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毛泽东的秘密机构的首脑，康生从未忘记过从苏联经历中学到的那些基本课程：虚构一个充满了间谍和敌特的世界，便可能获得一种巨大的权势。康生还借用了他在莫斯科第一次接触到的范例人物：像一名出色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他继续辱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被当作公众的头号敌人是苏联政治的一种产物，但是康生在延安凭幻想召唤出这个遭怀疑的领导人的幽灵，并用它来唤起叛徒们和破坏者们的恐惧。唯有他康生（或者他这样暗示），才能够保卫中国免遭托洛茨基的国际间谍和暗杀组织的破坏。
除了将托洛茨基当作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紧迫危险的一种象征之外，康生在他的谈话和演说中经常涉及“特务”、“秘密特务”、“间谍”、“叛徒”、“双重特务”、“国际间谍组织”和“秘密特务走狗”——并利用每一个机会把自己描述成唯一能够意识到这种由暗藏的敌人所造成威胁的人。“秘密特务的盏险性，”康生在他公开批评陈独秀和中国托洛茨基分子的文章中写道，“不在于他从外部反对你。秘密特务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躲藏在你的卧室并经常舔你的靴子。”
康生渴望成为共产党内最高的特务头子，但是在接管延安党的秘密机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使人弋馁的挑战。他不但必须创造出一种在战争时期能够保卫共产党的体系，而且他还必须控制那些经历过“白色恐怖”和长征、饱经风霜、难于驾驭的幸存者。康生从毛泽东的支持所获得的那种个人权威，需要炫耀专业能力和坚强意志来加以强化。过去他在上海担任秘密机构头子时下令暗杀，在莫斯科监禁与处决据说可疑的中国人所营造出的恐怖氛围，现在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宝贵财产。
康生所面对的困难远远超出应付一批意志坚强的干部，还有技术上和管理上的问题。三○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失利后，留下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已经四分五裂。国民党的调查科和蓝衣社在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城市里破获了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同时，长征的混乱状态已经造成对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农村武装队——政治保卫局的巨大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总部之后不久，党的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名叫社会事务部的新组织，它意在将当时以不同形式存在的三个性质不同的安全和间谍机构合并在一起。组建一个综合性的安全系统的决定，在康生从莫斯科回国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将各个组成部分浇铸成一个独立的整体，这项任务落到了康生的身上。
与会以上海为基地的“特别工作委员会”相呼应的城市秘密机构，是社会事务部的主要组成部分。康生在他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领导过“特别工怍委员会”，熟识里面许多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追打中幸免一死的特工。有些特工已经来到延安继续他们的秘密工作，而其他地下工作者依旧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
社会事务部的另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农村和小城市里展开活动的政治保卫局。这个准军事组织最初在三〇年代初期建立于江西山区的共产党基地，以维持秩序，实施土地改革，消灭那些试图保有田地的地主，并防御国民党的颠覆。政治保卫局在长征期间的另一个任务是保卫资深的党的领导人，这使它享有精锐部队的称号。
同这两个安全和间谍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延安边区的共产党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特殊部队：“保卫处”，它对地方上的各种事情都要负责，从日常治安到逮捕颠覆分子和敌方间谍。
保卫处同延安警卫团密切联系，警卫团由保护共产党首都的公共安全的战士所组成。警卫团为社会事务部指派的工作提供人力：站岗放哨，逮捕有嫌疑的敌特，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上层领导提供人身保护。身为警卫团团长的王震将军——一位来自毛泽东故乡湖南省、言谈举止极为豪放的农民——执行来自康生和军事委员会两方面的命令。
“社会事务”是一个不招人厌的名称——毕竟，它无意识地使人联想到革命可能会是一场宴会——但是在康生的领导下，这个部门发展成一个模仿苏联秘密警察系统的机构，而且青出于蓝。像克格勃的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一样，社会事务部兼有这两个秘密机构的基本功能：实施反间谋和反颠覆的行动，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搜集有关党的敌人的情报，不管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这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从暗中监视外国人，到调查和逮捕任何受到怀疑、被认为充当其他国家的间谍或者颠覆共产党主义体制的人。它的功能范围反映在四个主要分支的名称上面：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际情报。为了执行如此广泛的职责，社会事务部扩展成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拥有一支相当庞大但行动向来隐蔽的队伍，不时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每一个省份出没。
撇开它的规模不谈，社会事务部并不拥有一切的权力。
比如说，它的军事安全部门，必须同军事委员会一起为军队分担责任，军事委员会有它自己的军事情报部。但是这种个别的重叠并没有剥夺康生的权势——因为他同是这两个部门的首脑。
社会事务部还同许多职责隐密的部门有密切的联系。比如统一战线工作部，担负着宣传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责，它的工作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党，渴望同其他的中国爱国志士合作，保持同国民党组织内部特务系统的联系，这些特务当中许多人还为康生的组织服务。还有城镇工作部，从理论上说，城镇工作部被猜想为是管理那些已被共产党控制的大小城镇的部门，但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密作用，即在工作上同社会事务部进行亲密的合作。
康生的官僚主义王国在四〇年代初继续扩展。一九四三年，在康生担任延安情报工作领导的五年以后，建立了一个名称累赘的新组织：敌后工作委员会，其职责为监督敌占区的情报工作。这个机构包括了社会事务部和军事委员会情报和联络部门两方面的人马。康生被任命为这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如此一来，他渗透相颠覆敌人组织的能力就更为强化。
对社会事务部和军事情报部这两个部门的控制，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势。他的地位甚至已经不同于苏联的情报和安全首脑，在苏联，军事情报机构依然掌握在军队最高指挥者的手中，独立于非军人统治的像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克格勃那样的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够同康生所控制的隐密权力相抗争。到四〇年代中期，他实际上是延安第二个最有权力的人物，而且整个社会事务部的特工们相信，康生至少像毛泽东一样具有权威。
康生为了背叛王明，已经树敌很多，他继续积聚权力，不断挫败那些妄想取而代之的人的锐气，如此下去，甚至引起了更多的憎恨。成为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后，他就将长征期间主管安全工作的将军罗瑞卿挤到一边，即使康生对军队事务的知识有限；康生的突然高升还使江西的政治保卫局原领导人邓发的希望遭到了破灭。同样，其他那些更不引人注意的人们也失去了机会，但是康生似乎并不害怕树敌过多。他宁愿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权力上，而不是押在朋友上。
康生成为谍报领域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唯一幸存者是“狡猾且富有机智的”李克农，在上海时他也曾帮助党抵受住了顾顺章的叛变所造成的冲击。从秘密工作到代号密码，几乎对情报工作的每一方面都富于经验的李克农，于一九四一年被任命为康生在社会事务部和军事情报部这两个部门的副手。
为了在社会事务部打上他的印记，康生改换了他的地址，也撤换了它的人员。一九三九年初，他将在杨家岭窑洞里的总部，转移到他曾经住过的枣园。间他的工作人员的办事处和住处一起，康生在枣园修建了一座监狱，他可以在那儿拘留、审讯和拷打某些犯人，免受外界的干扰。
在他担任社会事务部首脑的最初几年里，康生设法创造一种等于是他的私人秘密机构的东西。康生本人坚决要求拥有比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好的生活水平，并为了加强社会事务部的干部对他而且仅仅是对他的信奉，他确信他的特工们要有比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更好的食物、衣服和住房。康生的手下人也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骄傲自大的习气”而名声大噪。
自从康生在上海的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千百万人民却依然蒙受着周期性的饥荒、各种自然灾害和极端贫困的折磨；但是到了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已经达到一种使人认为这个国家终于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的繁荣水平；譬如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繁荣兴旺。中国人和外国人合办的教育发展很快。中国的政治也似乎使人有了指望。蒋介石打败或兼并了许多自一九一一年共和革命以来数十年里不断危害中国统一的军阀势力。共产党造反者们虽从长征中幸存下来，但是到一九三六年，蛰居在陕西北部的共产主义者在国家舞台上只占着小小的一部分。
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持续争斗不休的时候，日本重新贪婪地注视着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日本的冒险家们一直频频干涉中国的事务，到三〇年代，东京日益沙文主义化的政体再度认为，军事侵略中国是扩张日本帝国的方法之一。一九三七年初形成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可靠。两党嘴上口口声声说要合作，但是在幕后为了各自的利益则进行着无俅止的斗争，时而演变成军队问的冲突。
等到康生执掌安全和情报机构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被两伙可怕的敌人所包围：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占据着延安的北面和东面地区；暗中不断寻找机会损害毛泽东军队的国民党“盟友”，占据着延安的南面和西面地区。在康生担任秘密警察首脑的第一年里，两伙敌人当中，日本人所进行的间谍活动威胁更为严重。受一种兼有帝王崇拜和对中国无情蔑视的思想所驱使，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极为坚决。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入侵中国大陆以后，就与共产党发生冲突，定期轰炸延安。日本人的炸弹造成的伤亡很少，但是轰炸加深了日本人的全力进攻共产党大本营、并将这个小城镇夷为平地的恐惧。在一九四一年举行的决定性突袭当中，日本人派了九十架飞机飞临延安上空，并“一直轰炸到他们看不到一幢竖起的建筑物为止。”
康生的社会事务部必须不断地警惕日本人的地下活动。像康生在他关于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文章中所曾经评述的，日本人在使用间谍和特务方面臭名昭著。用康生的话来说：“特务和间谍是日本侵略者的军火库……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战争中，这是一种最凶猛、最危险和最廉价的工具；反过来说这也是一种最难使用的武器。”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活动史可以追溯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期间，康生断言，而且它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形式。“在中国所进行的间谍工作中，日本侵略者使用每一种方法。有些是公开的——大使馆里的武官办事处、设在驻军内部的情报机构以及当地的情报组级。有些是半隐蔽的——各种办事处、各种团体、药房、报社、摄影室、调查小组、‘文化’组织、妓院和各种类型的浪人团体。”
日本的军事情报组织——以特务部机关而知名——在一九三一年“奉天事变”以后激增至中国各地。这些组织由诸如谦治土服原将军或川岛芳子那样的人来领导，前者是被当地的英文报社戏称为“满洲的劳伦斯”的浮夸冒险家，后者是位在日本受教育的满洲公主，以她的性欲而著称。许多中国人成了日本的间谍和特务；康生让人们知道，他时刻警惕着他们。
作为他们反华策略的一部分，日本人还使用机会主义者和亲日的中国人在满洲、北京和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每一个傀儡政权都有自己的秘密警察。在满洲，名义上由最后一位满洲皇帝溥仪统治的满洲国政府，统辖着三个秘密机构：一个是中央安全局，一个是附属于警察部队的特务机构，还有一个是满洲铁路局特务机构。在日本特务的监督下，这些组织招收中国的罪犯和兵痞在这块政治无主区工作，因此面临着共产党国民党两方面情报机构的压力，可说极为脆弱。
一九三九年年底，当日本人因为中国国土辽阔而攻势陷于停顿的时候，日本人武力攻击延安的威胁就变得更不可能了。同时，同国民党的竞争加剧了，对于统治中国来说，他们依然是共产党的主要对手。两党都把抗日统一战线看作是出于中国民族主义需要而作出的权宜之计；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发动针锋相对的准军事性行动。国民党驻扎了一支由蒋介石最信赖的将军之一胡宗南指挥的精锐部队，从南部地区迫近延安，封锁了这个共产党统治的边区。同时，共产党在名义上由日本人统治的地区发动了游击战，在那儿他们可以建立“屏放区”。敌对的中国军队之间经常爆发激战。一九四一年一月，在长江流域活动的共产党新四军，在同国民党军队的一次交战中几乎全面被歼。双方都指责这场战争是由对方挑起的。在这一时期里，为了努力争取优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日益致力于秘密的情报战。
苏联政策方面的变化，也加剧了长久以来国共之间的对抗。当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底抵达延安的时候，苏联向国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苏联的支援到一九三九年又戏剧性地减少了，蒋介石因此不用担心反对共产党可能会失去莫斯科的慷慨赠与。除此之外，苏联在蒙古的诺莫汗那场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一直持续到九月的战斗中击败了日本军队，这减轻了斯大林对日本的恐惧。随后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签定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从此就不用为了预防日本侵略，而保持同国民党的紧密联系。
一九四〇年，这场同国民党的未公开的战争向康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康生在上海工作时令共产党难以对付的敌手国民党调查科，逐渐发展成中央统计局，一个活动遍布国民党统治区并在同共产党的秘密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庞大组织。另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军事统计局，也于一九三八年在国民党内形成。就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这个局发源于军队，但是它的触须几乎涵盖情报工作的每一个层面；它的目标大多集中在政治和平民，包括共产党和亲日的傀儡政权。恰如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卫部所干的工作与保卫社会几乎不沾边一样，国民党的两个统计局所负责的远比搜集统计数据要多得多。
军统局由臭名昭著的戴笠任屙长，他身为蓝衣社的首脑，曾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死亡名单，并迫使他于一九三三年逃离了上海。戴笠从那以后一直在积聚权力。当中日战争猛烈爆发时，他成为中国最有权势和最使人畏惧的人物之一，逐渐控制了国民党政府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门，从军事警察和情报到海关、税务和鸦片查禁。戴笠的军统局沉溺于一切可能的手段——训练漂亮的妇女来引诱敌方的官员；建立了一个无线电窃听和解译处；动用重刑来获取情报；并且在重庆的郊区建立了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戴笠甚至在印度和美国建立了一个特务网络，并发展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关系，彼此极为亲密。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与日本傀儡政权的对抗中，他们将特务安置到南京的亲日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层，并且暗杀了许多著名的中国通敌者。
秘密机构在中国的大量活动，造成康生和他的同伴们过着一种经常转移、居无定处的动荡生活。危险可能是不易觉察的，并且朋友们的忠诚和动机经常会成为问题。在这个异常混乱和骚动的时期，许多中国人因为环境而放弃了政治立场，从一个团体转向另一个团体——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从共产党转到日本人的傀儡政权——就在不断冲突的野心、荣誉感、幻灭感、羞耻心、贪婪和恐惧的推动之下。
许多秘密机构之间维系着一种暂时交好、背叛、权宜之计的复杂网路。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那声名狼藉的秘密警察组织，就具有遍及这个地下世界的混乱和机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汪精卫的情报处总部就坐落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内一幢宽敞的别墅里，它逐渐以“七十大号”之简称为世人所知。它的全体成员是从下层社会的歹徒、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间谍和杀手中招募来的。情报处将一些以献身共产主义事业为起点、却以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工具而告终的三重人物聚集在一起。“七十六号”政治上的指导者是周佛海，就像毛泽东、张国焘和刘仁静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十三个创建者之一。周佛海最终变成了一名有强制力的阴谋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为日本人工作，同时也继续同戴笠保持着秘密联系。“七十六号”的日常管理权掌握在丁默I手里，丁身为上海红队的一员，曾在康生手下做事。丁默I的主要助手是李士群，另一名康生的红队毕业生。丁默I和李士群两人都曾作为共产党员在苏联受过训，背叛共产党后，他们首先投向国民党，然后又向亲日的傀儡政权靠拢。他们不是继续推进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是在战争岁月里为了赎金而绑架留在上海的富人，以及暗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周佛海、丁默I和李士群的政治史，具有腐败堕落的典型特征，这种腐败堕落逐渐驾驭了许多在那些年里曾为康生工作过的人。
在他就任秘密警察首脑这一职位后不久，康生开始直接卷入延安的间谍调查案。在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里，康生亲自介入了一桩案件之中，这桩案件唤醒了对敌特威胁的担心，也强调了康生的重要性。这个插曲发生在共产党受毛泽东的支持、重新准备对付国民党侵略的时候；康生捏造国民党反边区共产党间谍话动的证据，借此为毛泽东提出的蒋介石践踏所谓的统一战线，并且促成共产党领袖形成共识．支持对抗国民党的行动。
康生阴谋诡计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边区官僚体制中的一个小官员钱伟仁。钱伟仁在延安地区负责筑路和修路，工作需要使他偶尔同在毗连共产党领土的地区负责公共工程的国民党官员们见面。这样的接触并没有任何异常，但是即使如此，康生还是指控钱伟仁是“一名内奸”。为了加强案子的效果，康生威胁钱伟仁的妻子，恫吓说也要把她看作一名敌特。由于害怕康生可能会对她做出的事情，她同意暗中监视她的丈夫，汇报他的各种活动，并帮助证明他有罪。
钱伟仁被逮捕，并被拉至“公审大会”前示众，这是用来维持对团体的心理控制的政治惯例之一。社会事务部和当地安全机构大约一百名干部参加了这次大会。康生主持了钱伟仁的公审大会；当会议结束时，他宣布钱伟仁是一名叛徒和特务，并判决他七年监禁。
在康生的手中，王尊济（Wang Zunji，音译）事件看来似乎证明了对国民党更具侵略性的手段是正当的。几星期内，康生介入了另一桩案件，这次牵涉到国民党和某一亲日傀儡政权反延安的一桩联合间谍活动。康生最新的受害者是王尊济，一名逃离日人占领下的北京到延安的年轻妇女。北京亲日傀儡政权的领导人王克敏的侄女王尊济，由于憎恶她的家庭同日本人相勾结而离开了这个城市。像江青和其他人一样，她是被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名声吸引到延安来的。但是康生不是把她当作一位有价值的背叛者来欢迎，而是把她看作他更大阴谋中的有用人质。在指控王尊济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的同时，他下令逮捕她。安全官员侗将她关押在延安一个康生用来作为监狱的黑暗窑洞里。后来，在康生的亲自监督下，他们从她口中挖出了一份招供。
在审讯的第一阶段，康生的手下人员强迫王尊济一直站着，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直到她的双脚肿胀，开始感到头晕目眩。当康生看到她依然不愿意合作的时候，他威胁说要将两条毒蛇扔进关押她的窑洞里。这个办法奏效了；王尊济作了招供。恐惧和不眠促使她编出一个她被吸收为特务的复杂故事，甚至她声称同其他间谍的通讯联系，是通过一种密码来进行的，而密码是根据一种织人她衣料的图案来显示的。
掌握到王尊济的招供资料，康生立即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延安，把她同声名狼藉的满洲女冒险家、已经成为日本间谍活动精湛技巧的邪恶象征川岛芳子相比较。康生把王尊济转送到枣园的社会事务部监狱，然后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一种直到文革之后依然存在并长期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机构——来进一步调查她所罗织的罪行。康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写信给“专案组”，指示它要确立王尊济曾属于戴笠领导的非官方的国民党情报组织蓝衣社的证据。康生的断言没有任何根据，但是它证明了一个论点：中国国民党的敌人们是同时为日本人和国民党在工作。尽管缺乏处罚她的证据，王尊济还是被监禁到一九四六年，并且只有在康生失去了对安全工作的控制权之后，才获得释放。
几个月以后，康生卷进了另一桩间谍活动案中，他在处理这桩案件时大吹大擂。这次是一位来自满洲的漂亮年轻妇女李宁受到怀疑。她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地下组织工作，在逃离日本古领区以后，于一九三八年抵达延安。时刻警惕的康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下令将她逮捕，理由是她“走路像个日本妇女”并拥有“一件日本式的内衣”——康生的调查无疑是一种思想罪行的指控。康生召开了李宁的公审大会，最后在指控她时，虽然没有任何其他罪名，但是他死咬着一个莫须有的推断不放：“李小姐，”他宣称道，“你很有吸引力，因此如果你不是特务，那么谁是特务？”屈服于康生和他的秘密警察所实施的严酷无情的压力，李宁最后承认她已经“转而反对党，当了特务，成为党的敌人。”康生成功地使李宁屈服，这提高了他的声望，他成为一名具有察觉隐藏敌人非凡能力的间谍捕捉专家。
康生完全公开地进行他的迫害活动——这是在封闭的、独裁主义的社会里，反间谍活动工作的一种不寻常的特征。但是莫斯科的公开审讯教会了康生如何利用间谍活动来控制政治上的争论。逮捕受怀疑的人可以根据最不足信的证据，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只要符合某些他认为是典型的间谍活动和叛徒的标准，康生就会频频指责人们为间谍：比如，他们与一个日本作者有关系，或者说他们有日本式的内衣！
王尊济和李宁事件开创了一个先例。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党的反间谍工作日益被这样的看法所缠住：随着那些年轻人逃离日本人的压迫而抵达延安，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特务也跟着渗入延安。由于康生把重点放在捕捉敌特的工作上，社会事务部获得了一个新绰号“锄奸部”。
专心于社会事务部的内部工作，康生建立了一个知名的机构——“审讯室”，专门负责“肃清”工作——从安排逮捕的时间，到死刑判决的每一样事情。“审讯室”纷纷成立，遍布于共产觉控制的地区。通常它们包括一个专门获取口供的科室。按照一位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的说法，“中世纪的酷刑和最野蛮的盘问方法理所当然地被使用。”有些审讯者和拷打者在工作中浸淫多年，已经“对受折磨的场景很冷淡，”而且“不管需要与否，”动不动“就对受害者施以严刑。”
为了使惩罚和审讯的技巧日益精进，社会事务部的专业审讯官们吸收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手段，使之适合于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模式，用伪造的口供来捏造一个新的“事实”。这个过程通常开始于命令囚犯揭露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件。如果看守们断定他隐瞒了什么事情，或者决定他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杀鸡儆猴，或者仅仅是处于虐待狂喜怒无常的情绪中，他们会把他关在一个极小的单人牢房里，那里既不能站立也不能躺下。有些犯人在这样的单人牢房里囚禁达二十天之久。
当他们出来时——如果他们能出来的话——许多人不能再走路了。如果一个犯人的口供达不到康生的要求，就会使用一系列技巧，迫使他合作，或者就直接将受害者干掉：
●竹刺：把竹钉钉人指甲底下。
●马鬃穿眼：用一根马尾插入阴茎。
●穿女人：将水管里的水加压灌进阴道。
●请客人喝一杯：大量的醋被强迫灌下喉咙；在稍微恶心之后，遭受到疼痛的剧烈折磨。
●定向滑轮：受害者的双手悬吊，并用皮鞭抽打。
●焚香进逼：将犯人双手悬吊在屋椽上，焚香熏烧其腋窝；拿开时，就会掉下一块烧焦的肉。
●沿路拉拖：犯人双手被捆，系于马尾，然后策马前进，直到把他拖死。
●帮助生产：囚犯为自己掘好墓，并被推进去活埋。
烈康生在枣园建立拘留中心开始，社会事务部创建了自己的监狱系统。通常同狱者被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如果小组中有一人逃跑，那么其他四个人就要被处决。这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方式，以至于个人逃跑事件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囚犯们禁止同外界的朋友和家人发生任何联系。监狱还实行“向同志汇报制度”，一名囚犯在活动肢体或移动位置时必须请求守卫的允许，否则就有遭到“同志”打击的危险。（只有守卫被称作“同志”；囚犯们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被拒绝在这个称号和头衔之外的。）囚犯们每天只有三次可以舒解人体的本能需要。
康生很乐于识别和捕捉“敌特”，同时还必须领导情报工作，抵御日本人、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府及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长江边上的一个古老城市，由于间谍和阴谋家充斥着这个由腐败将军和贪婪行政官员掌控的社会，它成为那个时代一切阴谋和诡计的象征。由于社会对蒋介石人马的幻想渐渐破灭，这就给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事务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在国民党党内和各政府机构内部安插特务。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康生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社会事务部在北京、西安和兰州等城市建立特工和秘密联络网络，在延安地区也创建了一系列地下网络。共产党还在胡宗南的身边安置了几名间谍，这位国民党将军的都队封锁着延安的南门。胡宗南的秘书和由胡宗南管理的宣传处“西北新闻署”的一名记者，都是共产党的间谍。社会事务部在国民党的上层内部招募了许多特务，包括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和最信赖的顾问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国民党内许多政治家和将军，包括傅作义、龙云和沈醉，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的前夕起义了，但是直到那时为止，他们并不曾为共产党工作过。鉴于这种机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爆炸性混合正是时代的特点，康生本来应该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场秘密战争也不是单方面的。国民党的反间谍人员破获好几个社会事务部在国民党组织和辖区内建立的间谍网。国民党最重要的胜利出现在一九四七年，在中国的内战爆发以后，当时在史国北方的一系列情报小组遭到了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破坏。几十名共产党的特工被逮捕，包括曾做过康生高级助手的赵耀斌。
国民党还安排一名名叫沈之岳的戴笠的特工渗透到延安的共产党总部。沈并不引入注目，工作努力，后来打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在那儿他担任文书工作及处理各种文件。意识到他将面临暴露身份的重大危险，他说服毛泽东将他派往江浙一带担任当地的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从那儿，他最终回到了重庆。
除了主管反国民党的秘密作战行动之外，康生保持着同传统中国秘密帮会的联系，几乎在共产党的开创阶段，党已经在同它们打交道中得到了锻炼。上海有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比如颐顺章，就是城市秘密帮会“青帮”的成员，老资格的共产党军事指挥家朱德和贺尤，也曾属于“红枪会”那样的农村秘密帮会。康生本人在他的出生地大台庄曾经与土匪相伴为伍，并且在上海时经常同“青帮”成员会面，特别是在顾顺章叛变以后他担任“特别工作委员会”首脑的时候。
在康生的领导下，社会事务部加强了它同秘密帮会的联系，把先前随意的关系改变成更为正规有效的制度。按照塔斯社记者彼得·伏拉基米洛夫的说法，这个制度建立于一九四二年，文件题目是《关于在秘密帮会之间展开工作的指示》。
由于康生的副手李克农主管该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同秘密帮会间的关系，有助于康生在这个国家各个地区有计划地监视各种情况的发展。农村的秘密帮会被有效地安排来监视敌人部队的移动情况，“青帮”中的特务使共产党能够迅速得知上海、奉天、南京和重庆等遥远城市所发生的事件。
无论社会事务部如何倒行逆施，而且尽管很厌恶康生，伏拉基米洛夫还是对这位情报工作的首脑和他有条理地收集、评价和解释情报资料的能力表示出一种勉强的尊敬。伏拉基米洛夫曾复述毛泽东的话，说康生是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
俄人被康生无休无止的自夸所激怒而开始注意他，他曾经警告莫斯科，德国计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是从重庆获得的，周恩来的一名随从从一位国民党的熟人那儿听到这个消息，而那个人又正好看到了一份来自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报告。）然而康生的信息没有产生作用——斯大林没有重视它，就像他无视来自英国和苏联在东京的特务理查德·索吉（Richard Sarge）的同样警告。靳大林拒绝留意中国的警告必定使康生感到困惑，并使他增添了一份对苏联的敌意。
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方法，使党的社会安全工作的方法定了型，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的许多同事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但是在延安时期他们已经亲眼目睹，并且在有些场合下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而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康生在一九三九年开始进行的迫害，相对于他创造和主持将近四十年的梦魇，是一种温和而相对无害的预演。
在华北的山谷和窑洞里，共产党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理想在若干年后却演变成一种现实的统治。延安的先驱者们“带着燃烧的热情……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体的乌托邦。”对于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种热情很快就被日常生活的困苦、种植出售棉花来筹集资金那种令人失望的共产主义政策所熄灭。许多干部“希望能尽速脱离延安，就像投奔来时一样快。”但他们发现这已经是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没有办法逃避以康生为首、无所不在的“中国的‘盖世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