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扩从真定回太原宣抚司的当夜，就去找童贯回报刘鞈不愿拨军之事，不过当金军正式出动以后，这件事已成为明日黄花，即使刘鞈愿拨，时间上也嫌太晚了。
马扩出差云州回来后又去真定公干，外加自己去探亲，童贯一共只给他十天假期。他在山寨中听到金军出动的消息，心焚血注，等不到假期届满，就提前赶回司里，这一天是十二月初六。根据常识判断，既然马扩已从山寨中得知金人入寇的消息——它已兜了个大圈子，身为宣抚使的童贯不可能还被蒙在鼓里。不过童贯的确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马扩。
马扩忍耐不住说到他在真定道上听说金人已经出动，于攻陷蓟州后向燕山府进军的消息，童贯还是假装糊涂，说了一大套什么象这样的谣言，每天都有，都要相信起来，你只能跟在它屁股后面转等等的话。然后告诫马扩道：这等无根之言，休得外传，以免动摇军心。接着就指派任务给他：
“昨据代州关报来，金元帅府差撒卢母、王介儒两人为使副前来报聘，兼与本使计议大事。昨已委了文字机宜宋彦通与辛兴宗二人馆伴，又恐他两个疏于职事，应对有差，误了大事。难得廉访今日赶来，就烦廉访前去应付两日，如有所闻，快快报来，撒卢母这厮言语撒野，不谙礼仪，廉访却千万莫将他引来与本使见面，免得受他聒噪。”
马扩喘息未定，又被派去馆伴金使。事实上，在童贯的宣抚司幕僚中间，没有人比马扩被使用得更多了。宣抚司里备了几匹骏马，规定有急差时应用，后来这些差使都推在马扩身上，这几匹马索性就由童贯指定全数拨给马廉访及其随从骑用。几匹马的马蹄铁都磨损了，以致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就得去重换一副。宣抚司的僚属们把这些看不见好处的差使都推掉了，乐得窝在家里纳福，但是马匹全让马扩占用，这小小的一点权利既涉及到物质利益也有面子问题，却使他们很不高兴。有人说：“宣抚司偌大的一个衙门，只消有个马宣事，就把全部公务包揽了，其余的都是酒囊饭袋！”说这句话的人把眼睛去瞟瞟在司里素有酒囊饭袋之称的孙渥、范讷二人。“早知如此，不跟宣相出来走这遭也罢！”有人说：“人家有了这副巴结劲儿，才巴结上一个廉访使。你凭什么眼痒，就凭你这点功夫，忙煞了也还是个小小的录事官。将来双脚一挺，两眼翻白，进了棺材，柩头前的题旌仍然逃不出大大的七品芝麻绿豆官，下一辈子也盼不到什么使什么使的。”
不提这些风言风语，它们听来似乎也真带有一点酸味和辣味，拌起来，制一分酸辣汤，想来幕府中人都需要分得一杯羹醒醒头脑的。
可是马扩虽然被童贯使用得最多，却不等于受到童贯的信任。
大官们驾驭幕府夹袋中人物都懂得一个要紧的窍门，首先要把他们分成几种类型，分成几层层次。盘根错节，疑难杂症固然需要干练的人去办，凡是涉及本人隐私之事只能与几个最亲信的人商量，把两者的界线搅混了，就要坏事。
譬如这次金军出动的消息，童贯早于四天前就知道了，他只让最亲信的幕僚宇文虚中、王云、宋彦通等几个人知道，并把自己心里的打算与他们秘密商量。这个消息是瞒不住的，这两天在太原府已经沸沸扬扬，大家传说得很多了，童贯对河东路的军事长官张孝纯、河东方面主持军事防务的王禀仍严守秘密，对他们的追问，矢口否认，因为童贯明白让他们过早地知道真相会与自己不利。
马扩是干员，过去、现在都有许多事情要他去办，但由于同样的理由，童贯对马扩也暂时保密。
当他已经知道平州金军出动檀州，蓟州相继沦陷的消息后，派马扩去馆伴粘罕派来的使者一举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但他还存在最后幻想，斡离不出兵，不等于粘罕也非要跟着斡离不同时出兵不可。即使到了这一天，他们希望河北边界的战争只限于局部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
即使作最坏的打算，粘罕一定要出兵，让马扩与撒卢母周旋两天，拖延了他出兵的日期，也有利于他自己的打算。因此他发出手中这一张最有用的牌，把马扩置于无可用武之地，只能单纯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次粘罕派来的两名使节撒卢母、王介儒都是马扩旧相识。
从海上之盟以来，金主完颜阿骨打、大太子粘罕、二太子斡离不、大将完颜希尹等都曾多次直接与马政、马扩、赵良嗣打交道，但平常接伴的一般都是撒卢母。这是一个与他打过一次交道就不想再见第二面的人。但每次出使，马扩还是不得不让他形影相随。他有时谄笑，有时嗔怒，有时没来由地来献殷勤，有时甚至不顾礼貌地把面孔拉长了拒人于千里以外，犹如演剧场上的猢狲，随时都可以从戏装箱里取出他需要的面具戴上，随时变换着自己扮演的角色。这种赤裸裸的虚伪，有时倒也有一点可爱，因为别人知道虚伪的可耻，在伪装以后还要加上一层伪装来掩盖自己的伪装。撒卢母却没有这种可耻的意识，他不怕别人知道他的伪装，因为这出于他的需要。
其实马扩有什么权利谴责撒卢母？撒卢母虚伪善变，满口胡柴，这都属于个人品德上的问题，如果他的这些“缺德”都是为了他的朝廷的利益，那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德，何“缺”之有？
有人给外交家下了一个定义是“为了国家利益派到国外去撒谎的诚实人”，外交家本身不一定是诚实者，但他到外面去撒谎却真是为了本朝的利益。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把朝廷的虚实尽输与敌人，那岂不成为“卖国贼”了？譬如这次撒卢母来太原，背着副使把金朝的虚实和盘向马扩托出，他告诉马扩：粘罕与斡离不之间的矛盾，金朝东西两支军队的实力，两路进兵的路线和最后会师东京城下的战略目标，还有粘罕特别惧怕的雁北义军的抗击等等都说与马扩知道了，这些都是马扩十分需要的情报。对这样一个背叛本朝利益的贼徒，马扩不是要深恶痛绝、看不起他的为人？更加谈不到做明友了。
个人的品德有时要和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地位上的马扩仍然非常看重个人的品德，因此，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马扩常常陷入于这方面的迷惘而不可自拔。
还有与撒卢母同来的王介儒也是马扩的旧识。当初萧皇后决定归降宋朝时，就派王介儒随着马扩一起南来。在兰沟甸大战后，宋辽双方无法进行外交谈判了，王介儒还在雄州城里住了几天，一直由马扩馆伴。他为人善于思考，深思不露。当时马扩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老练的官员，在外交谈判中可能是个劲敌。与他们打交道，需要步步小心，一点不可放松。
童贯虽然不希望与两个金使见面，金使却不容他躲避，他们到达太原后，说是奉国相之命，一定要面见宣抚议事。宋彦通拗不过他们，只好带去见童贯。
撒卢母见了童贯，以极度傲慢的态度出示粘罕派他赍来的军书，除照例责备宋朝种种罪名外，明确地写上元帅国相已兴师前来尔帮吊民伐罪。这一句带有宣战性质的话，好象在童贯的头顶上打了一个轰雷。现在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出示军书后，撤卢母继以十分不逊的语言连珠箭似地攻击童贯，指摘他这个不是，那个不对，根本没有把他的权威性放在眼里。童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样对答才是。谈到最后，还是向撒卢母商量道：
“许大国事，且须商量，何故便有此事？”
“军马已起，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撒卢母更加盛气凌人地回答。
最后童贯找到下台的办法，好声好气地劝来使让“馆伴陪去说话，有事但见谕，足可相应。”
凡是看到这番酬答的人，万想不到平日威势十足的童贯一旦看到金使竟变成个矮子、哑子、聋子、几乎把他的骨架都拆散了的疯瘫的汉子。幸喜马扩没有在场，宋彦通又是个极通世故的老幕僚，最善于隐恶扬善，不至于把恩相这副窘相张扬出去，这个童贯是放心的。
下午，马扩也来行馆接伴，双方又进行了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对话。在马扩的影响下，宋彦通的胆气略为壮了一些，居然敢提出责问道：
“两朝许多时讲好，如今贵朝不通些耗，便起兵前来，是何道理？”
所谓“不通些耗”，是责备粘罕没有通过外交文书，正式“宣战”，就发兵前来，有失道理。不过古代既没有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定出兵前必须通知对方，这种责备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金方是从来不讲道理的，当你责备它不讲道理时，它又会把道理抢过去，反唇相讥，它倒变成是受害的一方。当时王介儒回答宋彦通的责问，就说“只为贵朝有失道理，所以如此。”这是非常典型的强权外交。
“兵凶事，天道厌之，”马扩想把他们的气焰压一下，“今贵朝不顾以前誓好，便先起兵，却不道南朝员幅广大，人力物力充沛，若朝廷有悟，略行更张，你家军马，怎近得我的通都大邑？不过虏掠些近边小民户，日后干戈漫漫，无时定得了。”
这几句空话折服不了金使。撒卢母当即反击道：
“元帅国相若怕贵朝的人力物力时，不敢便入来了。”
马扩还待再说，王介儒插入一句道：
“事已至此，自家懑在这里斗口作甚？承宣若能劝童大王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土地，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这就是承宣的尽忠报国了。”
这是金朝第一次提出讲和的条件，好大的口气，要想不战而尽得两河之地。在这种场合中要反击他倒也不难，马扩不怒而笑道：
“贵朝欲得两河之地，此事不难，只要贵朝把会宁府送上，两相调换，有何不可！”
马扩一句火药气十足的笑话结束了这一场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谈话。
马扩、宋彦通出馆后，具告童贯。童贯惊魂未定，急令他们写个书面报告，以备上奏。他自己就把宇文虚中、范讷、王云等几个亲信幕僚留下来密议。
在这几个幕僚之中，只有新来的中书舍人王云胆子最泼，敢于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童贯就是凭这一点，把他引入幕府，视为亲信的。他说道：
“金人欲得我两河之地，才肯罢兵，此事未尝不可商量。大王何不就此上奏，看看官家之意如何，马子充不识起倒，不明事理，遽以言语伤人，此事关系匪细，恐金人又要借此生事，不可不严加惩处，以谢金人。”
战争甫起，就主张以两河之地赂敌，这种创风气之先的大胆议论，当时连童贯也没有胆量接受它。童贯推开一句道：
“王中书既以赂地之议可行，就请你削个奏稿，待俺看来。马子充之事另议。”
童贯自己没有表态，轻轻一句话，却把王云套住了，坐实他的主张。不过王云倒没有什么顾虑，他这个割地赂敌的首创发明权是不肯轻易转让给别人的。
“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割地赂敌之议大行，赞成它和坚决反对它的两派人，果然都没有忘记他王云这个首创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