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不论是现代的意识形态、科学专家，还是国家政府，都无法为人类未来提出可行的愿景。从人类宗教传统的深井里，是否能汲取出这样甜美的愿景？或许在《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的字里行间，早有答案等着我们。
没有信仰的世俗之人，可能会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也可能会感到担心。各种宗教经典或许在中世纪很有影响力，但到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全球变暖和网络战争的时代，怎么可能还由它们来指引我们？只不过，真正没有信仰的人其实是少数。比起进化论，仍然有数十亿人更相信《古兰经》或《圣经》。印度、土耳其和美国等诸多国家虽然大不相同，但政治都同样受到宗教运动的影响。宗教之间的敌意更让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内部冲突火上浇油。
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现在到底还能发挥多少作用？这些宗教能帮助我们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吗？想要讨论传统宗教在21世纪的作用，得先把问题分成三类：
1.技术问题。例如，在气候干燥的国家，农民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造成的严重干旱？
2.政策问题。例如，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预防全球变暖？
3.身份认同问题。例如，我真的需要在意世界另一边的农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只要关心自己的部落或国家的人就好？
正如我们接下来会提到的，传统宗教基本上与技术和政策问题的关系不大，却和身份认同问题息息相关，只不过多半是造成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在前现代时期，宗教要负责解决许多世俗领域的技术问题，例如农业。各种神圣历法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要收获。另外，配合寺庙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害虫不兴。如果发生干旱或蝗虫肆虐等农业灾害，农民就会请祭司或牧师等神职人员来和众神交涉。此外，医学也属于宗教的领域。几乎所有的先知、大师和萨满巫师都兼任医生，耶稣也花了不少时间为患者治病，让盲者得见、哑者得言、狂者重获神智。不管你是住在古埃及，还是中世纪的欧洲，生了病可能要找巫医而不是医生，去的是寺院而不是医院。
现在，医疗已经由生物学家和外科医生接手，不再靠神职人员或谁来行神迹。如果现在埃及遭遇蝗灾，埃及人可能还是会向真主安拉求援（反正没什么损失），但他们绝不会忘记同时找来化学家、昆虫学家和遗传学家，努力研发更有效的杀虫剂、更能抗虫的小麦品种。如果某位虔诚的印度教徒的孩子患上了严重的麻疹，这位父亲会向医神昙梵陀利（Dhanvantari）祈祷，也会在当地的寺庙供上鲜花和甜点；但首先，他得先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交给那里的医生医治。即便精神疾病这个宗教治疗师的最后据点，也正逐渐转移到科学家手中。原本的恶魔学改成了神经学，驱魔术改成了百忧解。
可以说科学大获全胜，也改变了我们对宗教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农业和医学与宗教有关，就连许多宗教狂热分子也好像集体得了失忆症，宁可忘记传统宗教曾经主张这些领域都归它管辖。狂热分子说：“现在找工程师和医生又怎样？这证明不了什么。从一开始就是宗教归宗教、医归医、农归农。”
传统宗教之所以输掉这么多地盘，老实说就是因为它在农业或医疗保健上的表现实在不好。各家祭司或各方大师的真正专长从来就不是降雨、治疗、预言或魔法，而一直都只是诠释。要想当一个祭司，重点不是知道怎么跳祈雨舞，结束干旱，而是知道如何在祈雨舞失败的时候找到借口，并让人们继续信神，就算人们所有的祈祷神似乎都听不到。
正是因为宗教人士太注重诠释，一旦面对科学，就会处于劣势。虽然科学家也会投机取巧和扭曲证据，但说到底，科学的真正意义还是在于愿意承认失败、尝试不同的方法。正因为如此，科学家逐渐学会怎样种出更优良的作物、研制出更好的药物，但祭司和大师只学会了怎么找出更好的借口。几个世纪以来，就连最虔诚的信徒都开始注意到这种差异，于是宗教权威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节节败退。这一点也逐渐让整个世界逐渐走向共同的文明，毕竟只要东西真的有用，人人都会用。
虽然科学能明确解答如何治疗麻疹等技术问题，但当科学家面对政策问题时却会各说各话。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全球变暖是一个事实，但对于经济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却无法达成共识。然而，这并不代表传统宗教就能解决问题。古代宗教经典在现代经济中就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现代经济的主要分歧（例如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无法对应传统宗教中的分歧。
确实，在以色列或伊朗这样的国家，拉比和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朗伊斯兰什叶派领袖的称号）确实能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即便在美国和巴西等比较世俗的国家，宗教领袖也会针对税收、环境法规等问题，影响公众舆论。如果仔细观察这些例子，你会发现传统宗教在大多数时候就像现代科学理论的副手。举例来说，当伊朗的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amenei）要针对伊朗经济做出重要决定时，他在经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为7世纪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现代工业经济或全球金融市场的问题和商机。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于马克思、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现代经济学，才能获得解答。当决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税负、将国营企业民营化或签署国际关税协议时，哈梅内伊再运用其宗教知识和权威，把科学包装进这段或那段经文里。但不管怎么包装，意义并不大。只要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不管是什叶派的伊朗、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犹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国，经济政策都大同小异。
在19世纪和20世纪，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挞伐现代物质主义，反对缺少灵魂的资本主义，也指责官僚制国家大而无当。这些宗教都承诺，只要给它们一个机会，就能扫除所有现代性的弊病，并根据其信条当中永恒的精神价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现在，它们有过好几次机会，但如果说现代经济就像一栋大楼，那么宗教对它唯一的改变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顶装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卫之星或“唵”的标志。
就像前面提过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宗教学者长期练习重新诠释文本的技巧，最后反而让宗教与实用越来越远。不管哈梅内伊选择了哪种经济政策，都一定能够从伊斯兰教经典里找到选择的理由。但这种做法等于让伊斯兰教经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知识来源，而只是为了显示它的权威性。面对经济困境，需要先读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帮助你进一步理解经济体系，用新的观点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直到找到答案，你才会仔细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希望能找到某个篇章，只要诠释的时候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能用来支持你从哈耶克或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解决方案。总之，只要你是一个优秀的伊斯兰教经典学者，就一定能从经文里找到支持的说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会主义，也可能支持资本主义，而且虽然耶稣说的某些内容与共产主义相似，但在冷战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者还是继续读着“登山宝训”而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总之，就是没有“基督教经济学”“伊斯兰教经济学”“印度教经济学”这样的东西。
并不是说《圣经》、《吠陀经》、伊斯兰教经典里没有任何经济观点，只是那些概念可能已过时。圣雄甘地读了《吠陀经》之后，理想中的独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群，各自纺着自己的印度手工织布，出口量不大，进口量更少。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里，他用双手纺织棉花，于是纺织机轮子这个不起眼的标志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然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观点实在无法贴合现代经济学现实，因此现在只剩下甘地的肖像，继续在几十亿张印度卢比钞票上微笑。
今天，现代经济理论之所以比传统宗教教条更实用，是因为即使表面上是宗教冲突的事件，也能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但没有人想反过来用宗教理论解释经济事件。举例来说，有人会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北爱尔兰问题主要是由阶级冲突引起的。由于历史上的各种意外，北爱尔兰的上层阶级主要是新教徒，下层阶级则主要是天主教徒。因此，乍看这场冲突似乎是关于基督本质的神学之争，实际上则是典型的贫富斗争。但相对地，关于20世纪70年代南美共产党游击队和资本家地主之间的冲突，大概很少有人会说实际上这是由于对基督教神学更深层次的分歧所致。
当面对21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宗教能做些什么？举例来说，该不该让人工智能有权决定人们的生活？例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在这个问题上，伊斯兰教的立场是什么？犹太教的立场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会有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立场之别，人类大概只会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赞成让人工智能拥有这些重要权力，另一派则反对。很有可能两派中都各自会有穆斯林和犹太人，也各自会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经典里面找出经文，再运用想象力来诠释、支持自己的立场。
当然，宗教团体也可能在特定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再把这些看法说成是既神圣又永恒的教条。在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神学家就曾提出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理论，让耶稣变得有点儿像切·格瓦拉。同样，在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中经常有人会召唤耶稣，把政治立场装扮得像是永恒的宗教定律。
这是已经开始发生的事。某些美国福音派牧师，就在布道词里呼吁反对环境法规，并表示如果人们不这么做就会在地狱中遭受火刑。教皇方济各更是以耶稣之名，带头否定全球变暖［正如他的第二篇教皇通谕《愿上主受赞颂》（Laudato si）所示］。所以或许到2070年，对环境议题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你是一个福音派教徒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毋庸置疑，福音派肯定会反对设定任何碳排放上限，天主教徒则相信耶稣让我们推行环保。
可能就连人们开的车也会不同。福音派开的会是气派耗油的SUV（运动型多用途车），虔诚的天主教徒则会开流线时髦的电动车，后面保险杠的贴纸上还写着：“让地球燃烧，就等着在地狱燃烧！”虽然他们都可能引用《圣经》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但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现代科学理论和政治运动，而非《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政策争议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批评宗教只是虚饰的外表、背后是科技和经济强大的力量，有些夸张了。虽然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在现代经济这栋大楼上只能说是装饰，但民众往往认同的就是这个装饰，而民众的认同又是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力量。人类的力量需要群众合作，群众合作又需要先打造群众的身份认同，而且所有群众的身份认同都以虚构的故事为基础，而不是以科学事实或经济必需品为根基。即便到了21世纪，要把人类分成犹太人或穆斯林、俄罗斯人或波兰人，靠的也是宗教神话。纳粹曾经尝试用科学将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和阶级，但已经被证明那只是危险的伪科学。在那之后，科学界一直很不愿意再协助找出人类究竟有什么“自然”的身份定义。
所以到了21世纪，虽然宗教无法带来雨水，无法医治疾病，也无法制造炸弹，但能用来判断谁是“我们”，谁又是“他们”，哪些是我们该医治的目标，哪些又是我们该轰炸的对象。如前所述，不管是什叶派的伊朗、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还是犹太教的以色列，实际上的差异都不大，都是官僚组织的民族国家，多少都奉行资本主义政策，都让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也都靠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制造炸弹，没有什叶派官僚组织、逊尼派资本主义或犹太教物理学这种玩意儿。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觉得自己有特殊之处，愿意忠于某个人类部落，而且还要敌视另一个部落呢？
人类就像一片不断变动的沙地，为了画出彼此明确的界线，宗教用的就是各种仪轨、仪式和典礼。什叶派、逊尼派和正统派犹太教穿着不同的衣服，唱着不同的祷歌，遵守着不同的禁忌。这些不同的宗教传统往往让日常生活充满美，也鼓励人类更加亲切和慈爱。每日5次，在集市、办公室和工厂的一片嘈杂声中，宣礼员（muezzin）悠扬跌宕的声音会再次响起，呼唤穆斯林暂时放下世俗追求的喧嚣扰攘，让自己触碰联结永恒的真理。印度教信徒则靠普迦（puja）仪式和吟唱真言，达到相同的目标。每周五晚上，犹太教信徒全家人会共进晚餐，享受着特别的欢乐、感恩和团聚。周日早上，则有基督教福音合唱团为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希望，希望培养信任和情感，让社群的关系更紧密。
有些宗教传统给世界带来许多丑陋，让人们表现得既刻薄又残酷。举例来说，宗教造成的厌女症或种姓歧视就绝非好事。无论带来的是美丽，还是丑陋，这些宗教传统都是让某些人团结起来并觉得与他人有所不同。在外界看来，宗教传统区分彼此的标准常常只是一些芝麻小事，弗洛伊德将人类对区分此类细节的痴迷，戏称为“对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其实，在历史和政治上，微小的差异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假设你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那么你待在什么国家就成了真真切切、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以色列，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恋）享有法律保护，甚至也有一些拉比愿意为两位女性证婚。在伊朗，同性恋者遭到系统性的迫害，甚至偶尔会遭到处决。在沙特阿拉伯，女同性恋到2018年才获准开车，但只因为她是女性，和女同性恋没什么关系。
日本是传统宗教仍然持续在现代世界发挥力量、具有重要性的最好的例子。1853年，美国舰队逼迫日本向现代世界敞开大门，日本开始了迅速且极其成功的现代化进程，短短几十年就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依靠科学、资本主义和最新的军事科技侵略中国，打败俄国，占领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最后偷袭珍珠港，并且击溃了欧洲在远东的各个殖民地。然而，日本并没有盲目复制西方的蓝图，而是坚决维护其独特的身份认同，希望让现代日本人仍旧忠于日本，而不是忠于科学、现代性或意义模糊的全球社群。
为此，日本推崇本土的神道教，作为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事实上，日本这个国家重新改造了神道教。传统的神道教是信奉各种神灵鬼怪的泛灵信仰，每个村庄、寺庙都有自己偏好的神灵及地方习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创造了官方版本的神道教，同时打压了许多地方传统。日本当时的精英分子筛选并采用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想法，使官方的“国家神道”融合了再现代不过的国家和种族观念。另外，只要有助于巩固国家忠诚，佛教、儒学或武士封建习俗元素一律采纳。最重要的一点，国家神道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崇敬日本天皇，认为天皇是一位永生神（living god），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
乍看之下，对于一心想要快速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新旧混搭似乎是一个极不合理的选择。永生神？万物都有灵性？封建精神？这听起来实在不像是现代工业强国，反而像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酋长。
然而，这套制度完全发挥了神效。日本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十分惊人，同时也使国民对国家极度忠诚。能够证明国家神道成功的最知名的例子，就是日本比其他国家更早地研制出自己的精确制导炸弹，击沉了数十艘盟军舰艇。这比美国的智能炸弹早了几十年，纳粹德国当时也才刚开始部署V–2火箭。我们通过神风特攻队认识了这批精确制导炸弹的威力。现在的精确制导炸弹是由计算机来引导的，而神风特攻队就是用一般飞机装满炸药，再由自愿踏上单程任务的人类飞行员来驾驶。这种自愿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国家神道培育的产物。因此可以说，神风特攻队其实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先进的宗教洗脑。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今天许多国家都同样在学习日本：一方面，运用现代化共同的工具和架构；另一方面，也依靠传统宗教来维护自己独特的国家认同。国家神道在日本的角色，多少像东正教在俄罗斯、天主教在波兰、伊斯兰什叶派在伊朗、伊斯兰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以及犹太教在以色列的角色。无论某个宗教看起来多么古老，只要发挥一点儿想象力并重新诠释，几乎都能搭配最新的科技装备，结合最先进的现代制度。
因此，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还是会受宗教认同和仪式影响，也同样可能造成世界动荡。虽然人们争论的是某个中世纪文本上的教条，但动用的可能是最先进的核弹和网络炸弹。只要人类仍然需要大规模合作，而大规模合作依然需要虚构的共同信仰，宗教、仪轨和仪式的重要性就不会下降。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让传统宗教成为人类问题的一部分，而没有成为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宗教依然握有许多政治权力，可以巩固国家身份认同，甚至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人类希望解决而非激化21世纪的全球性问题，那么传统宗教能做的似乎不多。虽然许多传统宗教都宣称自己奉行的是共通价值观，且放诸四海而皆准，但无论是在朝鲜、俄罗斯、伊朗，还是以色列，传统宗教仍然只是如婢女般侍奉着现代民族主义。于是宗教也就更难超越国界而应对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全球威胁。
因此，当面对全球变暖或核扩散等问题时，什叶派教士鼓励伊朗人从狭隘的伊朗观点出发，犹太拉比呼吁以色列人先关心以色列有何好处，东正教神父也敦促俄罗斯人以俄罗斯利益为重。毕竟，我们是神选定的国家，所以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就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也有一些睿智的宗教人士拒绝过度的民族主义，抱持更共通的愿景。遗憾的是，他们近来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权力。
于是，我们就这样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人类现在形成了共同的文明，核战争、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等问题也只能从全球角度来解决。但同时，民族主义和宗教仍然将人类文明分裂成许多常常敌对的阵营。这种全球问题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冲突，正危及全球最大规模的多元文化实验：欧盟。欧盟的基础，在于承诺要践行共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现在却因为融合与移民问题而处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