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臣
一
现在读张平的《抉择》（原载《啄木鸟》1997年第2、3、4期）如同过去读他的《天网》、《孤儿泪》一样，那感觉似乎只有“振聋发聩”一词来形容才是准确的。从始至终，我们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冲击力激荡着，震撼着。
读张平，这感觉大约是不会错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家孙犁《论风格》一文中的一席话：“风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进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这段话写得好，因此，不会忘。我的体会：第一，多年来这么讲“风格”的不多了。强调作家个人教养熏陶、性格特征、艺术师承、爱好趣味，掌握艺术语言和艺术技巧习惯等都是必要的，但脱离开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取材范围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谈“风格”，我以为总有些失重，因为风格的要领在于作家的人格和心灵，而人格的流露和心灵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断然造作不出来的，所以，风格的核心实质，第一位的还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分不开的，也就是孙犁谈到的庄稼离不开“土壤”、“雨露”。第二，我们固然要反对“题材决定论”，但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题材无差别论”。题材当然来自生活，而且可以说“处处有生活”，然而，生活与生活却大不同，有的辉煌壮丽，有的靡琐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层。这就是孙犁谈到的“深山大泽的树木”与“暖室陈设的盆景”之区别；就是“海燕”与“家雀”之区别。这里我们无意贬低“盆景”与“家雀”，因为文艺要多样化才能构成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全局意义上的繁荣。所以，“盆景”的精美与“家雀”的灵动也是人们审美需要的，我们不仅要它们存在，而且还要扶植他们，但他们毕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泽的树木”和“大海上翱翔的海燕”，因为后者更能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精神，更能代表我们奋发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们巨变社会的本质真实。总之，更能表现我们国家腾飞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与认识意义，甚或是审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写轻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因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总是由旧世界的变革和新世界的创造这一伟大过程而实现的。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永远是在新事物的生长和旧事物的灭亡的交替消长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这发展过程中才能见出何者有前途，何者无出路，何者向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趋于发扬，何者转于衰亡。那么，我们的作家就应该由此去区别和权衡题材的轻重，并且选择这变革与创造的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为文学的题材。同样，我这里也无意宣扬“唯重大题材论”，因为作家的生活情感经历和生命体验经历以及教养熏陶、审美取向的不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并驾驭得了重大题材。然而，文学反映现实终究不是被动的，当文学创作愈发走向“私人化”和“纤小”与“孱弱”，愈发缺乏社会内蕴的“宏大”、“深邃”与“阳刚”的今天，我们倡导并呼唤“主旋律”的突出与雄壮，怕并非多余。其实，我国古代文论中早已有过“千古相传”与“当日即朽”之说。如果我们不能给后代留存下反映我们当今伟大变革时代的千古留传的作品，岂不辱没了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岂不愧对了这段辉煌历史的创造者？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张平是极富个性的作家，他总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处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从中获得激情和灵感，获得素材和养料，在他的主体意识中，他是以“大我”作为支点。因此，他总是将选取最富有社会意义的题材、最尖锐最本质的现实社会重大矛盾冲突作为创作个性一个重要特征和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天网》、《孤儿泪》，还是这部《抉择》，都是当今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都是事关祖国命运与前途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他从不留连于个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题材的匾乏。他的选材标准，总是以文学的社会价值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表现与揭示社会本质真实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唤起人们的同感来决定的。比如，《抉择》选取了现实生活的腐败与反腐败激烈斗争的题材，重大，尖锐；选取了现实生活中大中型企业艰难的题材，重大，尖锐。不仅如此，它最终还将前后二者联接，前者是造成后者的缘由作为全书的题材，就更加重大，尖锐！张平的作品每每由于重大，尖锐而免不了引起争议，然而，同时，它真实，准确，以独具的振聋发聩的思想冲击力，又每每总能引起社会强烈的共鸣，为广大读者由衷地认同与关爱。在我所能读过的张平的作品中，我以为，他从不以一种偶然现象当作他写作的题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轨道上，只是无足轻重的附生物，并不包含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这就是张平对于题材选择的尺度，而这种选择完全出于他的作为一个作家的神圣责任感与社会意义的文学价值观。
当然，问题仅论及到此，仍然是片面的，因为再重大的题材，如果不能创造出它的生命来，也会变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另一方面，社会要受以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而被塑造，也就是说，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而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把素材转化为规范是作家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包括有：题材的一切内容上的意义。如果没有成为作家本人的主观要求的东西，如果没有经过作家本人的情感的浸泡与血肉的培养，那就决不能结成艺术创造的果实。比如《抉择》中所反映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和腐败所造成的大型企业濒临破产的两大现实问题，不仅走进了张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经过他的思考和理解，使历史真理与人民意愿变成作家他自己的血肉要求，于是作品里所反映的现实问题才能爆发出巨大的思想冲击力，才能散发出艺术的热力与光芒。张平做到了鲁迅所要求的那样：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也就是说，作品的成功，从题材角度说，关键在于作者如何处理题材，即首先是正确地深刻地研究题材、认识题材。而张平之所以在这方面能够做到正确与深刻，是因为他在处理题材时笃信一个检验是非的标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
张平对《抉择》题材开掘的深度，构成作品的思想内蕴的基础，也构成了作品的形象创造的基础。这是我们下面着重论及的。
二
《抉择》的成功，关键在于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别是中心人物——市长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为文学再现生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只有成功地描写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才能广阔地展示生活的图画，才能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小说中的人物总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物和作家主观想象的结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绘的人物，‘而不是综合拼凑而塑造的人物，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对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甚至简直就是作家自己一样。否则，张平怎么能对李高成具有那样特殊的敏感——他能窥见到李高成这个人物的灵魂深处，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内心、情绪、苦乐、欲望，他的梦！总之，只有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作家，才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灵魂。李高成这一全书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义，正是作家张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体现。
共产党人的官做得如何，事关党的执政水平——共产党的形象，无产阶级的形象。李高成是个共产党的清官，他面对自己几十年的干部生涯，从来都问心无愧。作者只是顺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阅历和他的政绩。作为长篇，或许还缺乏更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细节与情节，但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工作永远争一流，心中总有老百姓，为老百姓干实事，拒腐蚀永不沾的共产党人形象，还是十分感人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李高成从基层走来。他是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分配到大型纺织企业，干了近10年的技术员，又任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等职8年，接着又到大型厂中阳纺织厂任厂党委书记兼生产厂长职务，成为当时省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他在厂时，中纺曾经辉煌了很长一段时间，干部团结、队伍整齐、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带头廉洁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业中率先制定了领导成员上下班不坐车的规定。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40里路，上下班风雨无误。中午同工人一块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家总要超过10点。厂里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厂的工人们，对此无不受感动。后来他当了副市长、市长，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李高成为这个省会城市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从来都没有退缩过，更没有被吓倒过。在分管工业的那几年里，他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引进外资，深化改革，使20多个犹豫不决、裹足不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轻装上阵、大胆开拓，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震撼和强烈反响。在李高成手里有过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举措、大建设：市内二环和三环路的兴建；市中心大街的拓宽；六座市内立交桥的动工；50公里过境高速公路的建设——他的组织才华与指挥魄力以及他无私无畏、坦荡胸怀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老百姓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当他病倒时，才能有几千人聚集在医院的大门口守望。我们的人民从来不会忘记为他们做过好事的人！
这一切穿插在书中的交代与叙写，对李高成这一中心人物来说，并非他的故事重心，然而却是他出现在反腐败斗争的背景，是他在这场斗争中做出最后抉择的出发点，也是他性格发展的依据。因此，虽非重心，但对塑造李高成这一形象的完整性来说，却又是断然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这一切铺垫，李高成的最后抉择以及反腐败斗争的胜利都缺乏了说服力。
李高成在反腐败这一场从未经历过的重大斗争中，他要战胜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吴爱珍、妻子的后台，也就是提拔自己为市长的省委常务副书记的严阵和中纺的领导班子的集体腐败。与此同时，他还要在自己心灵中爆发一场革命，最终也是最关键的是他做出抉择，战胜自我。虽然，在李高成的身上，寄托著作家的感情与观念，愿望和理想，然而，作家在塑造这一人物时，并没有从理念出发，而是一切从生活实际出发，按生活逻辑本质真实地揭示了李高成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李高成对妻子对孩子对家庭的温馨的情感；描写了他对严阵的言听计从，他总以为是严阵提拔了他，他不能恩将仇报；描写了他对杨成的揣测与戒备；描写了他对如果失去自己的威信、地位、自尊后的空虚感；描写了他对自己去留问题的思虑，甚至也描写了他官愈当愈大，每天耗费在形式主义的各种会务的时间也愈长，从而距离人民也愈远，其结果是自己的敏锐性与警惕性薄弱了，以致当他终于明白了严阵原来是要将中纺作为榨取对象，才将他提升到市里这个阴谋的时候，当他终于明白了妻子等人借他之名，干了那么多贪脏枉法的勾当的时候，他惊骇了！特别是妻子收下30万元红利钱，是他们预谋好的，让他李高成停止调查中纺行动的交易钱。围绕着这笔巨款，作者重点描写了李高成的内心矛盾冲突，他的灵魂经受住了十天的煎熬。
作者在大量的独白中，主要通过对比手法完成了李高成经受的这一场灵魂革命。社会上，一方面是极度的奢靡享受，极度的暴利盘剥，在“青苹果娱乐城”半个夜晚就可以消费两万元，李高成的计算：“在农村可以买到十亩地整整二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娶一房媳妇，可以买到十头牛，可以让一百个失学儿童再重新走进课堂，在中纺可以让二百个工人领到一个月的生活费！”他选拔的干部——中纺领导都住在超豪华的小楼，过着“美舒雅”的生活。这一幅幅图景使李高成惊骇、愤怒；而另一方面，是发不了工资的工人，有那么多在中纺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老干部，他们至今连彩电冰箱都买不起，至今仍然住在50年代的小平房里，还有好多工人病了连药都买不起，他们的孩子连学也上不起。他们的日子实在难熬啊！这一幅幅图景使李高成感到无比惭愧！他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觉，他的心就像刀绞一样的痛苦。作为市长，即便是没贪过国家一分一厘，他也觉得自己有罪，早就应当辞职！一方面是腐败的集体，像蛀虫一样贪得无厌地要把祖国母体蛀空，为了不败露可以耍尽一切阴谋诡计，这使李高成摒弃了一切幻想，而另一方面，几乎一无所有的老工人们却能在艰难中义无反顾的维护中纺，维护他们过去的好厂长现在的好市长，也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正义！这使李高成获得了力量，坚定了自己做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好干部，做一个清白、真诚的大写的人的信念。
书中通过许多这样鲜明有力的对比，最后终于完成了李高成的抉择的过程。抉择什么？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为了老百姓，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与信仰。这一抉择可能要牺牲自己，这同战争年代的堵枪眼并没有两样。”我以为这正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在现在和未来的反腐败斗争中必须回答的考卷，即共产党人的立场与信仰的抉择！
人——社会关系的总和。李高成形象的塑造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在包括经济做为社会生活杠杆作用下的干部与群众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状态中，他与吴爱珍、严阵，与郭中姚等集体腐败分子的关系；与杨成、万永年等省市领导，与夏玉莲、范秀枝、王英烈等普通工人的关系，完成塑造的。透过这“关系”恰恰使我们看到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世态图，看到一张当代社会心理的造影，并引发我们和作者一起进行深层面的思考。作者的思考是深刻与透彻的。比如，当前党内出现腐败的特点。作者写道：“金钱加上权力，金钱便可以几倍几十倍地翻番；几倍几十倍地膨胀，而且完全不必担什么风险，即使有了风险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顶多也是个不了了之。”作者解剖党内腐败分子为自己留条后路的灵魂，写道：“假如有朝一日出了大的变故，甚至于就像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当政的领导干部的权力、地位、名誉、身份一下子全都没了！一切的一切就都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如果在那时你身后还藏着一大把钱，还有着一个雄健的实体，还有着一批不断地给你带来滚滚财源的工厂和企业，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需要权的时候我有权，需要钱的时候我有钱！这才叫真正的不倒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高瞻远瞩！”这就是严阵、吴爱珍和中纺的领导之流，掌握与垄断中纺，并将国家每年给予中纺的大笔贷款做了他们及其子女开办各种私人项目的资本，他们大发横财，中饱私囊，横贪暴敛而不顾工厂倒闭，不顾千万工人的死活，作者将他们的罪恶目的为我们作了入骨三分的剖析。正是通过作者犀利的解剖，我们会进一步深入地领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道理，这就是说，腐败可以使我们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毁于一旦，可以改换我们国家的旗帜，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可以改写我们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的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这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呼声。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因为腐败分子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党的身份说话，以此来掩盖他们的丑行与罪恶。书中描写前途看好的严阵这位省委常务副书记是如何高唱着“稳定高于一切”的改革调子去阻挠对中纺的调查的情节，给我们上了一堂十分生动形象的课。江泽民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各级党委务必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总书记指明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途径和根本保证。
此外，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李高成这位共产党人的形象毕竟代表着我们党的大多数，没有千千万万个李高成，我们的党如何能承担得起使祖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重任呢？如何能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创造出经济腾飞的世界奇迹呢？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李高成，我们的党在历史上总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克眼了各种挫折与困难，纠正了各种错误与偏失，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党走向成熟走向正确走向伟大。同样，今天我们也充满信心，清除腐败这个毒瘤，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活力。江泽民总书记说的好：“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保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应当说，这是个已被历史证实过与正被现实证实着的道理。然而，由于多年来的思想混乱，我们常有倒洗澡水连同小宝宝一起倒掉的偏激错误的思想方法。比如，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否定虚假英雄，连同真英雄一起否定掉，似乎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产生不存在英雄；我们否定虚假崇高，连同真崇高一起否定掉，似乎这个时代根本就不产生存在崇高。同理，在这种片面认识论者的眼中，似乎我们党只产生严阵，而不产生李高成。这种走向极端的片面性使其根本无法获得事物的本质的真实。《抉择》告诉人们，我们党内滋生了严阵、吴爱珍一些败类，但我们更多地培养了杨成、李高成这样真正的共产党员，没有这支队伍，我们的党不可能战胜一切敌人，包括来自党内的腐败蜕化分子。只有看到这两个方面，才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质，才是辩证力量之所在，也是当今塑造李高成形象典型内涵中重大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对此，我们要感谢作者的创造性劳动。
三
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作者在文体意识上不能把握住一些起码的审美要素，是不可能抓住读者的。四十余万字的《抉择》却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正是得力于张平的编织故事的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作者很会设置“纠葛”。这本书能让读者有兴趣急切地读完它，是因为它里面布下许多“纠葛”。是这些“纠葛”组成通篇的网状的生活长卷。每一个“纠葛”都是一件事与另一件事，一堆事与另一堆事的矛盾，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与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矛盾。这些矛盾分布得越多越广，解决得越久越难，在读者的心灵上激起一怎样解决”矛盾的情绪也就越强烈。当然，蕴含于矛盾之中的内涵应该有意义。这样，当作者每解决一个纠葛，才能令读者获得对社会对人生的某些感悟。如果这种感悟是多层面的，那么，读者自然就会感到长篇小说独特的审美情趣，而这是区别于中、短篇的。《抉择》网结了许多矛盾，构成了书中全部生活的流程。开始，工人要“闹事”，控告厂领导腐败，谁是谁非；李高成开始觉得工人有理，但觉得干部也情有可原，听谁的；李高成的妻子为什么要阻止他开始调查中纺，而他的领导严阵为什么也干预他；杨成的提醒究竟是何用意；“特高特”突然甩来30万元，与他即将开始的中纺调查有何联系；甚至省委的态度究竟如何都构成了全书的“纠葛”。这些“纠葛”的解决，都是读者渴望得到答案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获得的，并且通过作家对这些矛盾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有力的把握与处理，读者正是随着这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从中获得对以上我们分析过的作品社会内涵与人生内涵的参悟。
（二）依靠情节的力量。过去我们对情节的理解较多地强调了是人物性格的历史，而常常忽略了它本身就有推动故事发展的需要。张平显然深知其理。他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性，帮助了刻划主要人物李高成性格的复杂性，揭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的。《抉择》的情节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而对工人“闹事”，李高成要调查，妻子警告，严阵把电话打到党委常委会上，也是警告。李高成终于下决心派出调查组，妻子却为他收下30万元的红利，他仍执意要调查，就又有严阵的电话警告，和他妻子收下30万元红利时做了手脚的录音带，造成他接受贿赂的假象，又有结果没有问题的假调查报告，而且处理中纺的权力仍掌握在严阵手里，待到李高成仍没有退缩之意时，中纺突然宣布要“破产”，直至省委终于采取断然措施一举收审了腐败分子，全书的情节波澜方才靠“突转”的手法最后完成（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高潮后又跌宕一笔，成了人民保卫李高成之举，用来检验省委的反腐败是真是假，似乎有些画蛇添足之感）。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情节是波连波，浪赶浪，然而却是看前波不知后波，知晓了前浪却不知晓后浪，这种神秘感就使故事本身富有了生动性和丰富性，使得读者的心绪富有波澜。《抉择》如果没有这些情节骨架的支撑，所有的生活场面以及所有世态与心态的描写也就失去了依附，难以构成现在比较完整的宏篇。
（三）悬念的运用。“悬念”是建立在对文学接受者的心理特征把握上的，也是叙事文学的一种艺术经验。张平在《抉择》中运用了“悬念”的技巧，只不过这种运用不像古代小说那样，可以脱离开规定情景和人物行动而纯属“卖关子”的形式主义作法，而是将它融汇于人物命运和事态发展中。比如，中纺领导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么会这样快就集体腐败了呢？他们怎么会如此大胆？上面还有什么人是他们的后台？李高成调查中纺的工作步骤，为什么严阵了如指掌，总在他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制约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吴爱珍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情节发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际遇命运与性格发展出现的悬念中。这些悬念是作者在叙述中运用的戏剧法的悬念技巧，这些技巧在读者心理制造了疑团、期待的阅读效果，也是作者编织故事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我们进行了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之后，我以为还不要忘记了张平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主观的介入。如果从审美风范上说，小说分倚重客观与倚重主观两大类的话，那么，张平属于后者。他的小说中，作者主观介入的程度是少见的。主要表现在他的主人公从始至终的内心独白，这种内心独白，一是在理性观照下进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扩大了思维空间，突出了作品的题旨；二是许多段落的内心独白，简直就是主人公的灵魂拷问，不仅增强了主题的深度，增强了对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强了这一形象对读者心灵的艺术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发挥这一长处时，亦有“过度”之处，这就带来较多的内容重复，显出冗赘之弊。这些都会破坏艺术的表现力。我以为，这值得作者再细细运思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