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郝伯特法官宣布开庭。
“本庭审理的是菲莉丝·班克罗的公诉案，”他说。“原告由地方检察官罗伯利·海斯汀与副检察官透纳·迦菲代表；被告由佩利·梅森先生代表。各位先生，是否已准备好可进行预审了？”
“原告已准备好。”海斯汀说。
“被告已准备好。”梅森说。
“很好，开始吧！”郝伯特法官说。“我知道这个案子已引起新闻界广泛的注意，我提醒听众在法庭上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可有任何示威行动，只要听众严守秩序，审理过程中也可离席。地方检察官，请先开始。”
透纳·迦菲先做好各项准备：他传唤一名测量员，并拿出港口的地图、港湾与俱乐部的空中鸟瞰图和一张全郡地图，上面标明各点之间的距离。
“请盘问。”迦菲对梅森说。
梅森问测量员：“你带来了不少地图，不过我注意到你少拿了一种。”
“哪一种？”
“港口海岸的测地图。”
“我觉得没有必要。我带的这些图都很精确，空中鸟瞰图已能显示出海岸线和港口的范围。你说的测地图，用很多数字标明水深几尺或几噚，我怕反而容易搞混。”
“为什么？”
“因为上面很多数字和本案或海岸线的弯曲程度都无关，我想只会让人困扰。”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带来呢？”
“没有。”
“那我拿一张让你看，看你熟不熟好吗？”梅森说。
“好，没问题。”
“这是由政府制作的官方地图吗？”
“是的。”
“是航海用的没错吧？应该很精确罗？”
“我想是的。”
“我要采用为被告的第一证物。”梅森说。
“毫无异议，”透纳·迦菲说。“被告在本案中可采用任何统计资料。”
第二位证人是洛杉矶郡警长。
迦菲说：“警长，这张照片是原告证物，照片上的尸体已被指认是金娜莎号游艇上被枪杀身亡的男子，你认得这张照片吗？”
“认得。”
“你见过照片上的人吗？”
“见过几次。”
“生前或死后呢？”
“都有。”
“这个人活着时你见过吗？”
“见过几次。”
“死后你也见过吗？”
“是，我到这里的停尸间去看过。”
“你是否曾试图进一步指认此人？”
“是。”
“你怎么做？”
“我采下他的指纹。”
“你可以指认这个人了吗？”
“可以。”
“这个人是谁？”
“他是威玛·季利。”
“对方盘问。”迦菲说。
“警长，你采下的指纹是和什么标准比对的？”梅森问。
“联邦调查局的纪录。”
“这么说，季利有过前科罗？”
“反对！问题与本案无关。”地方检察官罗伯利·海斯汀说。
“驳回！”郝伯特法官说。“他问的是关于指纹的问题，我认为辩护人有权就指纹的真实性和如何取得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解。本庭给予被告最大的盘问空间。警长，请回答。”
“是的，他有前科。”
“什么前科？”
“偷窃汽车和伪造文书。”
“还有其他前科吗？”
“没有了。”
“据你所知，他是否曾因其他理由被捕但尚未定罪？”
“我必须再度提出异议。”地方检察官说。
“驳回。”郝伯特法官立刻说。“警长说，他在死者生前见过他几次，辩护人当然有权询问是在什么场合下见面的。”
“但是庭上，”海斯汀仍然坚持说。“对证人的质疑只能基于该证人曾被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证人曾被逮捕、控告，但后来被判无罪或告诉驳回，则不足为凭。”
“辩护人并非质疑死者，”法官说。“而是要测试证人的记忆力。不过，如果辩护人轻易重问同样的问题，那我就判反对成立。”
“长话短说，”梅森说。“我就明确地再问一次好了。警长，在威玛·季利生前，你是否曾见到他被捕？”
“是。”
“你是在执行公务时见到的吗？”
“是。”
“你逮捕过他吗？”
“有过一次。”
“是什么罪名？”
“反对！问题与本案无关，盘问方式不适切。”海斯汀说。
“反对成立。”郝伯特法官说。
“没有其他问题了。”梅森说。
罗伯利·海斯汀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说：“我传唤祖·柯比出庭做证。”
柯比是一个行动迟缓、年约五十余岁的灰发男子，蓝色的眼睛水蒙蒙的，有习惯性的斜视，脸上的皮肤是皮革般的褐色——经年累月风吹日晒留下来褪不去的颜色。
“你在哪里工作？”海斯汀问。
“蓝天游艇俱乐部。”
“在哪里？”
“港湾那边。”
“是哪个港湾？”
“新港——白薄湾。”
“你在那里工作多久了？”
“四年了。”
“一直没间断吗？”
“是的。”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就是一般打杂和看守，留意四周一切，帮会员收东西，有时也划小船送会员和他们的朋友来往游艇和岸边之间。”
“本月十号，你同样从事这项工作吗？”
“是。”
“十号晚上也是吗？”
“是。”
“我要请你看看威玛·季利的照片，那是原告的证物，请你回答是否见过这个人。”
“我见过。”
“是在他生前或死后？”
“都见过。”
“你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我想大约是十号七点左右。”
“那时他在哪里？”
“在游艇俱乐部。”
“他和谁在一起？”
“班克罗太太。”
“你所说的班克罗太太，是指菲莉丝·班克罗，本案被告，现坐在佩利·梅森左边的人吗？”
“是。”
“当时她在哪里？”
“她在码头上。”
“她在那里做什么？”
“她正坐进班克罗家游艇金娜莎号的救生艇。”
“你看到她和季利说话吗？”
“看到了。”
“然后发生什么事？”
“她划船送他到游艇上。”
“是她划还是他划？”
“她划的，她送他上游艇。”
“然后呢？”
“他们在游艇大概待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吧，我不知道，他们上船后，我就没看到了。然后我又看到她划回来。”
“一个人吗？”
“是。”
“然后呢？”
“她把救生艇系在浮板上，然后不知去什么地方。不到一小时后，我又看到她回来。”
“那时她在做什么？”
“她拿着一个购物袋。”
“接着她做什么呢？”
“她坐进救生艇，划回游艇。”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一阵子我比较忙，刚好又起雾了，是那种浓得不得了的雾，什么鬼影子都看不见，我是说望向港湾时，什么都看不见。”
“你看得到金娜莎号吗？”
“看不到。”
“然后你做些什么？”
“我到处忙。”
“雾是什么时候散的？”
“根本没散，一直都那么浓。”
“后来总有散的时候吧？”海斯汀神情有些不耐烦了。
“当然，是第二天下午散的。”
“你再看到金娜莎号是什么时候？”
“没再看到，它不见了。”
“但你后来又看到了是吗？”
“当然，大概……我不知道，大概是隔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他们把金娜莎号拖进来的时候吧。”
“你说的他们是谁？”
“警长和一些警官。”
“他们怎么把船拖进去的？”
“用另一艘船拖。”
“另一艘船是什么船？”
“海岸巡防艇。”
“然后呢？”
“他们在浮板上清出一个地方，把船系好，然后一大堆摄影师和警察便上船去。”
“你见过威玛·季利的尸体吗？”
“是的。”
“在哪里？”
“郡立停尸间。”
“你是被带去看尸体的吗？”
“是。”
“十号晚上与被告班克罗太太在一起的人，和死者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
“你确定吗？”
“确定。”
“你没有丝毫怀疑吗？”
“没有。”
“你可以盘问了。”海斯汀对梅森说。
梅森从律师席站起来，走到证人面前，很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否指认了威玛·季利的这张照片？”
“是。”
“你第一次看到季利的照片，是什么时候？”
“我看过季利本人。”
“我知道，”梅森说。“但我问的是，你第一次看到季利的照片是什么时候？”
“是他们来看……我想想……对了，是十一日晚上九点左右。”
“那是游艇被拖上来后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谁拿照片给你看的？”
“警长。”
“他是不是问你有没有见过他？”
“意思差不多。”
“实际上警长问你的是，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前一晚和班克罗太太在一起的男子，以及你是否看到她划船送他上游艇，是不是？”
“意思应该差不多吧。”
“你记得警长是怎么说的吗？”
“不记得了。他拿照片给我看，说他认为我大概见过这个人。”
“你同意他的话吗？”
“我说，是有可能。”
“他有没有叫你要仔细地看那张照片？”
“有。”
“你仔细看了吗？”
“仔细看了。”
“这是你到停尸间看尸体之前的事吗？”
“是的。”
“你是何时去停尸间的？”
“十二日晚上。”
“你到停尸间前，看过季利的照片几次？”
“很多次。”
“几次？”
“好几次。”
“你有那张照片吗？”
“有一张影印本。”
“你是从哪里拿到的？”
“警长给我的。”
“叫你要仔细看吗？”
“是。”
“他要你指认照片中的人吗？”
“我想他不是这样说的，他向我说，那个人不就是前一晚和班克罗太太在浮板那边的男子吗？我说看起来很像。”
“他把照片留给你，叫你要仔细地看，是吗？”
“不是当场给的，是隔天早上。”
“十二日早上吗？”
“是。”
“同一天你是否断断续续看过那张照片？”
“是。”
“你看过照片后，便被带到停尸间去，是吗？”
“是的。”
梅森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看照片时，有没有戴眼镜？”
“当然有。”
“你的眼镜现在在哪里？”
证人很自然地伸手到胸前的口袋去找，但又把手放下，说：“我放在房间里，没带出来。”
“但你在十一、十二日看照片时，确实有戴眼镜，是不是？”
“是。”
“你戴上眼镜是否看得比较清楚？”
“当然。”
“你没戴眼镜能够指认照片中的人吗？”
“我不知道，应该不行。”
“但你刚才没戴眼镜，不也指认了吗？”
“我知道那是谁的照片。”
“你怎么知道？”
“一定是死者的照片嘛！”
“为什么一定是？”
“难道不是吗？”
“我再问你，你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吗？”梅森问。
“知道。我刚刚不是宣誓过了吗？”
“你没戴眼镜，看得清楚吗？”
“清楚。”
梅森走过去，拿起那张照片，再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照片，比较了一会儿后，便走到证人面前说：“你看看这张照片。你确定这是十日晚上和被告在一起的男子吗？”
“我说过我很确定。”
“就是他没错吗？”
“是。”
“你没有丝毫不确定吗？”
“没有。”
“等一下，等一下，”海斯汀跳起来大叫。“辩护人手上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趁我们看不到时从口袋里拿出来的！”
“好，”梅森说。“我两张都给证人看。这两张是同一个人吗？”
“是。”
“照片让我看看。”海斯汀说。
“有什么问题？”梅森说着，把两张照片拿给他。
“不对，不对，”海斯汀说。“这对证人不公平，明明是两张不同的照片。”
“他刚宣誓说照片里是同一个人。”梅森说。
“我认为证人应被告知……”
“告知什么？”梅森说。
“告知第二张照片里的人不是威玛·季利。”
梅森转向证人。“柯比先生，你看这两张照片里的人有任何不同吗？”
柯比眯起眼睛，拿起照片，头向后仰，说：“看起来是一样，不过我没戴眼镜，看得不太清楚。”
“你平常都戴眼镜吗？”
“当然。”
“那今天为什么没戴？”
“唔……”
“为什么？”梅森问。
“我放在俱乐部的房间里没带来。”
“有谁建议你把眼镜放在那里吗？”
“有人告诉我，如果戴着眼镜来这里指认，我会比较麻烦一点。”
“为什么？”
“他们只说这样我会比较麻烦。”
“这是谁说的？”
“地方检察官。”
“你把眼镜留在俱乐部里是吗？”
“他说这样可能比较好。”
“那是因为，十日晚上你并没有戴眼镜，是吗？”梅森说。
“起雾时，在水边是不能戴眼镜的，最好是什么也别戴，没戴眼镜比戴上看得更清楚。因为雾气会沾满整面镜片，然后你就得一直擦，所以最好还是别戴。”
“所以你十号晚上并没有戴眼镜吧？”
“我说过雾很浓的。”
“那么，当你看到那个被你指认为威玛·季利的人时，你并没有戴眼镜吧？”
“我跟你说过，我在码头上是不戴的。你要我说几次？”
“我只是要确定一下你的证词，”梅森耐心地解释。“你第一次看到季利时，没戴眼镜吧？”
“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吗？”
“没有。”
“你看到被告时，也没戴吗？”
“没有——但我确实认得出是她。”
“当然，”梅森说。“因为你认识她很多年了。但你看这两张照片时没戴眼镜，而你也确实做证说照片上是同一个人。庭上，我要将第二张照片注明已经指认，稍后我还会说明这张照片与本案的关系，我要把它列为被告的第二证物。”
“照准。”郝伯特法官说。
“我反对这种形式的盘问，”海斯汀说。“这是律师们惯用的花招，目的就是要把证人搞迷糊。”
梅森对法官微微一笑。“庭上，我可没有请他把眼镜留在俱乐部。证人指认原告所提出的照片为威玛·季利，也就是十日晚上与被告一同在俱乐部的男子。刚才我只不过拿两张照片请他看是不是同一个人，而他说是。”
“纪录下来，以后自然会获得澄清，”郝伯特法官说。“第二张可注明为已经辨认，列为被告的第二证物。”
“我不用眼镜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柯比说。“我在海边常常不戴的，尤其是晚上。”
“我了解，”梅森说。“镜片沾上水气是满讨厌的。”
“是啊！”
“十号晚上有雾，所以你没戴眼镜，是吗？”
“傍晚时雾还不是很浓，但湿气很重。起雾后，就算你有望远镜也没用，不管远近，什么都看不见。”
“谢谢你。”梅森说。“没有其他问题了。”
海斯汀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我也没有问题要问。”
“传唤下一个证人。”郝伯特法官说。
“传唤橘郡警长朱卫特上证人席。”海斯汀说。
朱卫特警长做证说，他接获手下报告，说有一艘游艇在港湾北端搁浅，里面有一具尸体，于是他在下午四点左右抵达现场。他上船找到尸体，当时旁边有一艘海岸巡防艇，他们将游艇拖到蓝天俱乐部停泊，然后上船搜寻指纹和线索。他们在现场拍了照片。威玛·季利陈尸在主航室，朝船尾方向俯卧，心脏有一个弹孔。接着他监督属下将尸体移到郡立停尸间，由验尸官取出一颗子弹交由他保管，这颗子弹经他指认后，已列为证物。
“你指认过尸体了吗？”海斯汀问。
“是的，死者是威玛·季利。”
“你有没有找出死者生前的住处？”
“有。”
“在哪里？”
“在艾洁公寓，其实是幢出租公寓，大部分房间都只有一点点厨房设备。”
“你去看过死者的房间吗？”
“看过。”
“有什么发现吗？”
“里面有一张铁床，上面是凹凸不平、薄薄的床垫，有四张军毯、两个枕头，还有两张直背椅、一张沙发椅、马桶、水槽、小浴缸、几个碗盘、一个电磁炉。”
“床上有没有床单？”
“没有。”
“有枕头套吗？”
“没有。枕头上铺着一条脏兮兮的绒毛毛巾。”
“有没有衣橱？”
“没有，但在一个凹入的小角落，有一条三尺长的管子，管子上挂了六个衣架，其中三个挂有衣服、裤子、工作服、运动外套。”
“还有别的吗？”
“有，我在一个篮子里发现一套完整的潜水衣，从潜水衣上的标示内容，我发现那是从乡视潜水配备公司租来的，已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
“其他还发现什么？”
“另外我在一张摇摇摆摆的餐桌上看到番茄酱、一盘罐头豆、刀叉、汤匙、咖啡杯。小冰箱里有半盒一夸特装的牛奶、猪肉豆类罐头、咖哩罐头、一小瓶酱油、半瓶糖、两个杯子、两套咖啡杯、四个盘子、两个煎饼盘、一个断了柄的奶精壶。一个抽屉里有刀叉、汤匙各三枝。另外有一个煎锅和一个破旧的铝制炖锅。这个炖锅显然煮过豆子，还放在炉子上，豆子虽然都舀出来了，但锅底还有一些残屑。桌上还有半条切过的面包。”
“有桌布吗？”
“没有。”
“还有别的东西吗？”
“一般的家庭摆饰，我所记得的全说出来了，”警长说。“不过，我们已把发现时的现场完整地拍了下来。”
“拍照时现场都还没被动过吗？”
“没有，房间里的一切都拍下来了。”
“这些照片都是你自己或在你监督下拍的吗？”
“是的。”
“我们要求采用这十二张照片做为证据，并加以编号。”海斯汀说。
“无异议。”梅森说。
“现在再回到你所指认的那颗所谓致命的子弹，”海斯汀说。“那是什么子弹？”
“点三八口径的。”
“你能从弹道的方向判断是哪一种枪发射出来的吗？”
“可以，发射的枪枝和史密斯威生左轮手枪是同一型的。”
“警长，你是否问过被告，她对这种枪有什么认识？”
“问过。”
“她怎么回答？”
“她说，她受指示不对任何人回答任何问题，在适当的时机她会说出真相，但在此之前，她无可奉告。”
“你是否问过她先生哈洛·班克罗关于枪的事？”
“问过。”
“他怎么说？”
“答案和他太太一样，”
“你是否查过枪枝登记纪录，看他有没有买过枪？”
“我查过。”
“结果呢？”
“去年六月十五日，他买了一把史密斯威生点三八手枪，号码是133347。”
“你是否请他把枪拿出来给你看？”
“是。”
“他怎么说？”
“他说没办法。”
“你有否请他解释？”
“有。”
“他有没有解释？”
“没有。”
“我们再回到死者威玛·季利房间的摆设，除了你所谓的一般摆设外，你有没有在床下找到什么？”
“有。”
“是什么？”
“一部国王牌打字机。”
“你有没有试打看看？”
“有，我把所有大小写字母都打在一张纸上。”
“警长，我现在给你看的这张纸条，内容是要求付款三千元，钱必须依稍后的电话指示放在一个红色的咖啡罐里。请你回答是否认得这张纸条？”
“认得。”
“你第一次看到这张纸条，是什么时候？”
“那是梅蒂湖一个公共海水浴场的救生员交给我的，他说是一个年轻的……”
“他说什么不重要，”海斯汀很快地打断他。“那都是谣言。我要问的是，你有否拿季利床下那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和这张纸条上的字迹比较过？”
“有的。”
“结果呢？”
“从字母的拼凑排列方式看来，我确信这张恐吓字条就是用季利床下的打字机打的。”
“再回到那颗致命的子弹，”海斯汀说。“你有没有试过，拿这颗和别的子弹比对？”
“有。”
“什么子弹？”
“哈洛·班克罗在离圣伯纳迪诺约三十哩处的高山区有一间木屋，我到那里看过。房子所在的产业，占地两亩多一点。我在房子后面找到一个枪靶，是用四层隔热板做的，背后再加垫两寸厚的木板，靠堤防直立着。”
“你还发现什么？”
“我将隔热板撬下来，发现木板上嵌了好多子弹，大部分都是点二二的，但有三颗点三八的。我仔细挖掘枪靶附近的土壤，找到非常多的子弹，大部分也是点二二的，但也有六颗点三八的。”
“你办公室里有所谓的比对显微镜吗？”
“有的。”
“那是用来比对子弹的吗？”
“是。”
“你是否曾以那颗致命的子弹，与班克罗产业上的任何子弹做过比对？”
“全比对过了。”
“结果呢？”
“我找出两颗形状完整而足以比对的子弹。”
“结果呢？”
“那两颗和死者身上的子弹，都是由同一把枪发射出来的。”
“你是否曾将那颗致命的子弹叠到那两颗子弹上拍照？”
“是的。这些照片可显示线痕是完全相符的。上面的是那颗致命的子弹，下面的是后来找到的子弹。”
“这三张照片里分别是找出来的三颗子弹吗？”
“是的，每张照片的上面那一颗都是致命子弹的上半部，下面则是后来找出的子弹的下半部。”
“我们要求将这三张照片列为证据。”海斯汀说。
“无异议。”梅森说。
海斯汀转向梅森，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你要问证人吗？”
“噢，”梅森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只有几个问题。”
梅森走到警长面前。
“你说那张所谓的勒索字条是用季利床下的打字机打的，是吗？”
“是。”
“整张字条都是吗？”
“我不能发誓说每个字母都是，因为我是个执法人员，不是问题文件监定专家，但我发现打字机上有几个字母有缺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纸条上，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字条是用那部打字机打的。”
“你是何时到达金娜莎号的？我是说你本人。”梅森问。
“下午三点五十五分。”警长说。
“那艘海岸巡防艇就在旁边吗？”
“是。”
“在那之前，你已经接到电话通知了是吗？”
“是。”
“然后你立刻前往游艇发现的地点是吗？”
“是。”
“游艇被发现时是搁浅的吗？”
警长摩挲着下巴。“坦白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想是的。我到达时是漂浮着，我想当时正在涨潮。”
“当时游艇抛锚了吗？”
“是的。”
“船外的锚缆有多长？”
“不太长，只有几尺。”
“到底是几尺？八尺？十尺？十二尺？”
“我想是十五到二十尺之间。”
“你把游艇拖走了是吗？”
“是我下的命令，我们必须这样，才能把勘察设备弄上去。”
“你有没有在发现游艇的地方做记号？”
“不是很精确，不过我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
“可是二十尺的锚缆在外面怎么拖得动？”
“我们把锚拉起来，放在游艇上。”
“然后拖走吗？”
“是的。”
“但你不知道发现游艇的正确位置吧？”
“我大概知道。”
“但不确定，是吗？”
“我是无法把它拖回原来的正确位置。”
“当时潮水是涨是退？”
“我不是很清楚。应该是退，但水位很高。”
“退潮后，你有没有回到原来的地方搜寻附近的海底？”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上过那艘船了，到搁浅之前，船一直是漂浮的状态。”
“你怎么知道？”
“从各种迹象知道的。救生艇还系在船边，水底拖着十五到二十尺长的锚缆。”
“你到底怎么知道的？”
“根据间接证据得知的。”
“你怎么知道船不是被拖到那里去下锚的？”
“没有理由这么做。”
“可能有人就是有某种理由这么做。”
“我们在海岸线仔细检查过了，丝毫没有船只靠岸的迹象，因此我们认为那艘船是漂浮到那里才搁浅的。”
“那只是你的推论罗？”
“是我根据间接证据得到的结论。”
“你现在已经不知道发现游艇的正确地点了吧？”
“我当然知道，离岸大约三百五十尺……”
“你量过吗？”梅森打断他。
“没有。”
“三百五十尺是个估计的数字吗？”
“是的。”
“你无法回到原处找出确实的地点吗？”
“我已经说过了，没办法。”
“你知道船停在那里多久吗？”
“船是涨潮时漂到那里的，我推测应该是前一晚涨潮时漂过去的。”
“请问警长，你的推测是根据什么？”
“我们几乎可以确知季利死亡的时间。因为有人在俱乐部那边看到他被带上船，之前他在家里吃过罐头豆，而死亡的时间距离他最后一次进食约两个小时。海上几乎都没有风，船显然是随着涨潮漂出去的。”
梅森说：“警长，我们就来看看潮水涨退的时间吧。你看看这张时间表，上面纪录十号的实际涨潮时间其实是十一号清晨一点十五分。”
“没错。”
“下一次涨潮是十一号下午两点三十二分。你是在退潮时找到船的吗？”
“还没完全退，但退得很快。”
“然后你立刻把船拖上来是吗？”
“是的，我到达现场后，命令他们把船拖到方便作业的地方。”
“盘问完毕。”梅森说。
海斯汀说：“庭上，我现在要传唤另一名证人史提生·凯西。这人有些敌意，我不能替他做担保，但他的证词很重要，所以我还是要传唤他。”
“好，”郝伯特法官说。“请凯西先生入证人席。”
凯西的样子和梅森在伊娃·艾莫芮家看到的不太一样，头发剪了，衣服、鞋子都是簇新的，十足自信的神态。
“请说出你的名字。”检察官说。
“史提生·凯西。”
“职业是什么？”
“拒绝回答。”
“理由呢？”
“理由是如果我回答了，我就有罪。”
“威玛·季利生前与你熟识吗？”
“是的。”
“你是否和他有一项生意上的协定，要在十日晚上完成？”
“是。”
“凯西先生，本月十日那天，你的职业是什么？只限定在本月十日这一天。”
“我没有固定的职业。”
“那你怎么生活？”
凯西深吸一口气说：“我接受别人的捐赠。”
“喂，坦白一点嘛！”海斯汀说。“你的职业到底是什么性质？别人为什么要捐赠给你？”
凯西换一下坐姿，两腿交叉，说：“勒索。”
“你是否和季利串通，去勒索班克罗家？”
“反对，问题与本案无关！”梅森说。
“我们希望能找出其中的关联，显示其背后的动机，”海斯汀说。“此人在本案中是很重要的证人，他将揭发这项交易，做为知道内情的证据，因此他的证词非常重要。为了澄清这件谋杀案，我愿意放弃对勒索案的追诉。”
“反对驳回，”郝伯特法官说。“本庭愿追究到底。请继续。”
“请回答。”海斯汀说。
凯西说：“季利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反对以传闻当作证据！”梅森插嘴。
“我要显示的是，这是犯罪构成的要件。”海斯汀说。
郝伯特法官皱起了眉头。“这个秘密和你以及季利的事情有关吗？”
“有。”
“好，准许回答。我听完后也许会做删节，现在我先让你回答，但事后可提出删节动议。”
凯西说：“季利在租的地方有一个室友和他很要好。”
“什么租的地方？”
“艾洁公寓。”
“好，继续。”
“季利说，这个很要好的朋友叫艾文·维多·佛迪斯。佛迪斯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过去，但终于说给季利听了。一方面因为和季利很要好，一方面是信任季利不会乱讲话。”
“你利用他的过去，采取了某种行动，是吗？”
“是。”
“这项行动也是你和季利合作的直接原因吗？”
“是。”
“你能大略说一下这个秘密吗？”
“反对！”梅森说。“这是传闻，与本案无关。”
“驳回。我想听一听，”郝伯特法官说。“但事后可提出删节的动议。”
凯西说：“好像佛迪斯是假名，其实他和社会上很有名望的某人有关系。如果他的真实身分与前科纪录为世人所知，班克罗家的罗珊娜·安德鲁丝和望族布雷尔家的杰生的婚礼，只怕就会泡汤。”
“你们怎么做？”
“我和季利决定在不让佛迪斯起疑的情况下，好好利用这个秘密大捞一笔。”
“然后你们怎么做？”
“我调查了一下这两个家族，发现班克罗家很有钱，布雷尔家则只是比较有社会名望而已，其实没什么钱。所以我觉得从班克罗家下手，比较容易弄到钱。”
“到底是多少钱？”
“第一次一千五百元，第二次一千元。”
“你全部就要这些吗？”
“当然不只，我们的目的是要试验那个秘密有多少价值。我们想先要一千五百元，再要一千元，这应该不至于把罗珊娜·安德鲁丝吓坏了。如果她愿意付一千五百元，而她妈妈也愿意付一千元，那我们就隔一、两个星期再向安德鲁丝开口，然后再一遍遍向她勒索，直到要不到钱为止。这是我和季利的计划。”
“嗯，然后呢？”
“我们写了一张勒索字条，放在安德鲁丝车子的前座，我们不想用寄的。季利有一部打字机，又很会打字。这种事我是一窍不通的，所以信是季利打的，但是他拿给我看过，我也同意了。”
“字条是什么内容？”
“就是叫安德鲁丝要按照我们的电话指示付一千五百元，否则我们会公布一件事，让她家难看。”
“目的是否在试探？”海斯汀问。
“对。然后季利又找上被告，同样向她敲诈一千元。但她们母女并不知道对方被勒索的事。”
“后来呢？”
“我们放了字条后，就在一旁监视。后来看到罗珊娜坐进车子，拿起字条来看了好几次，才把车开走。”
“然后呢？”
凯西说到这里，似乎有些难过。“在我看过字条后，季利显然背着我把一千五百元改成了三千元，才放到罗珊娜的车上。”
“背着你？”
“不错。”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想自己独吞另外一千五百元。那天我们按照计划驾船到湖里——班克罗家就在湖边；季利又很会潜水——我的想法是租一艘船，假装成两个寻常的钓客，但船上准备好季利的潜水装备。船开出去后，我就开始钓鱼，到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季利就潜下去，然后我们会叫罗珊娜把装着钱的咖啡罐丢到水里去。季利会潜到底下把它舀起来，然后游到岸边的隐密处，我再假装在找鱼多的地方，把船开过去，让季利爬上船、换好衣服，把潜水衣放进预先准备的大篮子，然后我们把船退租，开车离去。这样就算附近有线民，我们也不会被发现。”
“后来呢？”
“我想后来的事情，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凯西说。“我们要她把钱放在一个咖啡罐——红色咖啡罐里，没想到湖里竟有两个红色的咖啡罐。一个是空的，大概是被人从船上丢下来的鱼饵罐，另一个则有装钱。不巧的是，有个滑水的人捡到装钱的那一个，交给了警方；季利则拿到空的那一个。”
“你们讨论过这件事吗？”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后，曾经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卖我。”
“你说出卖，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想要勒索三千元，自己独吞一千五百元的事。”
“他怎么说呢？”
“他发誓绝没有更改字条，是有人出卖了他，甚至还反咬我一口，说是我想独吞一千五百元。”
“嗯，后来呢？”
“我们发现拿错咖啡罐后，季利便打电话给罗珊娜，指责她没有遵照指示，没想到罗珊娜误认为他是挖新闻的记者，骂了一顿后便挂断电话。于是他改打给他妈妈，她叫季利去蓝天俱乐部外的码头和她见面，她要带他到游艇上再付钱给他，然后送他上岸，这样谁也不会看见。她认为有私家侦探在其中搞鬼，她说她和大家一样，怕被揭发隐私。”
“他们约定几点见面？”
“七点，在蓝天俱乐部外的码头。”
“你知不知道他们见面了没有？”
“我已经把我从电话中和从季利口中听到的都告诉你了。我只知道，季利确实去了蓝天俱乐部，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怎么去蓝天俱乐部的？”梅森问。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在家吃晚饭，大约六点三十分吧。他一向就很喜欢吃罐头猪肉和豆子，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他就是坐着大吃罐头猪肉和豆子。他说，他将近七点时要出去，半夜以前会回来，到时我们就会有三千元了。”
“后来呢？”
“然后我自己有事出去了。之后又回到艾洁公寓，我在那里也有一间房间。我等他等了很久，直到半夜他还是没回来，我想他一定是独吞了三千元，远走高飞了。”
“你知道季利一直假装是佛迪斯的朋友吗？”
“当然。”
“他并且在友谊的掩饰下，诱使佛迪斯对他吐露心声，对吗？”
“我当然都知道。”
“然后蓄意利用佛迪斯的秘密去勒索，对吗？”
“当然，”凯西说。“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也不想故作清高，季利和我是半斤八两。”
“后来你打算出卖季利，对不对？你打算强迫伊娃·艾莫芮签一份文件，说咖啡罐里的三千元是她自己的，她只不过是为了出名才想出这种噱头。你恐吓她，叫她向警方要回那三千元，再交给你，对不对？”
“不错，没想到会被你逮个正着。是季利先打算出卖我的，我只是给自己一些保障而已。其实季利并不算是我的伙伴，勒索还是个生手，所以才叫我帮忙处理。结果他竟然耍阴谋出卖我，让我去喝西北风，我也不过是要点保障而已。”
“然后你去找地方检察官，把所有的事和盘托出，目的就是要免除勒索的刑责，是不是？”
“换作你，你会怎么做？”凯西问。
“是我在问你，到底是不是？”
“是。”
“地方检察官拿钱让你去理发、买新衣新鞋，好在法庭给人一个好印象，是不是？”
“不是检察官。”
“是警长吗？”
“是。”
“地方检察官保证不起诉你吗？”
“只要我在证人席上说出真相。”
“他对真相的定义是什么？”
“必须完全没有漏洞。”
“换句话说，只要经得起对方的盘问，就可以算是真相，是不是？”
“差不多。”
“只要我在盘问时抓到你的辫子，证明你在说谎，你就没有免责权了，是不是？”
“我想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他当然不是这么说的，不过我必须说出真相就是了。既然是真相，当然就没有人能找出漏洞。只要我说的话站得住脚，他们就不会为难我。”
“换句话说，只要你的证词能让被告定罪，你就不会被控勒索了，是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解释，”凯西说。“这和检察官所说的不太一样，你也别想把这种扭曲的解释列入纪录。我和检察官的协议是，只要我所说的都没有破绽，而且句句属实，足以在法庭上站得住脚，那我就不必担心会因勒索而被起诉。
“梅森先生，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不是什么好人，以前惹过麻烦，因此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的职业是什么。我不会笨得把什么都说出来，他们答应免除刑责的，只限于这件勒索案，所以我愿意回答与本案相关的所有问题，就算说出来会让大家觉得我很卑劣，我也要说出真相。但你别忘记，和我合作的这个人根本不算是我的伙伴。他不过是要求我处理一桩勒索，却又一开头就想出卖我，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梅森说：“十日晚上季利被杀时，你在哪里？”
凯西得意地笑着说：“我有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差不多就在命案发生的同一时间，我正在向伊娃·艾莫芮敲竹杠，之后我开车回家，整晚都待在那里。半夜过没多久，我起来等季利，他一直没回来，我想他一定是出卖了我。不过我不是很在乎，因为我觉得一定能使艾莫芮就范。大家大概都会对她为了出名而耍手段感到不齿，但对我可没什么影响。他们总得把钱还给她，到头来钱还是会落在我手上。”
“后来佛迪斯怎样了？”
“谁知道呢？他们之间的事，我可一点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刚出狱，正被通缉，他发现季利出卖他，要去勒索他家后，便逃走了。他的心态不难了解，他觉得这件勒索案迟早都会落到警方手里，他又刚好是黑名单上的热门人物，他决定还是小心为上，溜之大吉。”
“你说他是黑名单上的热门人物，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白啊！他涉及一件加油站的抢案，警方正在找他。他一看报上刊出那张勒索字条，知道事情闹大了，决定去避避风头。”
“你和他谈过这件事吗？”
“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凯西说。“我认得他，是因为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他是季利的朋友，不是我的。他和我一点都不认识。”
“但季利认识你。”
“他当然认识我，我在某方面很有名的……我们不谈这个，季利想向班克罗家敲诈，他认为我可以教他。”
“你教他了吗？”
“我不否认。”
“命案当晚，你就在季利房间吗？”
“不错，将近七点的时候，大概在六点三十分到七点之间。”
“那时季利在做什么？”
“我说过，他在吃晚饭，因为急着要离开，他吃得很急。他说他都搞定了，他要弄回到了手又溜掉的三千元，半夜以前他就会回来。”
“他晚餐吃些什么？”
“我说过了，他晚上吃的是罐头猪肉和豆子。”
“有没有喝咖啡？”
“没有，倒是有喝牛奶，他不太喜欢晚上喝咖啡，都是早上喝。梅森先生，我说过这个人不是我的同伙，他只不过是……总之，他只是找我帮忙而已。”
“然后你去处理你自己的事，你是几点回去的？”
“我不清楚，大概……九点或九点三十分吧。”
“之后你是否一直待在你的房间？”
“没有，我从我的房间走到季利的房间大概有六、七次，去看他有没有回来。”
“你进去他的房间了吗？”
“我没有钥匙，我只在外面看看里面有没有灯光。十二点过后不久，我去敲他的门，看他是不是没找我就上床睡觉了。凌晨一点，我又去敲一次。这时我已断定他出卖我，自己拿了三千元一走了之。这我倒是不在乎，季利这种三流角色，我自信还可以应付。”
“你怎么应付的？”
“我说过，我先叫艾莫芮声明这整件事都是她的宣传伎俩，这样她就有权把钱要回去了。我估计班克罗家不敢出面说钱是他们的，如此一来，警方就会知道勒索案的内情。我想这样就没问题了。季利出卖我，拿走三千元，我也如法炮制，大家就扯平了。然后我再依照原订计划继续勒索。目前这都只是第一步，接着我准备再向班克罗家敲诈一千元。等下次再碰到季利时，我要让他吐出独吞的一千五百元。”
“你自己独吞一半又怎么说？”
“不一样，那是我和艾莫芮另外的交易，与他无关。”
“你说他向被告勒索三千元，你要如何让他吐出其中一半？”
凯西慢条斯理地说：“方法可多着。干我们这一行的，总有办法让出卖你的人事后付出代价。”
“你干的是哪一行？”梅森问。
凯西笑了笑说：“这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了，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说的。除了这件勒索案外，可没人保证给我免责权。”
“但勒索案可以，是吗？”
“不错。”
“只要你的话站得住脚，是吗？”梅森说。
“先生，你又在找我的漏洞了。我跟你说真话，你却处处在挑我的毛病。我还没笨到和检察官立下协议后又不肯讲真话，那不是自掘坟墓吗？我明白得很，只要我说的话站得住脚，就不用去坐牢，否则我就遭殃了。我凯西坏虽坏，还不至于笨到不知好歹。”
“所以你很乐于见到被告被定罪，是吗？”
“我只管我是否说出真相，至于效果如何，我并不在乎；如果班克罗太太因此被控谋杀罪，那也是她运气不好。我的原则是只管说实话，结果如何我可不管。”
“你知道季利要去游艇俱乐部和班克罗太太见面吗？”
“是的，他告诉过我。”
“他没回来，你也没想到要去俱乐部找他吗？”
“没有，我一直在家里等他回来，我想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
“如果他把三千元和你对分，你从艾莫芮那里拿的三千元会不会也和他对分？”
“庭上，”检察官说。“我认为这是个争辩性的问题，而且完全超乎合法盘问的范围。我知道证人的背景比较特殊，所说的话可能较容易启人疑窦，也因此我尽量给予被告方面最大的盘问空间。如果他所说的话有破绽，我和辩护律师一样急于知道。但他的问题是，假如证人能迫使艾莫芮签一份文件，而得到三千元，他打算怎么做，这与本案几乎毫无关系。”
“我同意这是个争辩性的问题，”郝伯特法官说。“但现在的情况和证人的背景都比较特殊，辩护律师应有绝对的盘问自由，所以我还是要驳回。请回答。”
凯西说：“这样说吧：如果季利不跟我玩花样的话，我想我那三千元会分他的。我这人向来喜欢扶持……不过，自从季利背着我把金额加高一倍，还妄想先打开咖啡罐自己独吞一千五百元，然后把字条销毁，我对这个人就不再信任了。我心想就当他是个痞子，和他合作完这一票，以后就不再和他有什么瓜葛了。我们这一行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有一套职业道德，和我合作的人都可以相信我——梅森先生，我可不是要谈我的职业，只是谈谈这笔交易而已。”
“谢谢你，”梅森微微一笑。“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检察官海斯汀说：“我的下一位证人是法医莫利·白杰。”
白杰医师走上证人席。
梅森说：“我们先约定好，白杰医生的专业能力应属于盘问的范围。”
“好的，谢谢你。”检察官说着，转向证人。
“白杰医生，你是否曾于本月十一日奉召去验尸？”
“是。”
“验谁的尸？”
“威玛·季利；起码尸体的指纹已被当作威玛·季利的指纹列为证据。”
“你发现死因是什么？”
“一颗点三八的子弹射入胸部后，穿透死者的心脏，停留在脊椎上。”
“你对他的死因有什么看法？”
“依我们判断，应该是瞬间致死的。”
“死者遭射杀后，有什么动作？”
“没有。子弹穿过心脏，停留在脊椎里，唯一的动作应该就是重力。也就是说，他被射杀后，便当场倒地死亡。”
“你是何时验尸的？”
“大约是十一日晚上九点三十分。”
“死者死亡多久了？”
“大约二十四小时。”
“你能说出更精确的时间吗？”
“从医学上看，应该是前一晚八点到十一点之间。我可以根据旁证，将死亡的时间订得更准确一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死者是在进食罐头猪肉和豆子后约一至一个半小时死亡的。”
“你可以发问了。”检察官说。
“我没有问题。”梅森说。
“什么！”海斯汀大感惊讶。“你都没有问题？”
“没有。”
“庭上，”海斯汀说。“现在已将近中午休庭时间，我方也差不多审问终结了。在这种调查庭中，我们只需显示此案确为谋杀案，并提出足够的理由显示被告涉及本案就行了。我认为本案已可充分确立。”
“看起来似乎是如此，”郝伯特法官说。“不知被告是否要进行辩护？”
“被告希望先休庭，”梅森说。“明早再开庭。”
“你要提出辩护吗？”郝伯特法官问。“在这种调查庭中，这当然是比较少见，但我要提醒辩护律师，这种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既经确立后，光是提出证据上有冲突，对本庭的裁决可说毫无影响。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犯罪，本庭就有责任令被告具结再出庭。证人的证词相冲突时，是否足以采信，完全由陪审团决定。”
“庭上，这个我了解，”梅森说。“但被告有权要求合理的延期，我希望能延期到明天早上，以确定我方是否要提出证词。同时我要在此做一公开声明：由于被告听从我的建议，对于调查人员的问题一概拒绝回答，已使被告在新闻界蒙受某种程度的伤害。因此我宣布本案休庭后立刻举行记者会，被告将一五一十地告诉记者命案当晚发生的事。”
“庭上！”海斯汀跳起来大叫。“这太荒谬了！根本就是扭曲了司法调查的精神。被告在辩护律师的建议下，一直一言不发，现在本案已停止举证了，被告却又宣布要向新闻界提出证词。”
郝伯特法官想了一想，说：“据我所知，法律并未规定被告不可在任何时候对新闻界发表声明，被告对调查人员的问题也有权不作答。本庭决定暂停到明早再开庭，这期间被告当然还是交由警长羁押，如果被告想对新闻界发表声明的话，我想警长应可安排在此进行。”郝伯特法官说完，便站起来离开了。
海斯汀冲到梅森桌前。“梅森，你听着，你绝不能搞这种伎俩。”
“有何不可？”梅森问。“法官说过了，这是合法的。”
“如果你真要举行记者会的话，我一定会在场问很多问题的。你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让被告在无人盘问的情况下把经过说出来。”
“请问你是报社的代表吗？”
“你放心好了，我自有办法在五分钟内弄到一张记者证。”
“去弄啊！”梅森冷冷地说。“这样你就有权参加记者会了。”
“我会问一些被告不能或不想回答的问题。”
“只要你是新闻界的代表，我们都很欢迎。”
这时，整间法庭闹哄哄的，非常热闹。摄影记者都挤到梅森桌前，争着拍下怒气冲天的检察官和面带微笑的辩护律师。
海斯汀转向记者说：“我一辈子没听过这么荒谬的事，真是异想天开，被告这是自寻死路，不过她的确也可以藉此争取大众的同情。只是她既然要说，为什么在调查人员问她的时候不说？”
“因为他们的调查工作很草率。”梅森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根本没有派人潜到船搁浅的地方去看，你怎么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说不定会发现证明被告完全无罪的证物，说不定会找到凶器。稍微专业的调查人员应该都会派人到现场，潜下去看看，至少也要找寻凶器。不管凶手是谁，一般都会假定凶手把凶器丢到水里，但你们做了些什么？”梅森连珠炮似地说。“你和警长负责本案的调查，却连船搁浅的地方都没标注下来。现在可好了，可能攸关被告性命的证物，就因为你们的疏失而永远湮没了。这就是为什么被告要选择她认为适当的时机再公布真相。我们早就说过，在适当的时间、地点，被告会说出真相的。”
“我们走着瞧，”海斯汀气急败坏地说。“我去打电话弄一张记者证。你如果确信船搁浅处的海底有证物，你为什么不自己派人潜下去找？”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搁浅的地方啊，”梅森说。“因为警长下令把船拖走了。”
海斯汀似乎气得说不出话来，嘴唇紧张地颤抖，脸色灰白，双拳紧握。
他突然转身大步走去打电话。
梅森对警长说：“警长，可否麻烦你，在五分钟后安排在法庭图书馆开记者会？相信会有一些合格的记者来参加的。”
“等一等，”朱卫特警长说。“你是指责我办事不力吗？”
“我没有指责你办事不力，”梅森说。“我只说你的调查方法略嫌草率。”
“这有什么不同？”
“好吧，你要这么说，就算我指责你办事不力好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帮你安排记者会。”
“嗨，等一等，”其中一个记者说。“你这是干什么？想压住本年度最大的新闻吗？你说的是什么话啊！”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另一个记者说：“你当然是在执行公务，但你也别忘了你的好朋友；你竞选的时候，我们可都是两肋插刀，以后也还会继续支持你的。但碰到这么大的新闻，我们实在不能输给同业。你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吗？这里有个上流社会的太太被控谋杀，其中又涉及一件勒索案。通讯社会大幅报导，大都会的报社更是爱死这种新闻。它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你不能压制这样的大新闻，何况你也不能禁止被告说话。这样做只会使一向支持你的本地记者遭殃，倒是便宜了大都会的记者，他们一听到佩利·梅森要让他的当事人发表声明，一定会立刻搭飞机蜂拥而至的。”
警长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十分钟后，我们就让她在法庭圆书馆发表声明。”
“一定要确定参加的都是合格的记者，”梅森说。“否则我的当事人就不公布真相。”
“我和我的手下都会在场。”警长说。
“当然，”梅森微微一笑。“我们很欢迎。”
“很好，十分钟后，大家在法庭图书馆见。”警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