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年的教书生活，突然进入一个政府机构作公务员，好像从一个安然自适的梦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个不把“生涯规画”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断裂。现实考虑之外，内心只有一个确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将台湾文学用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了。一直盼望有高人着手，如今竟意外地轮到自己接受挑战，也评比创办中兴外文系更加艰难。
初到台北舟山路国立编译馆上班的日子，我变得非常脆弱，坐在挂着“人文社会组主任室”办公室里，有时会有中兴大学的人来，他们拜访曾经担任中兴大学教务长的王天民馆长，也会过来看看我，我毕竟也在那儿十三年啊!即使是当年不熟识的人走进来，我都会热泪盈眶，总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想念台中纯朴的街巷，宽广校园中友善的师生，宿舍前面延绵到山边的稻田，风过时，稻浪如海涛般起伏……
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是稳下心来，开始了解新工作。
第一件事是拟定英译计划，首先要找到合作的人。幸运的是邀请到名诗人兼中英译者余光中、师大教授吴奚真、政大教授何欣、台大外文系教授李达三（JohnJ．Deeney），合组五人编译小组。吴、何二位在重庆时代是《时与潮》的主力编辑，李达三在美籍教授中最早研究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亦有深入研究，在台大教英国文学史。他们都对这套英译选集计划很有兴趣，非常乐意合作出力。
自一九七三年二月起，我们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会。先定了诗、散文、小说三个领域，然后选文、选译者。漫长的审稿讨论，无数的评读，直到定稿，将近两年时间。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后决定。在无数个午后认真和谐的讨论中，终于完成一千多页《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An Anthology of Contemrpory Chinese Literature）初版的定稿，一九七五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对欧洲及美国的汉学家而言，这是第一套比校完整充实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英译本。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在大陆政治文化的铁幕之外，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
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选录台湾出版的现代诗、散文和短篇小说，约七十万字。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前言》对这二十五年的文学概况作了说明：
台湾自光复以来，由于中华民族的聪慧勤奋，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视之下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个创深痛巨的世界，种种兴衰浮沉的激荡都深深影响了台湾一千多万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割舍、怀念、挫折、奋斗和成就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题材，使它能不断地拓展领域，加深内涵，后世治中国史的人会作公平的判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们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我认为，促进文学创作在台湾蓬勃发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由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冲击，作家们的视野更广，笔触更深，文学理想与现实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报纸副刊与文学性杂志的竞争。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需要不仅量大，质的水平也日益提高，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自是可观。除了政府行之有年的各种奖励外，八年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文学奖和吴三连奖相继设立，应征踊跃，评审公开，均已建立权威性，甚至对写作方面都有长远的影响。民国六十年以后，在外交的逆境中，台湾靠自己奋斗创出了经济的奇迹，得以在国际扬眉吐气。可是在国际文坛上，我们却几乎是暗哑无声!有些人讥嘲台湾是文化沙漠，而我们竟无以自辩!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坛除了抗议文学和备受攻击的朦胧诗外，可说是寒蝉世界;而台湾的文学创作，由于题材和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却有自然的成长，无论是写实或纯艺术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挂帅的虞实人生。
这套选集既是为进军世界文坛而编，选稿的原则就与国内选集略有不同。作品主题和文字语汇受西方影响越少越好，以呈现台湾人民自已的思想面貌。过度消极与颓废的也不适用，因为它们不是台湾多年奋斗的主调。限于篇幅，题材与风格相近的作品尽量不重复。作品先后次序依作者年龄长幼排列，这种排列方式，除了极少数例外，自然地划份了这段时间创作发展的各个阶段。
编选的三种文类中，以现代诗的发展最稳健，成就也最显著。早期诗人组成重要的诗社有现代派、蓝星社、创世纪、笠、龙族、大地、主流等，这些诗人以极高的天赋才华书写意象丰沛感时忧国的新诗，唱和、论辩、竞争，成为互相的激励，共创了中国新诗的一片荣景：题材和技巧出入于西洋诗派与中国传统之间，至今影响巨大。
似乎是一种巧合。我初到台湾不久，曾读到覃子豪《金色面具》，其中一行：“活得如此愉悦，如此苦恼，如此奇特”，这行诗句令我难以忘怀，成为我数十年来自况的心情。在新诗选集中它是第一首诗。许多诗人最有名的诗已成为五十年间人人传诵的名句，如纪弦《狼之独步》、周梦蝶《还魂草》、蓉子《灯节》、洛夫《石室之死亡》、余光中《莲的联想》等。杨唤《乡愁》最后两行：“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竟似一语成纤地预言他死于车轮之下。郑愁予《错误》名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痖弦《如歌的行板》由“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起，至今仍处处以“必要”为言语之机锋开路。负虹《白鸟是初》和《水栈》用最纯净的语言写深远的情境。选集中最年轻的诗人是杨牧，刚刚放弃已让青年人喜爱的笔名“叶珊”，走学者的路，由研究《诗经》出发，隔着太平洋回头看故乡台湾，写出更为沉稳的散文和《海岸七迭》等十本诗集。
尽管长篇小说能更完整更深刻地探讨既定主题，但由于篇幅和人力的限制，未能选译长篇小说。我们先翻译二十五篇短篇小说，希望主题各异、涵盖面广的短篇小说，能从更多角度呈现台湾这个万花筒似的时代。初期十年的作者，刚刚遭逢家国巨变渡海来台后喘息未定，作品中充满了割舍的哀痛与乡愁，如林海音《金鲤鱼的百榈裙》和《烛》，孟瑶（杨宗珍）《归途）和《归雁），潘人木（潘佛彬）《哀乐小天地》，彭歌《腊台儿）等，藉小人物的故事写新旧制度间的冲突、对故乡与往事的怀念，与毅然接受现实的心情，他们那个时代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后继者当然不同。稍晚十年，一批少年随军来台笔健如剑的青年作家，对他们曾捍卫过的家国河山有一份更为强烈的怀念与热情，如朱西宁《破晓时分）和《狼），司马中原《红丝凤）和《山》，段彩华《花雕宴）等，描写大陆乡土故事更有一份豪迈、震撼，动人的力量。
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施叔青《乔布的末裔》、林怀民《辞乡）等短篇小说出版于六0年代初期。为小说创作开启了另一种风格与境界。他们敏锐地观察了本省乡里生活在传统与工业化冲突之际所产生的急剧变化，塑造出的人物常似刚从轮轴飞转的机器房里出来。立刻投入传统的祭典里，或者回到古城的窄巷里，与迂缓的岁月擦身而过。这些战后出生的青年作家，一面冷静客观地批评祖传的生活形态，一面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乡土根源的眷恋。他们作品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使用了一些台湾方言，使写景和对话更加生动，增加了真实感。
就一个文学选集的主编而言，小说最费经营，写诗需要天赋才华，散文最贴切心灵，至今仍是台湾创作的主流。编选之时，林语堂刚由国外来台定居，梁实秋由《雅舍小品》建立宗师地位，当时是台湾文坛常见的人物。选录他们的作品不只因为盛名，而是因为他们真正活在我们中间。那一代的文采，从林语堂、梁实秋、琦君，到中生代杨牧、晓风等，到最年轻的黑野，文字洗炼精致，内容贴切生活与思想。也许因为是第一套有规模的英译选集，出版之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最令我们欣慰的是A．R.Crouch的书评（ChinaNotes,Summer,1976），其中有一段说:“译文是流畅的好英文。所选的作者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局限一地的缺点（limitatiOn），但这些作者并没有受到政府压力而写作宣传文章，这是他们的长处。除了两、三首诗以一九二的国民革命和越战为题材外，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a Welcome relief）。”对于我们这些非母语的英译者而言，这篇评论让我们格外喜悦（Special，delight）!
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我幸有一位得力可靠的助手庄婉玲秘书。当我决定到编译馆时，在中兴大学外文系第一班毕业生中，我选她，因为她写字端丽，性情温婉，为人稳重和悦。她以资聘秘书职帮助我与馆中同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在工作上、精神上都倚重她甚深。那时报上连载漫画《安全杆是什么?》有一天登出一则：“安全杆就是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拿给她看，两人相视而笑。在险恶的环境中，她是我很大的安慰。选集完成后，她结婚随夫赴美定居。直到两年后我自己也离职，她走后无法补上的空座，令我怀念师生共同工作的日子。
编译这套选集的第一年，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五年中最幸福的时光…人文社会组的例行工作，在王馆长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已可以稳定应付。思绪心神可以全力运用在选集中大大小小的考虑，尤其快乐的是可以与作者、译者、编者进行直接的、同行的对话。作品的内容风格，文字的精密推敲，全书的布局呼应，都经过五人小组深思熟虑，使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评估与取舍也到达应有的思考高度。三十年后自己重读当年心血灌注的英译选集，觉得尚可无憾。当年我若未“流放”到此，在校园教书或许不能实践多年的风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