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康生从公众生活中隐退六年是因为一场神秘的疾病，之后，他获得相当于奇迹般的恢复。没有医生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不健康的地方，他身体的突然康复也没有医学上的解释。康生本人开始谈论折磨“社会主义时代病人”的疾病。他警告说，“如果(你们)医生们只懂得生理上的病人，而不懂得社会和政治的病人，那么你们只是半个医生。”康生声称医生们如果想要治病救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为他自己漫长的治疗和医生们未能找到病因，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
一九五六年一月的最后一天，北京正处于隆冬时节，康生意想不到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次例会上露面了，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大型象征性机构，专门让著名的非共产党人士发表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他五年来首次在公众面前的露面是低调的，但是它标志了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象征他开始生涯的下一个阶段。
康生对好奇的同志们解释，他的健康至少已经好转，足以使他经受得住日常工作的繁忙。事实上，对于一个既吸烟又抽鸦片、年近六十的瘾君子来说，他的身体状况一直算是不错的。康生不愿意告诉同事们他重返政坛的真正原因是：他知道苒继续当旁观者，就会水远危害他未来的前途。一九四五年以来首次举行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年底召开，康生就像其余的中国领导人一样，期待它在中国共产党内成为一个分水岭。康生若不能获得转机，就可能枯等着领取养老金，如果幸运的话；不然，就只能降为无名无权的普通群众。
康生离开医院以后，中央办公厅就派给他一所大住宅，房子位于北京古代界标之一的鼓楼西北面一条狭窄街道：小石桥胡同里。他宽敞、散漫延伸的高级住宅里有人工假山，假山上建有小亭子，庭院里曲径通幽，有一片竹林，每到夏令时分，竹林里就响起一片蝉声，康生在这里过着一种学者风范的官员生活。他聚集艺术品和古玩，绘画并练习书法。他告诉一位客人说，他希望最终能脱离官场的生活，生活于森林和山水间，献身于艺术。但是现在，他渴望回到权力的位置上。
尽管他已待在北京养了五年病，但是当康生搬出医院时，他还是在一个不像他曾住过的任何地方的城市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北京体现了新旧两个中国的风格。当康生乘车通过北京街道时，共产党已经开始拆毁那些数世纪以来赋予这个帝国心脏一种力量和威严气度的城堡形围墙；随着他们把从前宏伟的城墙夷为平地，新中国的工程师们用庞大的苏联式办公大楼、会议厅、宾馆和展览中心，渐淅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巨大豹、正方形的建筑给这个首都增添了一种世界主义和现代性的感觉。然而在社会主义的面具背后，却是这个古代城市的胡同和小巷、宫殿和亭台楼阁、庙宇和宝塔、花园和湖泊，以及由高高的围墙和月洞门遮蔽的，在缓慢衰败中幸存下来的高级住宅。
新政权不仅把建筑工程分散在全北京市，而且还引进新的菁英人物来充当政府各部门的战员。把工作分派给那些在革命中曾经战斗过、最有前途和最忠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们创造了一个看来与这个城市的过去几乎没什么联系的新社会。但是就像俄国式的百货商店和宾馆不可能完全夺去中国建筑的光彩一样，共产党的政权必须千方百计地应付数世纪来在北京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阴谋和诡计。如果说上海是个浮华的、商业化的、只为金钱而活的大城市，那么北京就是个密室政治和私人交易的城市。诚然，北京市里的天安门广场还时常举行庄严典礼，但是那些掌权者却在桥牌桌旁或者高级餐厅里交易，坐在后窗蒙着窗帘的黑轿车到处旅行。
康生在一九五六年年初的几个月里面对的挑战，强调了他的继续隐退会遭遇的危险。他重新一露面，就碰到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使他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发生戏剧性的沉浮。在一九五四年清洗高岗和饶漱石以后，他在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之后排名第六。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就在他重返公众生活以后的数星期里，他被排在彭真后面。到四月底，据报导他已被在第十位，甚至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中唯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的洛甫乏后。然后在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节日——康生突然重新排名第六。他的位置，至少根据公众报导和官方公报，直到四个月以后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时为止一直没有改变。
在康生排名顺序变化的背后，潜伏着一场争论：在他养病期间所给予的他一种几乎是出于礼貌的高位，是否让他继续保持？没有人会开启危险的先例，去质询一位生病同事的过失，但是一旦康生重现江湖，他的同志们就不会那么善解人意了。他赋闲了六年却对他奖励有加，而那些一直为人民共和国而无情工作的人们却无法分一杯羹，这可是会引发严重的士气问题。一些干部厌恶他养病期间所谣传的恋情插曲；其他人觊觎着他的位置和权力；几乎没有理由热情欢迎他回来。
尽管康生生活在政策之外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同安全机构的关系，他还是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许多人曾在他手中受过折磨，他们中有些人，像李立三——当时的劳动部部长——积极地散布有关康生的口是心非和虐待狂的故事。康生的社交习性使他更加不受欢迎。一位目击者于五〇年代的后一年在北京观摩一部放给高级干部看的电影时看见过他，语带鄙夷地将他同另一位观众、热情奔放和爱交际的老军人贺龙元帅相比较；这位旁观者回忆康生架子十足，并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审视着观众，这种表情被他描述为阴阳怪气。
像康生那样的男人是个天生的靶子，即使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康生为促进他的地位所走的第一步，是寻出能给他一个踏脚平台的专长。他仍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身份除了提供威望，并不能让他控制任何党和政府机构。渐渐地，他失去了所有曾赋予他控制人民的权威的职位，他处于比一九囚六年更糟糕的境遇中。到一九五五年，甚至他的家乡山东省也不再属于他的管辖区域，当时一位名叫舒同的长征老战士和前社会事务部的成员，正式取代康生担任省长的职务。在那之前，康生还占据着这个头街，尽管他卧病在床，没有做任何工作。
康生寻求一个新的和富有影响的职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六年的时间里，政权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已经从十二年频繁的战争中得到恢复，政府的方针政策已经转移，专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世俗任务。党为了生存而斗争时所需要的才能，在这个新时代里很少有价值。现在党已经执掌了权力，政治局的议事日程也不再被安全和间谍问题所支配，这个政坛需要有这样背景的人：经济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只有一个政治局的文职成员需要在更为广泛的警察和法律事务的关系中，去监督安全和间谍活动的团体。在五年代初期和六〇年代初期之间，这个责任落到了康生从前的下属彭真的身上，因为他担任“政法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
切断了他权力的自然基础，康生担任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职务，其中没有一个是有前途的。在一九五六年年初，他被任命去推广“普通话委员会”——“普通话”是共产党试图强行在全中国推广的标准化汉语。“普通话”使用简体字和大量新的、社会主义的词语，替代过去时代“封建的”辞汇。甚至在这个相对不重要的领域，康生也只是军人出身、现任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手下的副主席。
外国事务给康生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一九五六年三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圊长前往东德，出席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康生在东德度过一个月，这是他在这个斯大林世界同其他共产党的初次个人联系，他也发现了正席卷东欧、对斯大林的攻击的政治影响。社会主义统一党会议恰好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举行一个月以后召开的，在苏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他对斯大林、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他的“个人崇拜”进行直言不讳的谴责。同样饱受斯大林主义之苦的东德共产党，渴望紧跟赫鲁晓夫的领导；由于康生的到场，他们采取措施，试图介绍“由上而下的自由化”，强调社会主义的法律丽不是个别领导人的神化。
东德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动向，已足以扰乱康生或者任何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中获取权力的干部，因为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就是一种从过度个人崇拜兴起，进而严密控制社会的模式。对党的角色要加以限制的说法已对中国、对康生的庇护者毛主席和康生本人都产生了令人惊恐的影响。康生的众多方法——运用恐怖手段、榨取虚假口供、操纵间谍活动以及美化最高领导人——都是得自斯大林的统治。当他在回国途中停留在莫斯科时——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他首次访问那儿，康生的感觉是他的世界正在加速崩溃。二十多年来，莫斯科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圣城”在战后同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竞争中，已成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事业已经成为苏联国家和益的牺牲品。运转中的新势力在赫鲁晓夫的里程碑式报告以后变得甚至更为明显，他们发动了第一次官方认可的反斯大林主义的运动。
康生继续试图重建他酌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变化趋势给他的帮助很小。由于中国的高层领导极为小心地回避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康生做为安全部门首脑的纪律就使他的困境变得甚至更为严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了妒忌他的资深经历的野心勃勃的同事的靶子。康生试图反击，但是六年中的病人生活已经损害了他的防御功能。
由于毛泽东本人所面临的问题，康生甚至更容易受到攻击。毛泽东的至高无上并没有受到威胁，但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希望确定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没有在主席周围发展起来。
为了抒解来自神经质官员的压力，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从党的章程中删除所有提及“毛泽东思想”的字眼。毛泽东也在忙于安抚批评他的人，顾不上为代表们游说反对康生的事情操更多的心。
康生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遭受了他生平最令他感到羞辱的变迭。他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治局无表决权。在排名表上从第六位急降到第二十二位——对于一个已做了二十二年政治局委员的男人来说，这是令人痛苦的侮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注意到，“他距离被遗忘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在党的阶梯上高于康生的几名干部，一度都曾经是他的下属。在延安的党校里一度只是讲师的胖胖的小个子哲学教授陈伯达，现在排名要高于康生。如今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都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
康生除了掩饰他的不快和假装同他的上级合作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即使出现对毛泽东地位的低调争论，康生逐是认为毛泽东是攸关他未来的关键人物，并充分重视同这位主席交往的每一个机会。一九五六年，政治局创办了一个“政治研究室”，名义上是在陈伯达的领导下，毛泽东经常在那儿举行同省委书记们的讨论会。康生说服中央办公厅在主席的办公室旁边分配给他一个房间。到一九五六年年底，康生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在在支持毛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对苏联的反斯大林主义化做出反应，又要如何应付波兰及匈牙利等国家里敌视共产主义的潮流的观点。
主席对社会主义阵营里这些不断扰乱人心的倾向的态度，标志着一种对他先前态度的背离。毛泽东的政权自从创立了人民共和国以来，对它的敌人向来就是辣手无情的：五年代初期为了巩固它所建立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强硬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毛泽东的亲后们逮捕了高岗和饶漱石那样企图反对他的高级官员；中国的非共产党学者已经蒙受耻辱并沉默无言；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胡风，因为指出了毛泽东的文化和艺术理论的狭隘和肤浅而遭到囚禁。
面对东欧事件可能会在中国引发不满的危险，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步骤。他不是下令进行另一次的大清洗，而是建议采取更自由的态度。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辩说应该鼓励非党员的知识分了起来批评专横的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们已经玷污了党的声誉。面对他小心翼翼的同志们，毛泽东解释，如能允许那些不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公民表达他们的不满，中国将能够迭到民族的和谐，并避免威胁其他共产党政府的那些麻烦。
从未对任何自由主义表示过些许赞同的康生，忽然宣称他本人坚决支持公众舆论对党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作法的批评。在姿态上做出戏剧性变化一刻也难不住康生：在过去他就已经多次变过脸。事实上，他信服的政治哲学就是假定恒常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惟有不恒常。康生有一次在公开谈话时指着一架磁带录音机告诉他的听众，他有“三怕：口号和概念的录音、笔记和记录。”他解释，无论他说什么都只符合当时当地，因此在其他情况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今天不知道我明天会说什么。因此磁带录音是无用的！”
毛泽东提出自由表达意见的概念并证明它对党是有理的，康生在这一问题上与毛紧密合作。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演说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关于内部批评问题的观点，或者就像他所表达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席争论说社会内部的冲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并断定属于后者的公众讨论是达到社会团结的最好途径。康生坐在屋内的长椅上赞许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演讲——与刘少奇、朱德和彭德怀的缺席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不是开会，但是当时毛泽东使用了麦克风。按照非官方的报导，听众中许多反对者为了抗议毛泽东的思想，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大厅。
康生毫不犹豫地响应主席的号召，呼吁非共产党人士揭露他们在党内看到的缺点。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康生在北京帮助召开了一个关于宣传工作的七天会议，趁机促迸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在讨论会上作了演讲，还向小组代表们解释为什么作家、新闻记者和艺术家应该揭露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缺点；康生不时用讽刺的口气插上几句话，讥讽那些害怕如此广泛的批评会削弱他们掌权的顽固官员。在讨论会的结尾，总结的任务落到了康生的身上；由于感觉到他可以利用毛泽东和反对者之间的不和，康生详细讲述了毛泽东解决社会主义各种问题的方法的哲学重要性。主席的思想代表了马列主义一种独到和创造性发展，康生这样告诉听众。
墚皇坚持扮演一名马克思主义专家的角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五日的决定是一致的，当时他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一个小小的“内部”或秘密委员会的副组长。这个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它直接向政治局汇报，并监督宣传部、党校和文化部的工作。如果康生想要避开政治上的停滞不前，那么他非常需要这样的工作，它使他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主要部分一意识形态——的权威。
毛泽东在三月下旬前往天津、上海和南京出游，在每一个停留站解释“百花”方针，并会见出版家、编辑和当地的领导人。康生没有去天津，但是在上海他加人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在一组报纸记者采访毛泽东时做了介绍；康生担任司仪的角色，邀请访问者提出任何有关主席想要公开讨论党的工作的问题。
随着毛泽东矛盾论点的讲话逐渐传播开来，允许“百花齐放”的呼声接连不断地响起。许多知识分子都害怕向共产党政府吐露他们的不满，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上旬开始，几乎来自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开始对当前政权提出异议。报纸相杂志上的文章使用刺耳的语言，严厉责骂中国的统治者和那些为他们服务的官僚们。一九四九年以后留在大陆的前国民党官员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排外体制，受人尊敬的教授和学生积极分子要求摆脱中国共产党强加给知识分子的约束；工人们要求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而武汉的学生们甚至打算发动一场匈牙利式的起义。党觉得自己被敌对的声音所包围，所有的议论都围绕着共产党创建了一个禁止有不同意见的一党制国家这一主题而奏出的变奏曲。用地位很高的异议者、《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的话来说，中国变成了“党天下”。
随着抗议的增加，毛泽东发出了一个指示，显示他倡议这场运动的原先意图或许要比他假装的更为险恶。五月中旬，他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一条按语：“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段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毛泽东不让他的话向公众传达的事实，使人普遍地联想到，从一开始，他就想要煽动非党人士的过火行为。如果毛泽东真正为不同意见的失控感到担忧，那么，他本来可以通过传达他的按语来立即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许多作家和学者如果知道主席不再欢迎这场运动，他们一定会更加沉默寡言。
很清楚，毛泽东在等待这场对党的进攻变得更加猛烈。然而，甚至在今天，他这样做的原因依然难以确定；或许他只是想要在他阻止这场抗议之前，给普通干部施加更多压力。但是许多中国观察家们相信，他葱要在下令镇压之前，让党的资产阶级敌人彻底地暴露自己。他关于矛盾的讲词，以及讲词中对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冲突的区分，使得他有正当理由，严厉处分任何超越指出个别共产党人的限度、向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挑战的人。刘少奇和其他强调纪律的干部几乎肯定不会得到他的信任。但是康生从一开始就支持毛泽东关于对党的工作进行批评的号召；戴晴，一位调查过这个时期的新闻记者，认为康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毛泽东的计划。戴晴写道，尽管毛泽东的想法对于紧跟其后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来说，显得过于晦暗不清，但是“康生也许主其事，因为在那时，他突然不再养病了，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地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具体步骤中。”
在一种出其不意的逆境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委们和理论家们在六月八日开始了一场对“右派”的大清洗。彭真和其他曾经为反对毛泽东作法进行辩论的干部，抓住这次事件的契机，用几乎没有掩饰的词语指责毛泽东。然而，要不是《纽约时报》从华沙一个东欧情报员那里得到他关于矛盾的讲词副本，毛泽东或许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攻击；毛泽东讲话的全文于六月十三日在这份资产阶级的美国报纸上发表，迫使毛泽东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行动了。党的领导不得不发表自己版本的毛泽东讲词，以结束对毛泽东看法的推测。但是新近开始的反“右派”运动需要对这篇具有权威性的讲词作某些尴尬的修改。在正统干部的眼里，毛泽东讲词的修订版于六月十九日在中国出版发行，等于点明了他那持强硬路线的同事们迫使他做出让步。“百花”运动导致了一场对那些曾经说出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人的毁灭仕攻击，但是那种极为自吹自擂的公开争论的拙劣方法，已经转变成一场范围广泛的镇压，这表明了毛泽东的一种双重失败。他不但不能够消除中国的“非对抗性矛盾”，而且这种政策的突然逆转使他在党内的对手们认清了他的短处。
回应这阵洪水般的敌意，共产党发动了一场短暂但是残酷的运动，使五十五万人民被监禁或者流放去劳改营。那些非共产党小民主团体的领导人，遭到解雇并被迫自我批评，他们曾担任政府部门首长，以强化一个宽容的多党制政权的形象。最严重的损失是数十万知识分子——教授、作家、新闻记者、学生——他们曾经出于勇气（或者天真），接受了毛泽东表面上有价值的邀请，许多人被送往劳动农场，通过体力劳动改造他们的异端思想。在武汉组织过起义的学生领导人遭到了处决。其他的共产党政府都在思索如何克服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而引发出来的问题，但是中国，仅仅在言论自由发声的六个星期之后，就回复到传统的斯大林主义方法，镇压不同的意见。
对“右派”的镇压，是仿效康生在延安建立的一贯模式，运用警察、监狱和劳改营来碾碎一种纯粹是政治上的威胁。此时，在清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曾使现政权为难的非共产党政治家的过程中，康生很少表现出兴趣。他集中精力在党校肃清那些他指控过以及支持右派主张的干部。康生并没有加入他的大多数莉志，一同消灭党的敌人，而是利用这次反右运动来攻击党的关键机构里的目标，并扩展他自己的影响。
除了使自己成为一名能够解决毛泽东的麻烦问题的私人助手之外，康生开始构连蚀自己的盟友和共谋者的集团。他们当中有《红旗》杂志——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创建的喉舌——的总编辑陈伯达。陈伯达由于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晋丹得比康生高而遭到他的妒忌，但是陈伯达是那种康生相信能够使自己得益的人。陈伯达同毛泽东很亲近——他在延安曾作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但有只有主席认为他特别聪明。
在他的朋友当中他被称作“老夫子”，这是一个意指诚实但却缺乏头脑的教授的专门词语，陈伯达并没有聪明到康生需要怕他的地步。另外一名康生小圈子里的新成员是柯庆施，他过去在上海和延安的时候是康生的同志。柯庆施于一九五八年在上海接替陈毅担任党的首脑，使中国最大的城市变成了毛主义者的大本营。在政治舞台上他比跌撞前进的陈伯达要聪明狡猾得多，柯庆施对于康生来说是另一个极好的同盟者：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他不是康生攫取权力的竞争者。康生还恢复了同山东的门徒王力和关锋的关系，他们在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里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并力求同情报系统里从前的同事，像调查部部长李克农那样的人交往。
毛泽东依然是康生所有活动——他的策略和他对同事的选择——的终极对象。由于重获毛泽东的欢心，康生认识到，他能够胜过那些在他住院年间已经赢得影响力的重要官僚。他成了毛泽东廷臣，一个了解这个体制规则的内侍，借由与领袖的关系窜生出来的特别人物。
然而，同毛泽东定期会面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毛泽东不再是那个康生在延安曾以朋友之礼相待并帮助过的、可以接近的农民造反者，他已经贵为主靡，一个被崇拜的对象，一个传奇般的巨人，他成为一种疏远而冷淡的存在。他住在中南海的亭台楼阁里，这是一片独特的毗邻北京中心紫禁城的有围墙的建筑，当首都的天气开始转冷的时候，他就隐退到南方的僻静别墅，甚至坐上特别列车外出巡游。江青，这位曾经激起毛泽东热情且做过康生通往这位领袖的桥梁的女性，现在谄媚者卷士重来过着独居的生活。五〇年代初期，江青在苏联度过了几年，接受一系列疾病的治疗；有扁桃体炎、肝脏问题以及最终的子宫颈癌。她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三〇年代末和四〇年代期间少得多。
康生频繁地安排同毛泽东一起出游，这给他一个奉承主席的机会，并刺探毛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一月离开寒冷的北京，前往杭州和南京那样南方气候的城市，他带了许多资深官员，包括康生。在讨论明年的国家政策时，毛泽东谴责了那些谨慎的经济计划制订者和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就他加快经济发展的建议同他进行争论。他重复他三月份在成都的非难，当时他表扬了两名领导人——来自上海且为康生盟友的柯庆施，和来自四川的李井泉——因为他们支持他那经济改造的号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反对毛泽东发展目标的意见减少了，中国并于这一年的年中开始搞“大跃进”，一个试图在一夜之间创造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计划。尽管它触及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城市建设到农民的住房安排，但是“跃进”的主要目标是使钢产量翻一倍，以集体农场或者公社来取代私人占有土地，并且戏剧性地增加谷物的产量。
康生在离开成都时，已意识到毛泽东沉湎于创造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康生力了使他自己与主席达成一致，狂热地争辩说毛泽东加快经济改造的想法，会在教育系统——一个康生通过“中央文教小组”领导的领域——激起一场激进的变化。到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月，就在中央委员会认可毛泽东为了使中国社会共产主义化的经济计划之前几个月，康生宣告：“教育需要一场‘大跃进’。”
为了在教育系统扩展他的激进思想，康生开始访问山西、四川、上海以及遍布中国其他地方的大学、技校和中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宣称真正的革命要求教育同劳动相结合——他声称这种结合是“教育大跃进”的基础，它将使农业和工业并行前进。他拒绝教育界共同接受的想法，嘲笑挖苦像教育部那样的受宠目标。现行的教育政策，他抱怨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教育部把反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马克思主义学说。
除此之外——按照“石头”概念的发明者的说法——由教育部强制执行的纪律标准和规则是束缚学生的“绳索”，应当加以抛弃。
康生把标准的学校教育讥笑为“教条、胡言乱语和糟粕”，并对整个教育体制的基础程序提出疑问。他认为一节课持续四十五分钟是一种不科学的想法；在有些情况下，他争论说，教师向学生传递十分钟信息就完全足够了。他还找出学校假期过长的理由，作为教育部愚蠢的进一步证据，甚至更坏，是资产阶级倾向的证据。“我问过许多心理学家和医生，他们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一次会议上声称，“实际上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因此应该有假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够回答——党中央怎么样？我想党中夹也是搞脑力劳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假期呢？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学生年轻，需要休息；但是农村里的儿童，如果他们不上中学，就不能休息，为什么是那样呢？”不是取消假期，康生提出，而是课堂时间应该受到限制，因为体力劳动和标准教育一样重要。他对一所听从他的指示废除授课以支持体力劳动的学校的评论，概括了他的态度：“不要把这个称为停课。要把它称为转移课堂。”
无论他走到哪里，康生总是嘲笑教育体制，然而他的公众形象依然保持着一副受人尊敬的学者模样。在康生于一九五七年访问天津南开大学以后，一名叫杨德春的学生，创作了一首散文诗，诗中以属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in）的那种文雅的好奇心来描绘康生：
上课铃声刚停
进来一位老人。
他，轻轻地坐在最后面的座位……
休息的时候
他同老师那么亲近问这，问那
像是熟悉的朋友谈笑风生。
当他听完文学史
刚刚跨步出门
教室响起了一片欢笑和争论。
全都争说：“我敢保证是上次来过的党中央首长——康生。”
整个教室在激动，像春水翻腾。
同学们挤着
从窗口探出头来
望着那朴实的身影
远了，远了，再也看不见了……
康生把他的哲学建立在工人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劳动者的原则上，因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分，将会随着中国过渡到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消失。他的分折里暗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群众是有敌意的：他们是教育大跃进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障碍。
康生还提出“重新调整”城市工人的生活设施，这意味着重新安排厂矿职工的宿舍；迫使男女工人，包括丈夫和妻子，去住在分开的宿舍里；并将儿童送进国家管理的托儿所，这样一来，家庭责任就不再使工人分心。
康生辩说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的分居是正当的，理由是缩短上班时间并直接对工作单位丽不是家庭承担义务，如此就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加紧社会控制。“有些工人回到宿舍后，大吃大喝，追求低级趣味，看黄色小说，甚至有些职工乱搞男女关系，”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篇关于康生观察的文章里说道；在康生的领导下，受党信任的人将登记客人们的姓名并进行安全巡逻；宿舍里的居民将在一个食堂里吃饭，以减少过多私人消费的危险；干部们将在一起学习政治文章，一起锻炼身体，一起看戏和看电影。
康生认为，由于直接控制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并透过致工人员管理的宿舍登记册，对他们同性伴侣一起度过的时间加以控制，党就能够把工人们转变成完全听由国家统治者支配的投脑子的机器人。在不断为争取纯粹的共产主义而呐喊的幌子下，康生提倡的是一个奴隶社会。一九五八年十月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当参观山西一个煤镇阳泉的时候——那儿的生活居住区是按性别分开的——康生声称这种新的起居安排“对于建立城市公社创造了先决条件。”所有这一切，他坚持说，就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个好方法。”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里同干部们见面时，他赞扬社会的重新组合，他使用预言家的词语说：“这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造人工湖也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他幻想的政策越来越离奇，康生的性格也变了；他不再卧床不起，他用自信的强烈情愿来推动一切，他陶醉于无理性和不顾一切的行动，使听众震惊不已。他使人憎厌的评论对那些听他讲课的中级干部，明显有一种使人不安的效果，当他与那些平凡的制订计划者和专家治国论者划清界线时，对听众的诧异他其乐无穷。
康生喜欢的题目之一是：不考虑科学的实际，“要不顾后果地行事。”“科学是什么？”他在省会郑州挑衅地问教师们。
“科学不过是不顾一切的行动。它并没有任何使人感到神秘的东西。”在合肥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应用科学的漠视更为直截了当，当时他声称，“制造反应炉、回旋加逮器或者火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吓倒；只要你们不顾一切地去傲，你们就能够很快地获得成功。……你们要有胜过任何人的精神，就仿佛没有人比得上你们……你们不应该关心什么一机部、二机部，或者什么工业大学、清华大学，但是只要不顾一切地行动，就不会错。”他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说：“明年的国庆节，如果上海的学校能够发射一枚三级火箭到三百公里的高空，他们应该得三分……发射一枚带人造卫星的三级火箭就会得五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上海人在新年放烟火，因此学校肯定能够发射火箭！”
康生煽动性的发言响应了毛泽东的乌托邦式观点，但是康生努力使自己的发言瞧上去似乎是马克思理论合乎逻辑的产物。“我们应该像马克思一样，容许说废话。”他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向一群受教育的工人宣布说。既没有多加解释，也没有提出正当理由，他经常重复这句话。康生依靠的是他的资历和干部们对地位的尊敬；那些听他讲话的人从来不敢向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挑战。
他对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得到了回报。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康生是一名重要的参与者，当时毛泽东提出搞“大跃进”的建议得到了最终的认可。
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是康生降级的场合，但这一次他在代表大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讲了话——这是一个信号，它告诉全体代表，康生重新获得了高级领导人的地位。
他地位上升的进一步证据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现的，当时他在北戴河海滨疗养地出席政治局会议。这个从前的殖民地游乐场，由于沿着渤海湾林木葱郁的海岸线，给速个世纪之交修筑年久失修的带游廊的平房增添了魅力，多年来它是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夏都。在北戴河的秘密会场，毛主席个人想象力的产物“大跃进”，变成了大规模的冒险。政治局决定，中国应该在一年之内使钢产量翻上一倍，并开始建立农村的公社。当教育改革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接受、被写进最终的决议里时，康生日渐增长的影响显现出来，使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在最高层次上变得神圣起来。
然而不幸的是，来自毛泽东乌托邦计划的经济政策不过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当一九五八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大跃进”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使中国陷入一场灾难之中，一个世纪之前太平天国起义那样可怕的信号开始冒出，当时由视自己为现代耶稣基督的空想家洪秀全领导的长达十四年的起义，把中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伪造的统计数字鼓舞着欣快的领导人，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政策已经创造了奇迹。不过，当混乱开始席卷中国的时候，这场失败变得不能否认了。中央领导人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放慢建立农村公社的速度——实际上，是把大跃进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搁置起来。毛泽东做了策略性的撤退，把经济管理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其他专家治国论者手里。
由于康生曾以如此巨大的干劲鼓吹“大跃进”，他感到这场已经降临中国的灾难威胁到了他的地位。但是这时候他很幸运。鉴于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他在资深领导人中间独自认同那场对间谍的恐怖政治迫害，他现在小心地避免让自己漂离毛泽东的立场太远。结果，他没有成为其弛干部的靶子，他们中许多人正忙于掩盖自己作为“大跃进”的热情支持者的纪录。
康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进一步扩展他的影响，当时他提出在“中央文教小组”下面应该建立一个处理意识形态事务的“理论小组”。身为“中央文教小组”的副组长，康生使他自己被任命为新组织的头头。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总是把自己描绘成这个“理论小组”的“组长”，避免透露他的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文教小组”的。这种花招使他能够在党的干部面前夸大他的重要性。他还被任命为监督《毛泽东选集》出版事宜的委员会的副主席（康生编辑了第四卷）——明白显示毛泽东已经信任他。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在庐山开会的时候，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正席卷这片大地的各种灾难；几乎没有人认为在政策上的公开冲突会有任何好处。
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盟友，包括康生，都准备采取低姿态；那些可能打算将“大跃进”的失败归咎于毛泽东、更重实效的经济计划制订者们，手头工作很忙，不打算向主席发起挑战。康生上庐山准备听取统一的陈述，并提议齐心协力去克服使国家丧失活力的饥荒、浪费和经济混乱。
但是庐山会议出乎意外地成为一场论战，在党内留下了严重的分裂，并为七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暴发搭好了舞台。
在庐山一片喧嚣鼎沸声的背后，是彭德怀元帅，一位勇敢、坦率、正直，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幼稚的将军，曾经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行动敏捷且有一张丰满圆脸的彭德怀，出身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家庭。他是毛泽东最喜爱的将车之一，毛泽东曾经向俄国人描绘他为“中国军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尽管他被狡猾的政治家所包围，彭德怀却从未失去过他那农夫的单纯。他以与军队同甘共苦的情操而著名，当他发现大跃进的结果是全国陷入一片苦难，他为此日渐感到痛苦。
由于对这次会议的氛围判断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批评经济发展、自力更生和疏远苏联的政策，也正是毛主义者的计划核心。
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与其说是打算向主席的权威挑战，不如说是坦率陈述他在中国农村所感受到的苦难。不过，彭德怀率直的声明无心地揭露了以前政策的真相，对此毛泽东只能视作一种直接的威胁；彭德怀已经对党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即使连更注重实效的领导人——刘少奇、彭真和邓小平，他们现在都认识到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有很多缺陷——也不会支持这样一种对党的攻击。彭德怀和他的小集团被打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标记。
批评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并不独独彭德怀一人。他有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包括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将军；一度是王明的支持者，一九五六年以后在领导人的排名表上已经超过康生的外交部副部长洛甫；以及湖南省党的首脑周小舟。然而，这种反资深领导人的联合队伍的批评是软弱的。甚至身为国防部长已经是中国军队的领导的彭德怀元帅，也不能忽视毛泽东头上的权威光环。面对一致的反对意见，这些持异议的人很快就输掉了这场战斗，并被剥夺了职务。由于这场斗争而出现的人事变动，在二十年里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进裎。五〇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卧病在床的林彪元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一职，并开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杰出拥护者。湖南省党的首脑周小舟，被华国锋所替代，他是毛泽东赞赏的另一个资历较浅的圈内成员。
康生完全未受到打扰，党上层这场突发的骚动所造成的一种紧张和充满怀疑的气氛，很适合他那搞政治操纵的风格。持异议的官员们成为四周独立的委员会的目标；康生被指定在调查彭德怀的一个委员会，他的言行举止充满了讽刺和积怨。他讽刺彭德怀关于忠诚信念的声明，并发起无情的攻击，其中最突出的是用双关语解释彭德怀的名字。按照康生的说法，“德怀”能读成“得华”；他的双关语把这个质朴无华的将军描绘成一个有无限野心的人。在另一个会议上，康生指控说：
“你们办了一个俱乐部，进行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进行革命活动。”康生的主题是经过仔细策划的，他把元帅和他的同盟者放在政治路线的一边，把毛泽东和其余的高级领导人，包括他自己，放在另一边。
康生利用众人对彭德怀的愤怒作为借口，发起了一场针对“右派”和“右派机会主义”——将“大跃进”的批评者和任何同他们有联系的人分离开来的代码——的整风运动。康生反“右派”倾向的运动有一个朴实的受害者作为筹码，但是它摧毁了许多同彭德怀元帅和其主要同盟者有交往的官员的前程。康生的目标之一是李则望（八〇年代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因为他同洛甫的交往而被赶出外交部。杨献珍，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党校校长，他承受住了康生当时的攻击，但是从鄢以后他处处受人监视。
到五〇年代末，康生已经大大改善了他的政治地位。但是那种曾经作为他上升基础的激进的乌托邦式想象，正在危险地被削弱。确实，在一九五九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面临着一场惊骇可畏的经济危机，它威胁破坏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毛泽东试图使这个国家所有的农田集体化的打算，加上遍布农村的土高炉——有人异想天开能由农民的工具冶炼出优质钢——以及可怕的旱灾毁坏了整整十年的所得，并使农民们确信，他的超凡神力已经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已经在那个冬天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大规模的挨饿；按照一项人口增长统计的细致分析，“在大跃进期间，因为跃进，有一千六百四十万到二千九百五十万额外的人口死去。”
康生完全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大灾难。他仔细估量了政治气候，决定他的专长不应再是教育，而该回复到“大跃进”那幻想年代之前的体制。他已经发现一个完美的舞台，适合他那不可思议的行动：中国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