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 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进时,她要我们叫她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进(左倾)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