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当中，马修·阿诺德主张，真正优美的诗歌一定要有高度的严肃性，由于他发现乔叟的作品缺乏这一条件，所以尽管对他不吝赞美，却不肯认可他在最伟大的诗人中的位置。阿诺德过于苛刻，以致其对幽默的看法不可能没有一丝隐约的疑虑。我相信，他决不肯承认，拉伯雷作品中的大笑和弥尔顿向人类证实上帝杰作的愿望，具有同样的严肃性。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这也不仅仅适用于诗歌。可能正是因为狄更斯的小说里没有这种高度的严肃性，才使得我们在面对其种种优点时，仍旧产生些许隐约的不满。如今我们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假使脑子里装着那些伟大的法国和俄国小说，那么不光上述作品，就连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也幼稚得让人吃惊。而狄更斯的作品，相形之下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当然我们也别忘了：他写的书，我们不怎么读了。我们变了，书也跟着变了。我们不可能体会得到狄更斯时代的人阅读这些刚刚出版的书时的情感。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引用尤娜·波普轩尼诗书中的一段话：“杰弗里爵士的友邻亨利·希登斯太太往他的书房窥视，只见杰弗里低头伏在桌子上。他抬起头来，眼里噙着泪水。她赶紧表示歉意说：‘我不知道您刚听到什么坏消息，或者为什么事情难过，否则我就不来了。是谁死了吗？’‘是的，的确有人死了，’杰弗里爵士答道。‘泄露此事可真够傻的，可我实在忍不住啊。听到这个消息你也会难过的，小内莉，博兹笔下的小内莉死了。’”杰弗里是一位苏格兰法官，《爱丁堡评论》的创办者，亦是一位严厉而刻薄的批评家。
就本人而言，我觉得狄更斯的幽默还是相当有趣的，但是他的哀伤部分却丝毫没有打动我。我想说的是，他有强烈的感情，却没有心地。对此我需要赶紧说清楚：他有一颗宽宏的心，对受穷、受压迫的人充满了同情，而且如我们所知，他对社会改革也有着持久而显著的兴趣。但这是一种演员式的情怀，我指的是，他对自身强烈感情的描写，跟出演悲剧角色的演员体会自己所表现的感情是一样的。“赫卡柏是他什么人？他又是赫卡柏的什么人？”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女演员给我讲的故事，她曾经在萨拉·伯恩哈特的剧团里工作过。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正在演出《费德尔》，在她最动人的演说过程中，她突然明显地怒不可遏，原来她注意到舞台侧面有人在大声讲话，于是便冲着他们走去，背对着观众，仿佛是在痛苦地埋住自己的脸庞，实则嘘了一句相当于法语的“闭上臭嘴，你们这些狗杂种”，而后又以一副哀伤的面容优雅地转过身来，继续自己的激情演说，直到精彩的剧终。观众什么也未察觉到。如果没有真心感受，她还能如此崇高而悲情地讲出自己必须要讲的台词，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她的情感是一种职业上的情感，仅仅停留于表面，出自神经而非内心，丝毫不会影响她的镇定自若。我毫不怀疑狄更斯是真诚的，但这是一种演员式的真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他的哀伤并不怎么真实（不管他如何地堆积痛苦），于是也不再为之所感动。
可是我们无权硬要让一个作家非拿出自身并不具备的东西，假使狄更斯真的欠缺马修·阿诺德所说的伟大诗人不可或缺的高度严肃性，那么他也有很多别的优点。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小说家，才华横溢。他认为《大卫·科波菲尔》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一位作家在判定自身作品的时候，往往并非一个好评委，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狄更斯的判断似乎很正确。《大卫·科波菲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这一点我想尽人皆知；但狄更斯是在写一部小说，而不是自传，虽然他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提取了大量素材，但在这些素材的使用上，却只选取适合目的的。至于其他部分，则依靠其丰富的想象力。他决不是一个好的读者，文学上的交谈只会令他厌烦，而他在人生后期在文学界的交游似乎并未怎么影响到他，反倒是童年时代在查塔姆最早阅读的那些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当中，我认为斯摩莱特的小说是最终对他影响最大的。斯摩莱特呈现给读者的人物，并不怎么具有传奇色彩，但却非常生动。他们与其说是角色，倒不如说是一种种“性情”。
善于观察人物十分符合狄更斯的性格特点。密考伯先生的原型是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个夸夸其谈、花钱随意的人，但他并不傻，更不是没有能力；他这人非常勤奋、友善、慈爱。我们都知道狄更斯是如何塑造他的了。如果说福斯塔夫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喜剧人物的话，那么密考伯先生当属最著名的一个人物了。有人批评狄更斯（在我看来实属不公），说他不该让密考伯最终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澳大利亚地方官，有些评论家认为，此人应当始终轻率鲁莽、毫无远见。澳大利亚是个人烟稀少的国度，密考伯先生相貌堂堂，受过一定教育，而且出口成章，我不明白他在那种环境下，又有以上优点，为什么就不能获得官职。不过狄更斯的高超之处不仅仅在于对喜剧人物的塑造。司悌佛手下那个温顺的仆人，其刻画令人拍手叫绝，他那神秘阴险的特点让人不寒而栗。乌利亚·希普的身上颇有些大众情节剧的味道，但他绝对是一个强大而可怕的人物，对他的刻画也是十分娴熟。的确，《大卫·科波菲尔》全书都是生动鲜活、新颖独特的人物，彼此间差异极大。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过密考伯夫妇、辟果提和巴基斯、特拉德斯、贝特西·特洛伍德和迪克先生、乌利亚·希普和他的母亲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狄更斯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人物，但又不乏活力、前后一致，而且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真实可信，以至当你阅读的时候，很难不信以为真。或许他们并不是真的，但却是鲜活的。
狄更斯塑造人物的大致方法便是，把原型人物身上的性格、特征、缺点进行夸张处理，让他们每个人嘴里讲的话语（或者一串话语），都能将其本性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里。他笔下的人物从未显示出任何发展变化，总的来说，他们一开始是什么样，最后就是什么样。（在狄更斯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两处例外，但他所表现出的人物本性的变化并不可信；这种变化是为了引发最后的圆满结局的。）用这种方式刻画人物的危险就是，故事的可信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其结果便是漫画型人物。就这种类型而言，如果作者呈现给你的是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人物，那倒也无妨，比如说密考伯先生，可要是他想让你同情这个人物的时候就不行了。狄更斯在处理女性人物上从未有过什么上佳表现，除了张嘴就是“我决不会抛弃密考伯先生”的那位密考伯太太，以及贝特西·特洛伍德以外，其他的都是漫画式人物。取自狄更斯初恋情人玛丽亚·比德内尔的朵拉，实在过于愚蠢和幼稚；而取自玛丽和乔琪·贺加斯的艾格妮丝，又过于完美和懂事：她俩的形象都极度乏味。小艾米莉在我眼里是一处败笔。狄更斯显然想让我们对这个人物产生同情，可她只得到她应得的。她的抱负就是成为一名“淑女”，大概还希望司悌佛能娶自己，她跟着他跑了。她似乎成了他很不称心的情人，整天郁郁寡欢、泪眼汪汪、自怜自艾，难怪他逐渐厌烦她。《大卫·科波菲尔》中最让人莫名其妙的女性人物当属罗莎·达特尔。我猜测狄更斯原打算在故事中更加充分地利用这个角色，而他之所以未能这么做，是因为害怕触怒公众。我只能推测司悌佛曾是她的恋人，由于他甩了她，她对他怀恨在心，可是却依然爱着他，怀有一份嫉妒、渴望、报复的情感。狄更斯在这里所创造的人物，正是巴尔扎克可能着力刻画的。在《大卫·科波菲尔》的主要人物中，司悌佛是唯一一个得到“直接”刻画的（我们借用的是演员在提到“直接角色”时所用的措辞。）狄更斯在读者心中塑造了一个绝妙的司悌佛形象，他魅力十足、风度翩翩、举止优雅，他对人友善、心肠很好，他具有极强的亲和力、能够同各色人等和睦相处，他乐观开朗、勇敢无畏，他自私自利、鲜廉寡耻、不顾后果、冷酷无情。作者在这里刻画的，是那种我们大多数人都熟悉、不管到哪儿都能让人开心却又惹下祸事的人。狄更斯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好下场。我估计菲尔丁或许会更加宽宏一些；因为正如奥诺太太在提到汤姆·琼斯时所说的那样：“假如妓女们就这么来了，也不该责怪小伙子们；因为那只是他们的自然本性。”当今的小说家不得不做到，自己所讲的故事既要有可能性，还要有必然性。狄更斯当初可没有这种限制。试想，在离开英国数年以后，司悌佛乘船从葡萄牙回来，居然在离雅茅斯不远的地方遭遇海难、溺水身亡，而此时大卫·科波菲尔正好到那儿短期拜会老朋友，这种巧合实在让读者难以相信。假如司悌佛必须得死，以此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恶有恶报的要求的话，狄更斯完全可以想出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方式让他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