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当中国皇朝进入它衰败的最后阶段时，一名富裕地主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婴儿，这婴儿长大后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恐怖象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会闻此名而色变，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康生。
在康生出生前大约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饱受贫穷、农民造反、少数民族起义和外国人入侵的折磨。但是时至十九世纪之交，盲目的挫折、软弱和崩溃的爆发，最后使这帝国也接近末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自患梅毒的丈夫咸丰皇帝于一八六一年驾崩以后，就丑益控制着朝政。一八九八年，就是康生降生的那一年，慈禧太后镇压了“百日维新”运动——旨在从内部重新使皇朝恢复元气的最后尝试。受到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她处决了支持维新运动的六位朝廷高级官员，逮捕了赞成维新的年轻光绪皇帝，并把他囚禁在紫禁城里。
就在那一年，德国军队从中国又夺得一块“租界”，这种委婉称呼是外国政府用来形容自己统治下的中国领土的。德国船队的一个中队进入了胶州湾，强迫日益衰弱的北京政权服从德国皇帝的要求，那里距康生的出生地才二十英里。德国的行动并无新意——英国、法国和日本都已凭借武力获取了对中国的港口和贸易中心长达五十年的控制——但是这一行动凸显中国的没落已不可逆转。
一八九八年还可以目睹义和团运动的巨大浪潮。这个畏惧且仇恨外国人并以救世主自居的秘密团体，在西方以拳乱的名称广为人知。一九○○年，当它狂热的追随者们在华北横冲直撞，杀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并包围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区的时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义和团的使命是维护满清王朝，这个由满族入侵者于一六四四年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政权。不过，这个满族人的政权还是在一九一一年被彻底推翻了。从此，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场，梦想着坐上北京紫禁城内龙椅的贪荇受贿的军阀，同那些想把国家推进到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彼此抗衡。简而言之，康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乱糟糟失去控制的社会。
康生的出生地山东是个辽阔的半岛，它伸人黄海，像一根手指指向朝鲜。以一个单独的省份而论，山东显现出中国苦恼的最明显症状：人口过剩、贫穷不堪、盗匪肆虐，它是义和团运动的温床，又成为德国、英国和日本侵略者的目标。他们都盯着中国这块早被预言灾难深重的土地，想乘机捞上一把。
山东和它的三千万人民好像是一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是山东又是中国的光荣象征，在自然和历史两疗面都拥有丰富的遗产。它那长长的海岸线是由风景优荚的海湾和舒缓的悬崖构成的，大部分内地耸立着崎岖的山脉，山中遍布泉水和古代的朝觐圣地，其中包括中国最神圣的泰山。孔夫子的故里鲁国，就位于山东。孔夫子的哲学对家庭、权力和道德上正直的敬重，其影响继续不断地渗进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孔夫子的后裔在这个省南面扇形的曲阜古镇创建了他们的家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连结物。从十五世纪起，山东同北京的朝廷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一九一一年，情况依然如此。当时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军方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联合推翻了最后一位满族皇帝——宣统皇帝，许多官员从北京流落到山东，在当地土绅们家中寻求避难所。
在这个充斥着暴力、贫穷、迷信和外国侵略的混乱省份，在沉缅于过去辉煌的记忆中，康生度过了他一生最初的二十五年。他的许多观念都产生于山东人的保守、对外国人的畏惧、憎恨以及绝望，比如他那冷酷无情的沙文主义，他那肆无忌惮的菁英统治论，甚至他那不惜牺牲人的生命以扩展权力的意志论。
康生出生于大台庄，一个位于王各庄边缘的农村小村落，在青岛西南面五十英里左右的海岸地区之内；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地前哨，后来成为山东省主要的现代商业和文化中心。
现在叫作胶县王各庄公社大台生产大队的大台庄，在康生诞生的时候是个地处偏僻、一成不变的农村世界。
像大台庄那样的村庄里，生活是受习惯和传统支配的，一千多年来毫无变化。祖先崇拜的迷信盛行；活着的人相信祖先的灵魂自始至终在注视着他们。生活中强调一系列旨茌抚慰祖先灵魂的祭祀仪式：大厅里的香烛盘绕着献祭的供食，墓地被诚挚地打扫得千干净净，牲畜被奉献给死者。农民们非常迷信巫术、魔法，那些冥界无形丽又有权势的灶神、庙神、狐仙、水怪和鬼魂。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十九世纪末，许多山东人面对他们的不幸，接受了义和团的主张，认为巫术和咒符能保护他们：对抗圆睁着眼的外国恶魔的兼福枪和大炮。
康生原先姓张，但是为了追随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同文人风尚保持一致，他在三十五岁起名为康生之前，曾改过好几次名字。尽管他出生的省份很贫穷，但是康生的家庭却是山东省南面横跨胶县和诸城两县的中等规模的地主。尽管家产随着每一代人的降生而逐渐减少，但是康生的父亲张发祥，却继承了一百七十英亩土地，这使他成为县里最大的也主之一，在那里只要拥有四十英亩土地就算是在经济上小有成就了。同许多耕种自己土地的山东农村士绅不一样，张发祥不必从事任何农业劳动。他的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给佃农，佃农们以一半的收成支付地租，这使张家能够愉快地过着舒适的生活。除了来自李家的康生母亲之外，张发祥还讨了一个妾，这在山东农村是罕有的家运昌盛的标志。相对的富裕使张发祥和他两位同样富有的兄弟在大台庄及之外的地方具有威望和权力。村庄的全体居民都姓张，至少在理论上，村庄里的每一个男丁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而且康生的父亲和叔伯都是张姓氏族当地分支中最有势力的成员。康生确实是个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天之骄子。
康生在大台庄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初的十六年，他的家是一座有三十二间屋子的平虏，房子周围砌着防御土墙以防止流匪的骚扰。防御土墙的外匿是佃农们用石头和泥砖垒成的土屋，挤作一团。直到一九三八年，张家一直拥有大台庄的房子，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胶县和邻近的诸城县城，许多富户都逃往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战祸。
张家的声势强化了康生童年时代的特权身份。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里，在家里雇一个仆人甚至都是稀罕事；而康生的父亲却雇了一名帐房来记录他的地租收入，一位男丁种蔬菜，一名仆人打杂，还雇了五名妇女烧饭做菜、料理家务以及照看张家的孩子。
康生有三位哥哥：张宗彝、张宗开和张宗儒。身为幼子，康生至少像中国其他家庭里的幼子一样备受宠爱：祖先崇拜的儒教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男孩溺爱娇惯。到了青春期，康生同他的父亲发生了冲突，这使人想起他的童年留给他的期望，不管在家里还是家外，他都可以为所欲为。
作为一脉相承的儒家后裔，康生接受的是传统儒家的教育。十九世纪初，康生的曾祖父张鸿义是京师国子监的贡生，这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成就的标志。康生的祖父张葆元，也是一个勤奋和公认的儒家文化学者。康生的父亲通过了县级标准的国家文职人员考试，考取了“秀才”，这是一种成就，使他成为当地士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不寻常一员，也使他不同于那些粗通文墨的普通地主，他们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
儒家的传统散发出浓重的知识分子气息：张家到处是古瓷、绘画、书法作品、最好的木制家具、砚台和笔架。随着岁月的流逝，康生参加了共产党，并上升到觉的最高层。可他从未丢掉年轻时养成的兴趣，并且成了一名令人生畏的艺术和古玩专家。
为了同习俗保持一致，康生的父亲为大台庄的家室起了一个相当富有诗意的儒学名称，南树德堂。对词语及词语游戏的热爱使张发祥给儿子起过好几个名字，康生出生时的名字叫张宗可，随后又取了一个正式的成人名字：张少卿，然而，他的乳名却叫张旺。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公共教育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制度。
七岁时，康生加入他的兄长和堂兄弟们的行列，跟着他父亲聘请的家庭教师学习。像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一样，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训练。对于一个现代西方人来说，这个过程显得非常冗长乏味，学生们要学会背诵和写出《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全部课文，其目的在为中国政治、历史、哲学的人门知识提供简单的识字课本，当时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些语词的意义。
只有在节日和各种家庭庆典时才可以稍事休息，康生被迫反复抄写一种儿童完全不能理解的古文。在掌握了这些初级课本之后，他被准许学习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据说这是孔夫子和他的门徒编辑的故事、寓言、诗歌、历史和哲学短文的汇集。被迫用这种陈旧的方式进行阅读，像康生那样年幼的孩子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见识，但是他们获得了一种文雅的中国人数世纪来所熟识的文学基础。面对古人的教诲，康生从未表现出十分尊重儒家的道德准则，不过，他已经意识列儒家的历史象征主义，以致他后来把“鲁”这个字用作艺名，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上落款。
在家塾里受到的训练使康生对一个业已明显衰亡的世畀少有思想准备。一九○一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为官僚政治挑选新官员的传统科举制度，提倡以现代的、西方式的教育来取代之。于是，古典式教育失去了作为社会地位和晋升仕途的价值。尽管这发生在康生开始学习之前，但并没有阻止他父亲希望用这种方法使他儿子成为一名高贵的士绅。
一九一一年的革命给康生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孙中山（其时他在美国）的追随者们进行了一场武装起义，最后推翻了满清皇朝，促成了帝制的垮台。革命的一个结果是康生从那例行公事般的古典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但是，康生在张家家庭教师指导下所吸收的传统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有才华的书法家和画家所应具备的内在素质，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莫斯科和延安那样远离中国艺术中心的地方，都不能抹去它。
一九一一年，康生十三岁。经过五年的日常抄写、书法练习和死记硬背的学习，蓄积的活力爆发了。他还处于青春期的边缘。接下来的三年里，在依旧受传统制约的农村环境中，他过着一种变幻不定、骚动不安的生活。清朝的崩溃也许给中国的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西方思想，但是在大台庄那样的村庄，日常生活却没有什么变化。康生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疙瘩帽，留着辫子，而这种被满族人强迫当作征服标志的辫子，随着满清皇朝的崩溃已被大多数中国人兴高采烈地抛弃了。康生依旧保持着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显得做作的老习惯，他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吹笛和拉板胡上，后者是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他还喜欢看地方戏，这是他以后迷恋中国戏曲的最初渊源。
康生扶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探索性享乐的世界，博得了一个“偷香窃玉”的美名。这是对追求女色的一种委婉的汉语表达方式。年轻人带着钱在集市上追逐女性，这种集市大约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在城镇的广场上，人们聚集在那儿做买卖，陶醉在五光十色的娱乐中。集市不仅为商业，而且也为娱乐提供了机会。杂技团、舞刀弄枪者以及表演当地山东狮子的演员，娱乐了如云的商人、农民、小贩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赶集的日子里，像康生那样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在市场上四处闲荡，同巡回剧团的女演员打情骂俏，与那些梳着长辫子、发辫子缚着红缎带的姑娘搭话；红缎带是姑娘未婚的象征。有些集市在寺院里边的空地上举行，胆大的和尚偶尔为那些偷偷摸摸的幽会情人出租房间，有时候还为那些寻披性满足并能为此付报酬的人充当皮条客。
在他狂野的青春期时，胶县农村中大多数家庭除了让他们的孩子辛苦耕作之外别无选择，而康生有幸是一伙士绅公子哥儿中的一员。他和有特权的朋友们把时间消磨在茶馆、饭店和剧院里，就像消磨在当地的集市一样。这帮兴商采烈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那种血为盟的兄弟关系的古老传统上，这种仪式通常在酒店或在一个自然标志之前举行，比如一个山洞或一棵古树。透过这些仪式，双方都要保证永恒的友谊，发誓在有麻烦时要彼此相助，并且一口喝尽混合着鸡血的酒来确定他们的誓言。“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是誓言中的一种。康生同大台庄周围村庄的许多年轻人血为盟，结成兄弟，这种契约与那些从历史悠久的秘密帮会发展而来昀匪帮里团结一致的誓约，并无本质的差别。
康生还同当地的流氓混在一起，他们是吸鸦片、逛窑子的恶棍暴徒，是属于山东当地匪党和秘密帮会的一分子。在山东，盗匪猖獗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有一部以山东为背景的十四世纪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就盛赞被不公平和腐败的官府逼上粱山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土匪传统及随之而来的秘密帮会崇拜，同一八九○年普遍的仇外情绪结合起来，就导致山东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义和团运动。
在土匪朋友的指导下，康生成了一位剑、刀、铁棍和拳术等传统格斗技术的专家。由于香港和台湾的功夫电影，如今这些格斗艺术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康生的一些流氓朋友、义和团运动的幸存者，经常会讲述那些镇压起义的外国军队和传说中用手指挖出中国儿童的眼睛做药的外国传教土的残暴故事。
随着康生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日益难以管束。他在性方面的越轨行为和对斗殴的嗜好深深冒犯了他父亲的儒家情怀。一九一四年，康生十六岁，他的严重不轨行为终于超出了张发祥的忍耐限度。那时，村里到处是关于张发祥幼子的丑恶可耻行为的流言蜚语。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丢脸，张发祥夫妇作出孤注一掷的尝试，将难以驾驭的康生锁在家里。
康生的拜把兄弟中有些人不过是鸦片鬼和匪徒，但是另一些人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其中一位是陈舜庭，他求见张发祥并且最终使他相信，对于康生的不轨行为还有一个更有效和更有远见的补救办法，那就是让康生和他一起去青岛附近的德国传教士办的中学去念书。尽管张发祥害怕儿子会被灌输一脑袋的外国思想，怛还是勉强同意送康生去上学；毕竟，他不可能把康生关上一辈子。于是在一九一四年，康生离开了家庭，第一次跨出大台庄地区去冒险，同陈舜庭一起去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
除了送康生上青岛的学校去之外，张发祥还用了另外一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来约束他儿子的不安分。尽管儒家学说强调遵守社会礼仪，但是对于由性需求而引起的劣行，还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拯救之道。张发祥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玷娘同他儿子成婚，一九一五年，当康生从学校回家度假时，同邻近陈家庄的地主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了婚。
陈玉桢无疑对他女儿的这桩婚事感到满意。康生也许是当地任何一位想结婚的年轻姑娘争求的目标。他出身显赫家庭，才华横溢，受过适当的教育，看上去有指望会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而且他非常英俊，前额高挺，嘴唇多肉、性感，鼻子坚挺而形状完美。
康生同陈宜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叫张玉瑛；一个是儿子，叫张子石。可是他们的婚姻同许多由父母安排的婚姻一样，并不长久。与康生不同，陈宜明显是一位传统女性，她甚至缠过小脚。姑娘们缠过的脚能塞在只有几英寸的鞋子里；在旧传统下成长的中国人相信这样的小脚是娇柔而漂亮的，给女性凭添一种非凡的性诱惑力。但是这种古代风俗意味着把一个姑娘的脚趾和脚跟一起缠住，直到骨头中止生长，使她终其一生只能蹒册行走。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影响导致在城市里出现了劝阻这种风格的运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谴责缠脚是中国过击野蛮风俗的残余。康生可能也是受到小脚的诱惑，许多与他同时代的男人都如此，但他绝不想要一个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十分古板的妻子。他同第一个新娘的关系结束于一九二四年，在他们结婚九年以后，他动身前往上海，留下陈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同他的父母在一起。
青岛和那所德国中学使康生第一次看到了令人眼花撩乱的现代世界，这个世界飞速地超越了中国的古代文明。青岛距离康生的家乡只有五十英里，但是它却像是另外一个国度。
青岛座落在一个把胶州湾美丽的自然港同黄海分隔开的尖岬上面，自从当地的中国居民杀害了两位德国新教教士以后，一八九八年青岛就成了德国拓殖的殖民地。几个世纪以来，青岛一直只是渔村，但是在德国人的治理下，它迅速发展成一个西式的现代化城市，俗称“东方的小德国”和“中国的威尼斯海滨浴场”。德国人建造的红屋顶住宅半隐半现于常青的绿叶中，那是从北欧引进的；还有被栅栏围起的教堂和带有塔楼、柱廊和庄严外观的雄伟公共建筑。除了大多数带有东方特征的居民以外，青岛可能会被误认为一座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海港城市；宽阔、清洁的马路，各种公用设施，纵横的有轨电车线路，甚至还有一种新式的电话系统，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建成的。德国人还建立了一座啤酒厂，它采用的是来自崂山附近的自然泉；直到今天，它还在继续生产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青岛啤酒。这个依然充斥着过去外国统治时期的建筑遗迹的城市，如今仍是华北内地城市的中国官员和百姓为了远离黄海那带有琼意海水的避暑胜地。
青岛是德国人非凡精力的明证，但是这个殖民地的光荣德国梦在一九一四年被粉碎了。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人认为，这场欧洲大战提供他们夺取德国在山东占领地的好机会。一九一四年九月中间，在康生抵达这个城市没多久，日本人包围了由一连串要塞和炮台防守的青岛。战事一直拖到十一月初，那时，占优势的日本军队攻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并且击沉了军舰杰格尔号（Jaguar）和凯瑟琳·伊丽莎白号（Kaiserin Elisabeth），迫使敌人放弃了这个城市。在战斗相持阶段，青岛遭到炮轰，发电厂遭到毁坏，一些市民被打死。这种外国人为控制中国而彼此相争的场面，无疑强烈加剧了畏惧和仇视外国人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是康生成为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的岁月标志。
对于生活在青岛的中国人，包括康生在内，殖民地主人的更替并未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继续把青岛视为一个现代的自治城市管理着。在修复了因围攻而遭破坏的设施以后，他们按照由德国管理当局细致拟定的计划，继续扩展青岛市。日本占领者在其他方面还算仁慈；德国居民被允许继续滞留并不受迫害。在那些留下来的人中，包括理查德·卫立姆（Richard Wilhelm），一位传教士兼学者，他创立并继续管理着康生打算去学习的那所学校。
卫立姆是一位卓越的干才，对知识领域具有广泛咐兴趣。他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被中国的古支明迷住了。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的热情赞赏者，卫立姆积极支持各种保护古代智慧和美的尝试，使它们免遭他认为是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力量的侵蚀。他是某些保守的政治俱乐部，如“尊孔文学社”的重要成负，它们为避免受到西方冲击和维护旧制度而奋斗。卫立姆做为一个传统儒教价值的保护者的声酱，在一九○六年受到满清皇朝的承认，当时因“卓有成效地教授经典和井井有条地管理学校”而受到嘉奖，这也是促使如张发祥那样的父辈送儿子到他在青岛的学校读书的原因。
除了参加关于中国文化的论争之外，卫立姆还是个学者，一位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多产作家，也是一名把不少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的翻译家。他的书——其中包括《中国的灵魂》（The Soul of China）、《中国经济心理学》（Chinese Economic Psycology）和《中华文明简史》（A Short History Chinese Civilization）——确立了他在欧洲文化界的地位。他成为欧洲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亲密朋友，比如C·G·荣格（C.G.Jung），他在二〇年代初遇见卫立姆，曾为卫立姆最重要的德语译著《易经》这本古代哲学著作作序。卫立姆的译著《易经》不仅仅是部翻译作品，它还附有对这部难解而又迷人的文献的意义和符号的广泛而详尽的注释。即使在今天，这部反映中国古代世界观的著作的最权威版本仍然是卫立姆的译著。
在卫立姆的管理下，青岛礼贤中学（自一九四九年起改名为第九中学）不同于深受西方影响的沿海城市里新建的西式院校。学校的课程，部分是西式，部分是中式，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即认为西方知识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而中国的知识则是智慧和道德的泉源。代替一般人文学科的是由卫立姆的全体教员（二十八名德国人相九名中国人）所传授的西方实用课程，如科学、地理学和德语，同时使用那套儒家的教材“四书五经”，作为在政治和政治学方面教育的基础。作为一名严格的纪律实施者，卫立姆禁止他的学生走出校园，禁止报纸、政治讨论，禁止学生不经监督自行接近城市。结果康生和他的同学们只是粗略地熟悉了西方的思想，获得了一种相当狭窄的、受到歪曲的世界观。他们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别处的发展却一无所知。
卫立姆对中华文明的尊重给康生留下了持久的印记。若千年以后，他还经常自夸做卫立姆的学生时，曾遇见过旧满清皇朝的一些著名官员，比如末代皇帝的私人教师陆润库和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状元的王寿彭。清王朝垮台后，在卫立姆的邀请下，陆润庠和王寿彭在这所中学得到了庇护。
当康生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时，卫立姆正在润饰他那部不朽的翻译著作《易经》。用卫立姆的话来说，这本书包含了“数千年适用的智慧”，《易经》极其强调世界上人事的流动性和偶然性的作用，而不是强调一致性。几乎可以肯定，卫立姆向康生和他的同学们讲授过《易经》；这本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假说的古代经典，其影响反映在康生后来的日常生话和政治模式中。这本强调变化和偶然性的书预示了康生经历中那种种突然的转折和改变：他在各种决定性的瞬间转变立场的能力；他根据机会的不同，从消极到狂热、波动起伏的脾性；他将自己的未来押在偶然性和自己操纵事件的技巧上的冒险精神。多年以后，康生依然把《易经》当作秘密谍报工作中制订策略的源泉，并且不断地加以引用。
就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他从卫立姆的学校毕业了。康生学了好多种技术学科，并且已经基本掌握了德语。虽然现代世界很吸引康生，但是他同家庭的联系毕竟更牢固一些；毕业以后，他没有留在膏岛，他没到更远的地方去享受像上海那样更庞大和更西化的城市乐趣，而是回到大台庄，同他的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一九一七年康生回到家乡时，大台庄已不是一千田园诗般的生活乐园了。自从一九一一年满清皇朝垮台以后，山东农村的法律和秩序迅速瓦解。农村的贫困、腐败政府的无能、德国人和日本人接二连三的占领，摧毁了最后的屏障，导致了社会的失序。一直是问题的犯罪活动急剧增加，最终影嘀到康生自己的家庭。在他回家几个月以后，一个秋天的夜晚，一伙打算绑架地主来赚取大笔赎金的匪徒，袭击了用围墙围起来的张家大院。康生的一个兄弟试图翻过围墙逃跑，结果被匪徒开枪打死。
年底以前，这个惊惶不安的家庭搬迁到更为安全的有着城墙的小镇诸城，它位于青岛正西五十英里处。康生母亲的祖父住在诸城，张家在那里拥有好几块土地。张发祥选择了镇中心南街，建造了一幢气魄非凡的房子，附带一座两层的塔楼和一道坚固的围墙，墙上有保护他家的警戒门房。
诸城是个有三万人口的古老乡镇，距大台庄和青岛都有一大段距离。康生的新故乡也像山东其他地方一样深受西方的影响，不过，实际上它们处于中世纪以来的保守状态。它的经济仍然以种植大麦、小米、高梁、小麦和蔬菜为基础。诸城狭窄的石街上挤满了轿子、苦力、二轮运货驴车、乞丐和沿街叫卖的商贩；它的集市是肮脏的，挤满了驮畜、农民和商人。
但是小镇里不无消遣。炫丽的戏曲由流动剧团定期上演，那帮演员画着脸，表演着源自中国历史和传奇的剧目。小贩们出售山东面食包子和馒头，华地传统的汤团和面包。在饭馆、酒店和鸦片烟馆里，卖唱的姑娘们以曲调和诙谐，愉悦当地士绅和有钱游客的生活，她们为客人们点烟枪并且同一些相好睡觉。东门外，偶尔有罪犯砍头的情景，簇拥的人群雀跃欢呼。在以后的生活中，康生一再炫耀他在诸城爱好的几种消遣；雇一个专门厨师、保护传统戏曲以及亲自监督他的受害者受刑。
他和他的家庭在诸城安顿好以后，康生就在当地酌教师讲习所学习了一年。然后，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在一所县立小学教音乐，也教其他课程。按他的标准，这所小学完全是一所旧式学校；于是康生又一次被拉回到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很少改变的那种生活方式。
一九一七年，康生二十岁了。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他已经成人。同许多这个年龄的青年人一样，他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张裕先，两年以后，他又换了名字，变成了张叔平，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一九二四年，那年他启程前往上海。
传统促使学者、艺术家和官员们采用多种多样的别名，这些名字通常都具有深长的意义和诗意的联想。画家和艺术家经常隐藏在大量使人迷惑的艺名后面，把它们搜集起辣编成辞典，才能帮助识别那些在绘画和书法作品上署名的怍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康生的革命生涯需要保密；不断变动名字能帮助他切断同过去的联系。
康生在诸城的那几年生活，进一步侵蚀了他那古老、封建帝王世界的信念。尽管日常生活仍然充斥着陈旧的模式，可是对旧传统的普遍信心却在逐渐减弱，民众被一种动荡、腐朽和没落的感觉所压抑。崩溃即将到来的预感，部分来自暴力的日益上升。由于兄弟被杀，这种暴力深深印刻在康生的圮忆里，并且反映在中国社会表层底下沸腾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中。
一九一九年，这些力量终于爆发了。五月四日，为了抗议军阀政权在面对日本要求继承前德国在山东领地的权利时的软弱无能，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揭示了一个巨大而自豪的国家，由于内乱、日益明显的落后，以及无力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而遭遇的挫折。示威运动激发起人们呼吁民族复兴，呼吁建立新文化以替代那些从满清统治的上一世纪残存下来的陈旧习俗。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唤醒了整整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人，把他们从具有催眠作用的祖先幽灵中解放出来，给他们的失望赋予了现代的形式和内容。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猛烈的骚动时期，年轻人拒绝古典的语言、文学、艺术和哲学，并且发现了科学、自由和取代旧有风俗的哲学传统。为了使这种拒绝更加引人注目，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同自己的家庭断绝关系，改变自己的姓氏，或者有时根本拒绝使用姓氏。
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激情，五四运动对山东的刺激最深。在北京学生闹事这场运动的背后，山东省的国际地位一直是根本的争论点；而且民族主义、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特别是对日本的反感，冲击着山东的狂热。诸城和周围地区的城镇及乡村，是广泛的学生运动的场所。当时的激进领导人之一，稍后成为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杰出人物的王烬美，来到诸城帮助指导抗议军阀政权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
五四运动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再次唤醒了康生，使他意识到外国列强使中国蒙受的羞辱。康生原先被隔离在青岛礼贤中学或者专注于寻欢作乐，可是他突然认识到他以前理所当然认识的这个国家和文明，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中。与同时代人一样被相同的爱国冲动所振奋，他开始参加当地的示威运动，阅读在诸城散发的革命书籍和杂志，并体验着处于运动核心的那种毁灭感。
在后来的生活中，康生曾引证一九一九年是他离开家庭参加革命的特定年代。一九六五年，他告诉新西兰的共产党领导人G·V·威尔考克斯（G·V·Wilcox）说，就是在那时他冲破了“地主家庭”的束缚并抛弃了他的姓氏“张”，而改用“康生”这个名字。康生的声明只是为了强化他的革命名声的虚构而已；他想造成他是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印象。事实上，康生既役有像他对威尔考克斯宣称那样抛弃他的家庭，也没有离开诸城去一个更现代化的城市，使他可以沉浸于一种新文化的氛围中，逃离他父亲的旧式家庭。恰恰相反，当五四运动已在中国青年人的心头燃起了激情以后，康生仍留在诸城，继续在那所县立小学教了五年多书。他继续陶醉在富人们更为颓废的娱乐消遣中，客串演戏，赌博，同女演员和卖唱姑娘打情骂俏。
康生也继续阅读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中影响越来越广泛的激进文学作品，同进步的朋友们讨论中国问题。他尤其同表兄弟李字超和一个生于诸城的年轻作家孟超越来越亲密；这两人都怀有激进的抱负。其时，康生同他父亲的关系开始恶化：张发祥不满意他的轻薄和难以管教。
这期间，在康生渐渐发现现代世界的同时，他与某人建立起一种驳系，这种联系几乎持续到他五十年后死去为止。受籍贯和一种共同方言的强化，此联系不但对康生扮演共产党显要的角色，而且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进程，都证明是极其重要的；康生在诸城的最后一年，正值他二十六岁，他遇见了一位名叫李云鹤的十三、四岁姑娘。十四年后，她以江青这个名字，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和康生同毛泽东交往的特别通道。
关于康生和江青是如何初次相遇，有好几种说法。按照仲侃的说法，位于诸城中心南街上的张家住宅，同江青在城东贫民区的住处之间，步行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尽管康生和江青不是真正的邻居，但是他们住处的相近导致那位年轻姑娘沿着南街步行去上学时他们的初次见面。根据另一种说法，他们是在康生的小学里相遇的：江青曾告诉洛克姗·维特克（Roxane Witke），即那位写过她的权威性传记的美国学者，她曾在一所“县立小学”里读过半年书。诸城县政府大概只建立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她上过康生的学校的可能性非常大。
也许关于未来的康生和未来的江青如何初次见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说法，是由一位中国作家朱仲丽提供的，她是资深的共产党领导人，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的未亡人。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仆，她说，江青曾在张家的仆人房里住过。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康生的批评者们在七○年代未声称他同江青早期有过关系的说法就变得更有可能了。一如《红楼梦》那样的古典小说所示，女仆和她们的女儿往往必须顺从主人及公子的性要求。朱仲丽的说法是传统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历吏，她叙述的许多插曲也许是虚构的。
关于康生和江青的最初交往，还有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
苏联的中国观察家们宣称，少女时代的江青曾做过一位王姓地主几个月的情妇，透过王姓地主，她遇到了康生，因为康生是王家的常客。然而，这种说法出现在一九七○年，它或许是，处于中苏分裂顶点时，苏联散布用来困扰中国的假情报，当时俄国人对毛泽东的同伙，特别是那时已成为俄国人主要敌人的康生，常制造各种影响恶劣的说法，几乎肆无忌惮。
当他们两人初次相遇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可能不会超出一种偶尔乐一乐，的范围。康生渐渐对乡镇生活产生了厌倦，这种生活远离有着寓言般刺激和兴奋的现代化城市。一九二四年夏天，在家乡度过了二十五年以后，他动身前往上海，撇下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开始为他通向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活铺平道路。康生的表兄弟李宇超和他思想进步的朋友孟超，伴随他一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与父亲之间不断加剧的摩擦，也是促使康生下决心离开诸城的原因。据说，康生是因为嗜好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而被他父亲赶出去的。还有流传说他同父亲的小妾上床时被抓奸。康生同他父亲之间肯定有些问题，因为在康生抵达上海以后，他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通常，身为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他会收到一笔可观的津贴；完全是因为对儒教的严重冒犯，才可能促使他父亲在经济资助上采取了严重限制。
除了两年后一次简短的探访之外，康生再也没有回到他出生的家乡，直到一九四七年。那时，山东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共产党军队所占领，而他被住命为那儿党组织的首脑。但是，山东在他身上留下了毕生的印记。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能够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和现代安全保卫技术专家，可是他从未完全抛弃自己在孔夫子家乡长大成人的遗产——无情、不满、沙文主义、对戏曲的兴趣，对中国过去辉煌的矛盾感和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