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的饯别宴会，虽然没有达到他事前预期的目的，童贯对他的冷淡以及赴宴时间之短促，说明这个老练的对手，不愿意让蔡京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是东京的市民们，早已对这场宴会作出迅速的反应，并且借以证实许多情况。
市民们在年初第一次听到伐辽战争的消息以后，曾给予狂热的关注。“也立麻力”的故事也曾流传一时，家喻户晓。他们把这个新颖的名字和这场新鲜的战争联系到一块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关注以元宵那天他们目击的告庙大典为最高峰。经过那次告庙——官家亲自把伐辽的消息上告祖宗之灵以后，没有人再怀疑这场战争。可是，后来这方面的消息忽然沉寂了。有人从西北带来边防军正在调动的消息。这似乎有些音响，可又有人反驳说，军队调动是寻常事，焉知道它调到东西南北去？总之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它正在积极准备。于是人们就以他们过去否定怀疑论那样有力的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确信。因为在这动荡多变的政、宣时期，本来设有一件事可以说得太肯定。朝廷对于祖宗神祗的信誓旦旦和它对老百姓乱许愿心一样，都是说了不一定算数的。
现在市民们从这个宴会中正确地推断出这场战争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时机已迫在眉睫，负责前线军事的童贯不久将启程。这场宴会以及童、蔡两个的祝酒辞和答辞被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到了完全失真的程度，但它证实童贯启行在即。于是怀疑论一扫而空，人们再度掀起热切关注战争的热潮，而童贯一时也成为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童贯的评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声名一向狼籍，十分鄙薄他，一方面又因为他日前的鸿运高照，十分羡慕他。在官场中，童贯更成为你抢我夺、分析不开的香饽饽。第一等有交情的大员们可以为他设宴饯行，次一等的只够利用公私场合见面的机会跟他说句话儿，再次一等的只好转弯抹角地钻门路、找小道去跟他进行一项心照不宣的买卖。在这方面，童贯倒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贵贱，只讲现钱交易，你出价多少，他就给你多少货色，掂斤插两，两不吃亏。童贯为人有胆量，有担当（当然只是指这方面的勾当），经他的手委派出去的差使，一般都可以在短期内捞回本钱，外加相当的利润。这比干着同样事项的文官们要爽利得多。因而人们宁可多钻些路道、多化点本钱，跟他打交道。
有时，童贯甚至于表现得很讲交情，非常通情达理。
有人指名要那个差使。
“这个嚤！倒教咱家有些为难了。”他沉吟半晌回答道，“前天何枢密的儿子来谈，也要这个，虽没说定，却也有了六七成的成议了。咱家不看他面上，也要看他死了几年的老子面上。”他现出了为难的神情，然后果断地作出决定道，“也罢！谁教咱家的孩子一定要干这个，既是这样，一言为定，这就让咱孩子去干罢。何枢密的儿子咱另行安排。”
这里虽然也含有板削价的意思，但是人家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并且说过了是算数的。不过他也不肯让已经付出相当代价的何枢密的儿子过分吃亏，并不在乎他的老子是否在世。交易就是交易，从交易的观点来看，他调度人事，分配肥瘠，倒是相当公平台理的。王黼、蔡攸，下至转运使詹度、转运判官李邺、知河间府黄潜善、知雄州和诜，也要借这场战争大做交易，这些文官们满口仁义道德，做起交易来。却是一项道德也不履行。童贯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道德，实际上倒是遵守商业道德的。
卖前线之官，鬻战争之爵，这是作为军事负责人童贯理应享受的特权，但它和王黼、蔡攸之间的界限还是混淆不清的。王、蔡两个没有他的手面、气魄，又不肯耽点风险，却有着同样大的胃口。他们不喜欢童贯大权独揽，说了就算数的作风，更不愿把实利拱手相让。他两个常常联合起来，以二对一的优势，夹攻童贯，迫使他不得不吐出一部分已经到手的利益。经抚房是他们的分赃所。因为分赃不匀，发生口角，甚至闹得揎臂掳袖，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童贯被夹攻得走投无路，索性作出掼纱的姿态，愤然说：“太宰、学士高兴，就请亲自去北道走一遭。咱童某在家纳福，何乐而不为？何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吃苦的是咱，好处到手的是别人。”
王、蔡两个明知道要撵他还撵他不走哩，他怎舍得掼这顶乌纱帽。可是事情闹出去，大家面子上不好看，有时也不得不让他三、四分。只有权势和实利在三人中间取得大致上的均衡时，他们的关系才比较协调。
在雄州前线成立了宣抚使司以来，虽然还没发生过正式接战，但它每天要给在东京遥控的宣抚使本人递来一份、有时甚至是两份、三份四百里急报，表示它的人员有公可办，并非白吃闲饭。
急报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攻击西军统帅部，不是说它目无宣相、擅启兵衅，就是逗留不前、贻误戎机。擅启兵衅与逗留贻误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对立词，宣抚使司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细如发丝的界线，统帅部要是超过或者没有达到这条界线的万分之一寸，都足以构成莫大的罪名。宣抚使司里有的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在要津之上布设了一条不容跬步的独木桥，让渡河者纷纷自行失足坠下，这是“欲加之罪”的最好的办法。此外，他们只好诉诸捏造之一法。捏造些糜费军需、中饱军饷的情报，暗示统帅部的人员，并非个个都像吃斋的和尚那样一清如洗的。
以河北边防军统帅自居的知雄州和诜。也时常有文书申报经抚房。河北边防军原来所属有四个军区：高阳关、定州、大名府、真定府，自从澶渊之盟，罢兵乞和以来，这几个军区早已虚有其名，剩下一些残兵疲将，只够在地方上欺侮老百姓，根本建立不起军部来。和诜这个名义上的统帅实际上是无师可统，只好擅地理之胜，在谍报工作上卖力一番。他的确派了一些人混入辽境，把访问得实的、仅仅得自传闻、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的以及完全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军事情报，不断地往上申报。
已定的国策，为谍报工作定下了调子，而谍报工作又为制定国策提供了必要的“事实”根据，两者配合得十分默契。和诜据说是被内定为副都统制的人物，他没有其他的本钱可以运用，只好在创制这些主观色彩十分浓厚的谍报工作中大卖身手，以便取得跟都统制种师道相颉颃的地位。
王、蔡、童三个在分赃吵闹之余，也抽些时间议论所谓军国大事。他们根据宣抚使司和和诜的一些情报文书，作出下列相应的措施。
打仗作战，即使仅仅是名义上的战争，总得要有一支可靠的部队，西军虽然已经调往前线，但是种师道老气横秋，绝非仁柔可制之辈，将来童贯调遣应用，掣肘必多。因此他们一致决定要让童贯自己统带一支信得过的军队北上。他们准备在京师的禁军中抽调五万人马，作为宣抚使个人的护卫部队，由他直接带往前线。一来以壮宣抚使的声势，二来可以约束西军，使它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三来也可以调剂调剂禁军，把有关人员大量安插进去，为他们图个进身之计。这真是一箭三雕之计。
可是要在残缺不全的京师禁军中抽调出五万名步骑兵，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号称八十万名额的禁军，实际上他们的姓名只存在于按名支饷的花名册中。谁也没有那种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变无作有的神仙本领，能够把存在于花名册中的已登鬼箓、尚未注销，或者已变成头童齿豁的老翁，或者根本没有被他爷娘生下来的虚拟的人名，变成一个个鲜蹦活跳的战士调集出来凑成一支大军。童贯把这只空心毬儿踢给高俅，蹴鞠能手高俅一脚反勾，就把毬儿赐给副手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梁方平，梁方平又把它转踢给步军司都虞候何灌。何灌着实卖力一番，居然在活着的以及尚未老到行将就木的禁军中抽调出二万名人员（只有官家的卤簿队碰不得，否则倒省事了），又在京师的游民中间临时招募得二万名新兵，才勉强凑成一支大军。这使童贯大为满意，何灌、梁方平平步登天，登时取得在某些交易中可以与上面讨价还价的权利。
高俅更是现卖现买，概不赊欠，立刻把他最后两位贤侄统统塞进新部队中充当中高级军官。
在这番军事准备活动中，比谁都灵活机伶的高俅早就看准有利可图、无险可冒，他不动声色地把两个儿子、五个侄子一古脑儿塞进转运司、宣抚司和部队中去。他们高氏一门真是济济多才，文武两途，全不乏人。
其他的三衙军官，闻风而动，也纷纷报名投效前线，以图进取。他们对本行业务也已生疏了，幸而现在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在短时期内把这支新募集的军队训练得能够步伐整齐，进退有序，前后左右，不致紊乱，手里抡得动枪，胯下跑得动马，可供上级一次检阅之用。
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也是谈何容易！
一天，刘锜在教场上看了禁军的教头们正在训练新兵。教头呼五吆六，满头大汗，十分卖力，新兵们却好像学塾里的顽童，转来躲去，不肯听话。叫他们前进，他们偏向后退，叫他们向左，他们偏转向右边，闹出不少笑话。刘锜回去把这些情况跟家里人说了。
“贤侄，照这个样子，他们上得了战场？”卧床养病的赵隆关心地问。
“差得远哩！”刘锜不满地摇头道，“这些游民，好逸恶劳，懒散惯了，一时间哪肯听军法钤束？”
“就算训练得差不多了，”马扩补充道，“别看他们在教场上抡得动抢，跑得动马。一旦上了战场，见得敌人，真刀真枪地厮杀起来，可又是另一样了。”
“上了战场，见得敌人，只要手里的枪拿得稳，口里咽得下唾液，就算能打仗了。”赵隆再一次补充，“他们哪里就做得到这两样？”
这是经验之谈，可是刘锜娘子和亸娘都不相信，天下哪有咽不下唾液的人？她们看看丈夫，刘锜和马扩却点头同意赵隆的话。
职业军人的刘锜、马扩都记得他们第一次上战场时，嘴里干呼呼好像要冒出烟来似的。他们是军人世家，对战争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初上战场，尚且会发生这种生理变态，这些仓猝成军，又未经好好训练的新兵，就顶得了事？不消说，他们对这是十分耽心的。
可是王黼、童贯又有另外一种想法，他们并不要求新兵在战场上咽得下唾液，抡得动枪，跑得动马。这些都无足轻重。因为根据情报，根据他们乐观的估计，目前天祚帝逃走，辽廷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朝廷大军，只要在河北前线虚张声势，耀武扬威一番，残辽的君臣就会纳土归降。真正的战争是不存在的。无论西军、无论这支新兵都是备而不用。他们既不愿让西军白捡了这个便宜去，又怕种师道不听约束，擅自动兵。万一真的打几仗，给了西军立功的机会，那时种师道就更跋扈难制了。《兵法》上不是有过“上兵不战”、“不战而屈人”的话。童贯此去的任务不是让西军而是让他们自己去取收获之功。在约束西军不使立功这一点上，王黼与童贯的利害关系和见解都是一致的，虽然王黼也不喜欢童贯独自揽权。
为了约束西军，他们除了让童贯自携一军北上外，还怕种师道难制，不听话，特别奏准了官家，请官家亲自制定《御笔三策》。御笔写了，付与他们保管。《御笔三策》的内容也无非是告诫前线将领，不要与辽军认真作战，而要让它自行纳降，才是上策。
深信一场规模盛大的“告庙大典”，一盆由宠姬手制的“新法鹌鹑羹”就可使完颜阿骨打乖乖听话的宣和君臣，自然更相信一次耀武扬威的阅兵典礼，一番虚张声势的勒兵巡边就可使辽廷俯首臣服，这是十分肯定，毫无疑问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去训练一支真能作战的部队呢？
抱着这个乐观的想法，认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以后，宣抚使童贯就面圣奏请出师之期，还乘机提出一项他久已羡艳的要求。要求把宫廷的军乐队“钧容直”暂时拨借宣抚司使用。
“微臣功成之日，”他一厢情愿地奏请道，“俾钧容直在大军之前，前歌后舞，直入燕都。亡辽君臣闻金鼓之声而震慑丧胆，燕京父老听钧天广乐而重覩汉家威仪，岂不猗欤盛哉！”
官家慨然允诺，准拨“钧容直”暂归宣抚司调用，并且亲自翻了历书，择定四月初十黄道吉日为出师北征之日。预定那天早晨，要在大教场检阅全体官兵，官家亲自到斋宫“端圣园”来观礼，参加检阅，为大军饯行。
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只有一件大大出于宣抚使童贯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家临时忽然加派蔡攸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副使，随同大军北上。
怀着好像到果树园顺手去采撷一颗烂熟桃子的轻快心情的童贯，现在又要加上蔡攸，比过去几天更加忙碌地领宴辞行，大做交易，并且慷慨大度地答应功成之日。就用四百里急递把燕京的土仪优先馈赠给京师的请亲好友。名为“馈赠”，其实还是一项买卖。人们知道所谓土仪，大有轻重好坏之分。童贯、蔡攸唯利是图，六亲不认，从来不会把重礼白白送人，除非你愿意成为他们的驻京坐探，为他们传递消息打听行情，为他们做一切他们需要你帮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