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
李孜自以为是个心肠很硬的人，却被Yuan先生这番话弄得不知所措，她总是假装讨厌人家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她，把她置于这样的境地之下，好像她是个万能的救死扶伤的天使，心里却希望自己真的能成为那么一个天使。
Yuan先生并不知道她想的事情，继续把她当做那根救命稻草，对她说：“我希望你能告诉Han，我还有Russell，我们都是爱他的。Russell对我说过，只要Han需要，他可以做不在场证明，哪怕查出来是伪证，要他一起去坐牢也好，因为Han看起来太傲太显眼了，在监狱里是很容易招人欺负的。我告诉他这帮不了Han，但也知道他只是想帮忙。Russell从小就很崇拜他哥哥，他一直都爱着Han，曾经说过的那些话都无心的，那个时候他只是太伤心了，想找个地方发泄罢了。”
“我会告诉他的。”李孜花了一点力气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但你们也会有机会当面跟他说的，那样会更好。”
“还有Esther。”Yuan先生继续说道，“让Han不要责怪Esther，她为他付出了许多，但他始终都对她不够好。其实，Esther跟我妻子很像，她们都很固执，也很坚强，一个家庭能有这样一个妻子和母亲是极其幸运的事情。”
说完这些，Yuan先生起身告辞，李孜送他到事务所前台，再慢慢地踱回来。她想着这案子里的点滴，以及牵扯出来的千丝万缕的往事，突然发现自己从前经手的那些程式化的商业案件是多么简单干脆，无论输赢，台面上的筹码只是钱罢了。她说不清楚哪种更好，只是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不要投入得太深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李孜和Ward都在为第二天的开庭作准备。她从没有进过刑事庭，手上又没有什么言之凿凿的证据，感觉就好像书没有背熟就要考试了，紧张得不行。到了这临时抱佛脚的时候，任何一点点细枝末节的东西都可能被李孜拿来当救命稻草，所幸Ward总是在一旁提醒，如果走一步棋，没有想好接下去的三步，不管眼下这一步有多风光神勇，还是不走为妙，否则很可能会在法庭上犯下致命的错误。
快到傍晚时，李孜突然接到Yoshida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李孜，刚刚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送给G的那只宝丽来照相机，还有许多照片，看邮戳是去年十月间从法国寄出的，收件地址写的是他们从前在东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查无此人被辗转退了几次，今天下午才终于到他手上。李孜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得跳起来，立刻就到Yoshida那里去了一次。
还是在格林尼治村那间屋顶大宅里，Yoshida把他收到的那只包裹拿出来给李孜看。那是一个普通的棕色瓦楞纸箱，里面装着一部用防震塑料薄膜包好的宝丽来SX-70 690照相机，还有一叠方方正正的宝丽来相片，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可能是因为在海关检查的时候被拆开过，纸箱有些地方破了，又在许多人手里辗转了多次，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
李孜拿出那叠照片来看，其中大多数拍的都是一些瓷质的摆件：天鹅、穿芭蕾舞衣的女人、捧着一大把雏菊的孩子……每张下面都写着一串数字，看上去像是购买的日期。只有几张例外，拍的是人或者风景，下面空白的地方用细细的黑色马克笔写了许多字。
第一张是唯一的人物照，一个胖胖的亚洲女人站在花园的一角，好像故意躲着镜头，但真的被捉到了还是咧着嘴笑得挺开心的。照片下面写着：来见见我朋友Lou。
第二张看起来像是一幅粗略的油画，是从窗口望出去的一片冬季的海滩，天空阴沉，除了远处的一座深蓝色的灯塔，什么都没有，显得有些荒凉，却又有一种别致的蓝调。Yoshida告诉李孜，那是用硬物刮去相纸表面的聚酯薄膜，让药水分布在画面上形成的效果。下面写着：今天第一次下霜，不想浪费掉最后一张Time Zero相纸，但我不能去城里，不能去镇上，甚至没办法走出那扇门，所以，只能这样。最后的Time Zero，纪念我的新家。
第三张带着一抹陈旧温暖的黄昏般的橙色，是一扇落地窗边一地的瓷器的碎片。下面写着：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好像都能听到碎裂的声音，想到他说，要结束，就都一起结束。
接下来是一张法文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绝大部分都模糊不清，只有标题上“纽约”和“芭蕾”两个黑体字最醒目。下面空白的地方写着一句很短的话：我想去巴黎。
最后一张是一本台历，翻到二○○九年九月的那一页上，下面写着：九月，最后一包相纸过期，恐怕也是我最后的期限，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但他还没有。
Yoshida说，那几张照片上的话让他有些不好的感觉。李孜也有同感，但同时又很好奇，难道黑巫师绑架公主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要了无声息地囚禁一个人并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这包裹又是谁寄出的？如果那个寄件人就是G本人，那么现在Eli York已经死了，她也应该重获自由，尽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了。
李孜又去看箱子上写的发件地址，一串陌生的法国地名，只知道是在南特，地址后面跟着三个大写字母——LOU。她想起照片上那个胖女人，Lou? Louise（路易丝）的缩写？包裹可能就是这个Louise寄出的。
李孜没有带走那只纸箱，只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箱子上写的发件人的名字和地址，又让Yoshida把那几张照片都扫描成数字文件发给她。回到事务所，她打开电邮信箱，让Ward看那几张照片。
“所有线索都指向法国。”胖子吹了声口哨，拿腔拿调地说道，“想要旅行吗？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去一次了。”
一晃已是晚上十点多，李孜早已经觉得头昏脑涨，Ward劝她，“走吧，明天就算要做小丑，被人笑的那个也是我，回去吧，睡个好觉。”
虽然李孜仍旧心怀忐忑，却也很听话地跟胖子道别走了。回到家里，她又打开电脑，找出那几张照片看，突然想起那个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地址，在Google地图上寻找，搜索结果仍旧是些极其陌生的地名，只知道那是在南特的市区。
快零点的时候，床头的电话响了，李孜接起来，是Terence。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她几乎把自己的事情全忘了，直到听出他声音里的僵冷，才想起来两人上一次见面刚吵了一架，搞得不欢而散，还没有和好。
“我在楼下，上来拿点东西。”Terence说。
李孜“嗯”了一声算是回答，那边电话已经挂了。
几分钟之后，Terence开门进来，看见李孜，没打招呼也没说话，自顾自地打开壁橱找他要的东西。李孜便也坐在写字台边上没动，仍旧低头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很气，却又觉得有点好笑，他完全可以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拿东西，何苦等到她回来了再来，见了面又这样绷着不说话。
“我那件蓝色的冲锋衣在哪儿？”总算还是他先开口了。
“壁橱最上面那只写着Mount Baker（贝克雪山）的箱子里。”李孜回答，“你要去野营？现在是一月份……”
话刚说出口，她就明白了Terence为什么突然要找那件衣服。他们是在华盛顿州的贝克山参加一个初级登山课程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看见Terence，他就穿着那件灰蓝相间的冲锋衣。
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他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来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地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竟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普勒冈海湾。”
“什么？”
“你电脑上那张照片，是普勒冈的海湾，在法国，南特附近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那张油画效果的海景。“你怎么知道的？”李孜抬起头来问。
“那个蓝色的灯塔，很特别。”他回答，“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曾经到过那里。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在床上的，火车上、车站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很难忘的日子。”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李孜问。
Terence笑了一下，答道：“我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李孜头一遭进了刑事庭，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本案的地区检察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不曾开口就显得声色俱厉，很具正义感。相形之下，法官反倒和煦了许多，六十岁上下的女人，有些胖，看起来应该心肠很软。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三名黑人妇女，三名西裔妇女，一个菲裔男子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剩下的五个都是白人，三男两女。这些人都是Han的前任辩护律师在预审之前参与选择的，无论喜欢与否，他们也只能接受了。
Han坐在李孜身边的被告席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衬衫，没有打领带，显得很平静。他的家人、朋友和几个芭蕾舞团的同事都坐在旁听席听审，倒是受害人那一边没有任何人出席。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她曾以为Ming可能会来，至少Eli York遗嘱里提到的那个姓Vernette的法国人肯定会来，受托料理丧事的总应该是很亲近的朋友吧。
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先陈述了指控的性质和案情经过。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 York留给Guary 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检察官问。
“不是。”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家药房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八月二十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 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拉法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拉法辛的酒。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地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 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八月三十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 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地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
“也就是本案被告被拘捕之后不久……”Ward话音未落，检察官又一次叫了“反对”。
Ward转向法官，解释说只是想阐明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却没能得到法官的支持。Lance Osler回答问题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坦率，没有犹豫，也毫无愧色。
Ward只得抛出了那个问题，“Osler先生，你和被告的妻子是什么关系？”
“反对”声又从检方坐席上响起来，但这一次法官示意Ward继续。
“对不起，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证人席上的Lance Osler沉默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反而看着坐在旁听席里的Esther问，“Esther，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算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旁听席上一片哗然，检察官在证据开示的过程中已经看到过相关的物证，所以也不意外，但肯定在那里后悔，太倚重Osler一个人的证词，没有准备得再充分一些。
Ward走回辩方坐席，拿出那几张酒店账单，一个日期一个日期地问下来：当时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
Lance Osler一一回答，始终看着旁听席里的Esther。李孜没办法很清楚地看到Han和Esther脸上的表情，她听着那些咄咄逼人的问题，禁不住自问，那些原本隐没在岁月和琐事里的秘密一旦被这样清晰明白地说出来，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境。
法官敲击法槌，叫了声“安静”，问检方还有没有其他要向法庭出示的证据，然后便宣布休庭，把Ward和那个检察官都叫进了办公室。法庭上旁听的人陆续散了，Han也被法警带走，李孜便也跟着进了候审室。
一看到李孜进去，Han就问：“她怎么样？”
“谁？”
“Esther。”
李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把之前Esther说的那些话告诉他：“她觉得是她让G离开了你，又隐瞒了那么多事，还有Lance Oster，把所有事情搞得无法挽回，你不可能原谅她了。”
“我才是无可救药的那一个。”他摇摇头，轻笑了一声，“G离开我不是因为Esther，她迟早要走的，我们根本没可能在一起。至于Esther和Lance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
李孜不知道Han为什么会说他“没可能”和G在一起，但更让她意外的是，他早就知道Esther和Lance的事情，连忙问他：“之前你怎么不说？”
“只要Esther不想说，我就不说。”Han回答。
“为什么？”李孜不能理解，那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Han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喃喃地说：“我们在一起许多年了……”
“但Esther觉得你从没爱过她。”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是一个几乎患上自闭症的孩子，你觉得为什么我会主动跟她讲话？”他笑起来，却仍旧没有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那种爱，只知道我喜欢半夜里醒来，发现她握着我的手熟睡，喜欢看她站在镜子前面换衣服，喜欢看她做所有的事，工作上的，家里的，她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坚强，虽然许多人都只当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公主。”
“但你说过陪她去毕业舞会是为了卖掉手上的利他灵。”李孜打断他，“这是她一直介怀的事情。”
Han闭上嘴巴，过了很久才说：“Esther让我想起我母亲，那个时候，她那样不顾一切地为我奔走，我害怕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就像我母亲一样。我只想要把她推出我的生活，她值得拥有更好的东西。我不想做个自私的人，但我的确是。”
“那G呢？为什么你始终放不下她？”
“我和Esther一起经历了许多事，她更真实，是我的朋友，也是家人。至于G——”Han沉默了片刻，“我无法解释我对她的感觉，可能她就是我遗忘的那个理由，为什么要跳舞的理由，我的命运。”
“Esther不仅仅想做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这对她来说远远不够。”李孜知道自己越线了，却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Han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她爱Lance吗？”
“她爱你。”李孜回答，“自始至终。”
法警推门进来，告诉他们，开庭了。
李孜重新走进法庭，Ward已经坐在辩方席位上了，抬起头看着她问：“会说法语吗？”
“说得不好，但听得懂。”李孜回答，“干吗问这个？”
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们要去巴黎了。”
等所有人都陆续落座，法官也回到位子上，宣布再延期两周审理，然后就又休庭了。
由于时间紧迫，离开法庭之后，Ward就开始安排去法国的行程，订下当天晚上九点多飞巴黎的机票。一路上，李孜都犹豫着是不是要把出差的事情告诉Terence，直到到了事务所楼下，才下决心拨通了他的电话。
“我马上要去出差。”她轻声说。
“去哪儿？什么时候走？”Terence问。
“先到南特，可能还要在巴黎待上几天，今晚的飞机。”
“要去多久？”
“大概一周左右。”
“你一个人？”
“不，还有一个人一起。”
“男的女的？”
“男的，但又老又胖。”
她听得出Terence在笑。Ward从她身边走过去，目不斜视地抛下一句话：“当心点，我听得到。”
李孜做了个鬼脸，赶紧跟Terence说拜拜，挂断电话，去追那个胖子。
次日上午十点，李孜和Ward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因为刚好在飞机上过夜，并没有多少时差要倒。他们搭巴士到奥利机场转机去南特，李孜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看外面的街景。一月底的巴黎，连日的冰雪寒潮刚刚退去，城市的许多地方仍旧覆着一层尚未融尽的薄雪，埃菲尔铁塔因为建筑材料的关系，清除积雪不能用常规撒盐、撒沙的方法，只能用暖风机慢慢地吹着，所以仍旧是银装素裹的样子。其他赫赫有名的地方也几乎看不到什么游客，满眼萧瑟的景象。她自嘲地想，她总算也见识到巴黎了，虽然一点也不浪漫，同行的还是这么一位胖子。
又是一程飞行之后，他们到达南特，时间已过中午，两人在机场简单吃了点东西，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典型的法国人，看到说英语的客人十分头疼。李孜只得说着一口生硬的法语，找出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那个地址给他看。司机点点头，表示他知道那个地方，这让车上的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出租车停下来，司机告诉他们，就是这儿了。
李孜和Ward付钱下了车，面前是一幢颇具规模的老式建筑，像是座城堡，有些地方却又加造了些不伦不类的小房子，一座布满洛可可风格雕塑的拱门后面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式花园，许多穿白衣的人进进出出，环形车道上停着几辆蓝白相间的车子，车身上印着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蛇杖，即使不懂法语也看得出来这是一座医院。
他们从医院接待处辗转找到管理处的一个秘书，问她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Lou的人。秘书被问得摸不着头脑，直到李孜拿出那张翻印的照片给她看，秘书立刻就认出来照片上的胖女人是心胸外科病房的护士Lou。
他们被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坐等，二十分钟之后，一个穿着粉红色护士制服的亚裔女人出现在门口。
李孜站了起来问：“您就是Lou？”
女人三十出头，很矮很胖，也很随和。她点点头，又纠正李孜的发音，说：“这是个中国姓氏，我姓楼。不过没关系，大家都叫我Lou。”说完便等着他们说明来意。
“去年十月你是不是给纽约一个叫K. Yoshida的人寄过一个包裹？”李孜开门见山地问。
Lou点点头，有些茫然地看着她，“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律师，正在找一个重要的证人。”李孜回答，“你认识一个叫G的女人吗？”
出乎她的意料，Lou摇摇头说：“不认识。”
“那是谁给了你那台相机？”李孜追问道。
“是这里的一个病人，她说那台相机是很难觅到的古董，托我帮她寄还给她的朋友……”Lou答道。
李孜立刻意识到G一定是在法国用了不一样的名字，而且那很可能就是她的真名，连忙问：“她叫什么？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她叫方杰雯。”Lou怔怔地看着他们，很久才开口道，“但她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