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同妻子和小姨子一起，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从一节高级车厢走上北戴河火车站的月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毛主席即将恢复“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来作为所有政策争论的检验标准。但是康生具有一种猜测主席意图的敏锐直觉，以致毛泽东一宣布阶级斗争依然是“纲”，康生就开始制订他的计划。认识到中国又濒于内乱的边缘，他开始为党的高层内冲突重新做准备。
康生立刻感到，毛泽东身边那些激进的理论家将不可避免地同一九五九年以来一直管理中国的重实效人士发生冲突。他打算利用那些把阶级性强加在中国身上所引发的争论和混乱，进一步谋求自己的利益。不管是康生还是毛泽东，当时都没有预见到他们重塑中国社会的企图，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但是即使他们预见到，康生肯定也会奋勇向前。
由于不清楚毛泽东会把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推进到何种程度，康生做好了防备任何突发事件的安全措施，培养同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正统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虽然他私底下秘密煽动可能把他们赶下台的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于一九六六年爆发，康生的许多同志才看出他对激进目标的支持，或者他指责任何人的能力，包括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
康生的变色龙本质使某些外国观察家把他描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在每个阵营里都插进一只脚。但是这幅康生的画像还远远谈不上逼真：他会为自己的目的兴高采烈地牺牲掉任何人——甚至毛泽东。然而，数十年来身居党的最高层，康生清楚地知道，当中国被那种由毛泽东强加给周围所有人的幻想所控制的时候，这是他成功的最好机会。
在毛泽东在北戴河演讲的那些日子里，康生开始插手文化事务。他对文学艺术界的第一个侵犯行动，是诋毁一部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一部关于一个早期共产党革命家的传记小说。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大多数中国的文学批评都是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评判作家：赞扬资本家的书是坏书，赞扬工人和农民的书就是好书。根据这种独一无二的标准，《刘志丹》是一本极好的作品；但是康生将情治的专业知识同文学批评的业余爱好结合起来，指控《刘志丹》是心怀不满的干部的一件阴谋产品，这些干部密谋利用这部长篇小说来破坏毛泽东的威望。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翁刘志丹，是个真实的人物，二〇年代末一个秘密帮会的领导人。由于抵抗暴虐的地主和小军阀，刘志丹转向了共产主义，并成为陕北一位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他将他的队伍扩展成一支相当大的衣民军队，同两位精悍的共产党组织者，华北著名的领导人高岗和他的副手习仲勋密切合作。刘志丹死于一九三八年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但在世之时一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妒忌。
毛泽东对那些以共产主义事业的名义在陕西最早建立解放区的人，向来有所看法。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西北部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成功，仍然是范围广大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刘志丹、高岗和其他取得军事胜利的人使南方的毛泽东感到困惑，他们曾经为长征的幸存者创造了一个避难所。毛泽东的不满为他同高岗的冲突以及高岗的失势和一九五四年的自杀埋下了伏笔。
康生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六个月首次听说《刘志丹》这部书的，当时文学机构的一位关系人士告诉他，工人出版社准备印行关于这位革命英雄的长篇小说。甚至在他读到这本书之前，康生就认定此书可以被视为有意推翻一九五四年对高岗的定论。康生马上下令出版社，将这本书的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这样官员们就能从两种修改稿之间的差异找到政治上的含义。尽管康生看到了这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件政治武器的潜在意义，但是在毛泽东摆脱消极状态之前，他什么也干不了。在这段时间里，康生静候着时机。
康生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行动，甚至在夏天退往北戴河之前就已达到了某种结果。当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边工作边享受在避暑胜地游泳的欢悦、晒太阳的乐趣以及吃新鲜鱼蟹的口福的时候，康生抓住了主动权。康生一听到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演说，他就行使他做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权威，写信给负责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安全和调在反对主席的阴谋的相应部门中央办公厅。“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写作问题，”康生告诉中央办公厅，“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
《刘志丹》不过是种宣传，它试图歌颂一位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勇气。它颂扬了一个人的闪耀行动，此人曾经帮助共产党击败凶恶的军阀和统治中国达四十年之久的腐败国民党官员。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和那些鼓励她的人都曾经同刘志丹本人接近过。这张个人关系网就是康生所需要的“证据”，给他指控阴谋的说法增添了真实的声音。
李建彤同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结婚。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家庭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极为重要的，刘景范被任命为地质部副部长，一个还算重要的职位，这要感谢他兄弟死后的声望。李建彤于一九五六年开始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等她的调查工作结束时，她已经采访了许多曾经同她著名的大伯一起战斗的老战士。她的一位关键性顾问，肯定也是对她的调查感兴趣的最资深干部，是副总理习仲勋，他在三〇年代曾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习仲勋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没有被提到，但是在创建共产党陕西根据地的过程中，他的作用在几位小说人物的口中栩栩如生。
康生很快就抓住习仲勋同这部长篇小说的关系，表示这是个危险的阴谋，把习仲勋称作“一个反党大阴谋家”，是这部长篇小说背后的“挂帅人物”。习仲勋“勾结”李建彤和她的丈夫副部长刘景范，“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目的是为高岗翻案”——康生如此声称。为了指控习仲勋以影射文学来达到翻案昀目的，康生把这位副总理的作为戏剧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康生把他概括的评语写在纸条上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以后直接回给康生，无疑允许他宣布主席赞同他的判断。
十月份回到北京以后，康生促成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专案组来调查小说《刘志丹》背后的“阴谋”。康生本人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并控制着整个调查的进程。仅仅成立专案组，结果就已呼之欲出：给这种情况贴上“专案”的标记，已经预定了那些主要“可疑分子”的“罪行”。
身为专案组组长，康生的第一步是面对作者李建彤，没收了她采访那些曾同刘志丹一起战斗的人的笔记。康生和他的调查者们向李建彤的笔记上提到的每一个人展开提问——资深干部和单纯的家属都一样——罗织罪状，不管他们如何清白无辜，都受到连珠炮似的严厉指控。康生的最高层受害者习仲勋，从他的职位上被凋离，受到漫长的调查，并被关押达八年之久。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则被撤职。其他在西北共产党机构里一度很重要的领导人，都是康生下一步的目标。贾拓夫，经济委员会一位部长级的官员，遭到免职处分，被送往农村，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至死。白坚，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被红卫兵在他自己的部门里斗争至死，因为据说他为这部长篇小说提供“炮弹”。
在康生的指导下，专案组还残害工人出版社的官员们。原先的社长高丽生被拷打至死。其他职员们也都受到严重拷打，有时候还遭到电刑的折磨。这本书的编辑何家栋，被送往遥远的农村，在那儿，他和他的六口之家不得不靠一个月三十元的收入维持生活。结果何家栋的奏子和两个孩子都死了。那些同李建彤有偶然的间接关系的普通人，也被康生一网打尽。副总理习仲勋曾在那里吃过几次饭的餐馆经理，也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习仲勋的“地下交通员”。他的拘押导致当时首都的两家主要餐馆“北京烤鸭店”和“湖南饭店”的经理们也以阴谋罪遭到逮捕。康生罪恶的讨伐达到了顶峰，当时李建彤在访谈过程中曾挽扶过街的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也被迫害至死。随着康生继续他的清洗，来自中国西北省份为数众多的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一种对集中洗脑活动的委婉称呼——并被当作“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批判。《刘志丹》事件的受害者据统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达到几千人。
康生的调查组在一九六六年被遣散，但是在同一年稍晚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康生把几支红卫兵队伍合并成著名的“六二专案兵团”，它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长沙和延安都有组织——均为高岗曾出没过的主要地区。原先专案组搜集的档案材料，康生都转给了“六二专案兵团”，并下令逮捕榜上有名的每一个人。实际上，任何同李建彤发生过联系的人，不管如何平凡，都遭到追捕和迫害。
围绕《刘志丹》的论战对于康生来说代表着一种胜利，它有助于使平民百姓更易于接受难以置信的过分指控，并激起政治的怀疑主义。即使《刘志丹》事件打倒了一名副总理、几名部长和副部长，然而北京权力的均衡却没有受到影响——虽然康生的影响力增加，但他的地位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因揭露《刘志丹》背后的“文学阴谋”而感到得意，康生开始设法消灭许多行政体系的官员和经济学家。随着中国翻俄国之间的问题继续恶化，几乎没有比指控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为“修正主义者”——一个对苏联表示同情的隐语——更为严厉的了。康生在内部权力斗争中清楚地意识到如何有效地指控修正主义，他在一九六三年招集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建立了“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这个小组在康生的监督下写作文章，但是它的负责人是关锋，他是一名宣传工作者，曾是康生四〇年代末在山东的坚定支持者之一，并于五〇年代成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关锋身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资深干部，多产地制造出使人昏昏欲睡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有：《否定之否定规律》、《关于普遍关系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论》和《用哲学史的方法论反对修正主义》。他的文章是抽象难解和冗长乏味的，但是康生对关锋的支持使他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圈成为一个狂妄自大的恶霸。
像“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这样的文学组织，从六〇年代初期就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醒目亮相。写作小组充当辩论者、演说家、宣传家和文学奸细的角色，并且，在这种制度下，宣传机构在浇铸公众思想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写作小组因而成为一种主要武器，这也是他们蛀初的打算。但是在康生的手里，这些小组还成为诱骗和打倒对手的工具。
康生开始利用他的宣传作家组成特遣支队，在一九六四年的夏天，把一种难解的深奥哲学的辩论转变成对某个意识形态敌人的进攻。他就像一个操纵木偶者，谐调这些事件，他细致规划的阴谋，毁坏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源地党校的几位正统理论家的声望和影响。
党校有一支相当大的教员和讲师队伍，他们破视为所有意识形态和哲学问题的专家。康生本人在延安曾经一度管理过党校，它在延安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学校。后来它搬迁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一片四周带围墙的综合建筑里。在一排排的白杨和柳树衬托下更显美丽的校园，提供了远离城市喧嚣和精神错乱的绿洲，使全体教员们能够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并沉思默想共产党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多年来，康生在那儿曾经有过好几个代理人，包括曹轶欧，她曾担任短期课程的指导和监督这所学校的党委成员。然而，在康生能够把党校完全控制在他手心之前，它一直威胁着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晟高权威的名誉。
由于敏锐地意识到党校的重要性，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元帅发生冲突之后，康生大肆批评党校校长杨献珍。扬献珍在二〇年代曾去莫斯科学习，后来留在苏联外国语学院教了将近二十年中文。与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不一样，杨献珍是位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一九五六年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他成为批评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家的主要人士之一，把“大跃进”嘲笑为“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加上百分之一的现实主义，”并将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奚落为“乞丐式’的共产主义。”康生盯住杨献珍对“大跃进”和毛泽东其他出于空想的政策的蔑视，将杨献珍打成一个没有丝毫革命激情的“右派分子”。结果，杨献珍被降为党校内一所研究所的所长，原来的位置被他的对手之一艾思奇所取代，艾思奇先前曾是陕北公学——一所在延安由康生的社会事务部管理的培训学校——的教员之一。
即使降了级，杨献珍还是要比庐山会议的其他受窨者更为轻松愉快，他在一九六二年又重新回到党校校长的位置上。即使他在一九六三年又被撇在一边，但是他还能以党校副校长的名义处理事务，就在那儿他同那些极左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推行的荒谬政策进行对抗。
杨献珍的沉浮在六〇年代初期阻止了康生获得对这所学校的牢固控制。一九六四年四月，另一个机会出现了，当时党校的两名讲师艾恒武和林青山，写了一篇论黑格尔哲学的简短但极为深奥的论文。这篇文章篇幅虽短，但它的题目却不短：《“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题完全和题目所揭示的一样吸引人：正题一反题—综合的公式在辩证唯物论中的作用。
艾恒武和林青山提出的论题是，“一分为二”的过程在共产党胜利时达到顶点，之后，在一个国家综合的时期，合二为一的过程将会引入。他们的论点可以被看作是对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依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的反动，它只是一种遥远的呐喊，不是那种曾经引起像彭德怀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洛甫那样的人麻烦的直接批评。确实，这样抽象的文章可能没有任何反响就消失了。然而，康生明白要处理这篇晦涩的文章，并将它打成邪说，只需要毛泽东的某种表示。
由于论文的草稿是提交给《光明日报》——一份特别注意哲学和文化事务的报纸——艾恒武和林青山做了一件对康生有利的事情。《光明日报》的编辑部并不具有作政治决定的权力，因此，它照例把敏感的文章提交上去，以取得更高层的认可。一份复本送交“理论小组”组长康生，另一份送交“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组长关锋。
康生一读到这篇草稿，就议定它能够把他的对手杨献珍诱进陷阱。同关锋一起，康生制订了一个致命但是可以否认的计划，把杨献珍卷入一场关于对立统一的争论中。康生并没有拒绝林青山和艾恒武的文章，而是暗示《光明日报》的编辑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应该对这个题目进行争论。
林青山和艾恒武的论文在他的同意下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出来。．同时，康生秘密指示他在党校的代理人，包括曹轶欧，搜集杨献珍卷入林青山和艾恒武写作工作的证据。康生自信他能使毛泽东谴责合二而一的理论，他要编辑一本材料，在时机成熟时，揭露杨献珍扩散这种异端思想。
康生在一星期以后进行了下一个动作，当时一篇冠以《“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出现在同一份报纸上。六月五日晚上，康生出席了人民大会党——位于天安门西侧的巨大型建筑物，是“大跃进”少数几个持久的成就之一——观赏几出新的革命戏曲的专场演出。他坐在江青的旁边，中场时间，他们和观众席上其他的高级官员去一间幽僻的休息室休息，他把两篇文章的复本递给她；康生暗示它们的重要性，请她转交给毛主席。就像康生所预期的那样，毛泽东三天以后不加评论地把这两篇文章还给了他，实际上是允许康生宣称毛泽东赞成他的立场。康生继续行动，并公然引用主席所说的话，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的可怕幽灵。
康生极为小心和狡猾，透过关锋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特地安排了一场会谈，对“合二而一”的琐碎问题进行范围广泛的争论。作为总编和词语大师的康生，桉对了经关锋缮写的每一条表述旭尽力掩盖他本人的参与，他甚至检查《光明日报》刊登文章的版面编排。康生使这场争论保持生气，希望哄骗杨献珍和他的门徒们认为继续发表支持他们立场的评论是安全的。
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促使各主要报纸的版面纷纷响应。康生指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编辑记录下每一个写文章支持“合二而一”论点的作者。康生不但为杨献珍准备了一个陷阱——就像把一条蛇诱出它的洞穴一样——而且他还识别出一大批下层干部和知识分子，他能够揭示，这些人被引诱参与了一个由党校内部的“修正主义者”领导的范围广泛的阴谋。
允许这场争论在《光明日报》的版面上保持一定温度达一个月之后，康生撕下了学术讨论的伪装，直冲杨献珍而来。一九六四年七月上旬，他指示《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官方报纸，它比《光明日报》更具权威性）准备一篇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因为他助长了那种舍二而一的修正主义学说。康生告诉《人民日报》，杨献珍的思想混淆了阶级斗争学说，井同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所提出的每一种想法相抵触。
康生对《人民日报》准备的这篇文章极感兴趣。他于七月十五和十六日在钓鱼台国宾馆八号楼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同他的写作小组成员逐字逐句地仔细润色这份手稿，并且为了使批判杨献珍的词句更为锋利，还重写个别的段落。他特别仔细地考虑文章上标出作者姓名的这一行。在同助手们商量以后，他最后决定这篇论文将以两名与这场争论毫无关系的党校干部的名义刊登出来。
《人民日报》在《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标题下令七月十七日刊登了康生的文章。一旦党校的全体教师清楚地知道杨献珍被公开点名，这场争论就不再是纯学术性了，而变成了一场两个人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清晰地暗示党的领导人已经拒绝再听杨献珍的解释。文章由杨献珍自己组织里的两名干部写作这件事，这一步加强了它的有效性，暗示了党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因为杨献珍遭到了自己下属的反对。
接下来，康生谋求理论事务方面的主要刊物《红旗》杂志的支持。八月上旬，他向杂志的主编陈伯达简要介绍了他的计划。陈伯达不但同毛泽东关系亲密，他还会奉承巴结，如今已经上升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高层。任何可能被看作批评主席的东西，对陈伯达来说都是讨厌的，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康生的建议。陈伯达指示他的编辑委员会草拟一篇指出合二而～是间接呼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文章，它危及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原则。康生通常注意细节，他为这篇《红旗》杂志的文章挑选署名，拒绝了“杂志评论员”这个名称，因为《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进入这场战斗，这显得过于庄重。另一方面，康生相信，“本刊报导员”会使这篇文章看上去不过是一位资历较浅的工作人员的个人观点。他最终确定“本刊报导员”的署名。文章本身的题目是《哲学战线上的新战》。
康生继续推进反对杨献珍的运动，于八月二十四日在党校的大礼党里召开了一系列群众大会中的第一个会议。合二而一的理论连同杨献珍和每一个康生声称与其有联系的人．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康生的代理人控制着这些会议，它们很快恶化成口头辱骂和威胁，经常持续到半夜以后。这些使人精疲力尽的对抗终究告一段落，与会人士同声指责杨献珍是拥护合二而一的文章背后的策划者。到八月下旬，党校的大部分资深官员不是被康生同化，就是受到极力威胁以致不敢反对他的计划，剩下的无助者就被指控为杨献珍小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在他们和他们家庭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康生的猎物——与其说是圆滑的政治家，不如说是理想主义的学者——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承受着灾难的结果。
杨献珍的境况变得毫无希望。此刻党的主要理论刊物都已开始反对他，每一个人都明白领导人是联合起来对付他。只有少数干部依然拒绝承认杨献珍是故意向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令发出挑战。身为对主席大逆不道的犯罪者，杨献珍必须受到惩罚；他从党校被转移到中国科学院哲学部一个不甚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那是他衰落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时，他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并有一年时间被拉到各种大会上遭受斗争批判。最后，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康生下令将他关在党校院子里的第五十二号楼内。四个月以后，康生将杨献珍移往一所监狱，在那儿他受到单独监禁，即使那时候他已达七十一岁高龄。杨献珍在监狱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后来，不是精神而是肉体垮了下来，他被送往陕西的农村从事劳动。他最后在一九七八年恢复了正常的生活——那是在康生去世两年多以后。
杨献珍绝非这场康生策划的理论争论的唯一受害者。最早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林青山，被开除出党，流放封中国东北的吉林，被指派担任蔬菜销售员的工作。他幸存了下来；八年代初期，他发表了许多揭露康生及其罪行的文章。林青山合二而一论文的合作者艾恒武，被流放到他的家乡辽宁省，被迫在一个公社里工作。党校的副校长韩树英，因为他曾经同杨献珍一起工作，而被指控为支持“反党集团”。韩树英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逮捕。另一个受害者是孙定国，一个山东士兵出身的理论家，在五〇年代未曾是康生的门徒，为他起草演讲稿，在他的住处吃饭，一连几小时同他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一九六四年，在康生的指示下，孙定国面临把杨献珍认作合二而一理论的设计师的严重压力，与其毁掉他的同事，孙定国宁愿跳进党校大院西面的人工湖里自杀。
还有其他许多人蒙受苦难。到一九六四年年底，有一百五十四个干部和学生遭受批判。七个人被开除党籍或者遭受严厉的“行政处罚”，比如强迫劳动或监禁。五十五个人遭到严厉的“批判”——在群众大会上遭到训斥和殴打。五十个人受到小组“帮助”——接受委员会，而非群众大会的激烈指责。另外五十九人的个人档案里被写上有害的评论，这是一种能够毁灭一个人前途的制裁。
这次事件的受害人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以前曾遭到政治怀疑的人们时常成为红卫兵的第一批目标。比如，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后来变成了一个生与死的问题。一个名叫陈波的普通士兵，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学生，陈波曾连续五年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标兵。但是在一九六四年，他写了一篇支持“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论文——一个导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逮捕和处决的意识形态罪行，甚至连死都没能结束陈波的问题：他的尸体被红卫兵砍成一段一段的。
合二而一的争论巩固了康生对党校的控制。从那时候起他越来越随便地利用党校的官员和学生充当他的个人密使和代理人。在曹轶欧的帮助下，他从党校内招募研究助手和为他起草演说稿的作者。党校成为另外一个写作小组“唐晓文”的基地——选择它是为了听起来像真人的名字。在康生的指示下，“唐晓文”的作者群写着玩世不恭的宣传文章，煽动起规模较小的争论，使康生能够用之来追求更大的权力。
康生在合二而一的争论上的胜利，标志着他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他正在搜寻开启通向黑暗的大门钥匙，使他得以在一片混乱之中被推上党的最高层。大约一年以后，康生确实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出表面上无害的历史剧，经由他的利用，他的党和人民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