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造反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和其他激进派步步高升。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已经成功地打倒十分牢固的官僚机构，自从大跃进失败以来，这个官僚机构一直管理着中国。彭真已被清除；邓小平已遭软禁；刘少奇实际上已是中南海中的一名囚犯；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数百位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初，反对共产党权力机构的造反扩展到上海，那里的红卫兵在康生朋友张春桥的领导下掌握了权力，这次暴动被称之为“一月风暴”。数星期内，红卫兵开始控制其他省份的中心城市，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
无政府主义的洪流为康生创造了一系列诱人的可能性。走错一步就可以把任何人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包括他自己，但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各种界限的干部就能自由地提升自己。尤其是康生，他把阴谋家和政治暗斗家的高超技术同他与毛泽东的联系结合起来，共产党旧秩序的崩溃反而提供了他丰富的机会。
康生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包括张子石，他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康生帮助张子石成为山东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张子石在父亲调到北京之后，在山东继续住了段长时间。康生与张子石的重逢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青岛的一位激进派官员王效禹派张子石到北京；王效禹在四〇年代未曾为在山东的康生工作。张子石的使命是探测北京的统治者对省内混乱的容忍程度。
康生与他儿子之间的会面是不自然的——他们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见面了——康生保持着一种差不多是儒家的得体气度。一月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非常正式的场合，康生接见了张子石，出席的还有王力、关锋和其他几位康生的老朋友。康生坐在一张带有套子的沙发上，告诉张子石那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重要意义。“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康生宣称，“但是不要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整顿干部的运动。所有的干部都需要改过自新，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是说希望触及灵魂吗？我们能不能触及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这么干净？”
透过冷酷的观察，没有任何灵魂是如此纯洁，以致不需要净化——这明显地关系到他儿子——康生示意要张子石起身反抗省当局。康生对他儿子说：“告诉王效禹立刻抓权，不要只想抓青岛的权。要考虑抓整个山东的权。”张子石返回山东后不久，文化大革命遍及全省，他们推翻了共产党的权力机构，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激进政权。王效禹以省的首领芽份出现，但张子石是幕后的权力人物，因为他与康生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全中国的公共秩序被破坏了。对红卫兵的抵制是零星且无效的；数千名国家和地方干部被卷入无休止的自我批判会，被软禁在家或遭囚禁。当残暴行为日益普遍，红卫兵的野蛮开始与其唱高调的激进主义花言巧语不相符合时，反抗增强了。地方首长和党的书记试图阻止许多地区陷入公众的混乱，但效果非常有限。
一九六七年一月，红卫兵对上海老干部的暴行引起了北京首次协力抵抗，一些上层行政官员和军人设法废止激进派在第一线的活动。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在共产党造反的四十年中可说传奇性十足：陈毅元帅，他也是外交部长；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叶剑英元帅；李富春副总理；谭震林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这些党的忠臣受到保护，部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荣光，部分是由于他们与主席的长期联系，他们最初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展的群众动员计划的重复。但是，当上海的红卫兵冲击党的总部，并且殴打共产党地方干部时，陈毅和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他们正在目睹某些前所未有的事情。共产党的政权似乎正在他们眼前消失，这使陈毅派的成员感到忧郁，一九六七年二月，他们在北京碰头，勇敢地面对激进派。会议在怀仁堂举行，由周恩来主持，怀仁堂是中南海中的清代楼阁建筑之一。毛泽东没有出席，但是大多数重要的激进派都参加了，包括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和康生。
有关上海老干部受难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陈毅和他的盟友对此极为愤怒。会议桌上放着茶杯和烟灰缸，两边的人开始大声争论。张春桥试图把残酷对待老干部说成是群众的意愿，但是谭震林打断了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你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下去。”叶剑英元帅对激进派大发雷霆，以致他在拍桌子的时候折断了手指。但是稳健派维护旧制度的努力未能阻止康生及其同伙，反而使他们暴露在攻击之下，削弱了自身正统的地位。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策略家康生带头策划挫败陈毅派的行动，把他们的反抗变得对他有利。
二月十六日晚上，康生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他指示他们准备一份怀仁堂会议纪录——经过康生的剪辑，这份纪录变成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个人批判。康生把文件送给毛泽东，他知道主席对任何冒犯都十分敏感。
正如康生所期望的，主席接受了他对会议的看法。情势揭晓：毛泽东公开号召反对“二月逆流”。亦有人呼吁要保护“革命英雄”——高级干部的标准用语，但都被下列的指控轻轻打发：“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保护叛徒、内奸、特务。”这是康生在污蔑他的敌人时习惯使用的标签。一九六七年春季，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和谭震林成为疯狂攻击的目标，他们一个接一个失去了权力。
康生对主席的影响不止于说服毛泽东指责那些过去支持他的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里，康生日益接近毛泽东，就像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在延安的情形那样。他们的亲密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毛泽东任命康生为重新编辑他的著作的委员会副主任，使康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监护人之一。
康生经常与毛泽东一起露面，在毛泽东接见外地的红卫兵代表时，他也经常出席。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主席检阅天安门广场上声势浩大的红卫兵游行队伍时，康生就站在他身边，挥舞着“红宝书”，这本毛主席语录的袖珍本已经成为红卫兵的圣经。十天以后，当毛泽东想感受一下街上的气氛时，康生与主席坐在一辆不带标记的轿车上，在北京城里逛了一圈，轿车的后窗覆盖着窗帘，掩蔽了车中人的身份，他们看到城墙和街道上到处张贴着大字报和标语。这个时期，除了毛泽东的家人，任何人都不如康生那样接近主席。
当康生的威望和权力到达顶峰的时候，中国的政权崩溃了。地方、省和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被赶出他们的办公室——有时候确实如此。那些曾经为共产党冒过生命危险的干部受到拘留或批斗，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或“里通外国”。市民们观看成群的红卫兵带着他们的受害者游街，辱骂他们，殴打他们，强迫他们戴上列举其罪行的标语牌，感到惊惧不已。毛泽东毁灭中国社会是为了重建它，这正在成为现实，使人不敢逼视的现实。
自从毛泽东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起来反对政府机构，数月中，一场风暴席卷全国。红卫兵的歇斯底里正在发作，他们对任何有背叛毛泽东梦想嫌疑的人绝不怜悯。他们攻击自己的老师——殴打他们，把他们赶出办公室，或者把他们钉在教室的黑板上。他们寻找和迫害“资产阶级”分子，当场毁坏或盗窃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了“政治问题”。他们从军火库偷窃武器，使用这些武器再犯下其他罪行。当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带入中国的边远地区时，有数百成人死亡，他们迫害西藏、新疆和广西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使那里发生好几次最糟糕的武斗。
残暴行为引发了一系列野蛮的暴动，就像传统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秘密会社的造反。在那些日子里，大部分人口被半神化的领袖崇拜所唤起，不再受到任何有层级节制的组织约束，投入全国范围的争斗和破坏的狂潮中。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尤其是外国人，红卫兵的狂妄似乎只是一种混乱的反复，但是对康生来说，凭着他对历史根深蒂固的观念：文化大革命使古代中国管理国家事务的某些手段得以复活。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帝王回避反应迟钝的官员，并且直接号召最底层的社会分子攻击使统治者不悦的官僚。最近的一次在一九年，慈禧太后号召义和团去达成她的大臣没有达到的目标：摆脱列强的控制。
与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在一起，康生必须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为了寻求更多的权力，他开始重新控制组织部。早在四十年前，他曾经在上海领导这个非常有影响的党的机构。它创建于二〇年代，是为从鲍罗廷和米夫那样的苏维埃指导者那里吸收过来的列宁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管理所有的人事工作：党的干部的任命、提升、免职和调动。组织部最不祥的潜能在于它的贮藏室中，保存着每个党员的个人档案，从毛泽东到最下层的乡村干部。组织部可从全国范围的网络中得到报告，与所有党与政府基层组织相迮结。因此，组织部保存着党的干部的各种纪录，包括他们的政治态度、个人生活、家庭和履历。
随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的清洗，全面的政府大改组就此发动，那时管理中国的是三个人：主席毛泽东、国防部长林彪和总理周恩来。当统治中国的三头马车把组织部的权力放在他手中时，康生得到了他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以来一直寻求的奖赏。
然而，在他能够利用组织部作为个人的工具之前，康生必须清洗机构中可能反对他的指示的任何人。他以惯常的冷酷无情清除工作人员，创造出一种恐怖气氛以确保整体的服从。为了这个目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组织部的干部，以威胁的语调宣布，组织部存在许多“问题”，并批判中国两个主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反革命路线”的不力。他向他的代理人指出他所希望的行动方向，命令他们利用他们监管的人事纪录“抓住党内的叛徒。”康生还宣布成立“专案组”，由忠于他的前军官郭玉峰领导，监督并负责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康生继续威胁组织部的干部，扬言要解散组织部，因为它是“一个黑窝，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使它成为他扩张个人权势的工具。在康生的支配下，组织部提供了表面上可信的资料，把许多高级干部描绘成“叛徒和特务”。能够利用组织部的档案，使他有权追踪敌人的履历，搜集他们“政治问题”的资料，为逮捕和迫害他们提供正当的理由。
康生利用组织部的档案，使共产党成立时的几个成员信誉扫地。在他的指使下，郭玉峰进行了一项反对一丸三七年以来组织部的五位领导人的行动计划，分别是洛甫、陈云、彭真、邓小平和安子文。郭玉峰搜集的图表和报告旨在揭示他们过去是“叛徒、特务和三反分子”，而且纵容“里通外国”。康生还指示组织部整理材料，以反对同一时期做过副部长的二十二人。
康生还指使郭玉峰准备有关全国人大——中国的立法机构——常务委员会一百一十五位成员的“政治问题”的报告。康生决心消灭这些人，他亲自审查和修改郭玉峰的报告，补充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评语和结论。最终的评价是，常务委员会一半以上的成员“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
康生明智地与江青、林彪这样的激进派同伙共同使用组织部的资料，他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私生活和职业细节的专家。康生及其同伙取得的组织部纪录似乎是官方的，因此是不可辩驳的证据，使迫害和惩罚敌人成为正当的事情。与康生及其挖掘宝贵材料以毁谤对手的技巧相比，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只是个业余选手。
康生还设法超越中国边界，向世界扩展他的权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扩大他在中苏争论中的作用，直到他控制住国际联络部，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协调事务的机构。但是康生也利用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权力，去迫害那些过去反对过他、或者在眼前或将来可能对抗他的中国干部。对康生来说，惩罚自己阵营的同志要比打败国外的敌人更为重要。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国际联络部直接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并且在对外事务方面拥有几乎是无限制的特权，它比政府的相应机构外交部发挥的影响大得多，在北京的列宁主义统治者眼里，外国政府远不及外国共产党重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只是党的工具。国际联络部负责与那些统治其盟国的共产党机构联系，这使它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单位。外交部在与苏联的争论中很少发话，留给它的任务是安排大使馆、向外国派送外交官，以及处理与非共产党政府的关系。
作为一个既在政府背后、又在政府之上营运的部门，国际联络部有它含糊而隐密的一面。国际联络部的地址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十八号戒备森严的大院内，许多年来，它本身就是个谜，除了共党菁英分子外，外界知道它存在的，就只有访问过这个地方的外国共产党。至于涉及与非共产党的事务，国际联络部就管不着了。但是，由于它也和某些尚未掌权的海外共产党联系，国际联络部发展了一些前沿组织，以便在西方国家进行活动。许多中国的和平组织、贸易团体、“友好”协会，都在它的管辖之下。
国际联络部始于一九五一年，在它存在的最初十二年里，头领是王稼祥，他是共产党胜利之后中国驻莫斯科的首任大使。王稼祥曾经在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外国人和中国人相处同样无拘无束。他与康生同时进入上海大学，后来在莫斯科学习，并成为王明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员，回到中国。然而在长征的时候，王稼祥对王明的冒险主义感到厌倦，而转向毛泽东一边。他在向延安转移的途中受了重伤，于一九三七年返回莫斯科进行治疗。等到王明和康生回到中国，他戍为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临时代表。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前，他一直留在莫斯科；在那里，他偶尔听说康生在苏联首都惩罚中国同志的暴行。他启程去延安的时候，王稼祥已经清楚地了解康生的奸诈和冷酷。从那时起，他对康生一直小心翼翼。
即使如此，几年后王稼祥还是在无意中得罪了康生。王稼祥发现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在苏联的一家精神病院，他安排她和她的女儿在一九四七年返回中国。贺子珍明显老了；她对江青与毛泽东的爱情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但是江青极其怨恨王稼祥使这位先于她的毛泽东的妻子恢复正常生活。和平常一样，康生站在他的保护人江青背后。这时，康生没有机会替江青向王稼祥进行报复，但是他把王稼祥对贺子珍的善意收在记忆中，以备将来哪一天可以利用它来加强他与江青的关系。
一九六〇年之前，康生与江青很少有直接的联系，这一年，中苏争论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康生开始要求阅读国际联络部的绝密文件，但是王稼祥坚持，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或邓小平的批准，敏感的文件不可以分发给局外人。王稼祥不愿给康生资料，这进一步毒害了他们的关系。
一九六二年，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国际上的孤立预示了中华民族深深陷入危机，此时王稼祥与国际联络部的两位副部长伍修权和刘宁一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和外交部长陈毅写信，他们提议，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应该试图改善与外国政府的关系，并且避免与印度那样的国家进行不必要的战争；那时候，中国军队正与印度作战。在那骚乱的时代，王稼祥的劝告湮没无闻，只有康生把它记在心里。康生利用宦作为借口，以削弱王稼祥对国际联络部的控制。一九六三年，康生逼使王稼祥离开国际联络部，王稼祥留在家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
一九六三年，康生可以做的不过是把国际联络部前部长赶回他的书房，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康生有机会把他对王稼祥的怨恨转化为更极端的行动。一九六六年五月，协助推翻彭真的权力之后几周内，康生着手清除王稼祥及其在国际联络部的盟友。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国际联络部全体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康生指控王稼祥把国际联络部转变为一个“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而是挥舞王稼祥的白族”的部门。他还指责王稼祥是“修正主义者”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康生以典型的讥讽措辞补充说，他曾自我检查自己是否是颗“定时炸弹”，但是他向听众保证：“如果我是颗定时炸弹，我就要炸美帝国主义，炸陆定一、彭真和罗瑞卿。”除了鼓励国际联络部内的红卫兵参加斗争之外，康生还动员局外人来批判王稼祥。一位帮助激进派夺取周恩来权力的外国人，竟然在斗争会上打了王稼祥一耳光。
康生对王稼祥的迫害是冒着触犯毛泽东的风险，自从长征以来，毛泽东对王稼祥一直十分尊重。周恩来也试图保护王稼祥。周恩来通知伍修权，毛泽东把王稼祥描绘成一位“有功之臣，他现在健康状况很坏，不要斗他，杀死一个人只会引起损失，而不会带来任何利益。”伍修权在党的上层有多年经验，是一位粗鲁而意志坚强的干部，他试图在第二天国际联络部的干部会议上，引用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赞美之词来转移红丑兵对王稼祥的注意力。即使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伍修权掩护王稼祥的企图还是惨遭失败，并且引火烧身。康生听到伍修权的演说后，称他为“王稼祥的一员黑干将，”指责他“与外国有非法关系。”康生下令逮捕伍修权，伍修权后来在监狱里待了八年。
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心于其他问题，以致不能长期保护王稼祥。康生小心地隐藏他是红卫兵的庇护人，红卫兵继续批斗国际联络部资深干部并煽动王稼祥的敌人。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国际联络部内的红卫兵手里经过一段时期的每天虐待之后，王稼祥被关进一所北京的监狱，在那里他度过了十八个月寂寞的监禁生活。一九六九年十月，在准备抗击苏联进攻、保卫北京的借口之下，激进派首领把王稼祥送往河南省信阳的劳改营。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照料王稼祥的健康。但是王稼祥在一九七O年冬季几次罹患肺炎，而康生和北京的其他激进派却不允许他接受治疗。尽管有这道禁令，了解王稼祥病情的当地医生还是劝说省委给主席打电报。于是，毛泽东下令必须给予王稼祥适当的治疗，并且允许王稼祥返回首都。一九七四年，王稼祥在北京死于心力衰竭。为了掩饰是他一手造成王稼祥的灾难，康生在王稼祥的追悼会上送去了一只花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大部分的家庭成员也遭到清除。他的儿子，人民大学的一位讲师王命先，在红卫兵批斗他的时候无法忍受折磨，跳河自尽了。王稼祥的外甥吴报华，是北戴河的一位党的书记，为了逃避迫害，投海淹死了。王稼祥的外甥女翟新华，妇产医院的一位护士，因为与王稼祥的关系受到迫害，后来精神错乱，服毒自杀了。值的姊姊和姊夫被赶出北京，以乞讨勉强维持生计，直到饿死在安徽一座弃庙中。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幸存下来，但是没有逃脱康生和曹轶欧的迫害，他们把她关在国际联络部办公室的一间黑屋里达六个月之久。
康生密切监视国际联络部的政治活动，时而亲自插手破坏他敌人的根基，并且保证他所支持的派系获得成功。为了清除反对者，他装作国际联络部外国工作人员的保护人，然后具体指示，把他们的案例变为扫清反对派的武器。一九六七年二月，国际联络部办公室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一个名为“林某某”的人的罪行，康生坚持“林”这个字实际上应该是“柯”，正确的读法是“柯某某”，是“一个美国专家”的中国名字。康生指责说，大字报的作者把“柯某某”称作“黑党”，是为了试图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友党组织的关系。康生记得的“美国专家”无疑是弗兰克·科（Frank Coe），以柯弗兰的名字为中国人熟知。科以前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官员，是麦卡锡时代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在北京住了许多年，是国际联络部内少数受到信任的几位美国人之一。
对科的攻击也许是康生想像的产物，但是对于天生憎恨外国人的康生来说，他对科的保护显然是一大破例。他向来激烈地指控外国人的间谍活动和背叛，正像他对待他的中国同胞那样。他的受害者之一是西德尼·里坦伯格，一位在北京电台工作的美国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年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里坦伯格在一九六七年末受到软禁，这导致糜生在一次演讲时自夸，一九四七年他在延安第一次见到里坦伯格时，就认定他是个“帝国主义奸细”。事实上，里坦伯格坚称一九六四年之前他从投见过康生，那年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才介绍他们认识。
康生给里坦伯格的印象是个奇怪且被扭曲的人。即使在他遭受软禁之前，里坦伯格就感觉康生不喜欢他。“我总是觉得，康生是上层领导中少数几个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们的人之一。”在里坦伯格的记忆中，康生是个“冷血动物”，他总是隐藏着什么东西；除了自夸他能够认出外国特务之外，康生的举止“就像戴着隐形的单片眼镜，”以一种优越的猜疑眼光审视别人。康生落在里坦伯格身上的眼光比其他高级领导人更为尖锐和紧张。里坦伯格回忆说，在宴会上，康生很少像其他高级干部那样微笑或开玩笑，而是鬼鬼祟祟地行动，总是把脑袋从一侧转向另一侧，说话简短，神经质地看着他周围的人。里坦伯格把他看作拉斯普廷——阴郁、狡猾、邪恶。
尽管他含有邪恶的气味，但是康生可以做到和蔼可亲和温文有礼。他常常被约请接待来访的贵宾和“外国专家”——来自国外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他们往往在北京担任翻译和技术顾问。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对这样一个团体发表演说之后，回到他的居所，对他的助手吹嘘说：他在演讲时只说了两个短语，“高举”和“顶峰”——高举毛泽东思想，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这是很普逋的口号。康生轻蔑地暗示，一些普通的表述就足以满足那些为共产主义而工作的纯朴外国人。
三〇年代在莫斯科的四年时间以及六〇年代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使康生给人留下精通共产主义教条的印象。他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足以用他的知识迷惑外国与中国的听众。他的德语过时，俄语不合语法，但是他可以说的要比大多数其他中国共产党领袖更多，他们即使在与外国人进行闲聊的时候都要用翻译。
韩素音是一位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作家，《光辉的事业》一书的作者，她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天，并且称赞他的机智和魅力。韩素音证实了康生的感染力，她把他描述为党内“有声望的一员，”他的“诚实和思想上的正确从未有任何疑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高级官员受到批判的时候也是如此。”
康生使许多外国人相信，中国在从事严肃的社会工程。他的客人似乎从未怀疑，有一个阴郁、甚至可怕的人在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也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对此要负大部分责任。有关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破坏和苦难的报导传到西方——主要来自逃往香港的避难者，他们往往是游过大鹏湾的。但是康生的听众都是异乎寻常集合起来的外国人——从神学家和工会成员到教授和电影明星。他们情愿相信他的保证，中国朝着更为幸福的崭新社会前进，红卫兵犯下的一些小小“错误”根本无足轻重。
在国际联络部的助手们的协助下，康生让访问中国的“外国蛮子”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进步面。不过，他不能阻止苏联人利用发生在中国的破坏来贬抑毛泽东。苏联的宣传机器不停地讥讽遍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由三位苏联汉学家撰写的著作≤论在中国的事件》，代表了对毛泽东及其统治更为理智的批评。作者B.扎奈金（B.Zanegin）、A.米罗诺夫（A.Mironov）和Ya.米海洛夫（Ya．Mikhaylov）把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为“一次对党的正面进攻。”
在莫斯科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看来，毛泽东政权已经不顾一切地脱离共产主义道路。苏联分析家运用自己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视“毛泽东集团”为“一小撮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毛泽东助长的“反动的乌托邦思想”注定要失败。苏联人确信，五〇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倒退，是由于毛泽东的“冒险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政策。”中国的失败并不使人惊奇：“毛泽东集团”正在威胁“科学界、艺术和文化界最知名、最有影响的人物。”毛主义者依靠的是“一种青年突击队，”也就是红卫兵，由“沉醉于权力的青年”所组成，“这些不成熟的青年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生活经验，他们多年来受到毛泽东主义的洗脑，甘心为之献上生命。”
苏联的批评家还指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呈现“异乎寻常的程度，”到达“神化的地步”，它“向群众洗脑……毫无例外地执行他的每个命令。”苏联人评论说，个人崇拜还强化了毛泽东渴望无限权力而导致的“军事官僚政治的专政。”对毛泽东的崇拜取代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创造了一种精神真空，意识形态的壁垒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先进技术”传入中国。
苏联分析家避开对毛泽东的谩骂，但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惑怖预兆，那是康生一手操作的。苏联人还批评康生如此大声陈述的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基础；他们注意到，毛泽东集团试图证明，毛泽东思想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远为重要。
有关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俄国人感到恼怒的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康生。“打倒帝国主义主要是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是康生宣布的，一九六〇年他在华沙公约会议演讲时已经这么说了；《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出自康生之手，文章嘲笑莫斯科忽视不可避免的战争；“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反对苏联恶毒诽谤的文章”《九评》是由康生编辑的。苏联时事评论家可能猜疑，为何每一项使莫斯科愤怒的毛主义者的古怪举动背后都有康生，这个被他们认为是中国邪恶化身的人，不论知晓他的实际身份与否，苏联人总是持续注意带有康生特征的各种事件，这说明了他在中国对苏关系恶化中的影响。
到一九六七年年中，共产党的权力机构已被破坏。红卫兵组织失去了控制，他们开始与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打仗，文化大革命完全变质为杀戮和帮派暴行。康生从不满足于他的权力，他开始重新掌握警察和谍报机构。
自从在延安失去共产党情报首领的位置以来，康生几乎与安全工作没有任何联系。然而他于六〇年代初期，在特务机关的领域重新找到了立足点，那时他进入政法小组，这是在五〇年代建立的一个党的委员会，监督从交通警察到情报搜集的每一桩事情。即使如此，康生对安全谍报机构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中国的情报工作从一九四五年以前由他指挥的较小组织，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官僚机构；鉴于它的绝对规模，康生呵以对其事务发表的意见不过是表面性的。他的权威最初还受到与他一起工作的委员会成员的约束，他们是杨尚昆、彭真、罗瑞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
在康生的眼里，杨尚昆是个关键人物。除了任政法小组组长之外，杨尚昆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监督精锐的中央警卫团、并为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提供后勤通讯和情报的党中央机构。中央警卫团还以八三四一部队而知名，它执行各种各样极其敏感的任务。警卫团部署约一万人的精锐部队，使它遍布整个首都。除了监督这支精锐部队之外，杨尚昆还全盘负责调查部和公安部。
康生和杨尚昆的关系可追溯到二〇年代中期，那时他们一起进入上海大学。然而，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惨案之后，杨尚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和王明合作，成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回到中国。杨尚昆身为王明集团的一员，三年代初在上海与康生一起工作，但是和康生一样，他后来转向毛泽东这边。在延安时期，康生常常赞许地说起杨尚昆，但是到六〇年代，杨尚昆成为总书记邓小平的亲密同事，邓小平重实效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与康生所好更激进的理论不合，这也使他与康生渐行渐远。
杨尚昆和一些中国共产党最有权力的机构有联系，但是当一九六六年五月，北京的政治危机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日益成为康生及其盟友的觊觎目标。一九六五年末，林彪清除了罗瑞卿；一九六六年五月，对《海瑞罢官》的争论毁掉了彭真。康生认为杨尚昆阻碍了他的计划，一九六六年五月末，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紧咬着杨尚昆不放。康圭谴责杨尚昆与反对毛主席的彭真和罗瑞卿“坐着同一辆车”，他并指称杨否认毛泽东做为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还被控在毛泽东的书房安置窃听器以窃听主席的计划，并且把详情透露给彭真和俄国人。显然是杨尚昆的副手，毛泽东的警卫汪东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发现窃听器的。但是汪东兴不是政治局成员，所以不得不由其他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指控。不论康生是否插手，不久杨尚昆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杨尚昆得到了一个新绰号“大耳”。
杨尚昆靠边之后，汪东兴无可争议地出任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的首领。汪东兴更得到康生的欢心，他是毛泽东的狂热赞美者，与邓小平和党的机构缺乏联系，而正是这种联系使杨尚昆成为激进派的障碍。汪东兴虽然对政治问题十分敏感，但基本上还是个技术专家，精于安全事务，愿意做任何有助于主席的事情。汪东兴的人员负责逮捕和监禁那些在一九六六年被清除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罗瑞卿和邓小平。
康生现在成为政法小组的主要人物，他接收了在政法小组监督之下对各种警察和安全机构的控制。这些机构之一的调查部是从社会事务部演化而来，此刻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情报机构。虽然康生许多四〇年代的同事仍然留在调查酃，但是他很少接触谍报工作，而且一些像李克农那样的老干部相继去世，康生的影响缩小了。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暴发，当红卫兵奋力掌握其高度敏感的档案的时候，调查部由于帮派斗争而遭到破坏。到一丸六七年末，调查部被置于军营之下，在七〇年代之前，它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发挥其功能。
康生的下一个目标是控制公安部。罗瑞卿，一位长征的老战士，在一九三八年取代康生，接管共产党的情报系统，他从一九四九年起掌管公安部，直至一九五九年才返回军队，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首领。继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是著名的将军谢富治，他和康生本人很相像：肆无忌惮而又野心勃勃，他愿意支持任何能够促进其利益的领导人。与康生和这个时代的许多领导人一样，谢富治把政治当作一种家庭冒险：他提升了他妻子刘湘萍的政治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成为卫生部长。
谢富治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拜，并且渴望得宠于政治上的优胜者。他愿意协助康生获得对安全和谍报机构的控制，尽管警察机构中许多上层官员本能地反对由毛泽东、康生和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在谢富治的支持下，康生指控公安人员实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他们既与国民党特务又与格别乌合作。他还宣称，公安部是一个“调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更不用说是“特务专政”了。康生的断言为攻击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安全官员铺了一条路。
一九六七年末，康生开始逮捕公安部的领导人。除了谢富治和汪东兴（他仍然是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都受到清算。其中有许建国，一位安全和情报官员，一九五四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还当过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大使；徐子革另一位副部长，四十年来一直是忠诚的党员和领导人；负责反情报工作的副部长，四〇年代在延安曾是康生的下属。
另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刘仁，是负责安全事务的北京市委成员。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邀请三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由中尉麦凯（Mackay）率领，视察新近占领的城镇卡尔干（Kalgan，现在称张家口），这个城镇控制着北京北面长城的一个通道。那时刘仁是共产党地方安全人员之一，他筹划了这次访问；现在康生利用美国派遣人员，作为刘仁是“一名美国和日本间谍”的证据。刘仁的专案组在康生的指导下准备了一汾报告，断定“特务头目刘仁在解放之后继续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刘仁被康生赶出办公室并遭受迫害，最终因病死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北京公安局的许多官员也遭逮捕，包括局长冯基平，副局长邢湘生和其他七十位高级干部。总共有一千六百名干部被列为“间谍”或“叛徒”。
康生在办公室特地私下安排对失宠的安全行政官员的惩罚。在阅读了一份有关高级治安和安全官员的报告之后，其中包括冯基平、凌云和徐子荣，康生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发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这帮反革命敌特出卖党、政府和军酞内部的最高机密，背叛党和国家，他们的罪行累累，该受到千刀万剐。用于普通罪行的惩罚办法不能适用于他们。”他定出他们将受到的处分：“为了防止他们自杀，为了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该给他们戴上手铐，可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使敌人完全屈服。”
三个星期后的二月二日，康生从同一个人手里接到另一份报告。他在报告的空白赴写上他个人的毒婴和指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组成‘双重特务’小组的办法。这是否根据罗瑞卿的决定？他们常常给敌人送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对这个小组的审讯和迫害持续到五月，康生和他的门徒谢富治宣布，他们的调查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阴谋集团：“由冯基平和邢湘生领导的旧北京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根据康生的说法，集团成员“与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密谋策划，从事特务和谍报工作。”
一旦他们在政治上丧失了名誉，康生对待这些受害者就像野兽一般，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高高的灰墙后面（秦城监狱在北京以北开车一小时的路程），受到难以想象的虐待。副局长许建国被关在一个不到八平方英尺的火柴盒般的单人牢房，最后罹患癌症死于监狱。他的儿子和女儿，新民和安棣，在他监禁四年之后被允许去探望许建国。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曾熟知的强健父亲，而是个“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人。”整场探望，他们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副局长徐子荣也死于监狱。
也有幸存者。冯基平服完刑在七〇年代末期回到政府的岗位。但是他在监狱里戴着手铐过了四年，大部分时间一只胳臂从肩上弯曲着反拷在另一个手腕上。手腕上手铐的疤痕一直留存到八〇年代初他去世。副局长凌云也幸存下来；他是一九八三年新创建的国家安全部的名义首领。
才刚粉碎掉警察和安全部门内部的抵抗，康生便着手一项新任务，他有系统地搜寻和毁灭四十年以上有价值的档案资料，追查任何可能使自己或盟友为难的纪录。他在一九六七年末以凋查“敌伪政权”档案为借口，开始这个工作，所谓的“敌伪政权”档案，也就是共产党胜利之前由国民党、日本人、前日本傀儡政府和在中国管理租界的西方列强留下的档案。在康生的命令下，七百名军队文书花了三年时间，检查了公安部北京总部的档案。等到他们弄完，公安部的挡案已被完全打乱。
康生还动员数千人，检查在上海规模庞大的资料收藏，他和许多盟友曾在上海度过了共产党的早期岁月，康生要保护的朋友有江青和张春桥。他们俩曾在外国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积极活动，而且与国民党情报机构达成妥协。任何涉及江青或张春桥与国民党关系的证据，都可能使康生处于危险境地。江青与毛泽东最初展开罗曼史的时候，是他拍胸脯保证江青在政治上没问题的；至于张春桥，他是康生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当然，康生最挂心的是掩盖自己在上海九年内的任何可疑行为。例如他在清除中国共产党内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向国民党治安警察出卖共产党同事。更为不祥的是一九三〇年他自己曾在上海被捕。如果这个事件被人知晓，就可能提出疑问：国民党是否使他转向？他是否被吸收为反共的特务？
在上海档案中寻找易于受牵累的资料并非易事。在中国内战的混乱时期，所抛弃的各种英语、法语和日语的纪录是大量的。包括从英国人管理的上海市政会、法租界和日本行政区来的档案。康生的六千名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学生和教师，其中有三千四百人懂一门外语—一梳理了城市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朐领导同志”的所有资料，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同志”，就是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代号。
对上海档案的搜查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持续到一九七〇年初，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统计，有五百一十九个市级组织交出了档案，有大约两万六千份个人文件以“防止扩散”的名义被搬走。另外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份文件从低一级的公安办公室没收。调查组还阅读了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上海出版的六十万份报纸和杂志。
许多被没收的资料那时被销毁，因此其内容将不再为人所知。但是有多少材料涉及康生，监督这项工作的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写给张春桥的一封信中留下了线索，那是搜寻工作进行了五个月的时候；委员会汇报说，在国民党和汪精卫的前日伪政权的档案中，发现涉及康生的资料有九十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纪录对于康生来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在真正奥威尔式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里，康生抹去了过去，就能控制未来。
当无政府主义损耗中国的地区愈多，康生愈是明白“骑虎难下”这句名言。他密谋确保他的安全，以防变得日益危险的红卫兵；今天他们可能属于他，明天他可能属于他们。他操纵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的最后一步是创建自己的特务机关，他于一九六八年初开始建立这伞机关，从中央的安全机构中招募了五百名特务。他把他们置于他私人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们四处分布，在北京有三个据点。康生的秘密特务在北京也设有行刑室，用来榨取他为了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招供和情报。
由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权力真空，康生再一次坐拥中国的安全和情报组织的巨大权力。然而在他的控制之下，秘密警察所做的不过是清除异己，保卫他和他的盟友，压制普遍的不满。他在世界情报领域没有任何可以吹嘘的重大胜利，以证明他是情报和安全专家。与苏联相比，中国情报工作在国外的成功是少见的。康生与他的同志们专注于国内事务，实际上排斥外部世界。
康生是从历史中汲取其安全机构的观念的。明朝初年——这个时期受到毛泽东与康生的高度赞美——皇帝建立起两个秘密警察机构：锦衣卫和东厂。它们在地方行政官员和达官贵人的系统之外运作，而且直接隶属于宫廷。两个警察机构由皇帝的亲信太监领导，它们清除讨厌的官员，并且监视官僚机构——是康生所作所为的先例。锦衣卫和东厂常常雇用流氓作暗探和特务，正如康生在上海利用帮派，在廷安利用秘密会社，从文革期间到去世前利用红卫兵一样。
那些获得巨大权力的古代秘密警察领袖，其功绩必然激励康生甚多。最著名的古代秘密警察头子是魏忠贤，这个宫廷太监在十七世纪的明天启年间建立了残暴的政权。正如康生利用他的私人安全机构向公安部抗衡一样，魏忠贤在三个世纪之前创建了自己的秘书警察队伍。
不论是四〇年代在延安，还是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在北京，康生做为特务头子的短处不足以抵销他的残忍无情。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国的安全和情报工作把黑暗和恐怖的统治强加于整片国土。到七〇年代初，甚至是北京最下层的官员也活在对他的恐惧中，他们知道，他的活动延伸到与城市隔离的外国社区。他令人生畏的声望在一句普通的韵语中历历可见：
情愿遭遇不公正之命运，
不愿穿过康阎王之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