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局外人知晓毛泽东和那个专干卑鄙勾当的邪恶人物之间的关系。对局外人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或许是一位农民气味的“好警察”，但是毛用来统治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却受到诡计多端的“坏警察”、东方的马基维利（Machiavelli）、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康生同志的深刻影响。
康生是谁？一个模糊又不可思议的人民委员，一个兼具多种角色的千面人，他是毛泽东的媒人、国际关系专家，还是一位老资格的审美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顾问。然而最主要的，康生那令人生畏的显赫，源自他多年来一直担任秘密警察首脑。他建立了一套体系，用来消灭成千上万中国同胞，奴役且折磨数量更为广大的民众。
康生微妙的政治艺术、优雅的品味，以及他的控制能力，甚至令毛泽东着迷，使他成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势力之一。确实，在康生旁边，毛泽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似乎逊色不少。毛泽东尽管具有魅力，但相较而言仅仅显露出平面的东西；康生则是个冷酷而有自制力的操纵者，借由使人遭受极度痛苦和毁灭的艺术手腕，他把鉴赏能力和情报工作的敏感度融入一种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犯罪的欢愉中。康生的恶毒最终为他赢得了一个恰当的神话头衔，要是有人胆敢当他的面叫他“阎罗王”，也许会让他觉得高兴和有趣。
一九八九年春天，中国共产党最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去世，那是在他试图向体制中注入一种自由精神而被剥夺了权力的两年之后。一九七八年在一次谴责康生的秘密演说中，胡耀邦曾把康生比作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ks Dzerzhinski），比作步捷尔任斯基后尘的冷酷凶手拉甫连蒂·贝利亚（Lavrenti Beria）。这种评价是大多数明达的中国人的共识。
康生本人乐于与捷尔任斯基作比较，甚至接受这个比较，但是更贴切的类比人物是贝利亚。康生一生大多数岁月都担任秘密的警察首脑，这支秘密警察力量在它存在的头十年里为红色中国的巩固出了大力，尽管这未必全部归功于康生（此时他多患病修养）。事实上，他卷入安全工作的时间足足有贝利亚三倍长。尽管种种传奇色彩围绕着他，贝利亚主持苏联秘密警察工作仅有九年时间。他们同是制造恐怖的官僚，但是康生和贝利亚的共同之处远不止这些。贝利亚曾是外省的行政官员，工业界的头目，以反常的性趣味而声名狼藉，他是斯大林的很少几个亲密朋友之一。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和贝利亚会用格鲁吉亚语恐吓别人，这是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懂的语言。像贝利亚一样，康生也扮演其他许多角色。
尽管康生最后一个进入主席的核心圈，他却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人。毛泽东的其他亲密战友都是二○年代或三○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他们大多数人在三○年代中期史诗般的长征期间同毛泽东结下了牢固的关系，而那时康生正逗留在莫斯科。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回国之前并不认识毛泽东，但他很快就学会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并使自己成为毛性情相投的知识分子朋友。康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比较有教养的，但他的富贵血统并不妨碍他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交往。相反，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不满来反对那些自以为比主席优越的知识分子。康生和毛泽东在一起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最初在延安，以后在北京，而后在晚年巡视国家的途中，一起讨论政治、中国历史和文化。康生甚至帮助润色毛泽东的诗词和推敲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文。
毛泽东则赋予康生巨大的权力来回护他。尽管康生干了许多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他仍被安排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并受到保护免擅批评。一九四七年，在山西省林县主管土地改革时，康生施行的政策几乎杀掉了每一个地主和富农，使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产生憎恶；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义愤填膺，但毛泽东认为应把康生的工作方法挑选出来，做为反“右倾”的一次胜利而广为赞扬。身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集会上的代表，康生在适当的时候会随意歪曲会议记录，挑选他认为主席想听的东西汇报，并给自己带来荣誉。其他出席那些会议的中国领导人都不敢对康生的说法提出质疑，而毛泽东相信，如果从康生那儿听到什么事情，那就是真的。
根据可靠的证据，康生还是江青的密友和暇相识，这位漂亮妖娆的女演员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康生和江青在一九二四年山东省诸城那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城镇相遇，那时康生二十六岁，江青十四岁，他很可能是她众多少年玩伴中的一个。十三年以后，当江青在延安共产党总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时，康生热切地帮助她去追求他的保护人。毛泽东的其他同事怀疑江青是国民党间谍，但是康生为她担保，使毛泽东可以同她结婚，这赢得了他们夫妇终生的感激。
康生是个意识形态的倡导者，他把斯大林主义镇压和控制理论引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四年里，作为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亲眼目睹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把对秘密警察工作的透彻理解带回中国：怎样在审讯中逼供取伪证，以此达到对社会的完全控制。康生把这些才能供毛泽东支配，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中，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左倾”主义控制建立了一种典范，直到八○年代中期。
康生运用斯大林的方法来消灭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他偶尔也抓到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但是，他的受害者通常都是他个人的敌人和其他人，他们被迫作出的供词都是为他自己肮脏的意图服务。像威斯康辛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处于高位时一样，康生在他拥有权力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备有一张假想的叛徒名单，比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然而，与麦卡锡不同的是，他不受法律制度的限制约束，法律制度除了合情合理的怀疑之外还需要指控罪行的证明。而康生从不必担心政治上有用的迫害会被单纯的事实其相所推翻。
康生是中国劳改营的创建者。他建立和主持的这个系统在上海、莫斯科、延安和北京运作达半个世纪，说不清有中国人在其中被囚禁、拷打和处死。康生拥有一支“声名狼藉的审讯官”队伍，并被委与全权采用各种拷打和盘问的方法。在康生手下做了若干年审讯者和拷打者之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苦难就变得无动于衷。他们发明的众多方法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然后鞭打那匹马，驱使它拖着那个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他被拖死；强迫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它是古代中国的水折磨法的改良；用一板马尾刺进受害者的阴茎。
当康生对他的施虐狂队伍的努力不满意的时候，他会亲自介入，监督拷打并帮助发明使不幸者饱受痛苦和信口开河的新方法。他曾威胁要把毒蛇扔进囚犯的牢房来加快获取“供词”。当需要恐怖的戏剧性表演时，他会极其高兴地拴住囚犯们的鼻子，像牵着牛一样领他们穿街过巷。
康生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那苏联问题专家的声誉使他能够在五○年代末和六○年代初利用中国同莫斯科的冲突来扩大他个人的影响。康生煽动毛泽东对苏联政权的猜忌和怀疑，虚伪地将贬低主席的评论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狡猾地设法使他的保护人与莫斯科全面决裂。结果，世界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苏联发现自己同时对抗西方和中国。即使当两大社会主义强权之间的斗争因变动的世界秩序而有所缓和，康生的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感觉得到。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康生是文化大革命的教父和主要煽动者之一。出于某种拉斯普廷和伊阿古式的传统习惯，康生以如下的想法毒害毛泽东的头脑：中国社会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几百万人的生活被永远毁掉了。仅仅康生发动的一次反“外国特务”运动，据说就有九十四万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无辜者。他们的命运就是以审讯、监禁到处死。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江青和“四人帮”这些六○年代末和七○年代初统治中国的激进派集团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如何更好地将这场运动转向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胡耀邦的报告中，康生是“‘四人帮’的黑顾问和刽子手……康生的黑手伸到全国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没有他作后台，‘四人帮’只不过是四个小丑，不可能企图获取权力，除非所有的好党员都死光了。”
江青一直被拘留，直到她自杀。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围墙里特别为她建造的一座别墅中。据报导，她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上吊自杀的。她的良师益友康生，如果不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可能被清算之前就死去的话，或许会同她一起受到审判。康生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的十个月前，等于是及时退场。不过，以康生的阴谋技巧、求生存的本能和在党内的资深地位，可能会拯救他和他的激进派同盟者。胡耀邦推测道，如果他没死的话，“四人帮”可能不会垮台。
康生是个无耻的阴谋家和勾心斗角的能手。除了毛泽东以外，他与每一位资深领导人密切交往的时候实际上都欺骗了他们。遭受康生迫害的一大串名单可以构成一麈中国革命的名人纪念馆。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康生做出一件背信忘义的杰作，指控他最亲密的盟友江青通敌。但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成功指控，不因康生的死亡而失去作用：在去世前两个月，康生同毛主席最后一次会面，他警告毛泽东，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应当清洗掉。毛泽东在康生死后听从了劝告。
康生实际上比他所有的受害者活得都长，这是他狡诈的最后证明。他喜爱以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把兴趣置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使他得以消除公众的怀疑并隐瞒他的大部分罪行。他活了七十七年，尽管受到普遍的憎恨，但康生死在他自己的床上，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癌症。
如此结束了他享乐主义的漫长一生。康生曾因诱奸父亲的小妾而闻名，成为家庭的浪荡子。为了试图约束康生青春期的乱交倾向和反叛行为，他父亲安排了一个当地姑娘同他结婚，但是康生逃脱了那场婚姻，同一个名叫曹轶欧的共产党员结了婚。康生从未操心同他第一个妻子离婚的正式手续问题。
康生也是个有瘾的鸦片吸食者，这是一名向本书提供材料者在五○年代初期发现的，当时她去探望在北京医院里养病的康生。她发现他带着全套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烟灯、用来在火苗上烧烟泡的细针和小匙。康生利用他的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尽管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无情地处决任何进行毒品交易的人。
康生有些乐趣显然是很平常的，只有在那个荒谬的环境里才被称为恶行；在那儿，一个高级官员在办公室里放置鲜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奢侈。康生非常溺爱他的扎京纯种爱犬，这是过去专为皇室预备的，尽管共产党政府禁止它的公民豢养爱畜。在政府的眼里，爱畜耗费珍贵的食品，还使人回想起中国资产阶级的过去。通常数量不多的犬类被饥饿的平民绞杀吃掉。豢养宠物并不是康生唯一的闲瑕生活乐趣，也还雇了一名厨师，这个厨师曾替一九一一年被废黜的清朝宋代皇帝溥仪烧过菜。康生赞成共产党所有的清教主义戒律，只要它们不干涉到他头上。在他心中，他是高于统治大众的法律之上的。
康生还是位画家和书法家，以他非常罕见的才能而闻名：
左右手都能同样熟练地使用毛笔。他作为一名收藏家和艺术保护人，积聚了许多无价之宝：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和古代手稿，这些都是他曾帮助摧毁的世界宝藏。就像美国间谍大师詹姆斯.J.安格里顿（James J．Angleton）以他对兰花和诗歌的兴趣而著称一样，康生有自己的审美爱好。但是康生的艺术追求散发出一股恶毒的气味；他“拥有”的许多艺术品是文化大革命中由红卫兵为他欺骗和偷窃得来的。康生不仅想要占有艺术，而且在他的权力巅峰时期，他无情地迫害那些以前令他妒忌的艺术家，这非常像他的门徒江青设法消灭那些制片人和演员，他们曾在三○年代的上海阻碍她往电影方面发展。
康生的许多罪行几十年来一直隐藏着，但是对于政治上自觉的中国人来说，他是个邪恶的化身。在众多围绕着他积累起来的传奇中，他变成了幽灵般无所不能的恶魔。至少有两本书这样报导，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以后他在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六年内，康生正在安排一个阴谋，窃取情报以发展中国的核武器。事实上，康生那几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显然是经历了某些方面的精神崩溃。经过几年的逐渐康复，他得以重返社会生活，重新回到党最高层，展示他在政治生存中的出色技巧和毛主席对他似乎是无比信任的关系。
但是在神话和流言是非的耳语世界里，康生依然是中国的魔鬼，任何邪恶或神秘的事件都归罪于他。当他的对手，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在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次空难中丧生时，许多人都认为康生是行凶者；其实不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架载有十二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军用飞机坠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脉中，机上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被认为是康生的对手——前安全部门首脑。这次空难又被说成是康生的破坏；其实也不是。一九七一年林彪试图推翻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后，在出逃途中死于另一次飞机坠毁中，又有人怀疑是康生干的；其实他们都错了。
康生还被指责要为六○年代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柯庆旌和前国民党将军李宗仁的死负责，李宗仁背叛了国民党，并且投靠共产党。这次康生又是清白的；柯庆施在吃过一顿辛辣的川菜后死于心力衰竭，李宗仁则因年老体衰而殁故。
每当一桩不可解释的悲剧在中国发生时，康生的名声就变得如此，他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怀疑对象，就好像一位美国人被认为要为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的神秘谋杀案负责一样。关于康生那些未被证实的罪行和纯为推测的神秘功绩，几乎表明了弛的权力之所在，同样也激发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想像力。就他个人而言，康生具有那种恶魔般的神秘性，西方的阴谋家把这种神秘性归于像黑手党和中央情报局那样的组织。
到了七○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之时，康生的可怕地位给整个现实投上了阴影，他被认为是先前十年那种民族自残行为的主要罪人。当胡耀邦向全国描述作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经历轮廓时，他并不是简单地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过磨难的人寻求公正；他之所以选择康生为无数邪恶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组织和它光芒四射的缔造耆毛主席。
胡耀邦急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啊，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谋反对伟大的舵手，曾于一九七二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然后暗杀了那些负责安装的技师。
康生之所以出头，成为伟大民族史无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关键点在于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身为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之一员，康生依恃着中国当时极不正常的体制，冷酷无情地滥用权柄。至今，他依然是那种制度内部腐败的象征；那种制度把持有异议当作敌意、把批评当作不忠、把自己的人民当作可替换可省略的动物。
一九八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夜晚，约翰·拜伦（John Byron），一位西方外交官，驾驶着他那装有空调的丰田车从北京的长安街驶进大华路，一条通往犹存的旧使馆区的狭窄街道。
他驾车慢慢地驶进悬垂的树丛下的阴影里。一个高高瘦瘦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从一幢灰色的砖砌大楼里快步走来，打开了拜伦汽车的门。他留着一头按西方标准是时髦漂尧的长发，但对于共产党来说，却显得几分不驯。那青年一只手里拿着一包像书一样大小的东西。
搜寻康生的材料促使拜伦进行了这次偷偷摸摸的、冒险的短暂会面。拜伦身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在北京滞留了好几年，偶然间不断发现有关康生的资料片段。随着每一个片段的发现，他越来越渴望掌握任何有关中国那难以捉摸的秘密警察首脑的材料。此刻他在暗淡不明的灯光下面对面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并排地同那难以看清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只因后者答应揭开有关康生过去许多事情的谜底……
当拜伦加速驶过北京医院——一座专门为共产党高级官员服务的现代化医疗机构时，他的乘客在座位上坐得低低的，似乎想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坐在一辆外国人的汽车里在这个城市转悠，是很不寻常的。一个下班的安全局官员或者一名街道委员会代表可能会记下金属车牌号码并且出于获取某种奖赏的心理去报警。
拜伦的车拐进了东交民巷，这是一条浓荫覆盖的大街，两旁座落着曾经是使馆、旅馆和大教堂的建筑物，他的乘客松弛了一点儿，点了一支烟，用几乎略高于耳语的声音开始说话。
“还记得我曾提到过一本关于康生的书吗？”这位中国青年带着一种欢快和胜利的语调问道。一、两星期之前，他曾告诉拜伦关于一本记的珍贵书籍的事。“瞧，这就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拿走了它。我必须明天还回去。你必须在今天晚上复印。”
当时拜伦说一个晚上复印全部可托来不及，因为复印在当时的中国不比在西方普及，他的乘客坚持道：
“这是爆炸性材料，就是只给中国看的‘内部’书籍。”
拜伦的乘客长长地吐了口气，又点了一支烟。“这是本很有趣的书。康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不仅是个秘密警察头子，他还是各种文化领域的专家，包括情色文学。”
正如拜伦的联系人所断定的，《康生评传》这本四百三十七页的书描述了康生迄今还未被披露的特殊生活。奔伦不久就意识到作者的名字“仲侃”是个笔名。一星期以后，拜伦的消息提供者告诉他，作者实际上是两个人。
这本记有许多使人恼火的省略。当它坦率的时候也很坦率；但因为是在中国写的，所以不得不对那些被禁的主题遮遮掩掩，或仅仅暗示一下。拜伦看出那本书不仅很不完善，而且“仲侃”用自由随便的分散线索和通过上下文的暗示来弥补那些故意的省略。作为康生的画像，它是失败的，但它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使人继续追踪每一条线索，直到康生生活中深层隐匿的部分被揭示为止。“仲侃”为这本你正在阅读的书提供了一个骨架，而给骨架以血肉的则是其也数百个来源。
拜伦阅读着康生从一个搞秘密警察工作的人变成毙对艺术、戏剧、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复杂人物，他也搜寻着康生特殊经历中更深层的东西。但是这并诽易事。
中国领导人的生活长久以来一直避开公众的视线。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坦率叙述了他自己的早年生活；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自己谈得越来越步了。有些人，像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在给外国记者安排的那些经过同意的偶然采访中做些公开的表示，但是对于规财来说这是例外，是有意对舆论和好奇心透露尽可能少的东西。
有大量东西要掩盖的康生采取了精心安排的步骤来隐匿他的过去。文化大革命中，他毁灭了许多记载他过去数十年引言：看不见的乎活动的上海警察局卷宗。当中国在一九七○年重获稳定的时候，康生甚至走得更远，把共产党档案中的个人材料全部销毁，代之以他为自己撰写的简短但光彩夺目的传记。康生创造了大量传奇，试图欺骗、威胁或者恫吓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只要有可能，他就杀害那些声称他曾做过国民党特务或说他是共产主义叛徒的证人，或者让他们保持沉默。
同其他领导人相比，中国人对康生更不愿意多谈。处于那个时期的人们认为，他是如此位高权重，以致揭露康生就会冒着使中国产生震荡的危险，更不用说对揭露者带来的灭顶之灾。康生臭名昭著，一九七七年他死后第一次对他的经历进行调查时，对他的评判甚至都不用名字称呼，而只是简单地称为“那个顾问”。不过，拜伦还是可以见到许多康生过去的熟人和同事。其中有些人静心地待在家里，一边展示一张张康生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品的墨迹，一边追忆着关于他的往事。
没有一种资料能够——或者将会——披露康生的全部故事，但是许多人提供了资料片段。他们当中有党内资深史学家；有康生许多亲密同事的儿女；有来由中国文化界的人士，这个领域曾使康生感到愉悦，又曾遭受过他的蹂躏；还有许多以前从未被西方人采访过的人士；用他自己遮遮掩掩的育法，康生成了一位世界级人物。通向他的迷宫的地图碎片分散在世界各处，从北京的偏僻街巷到保存在台湾的国民党情报档案，到西方的许多图书馆，有关康生的许多珍贵背景资料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美国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卷宗档案库；同样，隶属上海市警察局特别科的卷宗档案后来被移人国家档案馆，这也非常有助于了解康生身为一个年轻革命活动家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情况。
不同地方也出版了有关康生（有时候，还有他自己向作品——通常是用笔名）的珍贵资料，包括来自香港和台湾内杂志文章、各种权威的历史著作，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传记里的简略参考书目。把现代中国政治的权威著述同“仲侃”对肫生一生的描述两者进行比较，就明白康生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这个拼图游戏中许多失缺的部分。
显露出来的是一位冷酷阴谋家的肖像，他集反常盼虐待狂、传统艺术的精致趣味、学者的历史知识于一身。许多中国人把康生描绘成一个“两面派”；作家林青山把康生比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笔下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康生是历史的产物，他成为一个现代政治组织的一部分，然后又促使它从里面腐烂开来：他既是一个中国希尔什维克，又是一个流氓达官贵人。
中国革命经常被视为极端落后国家挣脱压迫和贫困束缚的典范，但是康生的故事揭露出任何崇高事业的领导人都有可能屈服于腐败、贪婪和欲望。在最初的几年以后．革命的崇高理想就被越来越血腥而奇怪的幻想给歪曲了，这些幻想是由康生那样的人及其君主、主人和受到蛊惑的人所编织的。
他们宣称：“我们是老百姓。”但是，正如康生所代表的，“我们”意味着非常有限的一群生活在高层的当权者，而人民大众正遭受着不可忍受的各种欺压。现在，在九○年代，腐败问题在中国是非常迫切的争论焦点，因为领导人和官僚们运用特权和家庭姻亲关系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而这种风气直接来源于康生和他的同志们所树立的榜样。
康生对文化的爱是一种分裂情感的实例，他高雅的书法、雅致的绘画、他对艺术收藏的热情是一种冷峻的理智产物。
他有一张古物收藏家的脸，如果在一个聚会上同他不期相遇，人们可能会错把他当作一名和蔼的艺术教授。事实上，除了熟诸德语、俄语之外，在他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一个修长的男人，身高大约五英尺八英寸，比毛泽东略矮，但与周恩来和林彪一样高，康生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喜欢吃胡椒和玩扑克牌（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有时为一只鸡或者其他一些小“请客”赌上一盘），烟不离手（在三○年代，康生喜欢抽金鼠牌香烟）。
可是他的胸膛里跳动着刽子手的心，对于一位精通古典理论之外、年轻时还混迹匪帮并且精通功夫和其他战争艺术的人来说，并不使人诧异。康生早年在上海曾领导一个共产党小组，从此开始行使审讯者、起诉人、法官、陪审囝和封建君主的高级刽子手的职责，几乎终其一生不改其职。仿佛他能施展魔力似的，使人最好站在他这一边。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招待刘晓吃晚饭，这是一位从上海大学学生耐代起就有四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在用餐之时，他明言是出于好意；接着就在那天夜晚，康生把他的客人扔在一个秘密监狱里一连几个月，期待着刘晓会检举他的一个对手有罪。
今天康生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他死后的一九八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党籍。他的骨灰也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党的干部和一般知识分子同样使用“托洛茨基分子”、“国民党特务”、“机会主义者”、“虐待狂”这样的措辞来谴责他，像是对他变化多诡的可怕行为的一种赞扬。由于康生的故事披露了中国黑暗可怕的秘史，这些称号是恰当的。
康生靠拢过这个运动的每一位传奇人物：李立三、王明、周恩来、江青和最著名的毛泽东，正如他们每一位都把他推上党的高层一样，他一生的阴影也笼罩着他们的声望。
康生信奉的是据称位于现代进步思潮前缘的思想，但是他的天性和观念又沉重地染上了传统的色彩。同过去历朝的儒家官员们一样，他也被阐明管理国家的传统哲学所困扰；同那些官员一样，他也是一位颇有才能的业余画家；那些经常出现在皇帝身边的宠臣，与太监和皇后嫔妃一起密谋，以牺牲宫廷以外的大臣和地方行政官来行使权力，同他们一样，康生与毛泽东的妻子和朋友们密集策划遏制正统的共产党人民委员和行政官员。他在其中操纵了一场派系斗争，从而激起了一场民众动乱，他叉利用它来消灭政治上和官僚主义的敌人。
运用一种把公式和教条言辞剪辑的手法，康生煽动中国人民相信，在一种神奇的魔力下，能达到科学和技术上的实破，就像世纪初义和团的首领们允诺祭祀仪式能够保护他们的追随者免受外国军队的枪弹一样。他同小姨子的关系甚至也引起复杂的色情阴谋，这同源自汉朝的小说《赵飞燕外传》中有名故事一脉相承。
康生把中国人民的高级文化和文明生活同凌迟酷刑的丑恶名声集于一身，不管他怎样冷酷无情，他的状况要比长征和内战的英雄们更使人兴趣盎然。毛泽东自称是个革命家，他一边与现代世界对抗，一边仍保持着过去的精神，但康生的形象更为复杂。尽管康生臭名昭著，但是他那看不见的手打开了通向黑暗的大门，使中国再度面临自青铜器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周而复始的失序和混乱状态。
康生故事的价值在于它有力说明了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基本动力，而不在于它那丰富多彩、使人心寒的情节。康生的故事揭示了中国千方百计继续与传统抗争，以期使这个国家能够进人现代世界。康生既是传统的产物，又是历史的囚徒，他对无情的革命和既迷人又使人惊恐的古代民族传统同样热衷。
看来，康生是历史的产物的说法似乎很合适。为了探究他的起因，我们必须回到十九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