但是他深深地怨恨毛泽东给周恩来如此多的权力。正如康生所知道的，有益于他操纵政治的非理性和虚无主义的气氛，会让位给在周恩来的温和节制下更为稳定的状况。
二〇年代在上海，周恩来让康生主持共产党秘密机构的工作，康生与周恩来曾在一起密切地合作。但是康生在延安滥用权力以及后来残酷地迫害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冷淡了他们的关系；周恩来有耐批评康生的过度行为。康生和周恩来相互留意各自的权力，保持着一种袁面的和谐——有时甚至在一起工作，比如他们在庐山反对林彪。不过，不信任深植于他们热诚亲切的举止之下：康生从幕后指使盟友，以抗战时期与汪伪政权勾结，以及容忍“专业化”和“只抓生产不抓思想”的微妙指责来攻击周恩来。周恩来经受住了康生要打倒他的艰难尝试，但是这一切强化了他的感觉：康生是个需要警惕的无情而又危险的人。
对康生来说，到毛泽东跟前直接批评周恩来，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无效的，因为这将对毛泽东的判断提出公开的挑战。康生只是希望破坏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六〇年代中期，康生使毛泽东相信，京剧《海瑞罢官》是某个阴谋的一部分，他利用旁敲侧击的方法使毛泽东得出预期的结论。康生决定，这又是对待毛泽东的最佳方式。
到一九七三年年中，召开新的一届党代会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确实，第九届党代会以来只过了四年，中央领导人在第七届、第八届和第九届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时间更长；但是林彪那令人吃惊的政变使早日召开党代会变得十分重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召开了第十届党代会，康生在主席台上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但是康生与几年前那个精悍的人已不在一样：现在他隆起身子，苍白的皮肤，凹陷的眼睛，是个垂死的老人了。然而他仍然控制着组织部，对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和随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他是一致通过把陈伯达称作“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洛茨基派叛徒和修正主义特务”的背后动力；陈伯达是康生以前的同事，在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下台。根据康生的证据标准，对陈伯达的指控是十分平常的：他在留学奠斯科时与苏联托洛茨基分子一直有接触，在中国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党逮捕。
党代会还批准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第三个党章，删去了令人尴尬地涉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部分。不过另一方面，新党章是个妥协的产物，没有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而且组成了一个激进派与实用主义者相结合的不稳定的领导班子。毛泽东仍然是主席，党代会还任命了五个副主席：周恩来、康生、来自上海的左派王洪文、叶剑英元帅和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康生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副主席的职务。尽管他在生病，这次擢升恢复了他的政治欲望，并且鼓励他思索，他可以把批孔转向批周，继而削弱周恩来的基础。利用历史的隐喻来攻击敌人——中国成语称之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这是宫廷阴谋中的古代传统，在公众意识中根深蒂固，康生耜信，它在七〇年代还会起作用。
康生把反对周恩来的阴谋付诸行动，他命令他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准备一篇《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文章，这是孔圣人如何把挑战他权威的对手置于死地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康生曾建议他们罗致赵纪彬教授，一位六十八岁的中国哲学专家，曾任山东大学文学系主任，一九六三年调到中央党校，现在是康生的笔杆子之一。赵纪彬是有资格起草康生现在命令他写的论文的。这个故事没有历史基础，但是康生利用它对孔子和周恩来进行类比，他们同样出身于上流社会，而少正卯和毛泽东的背景都很低下。任何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舍把握隐涵的信息：周恩来是毛泽东潜在的死敌。
江青对康生恢复活动的水平以及对周恩来的攻击喜出望外，她参加且发动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实际上是针对周恩来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末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江青在不泄漏康生策划批周的情况下，对他的贡献表示感谢。
康生太虚弱了，以致无法自己冲锋陷阵，在这个也许是他最后的重要运作中，他指挥着其他人。在江青集会的两天之后，他打电话给中央党校他的副手之一，询问有关赵纪彬教授的健康情况。康生对赵纪彬提供的有关孔子杀死少正卯的文章作出好评，建议他现在起草一篇赞扬柳下跖的杂文；柳下跖领导了一次古代中国的奴隶起义，并且否定孔子和他的哲学。正如康生再现另一个古代的故事是为了当代的目的一样，这个中国的斯巴达克（Spartacus）的传说强调贵族周恩来和无产阶级毛泽东之间的隔阂。
康生开始进行他的阴谋的下一阶段，他命他的秘书给江青写信：“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他要我告诉党校，请赵纪彬教授加以注释，并翻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完成以后可以把它印出来，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传阅作参考。”
在康生的指示下，六〇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他私人宣传小组的“唐晓文”撰写了无产者柳下跖攻击贵族孔子的概要文章。随着越来越多的批孔文章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古代历史和当代争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
康生给中央党校研究人员的另一个指示是编辑一系列二年代和三〇年代批孔的文章，那时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向指导中国人两千多年的陈腐的正统思想挑战，那是知识分子内心骚动的声音。康生的人员写了一篇文章，回顾现代中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和知识分子鲁迅是如何把儒学当作中国文化所有弊病的根源的。透过乞灵于鲁迅，并且把与文化大革命中显露的批孔作家联系起来，康生创建了一个思想的框架，不指名却又十分明显地把周恩来描绘成儒学的代表人物——完全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不相一致的危险反动人士。
康生还利用中国历史上女性统治者的例子来促使大众接受江青——而不是周恩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康生的指导下，唐晓文写了许多文章赞美那些在历史上发挥很大影响的王后、嫔妃和巾帼英雄——像女皇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等等。武则天是个淫荡的宫廷女子，她篡夺了八世纪的唐朝，凭她本身的头衔统治中国；慈禧夺取了对朝廷的控制，让一个傀儡皇帝留在十九世纪末的皇位上，与康生支持江青可能要做的事情非常相似。
康生似乎推翻了好几代保守学者们的判断，给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加上了革命的味道。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正统的儒家哲学家和官员反对妇女参与国家事务，所以他们辱骂在康生的宣传运动中赞美的那些女王和嫔妃。因此他美化以前被当作是反面人物的女性统治者，似乎完全保持了共产主义的反封建特征；江青可能上升为最有权力的人物的前景，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然结果。
虽然康生努力宣传江青，却倍受他恶化的健康所限制。一九七四年五月，康生酌一位秘书通知他的写作组，“康老”过于虚弱以致无法蠲读，他指示他们把文章直接呈送给江青。江青已经控制被称作“梁效”（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为基础）的写作组，她乐于接受唐晓文及其接近党校极其珍贵的档案的权利。
讨伐孔子及其所谓的“现代代表”产生了许多反响和风暴，但是很少影响权力的平衡。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似乎忽视了康生无休止的有寓义的文章中含有的微妙信息。而且在一九六六年对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作出如此热烈反应的公众，却对推翻“现代孔子”的号召置若罔闻。聚集在周恩来周围的力量，在他新近复职的副手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九七四年周恩来被送人医院治疗时他被拔擢为副主席——增加了实力，他们使越来越多六〇年代末被清洗的干部复职，与美国和西方建立了联系，并且使国民党经济复苏。周思来不顾康生的最大努力，通过其副手邓小平，仍然控制着局势。
毛泽东日益意识到自己的老去，开始觉得与他同年纪大的人沉闷无卿。围绕在他周围的都是些年轻人，其中有他的侄子毛远新和秘书张玉凤，还有两位妇女王海蓉和唐闻生，她们是为外交部工作的翻译。王海蓉以“小耗子”知名，据说是毛泽东的侄女。唐闻生（西方人称她为南西·唐(Nancy Tang)）是个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人，她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几年的主要翻译之一。这两位妇女一起行使职责，王海蓉把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翻译成普通话，而唐闻生则把王海蓉的普通话再译成英语。
即使没有康生的指导，江青和地的三位主要同伙也会加倍努力去消灭邓小平和夺取权力，他们是张春桥、姚文元（一九六五年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上海党部首脑王洪文（张春桥的门徒，已经成为激进派集团的关键成员）。他们四人试图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a的政治局会议上质疑邓小平的民族信心，借以削弱邓的基础，但没有成功。江青承认，与邓小平的冲突是她要求权力的决定性时刻，第二天一早她就与三位激进派同伙密谋。他们极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但又无法确定如何去赢得它。这两三年来，江青与毛泽东的接触减少了，他们的关系已经退化为靠长途书面通信来交换意见。
最后，激进派决定派王洪文作为他们的使者去见毛泽东。作为他们中最年轻的王洪文，有最好的机会使毛泽东处于善于接受意见的状态。王洪文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与毛远新一起正在那里休假。在经过周恩来和邓小平统治营垒中无人允许的危险飞行之后到达长沙，王洪文向主席虻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揭露林彪野心的会议。“我们四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向主席当面汇报。我是乘着总理休息的时候走的。我是冒着风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找周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
王洪文的信息昕起来清楚了：周恩来正在步林彪后尘，阴谋推翻毛泽东。将近有一年时间，激进派的宣传家写了许多文章打算说服毛泽东，历史证明儒家宰相对农民皇帝的政变企图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听着王洪文的警告，但是与激进派的愿望相反，毛泽东继续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了强调他的立场，毛泽东于一九七四昀十一月十二日给江青回了信，在信的旁边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总理还是总理。”
王洪文去毛泽东那里的使命失败的消息迫使康生向自己承认，江青绝不会得到可以安置他为中国统治者的位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康生在与他的一位副手进行长谈时泄漏：“我下部长了瘤子，老是淌血，看样子快不行了。”
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公开指责江青之后，她的命运更为显著地黯淡了。康生病得很厉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很快知道，毛泽东警告政治局成员，江青除了她自己之外看不起任何人，他死后她会设法抓权。毛泽东再次命令她不要和三位激进派同事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起搞阴谋，他们的行为就像“四人帮”。
当康生听到毛泽东的指责时，他开始准确地测定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他把翻译王海蓉和唐闻生召到他的居所，他知道她们经常出入毛泽东的住地。康生安静地听着两位妇女对形势的概述。他过于虚弱，无法谈许多话，在他们结束时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在康生可以决定如何对她们的汇报作出反应之前，他又进入已经持续数周的半昏迷状态，这使他糊涂、迷惑，有时说胡话。在他神志不太清醒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徘徊于五十年前他在上海被恐怖所缠绕的回忆中：“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三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四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绝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我绝没有……”
六月末，康生恢复了充分的知觉，并且重新开始把握围绕江青所刮起风暴的各种问题。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康生决定，抛弃他将近四十年的门徒的时候到了。江青被毛泽东遗弃之后，不可能再被康生进一步利用，除非把她当作另一个大赌注的筹码。对康生来说，意识形态、艺术、朋友、真理——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浮夸梦想，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牺牲的。
因此康生试图把江青的即将垮台转化为他自己的好处。他与邓小平联系，对周恩来住院治疗以来的政府日常工作提出批评，并且要求他安排王海蓉和唐闻生的另一次访问。她们到达时，他开始向她们保证——正如他常常对其他许多人所保证的那样——地从来没有出卖过党。然后他要求她们向毛主席传递一个极其敏感的信息。
康生给毛泽东传递的信息的第一部分是江青在三〇年代中期向国民党出卖共产党员，那时她是上海的一位年轻演员。她与国民党联系的详情刊登在那时华南和香港的报刊上。康生告诉这两位妇女，她们可以从一位以前在上海和延安的共产党官员，与江青的一位朋友结婚的王观润那儿寻找证据。康生的揭发完全与三十七年前他在延安的立场自相矛盾，那时他保护江青免受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相同指控，使她能够与毛泽东结婚。通过否认一九三八年的那些断言，他把自己与毛泽东联结在一起；通过确认现在的断言，他在打赌他会站在胜利者的一边。
康生还要求这两位妇女告诉毛主席，“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三〇年代的济南曾是国民党情报机构蓝衣社的特务；康生补充说，北京故官博物馆的馆长吴仲超可以证明他对张春桥的指控。根据廉生的说法，吴仲超是三〇年代末四年代初康生渗透到国民党情报机关的一位特工，在他做地下工作的日子里，一直与张春桥（那时是国民党特务）一起工作。
康生对江青和张春桥的指控，要比他在漫长生涯中所做的其他许多背叛的指控更有强有力的事实支持，但是它们没有产生所期望的影响。“小耗子”和唐闻生害怕受到康生爆炸性消息的牵连，对把消息传递给主席犹豫不决。她们无法确定最安全的途径，就跑去找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妻子章含之，章含之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江青的朋友，又是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乔冠华告诉王海蓉和唐闻生，他对张春桥的个人经历一无所知，虽然三〇年代上海的报刊在闲话栏登载江青私生活的内容，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文章指责她出卖共产党。
乔冠华和她的妻子劝告她们对康生的消息保守秘密。总之，乔冠华指出，康生也许已命他的秘书写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并且把它直接给主席。她们决定，由于康生病得如此厉害，她们可以忽视他的指示；如果受到质问，她们可以把自己的沉默归咎于乔冠华。
两位翻译的第二次来访之后，疾病使康生无法动弹，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强打精神，鼓动勇气，最后一次去会见毛主席。最终企图保护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康生把他的恶毒攻击转向邓小平。在中苏争论的岁月中，康生与邓小平密切合作，他又是六〇年代初由邓小平控制的党的书记处成员；他近来一直自称是邓小平的朋友和助手。但是康生知道，文革时期他对邓小平和许多网事的迫害已经抹去了邓小平对他的信任。趁邓小平不在的有利时机（他正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康生试图说服毛泽东，邓小平应该再次被清除——并且永远清除。康生利用毛泽东最深层的恐惧，警告他邓小平秘密地反对文化大革命，并且想把它当作一个历史错误而给予全盘否定。然而毛泽东暂时没有理会康生的劝告。
康生对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当邓在一九七八年再次掌权之后，他推翻了文化大革命所主张的一切事物。不过那时，毛泽东和康生都已去世。
康生是否可能至少有一次企图铤而走险地背叛毛泽东？根据胡耀邦的说法，康生竭尽全力控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行动，甚至从毛泽东的私人书房和周恩来的办公室的电话线路上窃取情报。胡耀邦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指责康生试图对他进行窃听，但是康生拚命否认这个指责。三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书房中找到了一些窃听装置。康生再次坚持，他不应对此负有责任。胡耀邦宣称，那时康生安排谋杀了三位根据他的命令安置窃听器的技术员。
周恩来和康生一样患了癌症，于一九七四年四月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根据胡耀邦的说法，他表示了一种宽慰：他现在可以随意地说话，而不用害怕康生或他的特务的窃听。胡耀邦引用周恩来告诉他的助手叶剑英元帅的话：“我不能再留在我的住所，我唯一能做的是躲进医院。至少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
胡耀邦的断言中有多少真实的东西难于知晓。到周恩来住院治疗的时候，康生已经病得不能参与任何日常事务，除了极为有限的政治活动。一九七一年他只公开露面过一次，一九七三年八月第十届党代会之前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但是，虽然胡耀邦对康生的指责可能产生于那个时候的谣传，胡所唤起对恐怖气氛的回忆在七〇年代初是足够真实的。即使是邓小平，这个要比易于动感情的胡耀邦更为冷静的人，也害怕在自己家里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在他放逐到江西省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邓小平害怕被人暗中监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开完会回家，在这次会议上他和妻子卓琳第一次听到林彪的流产政变，邓小平担心由于党的看守人在场而不能告诉他女儿毛毛这个消息。因此他的妻子把毛毛带进厨房，用一个手指在她的手掌中画了四个字：“林彪死了。”
康生过于虚弱，以致不再关心国家事务，他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公开宣传是个无神论者，却把他余下的精力献给了宗教。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常常会见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一九四九年以来，赵一直被当作统治者宗教宽容的一个象征。一九六四年康生在毛泽东面前讽刺赵朴初，但是当死亡日益临近之时，他转向这位年长的学者，从佛教的再生学说中寻求安慰。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六时零五分，正当北京又一个严冬来临的时候，康生的生命结束了。他最终不是死于他无数敌人中任何一人之手，而是死于可怕的疾病。康生死后两天，他的政治局同事聚集在一起对他表示最后的敬意。他的遗体安放在已经转变为人民文化官的清代小巧建筑中供公众瞻仰。一万五千名工人、农民、干部、掌生、解放军军官和外国使节出席了三天之后的追悼会。除了毛泽东之外，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在场——毛泽东早就不再参加各种丧礼；其中有年老而衰弱的朱德元帅，还有周恩来，他仍然在医院治疗。王洪文主持追悼仪式，从康生煽动的几次攻击中幸存下来的叶剑英元帅诵读预先准备好的悼词，赞美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然后康生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被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革命烈士和英雄纪念馆。
中国人对外国向康生去世致哀的处理，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与美国关系的距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签署发送一条电文，委托驻北京的美国联络处在吊唁名册上签字——如果外交部遵照正式的习惯邀请所有的使团这样做的话。不过，外交部忘记通知联络处，尽管它向其他所有的大使馆送去了书面通知。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含糊的，但是它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康生不是中美关系的倡导者。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对微妙的政治不甚熟悉，他们以更为宽宏的眼界邀请所有外交代表在吊唁名册上签字。美国代表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签名的。丹尼尔·帕特里克·穆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大使后来发电报汇报：“康生的照片挂在宽阔的红色布幕上，两边一动不动地站立在着低头默哀的中国使团成员，还有一些花圈，佩有写上中文字的缎带。”
康生活了七十七年之后去世了。但是他对中国及其人民的影响还不能说了结。
一位前国民党军统局高级官员沈醉，也提供了张春桥曾经是国民党特务的证据。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沈醉在上海与另一个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特务崔万秋很接近，他是个著名记者，专门反击共产党在城市文化圈内的影响。在崔万秋主持的社交活动中，沈醉遇到了江青和一个用“狄克”笔名的记者——英语名字Dick的汉语译音。沈醉知道狄克为崔万秋工作，但是直到张春桥和四人帮的其他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捕之后，他才知道狄克实际上就是张春桥。
沈醉自己也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从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他受到审讯和监禁。康生看到有关沈醉的问题的报告完全是可能的；根据事实推断，康生明白沈醉没有断定张春桥是国民党，并且在“时机成熟”前防范这个消息走漏——而不是在那个时候告发张春桥，像他本来应该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