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多么奇怪的一对：除了显示相同的疑病症之外，康生和林彪很少有共同之处，即使从六〇年代毛泽东与他同事们的相片上判断也是如此。康生是个文职官员，从未在军队里服过役，与红军只有脆弱的联系，他看上去完全像个笔直整齐的战士，站着几乎总是显得高高的，平肩——而林彪和其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却笨拙地站在一边，无法掩饰他们的大腹便便，这表明这些人是多么喜欢放纵他们的食欲。相片还显示，康生是中国统治集团中唯一接近熨斗的人。他的衣服干净俐落地熨烫过，他的裤腿摺痕线条分明笔直，而林彪可能会一连几天穿着他满是褶绉的制服。康生的全套服装以时髦的白衬衣和有标准高领的深蓝色毛泽东服为特征；而林彪的军服全部是单调的绿色。康生通常不戴帽子，向后削的高高前额，与展示的发型很相称；而林彪希望外人不要发现他那像撞球一样的秃头，不在头顶上戴上一顶不匀称的军帽，他从不会在公开场合露面。
文革时期毛泽东最接近的两位密友的个性完全不同。无论对遇见的人怀有什么感觉，康生都可以是位有礼貌的可爱伴侣，能够用一句话、一个眼神或一个手势使在场的人感到轻松自如。一九六九年十月一些外国共产党员来访，他们排列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京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一起拍照，康生骑士气概地把手臂环绕在一位年轻而穿着华丽的瑞典妇女腰际。按照那时候的中国风俗，他或许也会为她解开外套或在城楼上点上鸦片烟斗。而林彪在有其他人的场合会感到不舒服。他忧郁而冷淡——一位在延安会见过他的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把他描绘成“上层官员中最少人情味的人。”
林彪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红军初创时期加入红军。在二〇年代末共产党的许多起义中，他证明自己是位才华横溢的将领。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平型关战役中，他的一一五师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部队，林彪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打胜仗的共产党领袖。
一九三九年林彪身负重伤；据报导，军阀阎锝山的队伍错把他们当作日本巡逻队，结果他与他的卫队前往苏联治疗。复原之后，林彪留在苏联学习军事技术；据说他曾指挥一支苏联军队于一九三九年进入波兰。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林彪开始上升为共产党军队的上层官员。一九四六年国内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把林彪调到满洲，在那里他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一些美国装备的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林彪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司令，这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力之一。他领导他的队伍从满洲向南通过许多沿海省份，以篼对优势的胜利占领北京和天津，最终到达广州。
战胜国民党之后，林彪领导过的中国军队被派遣去援助北朝鲜共产党，对抗由美国支援的汉城政权。林彪指挥过的中国军队差不多冲破了美国的防线，并且几乎占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司令部。
然而，在中国最初的长驱直入被遏止之后，林彪宣称自己有病，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他返回北京，像病人一样度过了其后的五年——这个时期正巧与康生的隐退相吻合，据推测是由于神秘而无法诊断的疾病所致。
林彪甚至比康生更厉害，显示各种极端疑心症的症状。他害怕出汗，一开始排汗，他就会停止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他害怕阳光和风，他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室内度过，他的外表萎缩而苍白。他会几个小时沉浸在古代的中医典籍中，然后以最刻板的异乎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比如他拒绝洗澡，因为他害怕水可能损坏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也许林彪躲避水对他的体内确有好处，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体外他发出的气味使得与他的社交明显令人不快。
林彪也极其害怕可能损害他健康的过度活动，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大幅度地减少工作时间。他停止阅读官方文件，而依靠秘书为他作内容摘要。除了医学典籍和需要解释它们的辞典之外，他唯一阅读的书籍是中国军事英雄人物的传记。即使那时，他也要使自己不承担过多的风险，他指示助手为他阅读成堆的有关前代将领的书籍。对其健康的困扰、空虚以及为古代勇士的行为所吸引，林彪逐渐退人一个军事英雄人物的想象世界，这刺激了他获得荣誉的野心相欲望，同时又模糊了他对周围现实的感觉。
康生在间谍和特务的准军事世界中度过了许多年，但是他从未建立起与中共军队的密切联系。长征以及中共早期历史中创建军队的经历，给予许多文职官员与军事力量建立特殊关系的权力，当时康生正在莫斯科。在他返回中国之后，主管军事情报部达七年之久，但是这种参谋工作不允许他与军队有来往。在名义上，康生还是山东军区政委，但他是在北京医院里度过那段时间的。
不过，缺乏与军队的联系并没有阻止康生登上中共政治结构的顶层。毛泽东特地使军队服从于党；尽管被广泛引用的主席的格言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他的权威源于对党的全面控制，这是通过他朴实的超凡魅力、政治的敏锐和农民的智慧来建立的。
康生要比他大多数同事更早地察觉到，中国正处在剧变的边缘，从六〇年代初开始他与高级军官形成各种关系。中国历史告诉他，在动乱的年代，军队与秘密警察一样易于在损害文职官僚的情况下扩张权力。自从三〇年代末以来，康生一直利用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以改变他的命运，他自然在聚集于主席周围的将领中寻找盟友。
文化大革命前夕，人民解放军中毛泽东最重要的盟友是林彪。尽管他十分古怪，但是他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已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任；反过来，林彪促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把革命精神置于火力装备和物质资源之上。林彪并非是简单地宣传毛泽东的理想；一九六五年，他已经开始攻击人民解放军中批评毛泽东的人——抨击许多与康生在文官一选所选择的类似人物。林彪的第一个著名的受害者是军队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遭林彪清洗。
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和林彪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一九三七年康生到达延安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即使在林彪离开战场之后，他们之间的接触也是有限的。
但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当康生反对彭真的斗争达到高潮时，康生和林彪发现他们站在同一边，在发动文革的漫长而痛苦的政治会议上，林彪发表了有关军事政变的重要演讲。回顾最近在迦纳、印尼和亚非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之后，他宣称在中国“你们也可以嗅到一些味道，火药味道。”听到元帅的说法——这是林彪和他自己一样反对正统领导人的证据，康生开始讨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
康生和林彪不久便联合起来共同指控贺龙元帅，贺是一位实力派人物，且是林彪控制军队的潜在障碍。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湖南，十六岁时杀死了一个政府官员，他逃到山里，当上一群土匪的头目。后来他得到赦免，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事业共命运，而且为国民党招募军队。贺龙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乎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的所有军事活动。长征时他在党内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与日本和国民党的战争中，担任战地指挥而获得声誉。一位留着修剪过的小胡子、英勇而精神抖擞的人——除了康生爱炫耀胡子之外，中国共产党上层投有任何人留胡子——贺龙在一九五五年与林彪同时晋升为元帅。整个五〇年代，贺龙在式装力量中拥有显著影响；到六〇年代初，他已经成为（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军事委员会的执行首脑，并且监督整个军事系统。
一旦明白林彪准备搬掉贺龙，康生把一系列完全无辜的行动曲解为如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警告的政变阴谋。康生宣称，三个月前——一九六六年二月——贺龙和彭真密谋策划推翻毛泽东，私下计划改组北京的民兵组织。他利用一大堆只有部分真实性的欺人报导和巧合的偶然证据，污蔑贺龙元帅是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领导者。康生抓住贺龙把手枪放在枕头下睡觉的习惯（战争年代留下的），以及贺龙鼓励体委把打靶作为体育的训练的倡议，一口断定贺龙阴谋夺取政权。和往常一样，康生仔细审查受害者的历史；他指控贺龙背叛中国共产党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四年八月，那时国民党使者熊贡卿与贺龙在栩西根据地接触，试图说服贺龙改变立场。康生认为贺龙出卖共产党，但这种说法完全是簸倒是非——听到熊贡卿的话之后，贺龙把他当作间谍处决了。不过康生引用这个事件作为贺龙与国民党私下接触的证据。
康生反对贺龙的主要同谋者之一是林彪的第二任妻子叶群。与刘新民在三〇年代短暂而不成功的婚姻之后；林彪重新结婚，他做出了一个幸运的选择：他拥有了一位对阴谋有鉴别力、并在党内有多年经验的无耻女人。自从她在三〇年代末到达延安以来，她一直是个研究助理，并且以她的方式逐步成为管理中央研究院的党委会秘书。林彪隐居时叶群担当起代理人的角色，为江青和其他文革文职领导人传递信息，从不错过任何促进其家族事业的机会。
叶群长期来对贺龙的妻予薛明怀恨在心。早在一九四三年，薛明在延安指责叶群是国民党间谍；叶群急需报仇。她帮助康生在武装力量中寻找可以支持反对贺龙的证据。在康生的监督下，一个专案组开始调查这位老帅的“罪行”，并且把他逮捕。康生以拘留贺龙为借口，特地对他进行了巧妙的虐待。贺龙长期患有糖尿病，因此康生把贺龙拘留在医院而不是监狱，显然是个宽宏大量的步骤。但是在康生的“照顾”下，拒绝给予贺龙无糖食物——这就使不必要的调查有了结果。没有适当的饮食和医疗，贺龙陷入昏迷，死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于是，康生除去了一位忠于共产党的战士，既无需死亡证明，又无需使自己因处决一位战场上的传奇英雄而出丑。
康生和林彪还联合起来清除了文化部长陆定一。在一九六〇年与一九六六年之间，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了二十三封匿名信，称叶群曾是王实味的情人；王实味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一九四七年做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处决。林彪不得不签署一个声明，叶群结婚时是个处女，但是严慰冰的指责使林彪和他的妻子渴望报仇。在康生和林彪的指示下，公安官员于一九六六年逮捕了陆定一，把他关进监狱，对他严刑拷打，试图迫他坦白利用妻子攻击林彪。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严慰冰不得不假装患了精神病。
康生和林彪具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但是他们从未成为亲密的朋友。对于沉默寡言的林彪来说，康生过于苛刻和机敏；而叶群是个谨慎的女人，从延安时期以来，她一直不信任康生，她在那里看到他的手段是多么残酷无情。六〇年代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林彪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和叶群并不喜欢康生，尽管他们并不确忉知道为什么。
林彪及其核心集团确实独立于康生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虽然林彪在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亲密的战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林彪仍然是个局外人。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几个领导人住在中南海；康生、江青和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主要居住在钓鱼台。但是林彪选择在毛家湾安置他的家，这是在北京西区一幢有围墙的宽敞建筑，从其他领导人那里驱车至少二十分钟。
除了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和女儿林豆豆之外，毛家湾的居民包括林彪的工作人员有二十多人，其中有两个医生、两个私人警卫和六个秘书。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着每个入口，使其他中共领导人不敢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意访问。由于注重林彪的特殊地位（更不用说他确实的孤立）．北京的政府和党的官员开始把林彪称作“毛家湾”，正如美国人把总统和他的顾问班子称作“白宫”一样。
林彪是中国的最高将领，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人民解放军那样庞大而四处延伸的军事机器。当红卫兵横行于大陆，破坏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时，地方军队的首领开始对周围日益增长的混乱作出反映，这显示了林彪的权威也是有限度的。
最有说服力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华中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红卫兵与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稳定的工人团体发生冲突。地方军队的指挥员陈再道将军恐怕形势失去控翩，选择了不理会来自首都的指示，动用军队镇压红卫兵。
康生和他的激进派同事被陈再道抵抗红卫兵的行为所震惊。为了强迫他谐调一致并且使他的反抗不扩散，他们派遣宣传干特王力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到武汉去。然而在王力和谢富治到达后不久，由地方军队支持的工人组织抓住了这两位使者，把他们推上大卡车在市区游街。王力在混乱的人群中遭到毒打，并且折断了腿。
陈再道的反抗被称作。武汉事件”，它威胁刊中国的分裂。北京的领导人紧密地团结起来，康生、林彪和其他激进派，以及周恩来和稳健派都想结束这场叛乱。忠于林彪的军队空投劐武汉，以保卫机场和其他关键设麓，之后，周恩来飞劲这个城市以抚慰陈再道。这花费了他几天时间，但是周恩来最后以国家的完整危在旦夕说服了陈再道。在他的副手钟汉华和其他几个官员的陪同下，陈再道和总理一起飞往北京。陈再道的屈服警告了其他地区指挥员不要夺取地方权力和公开对抗中央政府。
康生从流产的武汉叛乱中获得好处，借以根除反对文革的高级军官。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夜晓，在陈再道到达北京二十四小时左右，康生在京西宾馆组织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红卫兵审讯和威胁陈再道、钟汉华和其他三位参与兵变的将领。几个穿着便衣的安全人员混人会场，康生指使他们对陈再道和他的同事拳打脚禺，暴行几乎持续了整个夜晚。红卫兵在第二天还要继续下去，但是一支解放军部队迅速面神秘地把陈再道和他的同伴带走，藏在一架电梯中，最终把他们护送剜另一个更为安全的地点。
陈再道的逃跑不太引起康生和激进派的关注，他们主要打算利用武汉叛乱来公开反对像胨再道和其他军队“反革命分子”的车官。在康生的监督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的新闻公报都准备了措辞强烈的文章。康生的助手关锋写了许多文章，但是康生亲自审查，并且插入“坚决教出军内一小报走资苏”的口号。以防止武汉事件重新出现为借口，各种报导号召打击“像陈再道那样的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反林彪的阴谋革命分子”。这种口号指示红卫兵要抵制任何反对林彪和设法保卫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解放军指挥员。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重整旗鼓，显示他们的力量以威胁军队中的竞争者。上百万红卫兵和士兵游行通过广场，向全国送出一个消．恩，中央领导人充分支持激进派。由于毛泽东暂时去华南旅仃，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林彪。在游行结束的时候，林彪坐电梯来到城楼下。康生和江青立刻招呼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到一边；他们告诉蒯大富，毛泽东本人同意支持红卫兵集会，而且赞成“揪出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派”的口号。康生和江青命令蒯大富转告首都其他红卫兵组织主席评论的要点，因此他们可以把红卫兵扩展到全国。
康生和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说的话几乎立刻产生了影响。到八月初，遍及全国的红卫兵开始对抗军队——在有些地方，他们包围军队司令部；在有些地方攻击军官，把他们称作“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有些地方，为了与军队和其他红卫兵派别斗争，他们打开人民解放军的弹药库盗窃武器。
然而这一次康生失算了。冒犯人民解放军的宣传闯人了禁区，激怒了许多将领。老帅们在“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失败了，不再由他们支配常规式装的人员，但是康生在文章中批判的地区指挥员确实控制着强有力的军队。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回到北京，不久他认为，重复由大跃进引起的破坏会危及整个统治。听了红卫兵冲击军队的报告之后，毛泽东阅读了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康生的文章，它们赞同反对“军内走资派”的运动。毛泽东以他清楚明白的手迹在文章复本的边缘写上“毒草”两个字。
毛泽东拒绝对“揪出军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承担责任，这使康生和他的盟友大吃一惊。面对毛泽东的反对，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放弃运动，并且寻求某种方式以掩盖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对康生来说是幸运的，在一九六六年疯狂的夏季和秋季之后，他已经回复使用代理人和特务的一贯手法，以隐藏他的活动的真正本质。他策埘的对“陈再道那样的人”和“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只有同伙中受到严格挑选的人才知道。他可以否认大部分反军队宣传的责任，他相信很少有人能够反驳他。
康生、江青、陈伯达与林彪协商之后，他们决定谴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宣传机构。康生记得王力、关锋、戚本禹——一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建立“五一六兵团”来对付周恩来和进一步破坏军队。康生提议，五一六组织可以当作代罪羔羊。
江青和康生在八月中旬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它现在已经正式取代政治局。文革小组领导人指示戚本禹也来参加；他正在忙于搜集有关周恩来的罪行材料。与激进派领导人的大多数聚会不同——那些聚会是逗弄和取笑夹杂在讨论中——这次会议有一种克制的气氛。当所有与会者到达时，江青把一袋资料递给康生。康生宣布，一场促使军队混乱的运功和五一六兵团的组成已经产生了“问题”。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在这次会议之前决定，这些人要对“错误”负责，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自我检查”期间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当三个受害者知道他们的命运时，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呆呆地看着。最感到吃惊的是王力和关锋，将近二十年他们一直把康生当作自己的保护人；中国人的习惯要求康生终生支持他的门徒；但是在他们可以开口自我辩护之前，公安官员进入房间，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走了。他们被关在秦城监狱达二十一年之久，直到一九八八年才被释放。
一九六七年九月，顽强的省军区指挥员继续取缔红卫兵。康生知道他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决定进一步撤退，甚至以更为戏剧性的语言表示他的清白无辜。他强调他破获了一个阴谋家网络，命令逮捕《红旗》杂志副主编林杰和《光明日报》主编穆欣，他们俩是王力和关锋的同伙。康生指控他们四人组成一个阴谋小集团。任何对康生有所保留的省军区将领现在重又确信他决心消弭军队的反对声浪。
康生有理由害怕出卖长期的同伙王力和关锋会激怒他们的朋友。他尤其猜疑李广文，中央党校康生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和红卫兵主要派别的领袖，一九六六年末被拨擢为文化革命小组负责宣传的王力的副手。为了抢在宣传机构和党校中他下属的任何阴谋之前采取行动，康生在九月底召见了他们。他告诉他们有关倒台的同志的“罪行”，然后演出了一场最为离奇的闹剧。他指责李广文背着他为文革小组募集宣传人员；为了除去李广文，康生宣市李广文将返回中央党校。于是，康生突然发了一顿脾气，一边摔东西一边诅咒，他一手插着腰，一手指着李广文，像疯子那样歇斯底里：“你是什么人！你是叛逆，居然敢这样放肆！”李广文只能吃惊地盯着康生，他从志趣相投的意识形态专家一下子变为恶语咒骂的审讯者。
后来，李广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申明自己无罪，并且诉说了康生对王力和关锋的出卖。六天过去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李广文开始寻求其他方式以揭露康生的欺诈。大约两个星期后的十月八日一早，李广文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贴出他个人签名的大字报，号召打倒“大野心家、阴谋家和刽子手康生”。武葆华对大字报十分警觉，他已经接替李广文成为中央党校红卫兵的头目；康生命令武葆华立刻撕掉大字报，以阻止李广文的指责扩散到校园之外。康生还让武葆华逮捕李广文，红卫兵抓住李广文，揪住他的头发去参加批斗会，激进的学生把他打得头破血流。
反对康生的大字报在几周内继续出现，但是康生现在已经控制了局势；康生把他们当作王力和关锋的追随者以及他过去在延安所揭发的“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的后裔”，予以免职。即使面对所有的敌人，康生也知道他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他们的连续进攻会威胁他的地位。没有幕后的支持，这种运动很快就会消声匿迹。
在康生对李广文发怒的过程中，在场的许多干部开始呼喊支持康生。然而有一个人仍然保持沉默：中央党校的一位司机姜自臣。康生转向他，指责他为贾政工作。贾政是失宠的党校前副校长。这位普通的司机答道，他曾写信揭露贾政思想上的问题：康生坚持要姜自臣说明自己如何送信给中央领导同志。萋自臣答遭，他是委托马列研究院的王某某转的信。康生冷笑一声，宣称王某某是个特务。他要求姜自臣解释他与这个特务的关系。但是姜自臣除了驾驶汽车之外没有更大的野心，他不会被吓倒。康生这一次发现他惯用的虚伪指责是无效的，他放弃要求，偷偷地退出会议。但是不久他进行了报复。在康生的指示下，这位无礼的司机受到留党察看八年的处分——命运改变了姜自臣的日常生活，他要为生存而斗争。
武汉事件显示了林彪影响的局限，但是这位患有疑病症的秃顶元帅绝非是一股失去效能的力量。其他任何将领的权力都没有林彪大，因此康生继续向林彪和毛家湾军官集团的盟友靠拢。武汉事件之后，康生帮助林彪清除那些阻碍他在首都的权力的将领，并且获得对驻扎在北京的军队的更有力控制。康生对林彪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第九属党代会上，他帮助林彪正式确立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
第九届党代会早就该召开，党章规定，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但是上一届党代会是在十一年前召开的。六〇年代初的灾难使领导阶层对召开新的党代会失去信心；文化大革命使党代会进一步拖延。然而到了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的召开显然是为了恢复稳定，并且使激进派新获得的地位合法化。
中央委员会已经认可清除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全会需要发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无政府主义的终结和神化那些以胜利者身份出现的干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会议接受了一个修订得大力精简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由它来选出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第九届党代会的关键角色之一康生，负责起草有关国家状况的冗长政治报告，这份报告由林彪提交给千余名代表。原来是指定陈伯达来选写这篇林彪演说的，但是他到三月中旬还没有任何进展，因此康生就接了手。毛泽东对草稿作了大量修改，但是康生仍然能够陶醉于对其作品审核的赞美中。
康生还帮助准备新党章，他利用它来促进毛泽东和林彪的利益。康生大力推进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是从一九五八年八届二中会议审议的章程中搬过来的。他还连续几年进行游说，促使林彪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继承者，来博得这位元帅的欢心。康生宣称：“许多同志建议，第九届党代会应该热情促进林彪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党代会即将召开之前，林彪虚伪地提议从新党章中删去涉及他的部分。谄媚的康生立刻表示反对：“林彪同志非常谦虚。他要求我们删去党章中涉及他的部分。我们的意见是这个部分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整个社会所公认的。”
康生介绍说，新党章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空前辉煌的文件。他宣称：“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九年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是非常冗长的，一九一九年的党章……是如此冗长而繁琐，以致人们无法记住它。”他的发言好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完全超越了恩格斯和列宁：一九一九年的党章“可能受到思格斯《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ammunism）的影响……它充满了琐碎的细节，甚至谈到住房问题。”康生毫不犹豫地批评恩格斯这位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
康生还帮助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在一个小组挑选新的政治局成员。着眼于林彪的利益，康生协助林彪的妻子进入政治局。提升叶群是个棘手的任务；在党代会召开之前的数周内，毛泽东曾暗示，他怀疑指定江青或叶群进入政治局是明智的。毛泽东并没有打算破坏江青的公职；但是领导人的妻子在党的高级会议吵吵闹闹的景况使他不舒服。
康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显然并不打算反对毛泽东，但是他看到支持江青和叶群为政治局成员的好处：两个女人可以施加很大的影响，康生相信她们会对他投挑报李。有林彪在工作小组的代表黄永胜的支持，康生可以为所欲为：两个女人都列入提交给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成员的名单上。
在他协助创建新的政治局时，康生并没有忽略自己的未来。毛泽东当然还是毛主席，林彪是副主席，但是与他们一起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只有其他三个人：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自己。现在这是正式的：康生成为大陆五个最高领导人中的一个。
党代会之后，康生继续讨好林彪。他命令中央党校的研究员准备“突出林彪”的文章，并且建议出版一个与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相同的林彪语录。康生还故意在公开场合赞扬林彪，他说：“长期以来林彪同志和毛主席一起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是毛主席的最好学生。他是我们党内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谁还能要求更多的东西？毛泽东和林彪都对康生的态度无法挑剔。
对林彪来说这是不幸的，国际上的发展开始干扰中国政治，而对外政策并不是林彪所擅长的。文革开始的同时是印尼政变和越南战争的爆发，但是中国领导人过于专注于国内问题，以致没有注意将近三年来的外部世界。然后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军队在乌苏里江的狭长江河滩上发生冲突，那只是两国之间的边界。在严寒地带——中国人称之为珍宝岛，苏联人称之为达曼斯基岛——发生的战火震动了北京的领导人，他们明白，国家面临与强大的临国进行战争的可能性。中国首都都争论的政策忽然集中到如何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作出反应。康生和毛泽东不久就觉察到，林彪缺乏接替主席的气质，他仍然独立于对外政策之外。
林彪忽视外交事务的一个方面是他不愿意接待来访的代表团。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国最亲密的盟国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贝契尔·巴卢库（Bgeir Balluku）访问北京。那时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才两个月，所以阿尔巴尼亚人热衷于支撑他们的国际地位。林彪试图避免会见急切的阿尔巴尼亚同志，他以身体欠佳作为理由。巴卢库最后提议，他和林彪至少应该在一起拍张照。这个折衷办法令林彪无法拒绝；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安排了一次拍照的机会。巴卢库在一群摄影师面前热烈地拥抱林彪，但是闲聊了不到五分钟之后，林彪说了声：“请原谅，”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房间，他对他的一位秘书说：“我无法忍受接触西方人！”
一九七〇年，他在几次正式场合显得笨手笨脚，舆论也表示，“毛家湾”的人对外交政策不感兴趣可能会产生问题。那年五月，毛泽东选择林彪来宣读一份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声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似乎立刻有几分迷糊不清。他啷嚷着：“我要谈谈越南，谈谈北越和南越，半个越南。”明白这样很愚蠢，林彪止住他即席的混乱语言，改成宣读为他准备的主席声明的文本。他设法完成了这次演说，只出现了一个产生歧义的错误，他把“巴勒斯坦”念作“巴基斯坦”。这个事故听起来可能并不重要，但是中国统治者绝不会忽视这种失言。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年对林彪来说是幸运的。他幸免于武汉事件；在第九届党代会上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遍及中国的各处工厂、火车站、学校、医院、政府和军事设施，他的照片挂在毛泽东的照片旁边。然而，当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庐山召开时，所有这一切都开始得到澄清。庐山是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和林彪的前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摊牌的地方。
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的议事日程中主要的议题是，是否需要一部国家宪法。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宪法是在五〇年代颁布的，它所表达的东西与六〇年代的混乱毫不相干。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上批准了新的党章，一部新的国家宪法一旦被人民代表大会所接受，就可以使文革创建的政治结构定形。但是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党必须决定是否需要一部国家宪法。
在中央委员会开会前的几个月，林彪和叶群把宪法问题当作推进林彪地位的一次机会。一个附带的问题是，是否保留国家主席的职位，一九六六年清洗刘少奇以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林彪进行强有力的潜说活动，赞成保留这个职位。他建议应该由毛泽东来填补它，但是他的真实动机是希望自己成为国家主席。毛泽东并不太想当；一九五九年之前毛一直拥有国家主席的头衔，他已经没有兴趣重复这个经验。毛泽东并没有像林彪所期望的那样提议林彪担任国家元首。而是宣称，中国最好不设国家主席。
在庐山进行的另一个争论是“天才论”，一种强调特殊才能的个人作用的历史观。林彪和他的支持者要在新宪法中插入一些涉及这个概念的内容——表面上是赞美毛泽东，而实际上是使人们注意林彪，它暗示林彪自己就是个天才，他的地位要高于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除了主席之外。
康生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协助下起草新宪法，他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反对林彪的计划。中央委员会在庐山集会前几周，有关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争论似乎消声匿迹；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将开会三天，审批宪法草案，然后在宣布全党团结的可喜状态中休会。
然而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将军集团固执地加紧努力，要使中央委员会审批天才论，并且把国家主席的职位写入新宪法。周恩来在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时，简要叙述了以后几天的议事日程。然后康生发言，介绍新宪法草案。但是林彪不顾一致通过的议事顺序，站起来并且提交一份赞扬毛泽东和天才论及保留国家主席职位的厚厚发言稿。
林彪的违反礼仪完全使康生乱了手脚。他要求陈伯达下一个发言，但是陈伯达拒绝了，康生除了继续进行下去外别无选择。他临时准备了一篇孑盾的话，引用了一些林彪的话，但是小心地避免赞成他。
向毛泽东所确定的议程挑战，林彪和他那无组织的追随者不得不进一步斗争，并且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接受他们的建议。林彪的人都是将军和政治委员，他们不知道如何制作中央委员会会议所需要的书面材料，因此许多负担就落到了陈伯达身上。陈伯达是依靠毛泽东才晋升到高级职位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他开始倒向林彪。不过他最近感觉到，由于离开了曾是他盟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的权威，他正遭到遗弃。确实，陈伯达还在对康生夺走他起草林彪在一九六九年第九届党代会上的报告的工作面生气。甚至在此之前，康生把王力和关锋当作反“军内一小撮”运动的代罪羔羊，这也使陈伯达开始担忧他自己的命运。
陈伯达的起居安排也反映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中老盟友的疏远。他从钓鱼台搬到北京西部米粮库胡同的一个大院，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分离开来。同时，陈伯达试探林彪的反应，不久前，陈伯达与他的福建老乡叶群经常打电话联系，他也开始向林彪和叶群赠送书法作品和其他礼物，他们把这些艺术品悬挂在卧室。不过，考虑到与林彪的接触过于明显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陈伯达很少访问毛家湾。如果他要去，也会让他的司机绕圈子甩掉后面的尾巴。
到一九七〇年，陈伯达已经成为林彪集团的正式成员，向他们提供林彪军人朋友明显缺乏的起草和研究的技巧。但是对于更精明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来说，陈伯达的装备太差。陈怕达是个给人威严错觉的粗心教授，而不是宫廷阴谋的大师——他从来不具备身为毛泽东的捉刀人所应拥有的才能。更糟的是，陈伯达浓厚的福建口音使许多人听不懂他的话，迫使他在大型会议上依靠翻译。他无法符合在家乡省份之外做一个公共发言人的要求也许无关紧要，如果他的头脑更为清醒的话。但是一位在五〇和六〇年代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翻译了一些陈迫达的作品，他这样表述，“他的头脑完全是个灾难。他写的每句话似乎都有错误或者不合逻辑。”陈伯达精神上的缺点对康生来说并不是秘密，康生在玩智力游戏方面要比陈伯达略胜一筹。有一次陈伯达评论大部头的《康熙字典》——十七世纪四万多汉字的汇编——没有包括红卫兵的词语“揪”字和“砸”字，康生立刻把它们翻出来，证明他是错的。
陈伯达的弱点是明显的，而他却忽然恣意地投入推销林彪的想法。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在每个小组中，林彪的代表都发言赞扬元帅对天才论和保留国家主席的支持。陈伯达的发言是最直截了当的，表明他是林彪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毛泽东决定阻止有系统地推进林彪的议事日程，他因此在第二天召开政治局党委会议。毛泽东告诉他的四位同事，中央委员会应该休会，对林彪发言的讨论应该停止，陈伯达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危险地偏离一年半以前在第九届党代会上所建立的团结精神。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准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到会议结束，林彪和陈伯达都知道他们失败了。
康生和周恩来迅速行劝来巩固他们的胜利。他们迫使林彪的将领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对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小组会上的发言作自我批评。完全支持林彪的陈伯达没有如此轻松地逃脱处分：他被撵出政治局常委，并且被迫在中央委员会作自我批评。为了保证陈伯达能充分地陈述他的罪行，周恩来和康生同意，康生应该起草有关陈伯达行为的发言，而周恩来本人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宣读它，因此，陈伯达不可能利用他无法理解的口音来掩饰其窘迫。在中央委员会闭幕式之后，陈伯达来到周恩来跟前表示感谢，周恩来正在与康生谈话。
周恩来接受陈伯达的谢意，并且提议他也要感谢康生起草发了言稿。在陈伯达说起其他事情之前，康生无礼地评论道，“不要怕鬼！”——他的意思是陈伯达不应该为在其他干部面前亮相而感到不安。
回到北京的最初几周，陈伯达把时间用于阅读和长距离的散步。但是到了九月末，当局指示他不要再在公共场合散步，以免外国人看到他，那将是“不适宜的。”从那时起，他被软禁起来。
虽然受到庐山事件的大震动，但是林彪和叶群感到安慰的是，陈伯达成为他们迂回绕过毛泽东的笨拙企图的承担者。回到毛家湾，他们立刻从卧室的墙上除去所有陈伯达送给他们的书法作品。
林彪和叶群把陈伯达的跌倒看作是减少进一步麻烦的缓冲。但是康生把它当作推进另一步骤的手段。尽管他无耻地奉承和利用林彪，但是康生从不会失去谁拥有权力的感觉；只有当林彪是毛泽东的谄媚门徒时，康生才会急于协助这位元帅改善他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出现一点分岐的时候，康生就会毫不犹豫。在庐山会议的讨论中，他一直对设国家主帘和天才论持批评态度——他也煞费苦心地向处于支配地位的同伙做出暗示。康生得到的回报是被晋升为中共统治集团中的第四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他还从陈伯达那里接手了党的整个宣传机器，扩大了他已经控制的国际联络部，安全系统和组织中的基础。
康生的飞黄腾达，最终接替毛泽东本人而达到权力的顶峰可能是他的另一步骤。不过，正当康生的未来似乎不可能限量的时候，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他得了重病：根据诊断，他的腹部生了一个恶性肿瘤。康生继续行使权力，从家里向外施加影响——为江青和其他人起草文件，向他监督之下的部门发布指示——但是他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他以前所具有的生命力了。
康生的病情使他无法参加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集合，也使他不能目睹林彪另一次的表演，这次表演给林彪时代划上了句号。从人民共和国的早年起，高级领导人向来习惯在正式场合按向上的顺序安排位置，毛泽东总是最后一个出现。但是当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毛泽东的汽车在天安门城楼停下的时候，他发现林彪还没有到。林彪在几分钟后出现了，他解释说：“我在出汗，所以我迟到了。”主席对林彪的失礼吃了一惊，他答道：“谁不出汗！”为了戏剧性的效果，他在每个字中间都作了停顿。两位最高领袖一起乘电梯来到检阅台；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以雷鸣般的欢呼向他们致敬。毛泽东安下心来欣赏着人们的活动，但是林彪在五分钟内兢起身离去了，他向在场的一些领导人说他担心自己的健康，却没有向毛泽东作任何解释。九个星期之后，康生开始疏远这位愚蠢的元帅；七月六日，他要曹轶欧给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打电话，指示他们销毁每一本《林彪选集》。
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拜占庭方式中，林彪有麻烦的暗示，对于《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感觉灵敏的读者来说是有用的。七月和八月，两份书报都发表了一张由江青（业余摄影师，其他事情也一样）拍摄的林彪照片。照片的构图是平常的：林彪坐着，全神贯注地阅读毛泽东著作。不过有一样东西是特别醒目的，林彪没戴“帽子”。这位将要成为帝王的人没有冠冕……也没有头发！对林彪来说，他曾竭尽全力地隐蔽他的秃顶，这张照片的发表显示了一种痛苦的窘迫。
林彪知道，除了孤注一掷，现在任何行动都救不了他。在他的儿子林立果一一一他是空军部队的头领——和其他几个将领的协助下，林彪开始拟订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早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就开始把他所创建的私人特务机构“联合舰队”扩展为在上海、南京、广州和其他几个城市都有秘密据点的组织。与一些专门来自军队的阴谋家合作，林立果策划了一个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的阴谋，这些数字与汉语“武装起议”谐音。
毛泽东不久得到情报，林彪试图组成联盟来反对他，这使他警铃大作。八月十四日，主席动身到华南。他访问了一些城市——长沙斌汉、广州和杭州——每次停留，他都询问地方人民解放军指挥员，如果北京发生改交，他们将持何种态度。林彪从他的军队同志们那里得到毛泽东活动的情报，因此他明白，主席在猜测他忙些什么，而且可能正在讨论对策。对林彪来说，时间正在流逝。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林彪下令暗杀毛主席。在美国轰炸机轰炸北越之后，阴谋者便给毛泽东起了代号“B-52”。林立果及其特工计划从空中轰炸接近上梅的主席专用列车，以地面发射的火箭和喷火器攻击和摧毁列车。作为对成功的最终保证。林彪已经指示一位毛泽东认识并且信任的军官王维国登上主席在上海的列车，用手枪击毙他。然后林彪将把毛泽东死亡的责任推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的职责包括上海），并且宣称由他本人领导北京的紧急政府。
在阴谋者准备行动之前，毛泽东的专列于九月十日安全到达上海。毛泽东留在他的专列中，会见了许多来访者，其中包括许世友。主席问许世友，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他会做什么，许世友简洁地答道：“率领我的部队北上，重新占领首都！”指定的行刺者王维国来到车站，但是被留在候车室，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列车在九月十一日晚上离去。王维国立刻向北京林立果的司令部报告毛泽东已启程，但是原因至今不清楚，林彪的人没有任何调动去攻击列车。毛泽东在第二天黄昏到达北京郊区。首都地区有他的长期警卫领导的八三四一部队，这使暗杀的企图完全不可能实现。
林彪已经撤到比较安全的北戴河，他在那里等待毛泽东被暗杀的消息。万一阴谋失败，林彪计划飞往广州，那里有他的盟友、军区司令员丁盛；一旦到达广州，林彪将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尝试与外国建立美系，并且开始与北京的权力机构谈判。林彪和他的盟友原计划在九月十三日奔赴广州，但是这个计划也遭到失败。周恩来得到消息，林彪一家正在准备不寻常的事情。周恩来开始询问一架飞往山海关的运输机，山海关离北戴河约二十英里，那里的机场离林彪常去的别墅最近。显然，北戴河保卫处也接到林彪第二天早晨计划飞往广州的报告。随着敌人从周围向他们接近，林彪和叶群断定，在没有意外因素的情况下，广州兵变已不再可能。于是，他们决定飞往苏联。
由儿子、一名警卫、一个空军将领、一个助手和一个三人机组（包括飞行员潘景寅）陪同，他们在九月十二日夜晚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林彪一伙仓惶逃窜，在起飞时，这架三具引擎、可乘坐百余位旅客的三叉戟飞机的起落架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飞机强行起飞，但是油料不足——林彪到达之前，在警察的紧紧追击下，没有时间给飞机加油。油箱几乎是空的，潘景寅只是希望黎明前在离首都乌兰巴托约二百英里的蒙古肯特省的草原上紧急着陆。在飞机降落之前的最后一刻，所以乘客都脱去了鞋子、手表和任何可能伤害他们的金属物件。但是潘景寅驾驶的飞机速度太快——在它着陆时，右翼撞到了地面，机身开始断裂，右翼的油箱突然炸开，剩下的汽油燃烧起来。机上的九个人立刻死去，部分被撞死，部分被烧死。
飞机坠毁的消息一天以后到达在北京的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那里。姬鹏飞向在场的几个人禀报：“他们都死于飞机失事。多么奇妙的结局！”周恩来把林彪的消息限制在领导官员的很小范围内，包括康生，他是在同一天得知林彪死去的情况的。他直刻让曹轶欧给中央党校的领导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并且向他们保证，“康生憎恨林彪。”
有关康生卷入林彪阴谋的某些谣传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不过，康生追随林彪及其志同道合的贪婪将领是不争的事实，康、林两人政治上的亲密显然在林彪试图夺权的这段时间内是令人困窘的。毛泽东以前热情地接受林彪，这减少了康生过去与林彪联系的危险，但是康生不再有机会歪曲他与林彪的关系以及强调他总是不信任和看不起林彪。在可怕的疾病的打击之下，面对他自己必死的想法，康生仍然只对一个人保持真实：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