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①
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手，比他大好几岁。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的档案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军训名单记录：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1页。
沈宝新秋一年级十八岁吴兴人①
金庸回忆：“我们两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沈宝新先生比我大几岁，所以当时并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后来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学相见，自然很亲热，以后大家就常来往。”②
吴兴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积累了银行、财务工作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厂任职九年。③他说一口江浙口音的广东话，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随和、够义气的人”，人际关系好，对朋友重情义，又懂经营管理。1959年初，他们注册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从《庄子·逍遥游》中取“野马”为刊名。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他们请了《长城画报》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④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⑤，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说也有聪明之意，经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①他们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的报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并不知道中国报业史上至少有过六个《明报》，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苏州先后出版过以《明报》为名的报纸。②
①杭州市档案馆藏，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档案。
②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③《明报》1989年5月20日，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0页。
④潘粤生，广东惠阳人，1935年生，中学时给金庸主编的《新晚报》副刊和《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其影评得到金庸赏识。中学毕业后，金庸推荐他到《长城画报》当助理编辑。先后出任《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明报》总编辑。
⑤《成报》为何文法1939年5月1日创办，最初每天出一大张，以画刊取胜，仅半年销量就跃居首位。太平洋战争后停刊，1945年10月复刊，至1959年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查传诗（查良镛长女）与沈宝新夫妇
《明报》最初由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这五万元三四个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万元，共出资八万。《大公报》老同事、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郭。《明报》从此只有两个股东，金庸占八成，沈占两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标明：本港零售港币一毫，督印人沈宝新。他执笔的发刊词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明报》是一张同人的报纸，也是一张读者的报纸。
……它是读者的报纸，因为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所喜爱。
我们的信条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我们决心要成为你一个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说说故事、讲讲笑话，讨论一下问题，但有时候，也向你作一些温文的劝告。③
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①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5—116页。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699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7页。
③转引自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3页。
《明报》创刊号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他选择办这样一份小报，或许与他初到香港时，发现港人的读报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有关。《大公报》同事马廷栋有一天吃饭时说起，有个香港友人说：“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受宠若惊，忙问什么新闻，对方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②相隔十一年，也许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读报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他们。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做他们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两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③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后来请了校对戴茂生和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诗人何达做过短期的第四版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二、《明报》定位
办报毕竟不像写武侠小说，一份新报纸一无背景，二无雄厚资金，要在报刊林立的香港站稳脚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办不了多久吧”；有人断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
1959年的香港尽管经济还算不上繁荣，但报业竞争已够激烈。单就日报来说，左派除了《大公报》，还有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1952年10月创刊的《香港商报》、1955年创办的《晶报》（原名《明星日报》，1957年改名）。亲国民党的有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以及老牌的《工商日报》。此外大多数报纸处于中间立场，如1925年6月创刊的《华侨日报》，1938年8月创刊的《星岛日报》，1939年5月创刊的《成报》，等等。还有《南华早报》等英文日报，其中也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之分。背景各异，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办8.5家，大部分为中文报纸，但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凤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仅《明报》《新报》《晶报》等寥寥数家。①
①金庸《拼了命出版》，《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50页。
②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③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8页。
在报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虑，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过浓，他不会走这条路；他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②
6月6日，《明报》出至第十八期，改为出对开大张，头版改为国际新闻和社评，二版为“银百合”副刊，三版还是“野马”小说副刊，四版为香港新闻（从第二十九期起，国际新闻改到第四版，港闻放到头版，社评有时也刊登在四版）。当天，他在《我们的立场》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①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0页。
②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6页。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②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9—110页。
②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4页。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①
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阅读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小说、香艳小说，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小说、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①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5、656页。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①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②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配有大幅插图。第五期起增加字数，每天由一千字扩充到一千二百字，第二天又增加了四百字。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
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是《明报》的招牌，吸引了一批追读者。7月3日，“神雕”连载未久，“明报之友”专页刊出读者赖辉的来信，还有金庸详细的回信，他说，“目前可以说的，主角是杨过而不是郭靖。……不过郭靖将是个极重要的配角”。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2页。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1、294页。
9月27日，报纸上没有刊登“神雕”，编者就得解释，作者有病，暂停一天。第二天还是没有登，又要解释：“金庸先生不适，读者函电纷驰，小说明天见报，神雕迷请释念。”编者还说，这两天编辑部接到许多电话，还有读者亲自送来函件，或问病状，或问“神雕”今天可否刊出，昨天将消息告诉金庸，他在病中非常不安，但力不从心，未能成文，再停一天，今天无论如何可以写了，希望读者再耐心等一天。可见这个连载对于《明报》的重要。
“神雕”接着在香港市民中风生水起的《射雕英雄传》往下写不是无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已拥有大批读者，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明报》能奇迹般地活下来，首先是他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读者，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他的老友倪匡就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沈西城，每天上学都会在报摊上买一份《明报》，上了巴士，如有空位坐下，便会打开登着“神雕”的版面，细细追读，每天千把字，不消五分钟便看完，很不过瘾。他的同班同学中课余不是踢足球就是谈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他们最喜欢的人物是周伯通和洪七公，还给脸孔圆嘟嘟的国文老师起了“老顽童”的绰号，没想到老师不以为忤，反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人物。①电影演员麦玲迷恋“神雕”，租阅六次，挑灯夜读以至消瘦。②读者胡君玉刚上中学，初看《明报》就是为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然而，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神雕”连载的两三年间，正是《明报》最艰苦的阶段。他说，几乎每一段故事之中，都有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①沈西城《金庸与倪匡》，2—3页。
②《麦玲为金庸消瘦》，《明报》1962年2月11日。
因为请不起专任电讯翻译和编辑，其他报纸的一位记者抽时间来帮几个钟头的忙。《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以夸张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体少妇神奇毙命①
少女单恋成狂鲸吞滴露命殒②
赤裸男女艳窟做爱惨遭炸药定时爆杀两人下体同被炸碎③
零沽爱情吞响尾蛇艳女身旁男子昏绝④
在这些标题之上常配有“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等诗句作为眉题。副刊“银百合”也充斥着“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专栏文字。
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他们处处想迎合市民，格调并不高。查良镛的社评时断时续，一般只有几百字，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第一年下来，《明报》发行量虽增加了124%，但只是一张副刊性的报纸。金庸在《创刊周年感言》中说，读者有英、美、德、加拿大的留学生，有教授、律师、工商界巨子、社会名流，也有职工、青年读者。他认为原因有二，政治上力求中立，内容上力求雅俗共赏。
①《明报》1959年6月7日。
②《明报》1959年12月29日。
③《明报》1960年5月21日。
④《明报》1960年4月24日。
除了《神雕侠侣》，“野马小说”这个版面最多时同时连载七部武侠小说，令读者应接不暇，有读者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看下去，人物都分不清了。
《神雕侠侣》虚构了杨过和小龙女“生死相许”的爱情，反复萦回着元好问《摸鱼儿》（又名《迈陂塘》）前半阕：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苍凉空旷、哀怨动人的半阕词如同主题曲贯穿全书，奠定了悲剧的基调。纯洁无瑕的小龙女被尹志平奸污，杨过被郭芙砍断了一支胳膊，当小龙女纵身跳下悬崖，留下谜一般的十六年之约时，也许小说该在这里戛然结束。为迎合读者的需要，作者却不能停止，只能写下去，写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以免失去读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在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报纸上连载，大多数读者是中小学文化程度。
以通俗小说招徕读者，将一份新报纸维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在中国报业史上并不始自《明报》，成舍我1924年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每天五六百字，连载五年，共写了上百万字，吸引了大批固定读者。1925年《世界日报》创刊，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每天七百字到上千字，共连载了2196天，达七年之久。张恨水的小说因故事曲折、雅俗共赏而风靡一时，连发行量很大的上海老牌商业报纸《新闻报》也请他连载《啼笑姻缘》，“世界”报系的成功，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功不可没。
《神雕侠侣》提供了一个人世间往往可望不可即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乌托邦。杨过、小龙女的一离一合，似乎出于天意，实则由两人的性格决定。小说以大团圆收场，从文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一个败笔。对此金庸的老友倪匡一语道破玄机：“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身，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金庸之写武侠小说就是为了促销报纸，商业动机远大于文学冲动，首先是娱乐性的，要好看，要让市井男女得到阅读快感。当然，写作过程中，他的文学天赋、历史文化素养、他熟悉的江南风物一一流于笔端，又使他的作品远不同于一般的通俗读物。
1960年与电影《神雕侠侣》演员在一起
那些艰辛的日子，如同杨过等待小龙女的漫长岁月。十六年之约终于到了——眼见太阳缓缓落山，杨过的心也是跟着太阳不断地向下低沉。当太阳的一半被山头遮没时，他大叫一声，急奔上峰。身在高处，只见太阳的圆脸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宽，只要太阳不落山，三月初七这一日就算没过完。
可是虽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太阳最终还是落入了地下。悄立山巅，四顾苍茫，但觉寒气侵体，暮色逼人而来……
金庸说，写到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曾哭出声来。
五、《倚天屠龙记》
《明报》立足未稳，他们就筹备出版第一个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1959年12月16日，《明报》头版预告：
金庸新作《飞孤外传》将在不日出版之《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刊载。金庸拥趸密切注意！
直到1961年，《飞孤外传》一直在《武侠与历史》连载，每期八千字。与报上连载每段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不同，金庸一般七天写一段，一个通宵写完，从半夜十二点钟开始，写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这是《雪山飞狐》的“前传”，想着力塑造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英雄。胡斐之所以不放过凤天南，仅仅为了钟阿四一家四口，胡斐和他们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这是金庸心中完美的大侠。从人物刻画来说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成功，倒是反派角色田归农虽着墨不多，却写出了他性格中阴暗险诈的一面。书中三个女性，袁紫衣太突兀了，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完全是为了凑情节编出来的。马春花也有点莫名其妙，倒是相貌平凡的程灵素刻画得平实而有灵气，更合乎人性的真实。她是“毒手药王”的关门弟子，心地善良，宁愿选择死，让所爱的人去活，“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
《武侠与历史》是一份周刊，每星期五出版，定位就是“小说杂志”，除了连载金庸的小说，还连载古龙等人的长篇作品，也有一些武侠短篇。那时《明报》还在艰苦的挣扎中，全靠这份武侠小说周刊赚钱贴补。
1962年6月1日，《明报》刊登一则广告“读武侠小说为娱乐兼可增进国学修养”，介绍《武侠与历史》不仅刊载长篇武侠、历史小说，还有其他内容。如第82期以宋人名画《文姬归汉》为封面，并有她的《悲愤诗》，83期以秦始皇为封面，内有杜牧《阿房宫赋》，84期以宋人名画《滕王阁》为封面，内有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历史故事、名画、诗文名篇相配合，均有详细解释或白话翻译。“读者在读小说消遣娱乐之余，可增进国学修养，家长购赠青年子弟，尤为过宜。全书清洁健康，绝无黄色文字。”①
《神雕侠侣》连载到774天，1961年7月6日，金庸的另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当时，“神雕”还在收尾，到7月8日才结束，两部小说登在同一版面。他将这部作品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合称“射雕三部曲”。他自认为“射雕三部曲”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
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是绝对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
①与《武侠与历史》性质接近、“内容更为芜杂”的《野马》，创刊于1962年下半年。8月6日《明报》预告说：“你已看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你看过金庸翻译的西洋武侠小说没？如果没有，请看《野马》新型小说杂志，注意出版日期。”《野马》到1969年停刊，也是金庸与沈宝新两人合办，却不属于《明报》。
其实，无论郭靖还是张无忌，他们的性格中都可以照见金庸自己的一些影子。张无忌做不了政治领袖，对治理国家没有兴趣，“也许，金庸自己不是个政治领袖式的人物——他老想着怎么退隐逍遥，又念念不忘历史对读书人品格的期望”。①
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个个喜欢张无忌，他却不知道到底喜欢哪个。五人曾在大海上同处孤舟，静夜月明——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长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反反复复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此歌与下面这首歌相呼应，贯穿全书：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①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198页。
金庸对“明”字情有独钟，《倚天屠龙记》虚构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明教”。蝴蝶谷中“明教”群豪大会时，就飘扬着这首歌，歌声挠人，回荡不绝……
从《倚天屠龙记》起，金庸越来越意识到所谓好人、坏人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也不是一分为二、好坏分明的，从这部作品开始越来越明显。
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①
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周芷若，华山派掌门鲜于通，昆仑派掌门何太冲，正可以邪，金毛狮王谢逊，邪中有正。人并不是因为门派、地位等的不同而产生“好”或“坏”的，武林中的正、邪之分，不同民族之争，以人性以外的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常常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正派”的灭绝师太以正义等不容置疑的名义可以杀人不眨眼，连最心爱的徒弟纪晓芙也不放过，仅仅因为她爱上了“邪派”的杨逍，不肯遵命杀他。离开左派阵营，在香港独立创业的金庸对此有着越来越深的体验。老朋友梁羽生对此不以为然：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②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②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六、报答“死党”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5月1日，《鸳鸯刀》开始在《明报》连载，与《神雕侠侣》安排在同一版面，当天“神雕”已连载到709天，到5月28日《鸳鸯刀》刊完，“神雕”还没结束。
《鸳鸯刀》的故事很简单，名声显赫、高深莫测的“太岳四侠”不过是外强中干、名不副实的草包，逍遥子滑稽可笑，临危之际还念叨着“朝闻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护、心心相印才能发挥出威力……全篇围绕争夺刻有重大秘密的鸳鸯刀而展开，谜底揭开，不过是“仁者无敌”四个字而已。
当年10月，《白马啸西风》开始与《倚天屠龙记》同时连载，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结束。这是金庸1960年为电影公司创作的一个剧本，围绕着高昌古国一张蛊惑人心的迷宫地图展开，在血腥的拼杀和无情的阴谋、赤裸的欲望下，伴随着“或缠绵诱人，或辛酸感人，或凄惨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文秀的父母得到这张神秘地图，因此惨遭同门杀害。通灵的白马闻到水草的气息，冒着漫天风沙将昏倒在马背上的李文秀驮到哈萨克人居住的草原。美丽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个为躲避师父追杀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渐渐淡忘不幸的惨剧，她学会了哈萨克语，在恬静的牧歌中开始新的生活。哈萨克青年苏普的出现却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灵，爱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绎成一出悲剧……
“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兰经》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宝藏又能怎么样？她带着无数的问号，带着无尽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所心仪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与应对”，一种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报》又请权威的马评家简而清（简老八）、简而和兄弟主编马经专栏（以后又请狗评家汪昆以“识途老狗”的笔名写狗经），以迎合市民的口味。体育专栏也请体育界消息最灵通的马兆华主持。
7月16日，他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说：
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报虽为小报，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绝任何方面的意见。本报本身的评论，则以“预见和分析”为两大目标。
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查良镛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报纸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香港报界有一句老话“挨得就得”。如果说《明报》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诚然没有错，最初的三年，武侠小说、马经、电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评论，对香港新闻的详尽报道，都算是特色。被誉为“铜笔铁算盘”的沈宝新也在不断摸索、改变报纸的经营手法，拉拢广告客户。他说自己是“顶硬上”，印刷、发行、广告一脚踢，第一年有过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时的纪录。过去的一年，《明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广告收入也增加了（虽不及发行的增加速度），总收入也相应增加，全部用在改进报纸的内容上。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当然不是永远不赚钱，而是：忠心耿耿／报答‘死党’／报纸办好／来日方长。”他知道，《明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