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锜娘子说得不错，普天之下，哪有一所城市比得上东京，哪有一个节日比得上东京的灯节？绝对没有！把人类精心创造的有关的形容词，“繁华”、“缛丽”、“热闹”、“喧闹”、“金碧辉煌”、“光采夺目”等字眼都用尽了，也不足形容东京的灯节于万一。
每天清早就向四面八方重重洞开的各道城门——南薰门、陈州门、戴楼门、新宋门、新郑门，封丘门，陈桥门、万胜门，固子门……都展开笑靥，张开两臂，欢迎一切初来的和重来的客人。它们毫不怀疑人们将带来更多的富足和更大的繁荣，为它添毫增色。它们带着那样的好心好意，站在人们来到东京的第一道关卡上，热情焕发地介绍道：“你们快进城来啊！进城来寻欢作乐，尽情享受。俺这里什么都不欠映，什么都不悭吝，俺代表东京城站到这里来欢迎您老人家进城，祝您愉快，可千万不要给俺带来愁苦和灾难就好。”
陶醉于一切愉快，新鲜、热闹的事物，乐于为居民和客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享受，这是作为帝京、国都，过着一百多年“熙来攘往”的和平生活的东京城发展起来的特殊的性格。
作为一座城市的东京城有这种特殊的“城格”，而它的居民们，也发展着与此相适应的人生哲学。
东京人总是喜欢把各种色采鲜艳的油漆不断地往它身上涂刷，在没有铲去的老底子上涂上一层层新的，又在新底子上再涂上一层层更加新的漆。在光洁夺目的表面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旧的痕迹，因此显得更加绚丽多采。
东京城每天都在踵事增华。
新年春节的本身就是一种矞丽堂皇的橙黄油漆。
去年腊月中，朝廷又玩出了新花样，明令规定把预赏灯节的日期提前半个月，这也是一种投合人心的轻倩的绯红油漆。
而在春节中刚透露出来，几天中就已遐迩遍传，妇孺皆知的征辽消息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大红油漆。
东京人的生活方式虽是丰富多彩，变幻无穷，他们生活目标却很单纯。他们只追求官能上的快乐和刺激以及达到这个目的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热闹的节目就是他们的食料、饮料，点心和零食，如果没有这些食品来填满他们饥渴的精神胃口，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将要感到索然无味了。
使赵隆等十分惊异的事情是：在西北军事会议中那么激烈地争辩着的一场战争，在湄河边的小驿站中目击有人那么急如星火地传送出去的战争动员令，反映到东京人的生活中，满不是那回事。现在东京人都知道这场战争即将爆发了，但他们一点也不着忙，更谈不上什么紧张、兴奋，反而感到十分新奇和轻松。征鞍甫解的刘锜甚至觉得今天的东京比几年前，比他两个月前离开它的时候变得更加繁华，更加接近升平时期的颠峰，何况很少到东京来过的赵隆，更不必说从未来过的亸娘了。
东京人引以自豪的见多识广特别表现在他们对战争的无知上——在抽象领域中自命为最渊博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最无知。东京人夸耀他们在市场上看见过的各种加工装饰的武器甲马，他们看见过挎刀带剑的军官们在城门口进进出出，还有，他们在官家的卤簿中见识过连人带马都披上铠甲的所谓“具装甲骑”，据说合天下都没有这样精锐的骑兵部队，他们还在“讲史”场中听到说话人讲“三分”，讲“残唐五代”有关的战争故事。这些就是他们对于战争的全部知识了。东京的上层人物和绝大多数的中层居民并不真正明白。或者是不想认真弄明白战争究竟是什么。他们既没有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它，为它作出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也没有从消极的方面想过它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或将迫使他们改变什么？他们对于传闻得来的战争的消息，第一个敏捷的反应就是把它当作一件新鲜玩意儿，当作一个最新加添出来的娱乐节目，当作一种掺和在日常生活中醇冽可口的美酒嘉酿。总之，轻飘飘的东京人不可能持有与战争相适应的刚毅沉着的观念。如果说，他们中间也有少数人想得远些，想到战争不一定是那么轻松愉快，可能有一天会像个不速之客那样挑一担愁苦的礼物，登门前来拜访他们，那么它仍然也是遥远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到战争爆发，时间上还有几个月的余裕，从东京到前线，空间上还有一千多里地的距离，何必过早地、过逞地就为它操起心来？东京人对于时间、空间的概念，一向采取现实的态度，只限于此时和此地。
疯狂地掠夺、尽情地享受、毫无保留地消费、完全绝对地占有。只要今天的这一天过得舒服，那管它明天来的日子是甜酸辛苦？东京的上层人物就是用这样的浅见和短视、这样的豪奢和挥霍、这样的荒唐和无耻来制造和迎接自己的末日，使自己和追随者一起像雪球般地在战争的烈焰中溶化掉，并且祸延到中下层市民，使他们受到莫大的灾难。
这就是从现在到收复燕京（那是使他们的欢乐达到最高峰的日子）的一年多时间中东京人普遍存在着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
打从去年腊月开始，以州桥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几条最热闹、宽敞的大街，诸如天汉桥街、临汴大街，马行街、潘楼街，界身、桃花洞，炭巷等街道两侧都已搭起采棚露屋，作为临时商场，用来平衡市场上求过于供的拥挤现象。连宣德门外御街两侧的千步廊上也列满了这种临时商场。临时商场里面铺陈着冠子、幞头、衣衫、裙袄、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匹头以及鞍辔刀剑、动用家伙、书籍古董、时果腌腊，鲜鲊熟肴等各种档次的消费商品，达到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程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每天都挤得水泄不通。在这段时期中，顾客们甚至形成了一股风气，专喜欢在流动的摊铺中去选购货品。他们宁可舍弃百年老店，作成摊铺的交易，认为那里的货品更新鲜、时髦，连越陈越香的老酒和越古越吃价的古董也是从摊铺里买来的好。这样一来，使得久已脍炙人口的李和儿炒栗、王道人煎蜜、孙好手馒头、宋四嫂鱼羹、曹婆肉饼、薛家羊饭、赵文秀笔、潘谷墨、张家乳酪、李生菜小儿药铺等老店，不得不放下架子，随着大流在大相国寺、五岳观和其他庵庙寺院的两庑下租赁了摊铺，开设分店，应市买卖。就中潘谷墨店的掌拒又别出心裁地从老店里搬来苏东坡的赠诗和题跋，用个檀木框子，罩上碧纱，张挂在板壁上，以广招徕。惹得多少风雅之士都跑来欣赏东坡的墨宝、议论它的真伪，从一点一撇一划一钩的色泽光采中鉴定它是否用了潘谷墨，或者是别人的墨。苏东坡大约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墨迹已经产生了广告的效果。
在自由竞争中的高潮中，老牌子不济事了，做买卖的也要适应时势，别出心裁。
大相国寺是东京第一座大寺院，本京人称之为“相蓝”，不懂得这个简称，还是一板一眼地称之为“大相国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个外路来的乡巴佬。相蓝有相蓝的架势，平时每逢初八、十八、廿八以及初一、月半才向外开放一天，一个月内只开放五天。前年冬季，为了配合朝廷的新鲜玩意儿——预赏灯节，居然打破成规，逐日开放。相蓝在东京宗教界中一向居于领袖群伦的地位，它既然带头破例，一马当先，东京城郊大大小小的一百六十八所庵庙寺观也乐得跟进，每天大开方便之门，广结仙佛之缘。人们到这里来，不但要礼神拜佛，烧香求签，同时还忙着讲斤头、做生意，零买趸批，一应具全。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是为了看杂剧、听说话、赌博弈棋以及观看别人的看戏、博弈，人们的广泛活动，使得这些寺观真正成为东京社会中的宗教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当时全国各地著名的杂剧班子，每到腊月将届，就纷纷涌到东京来献艺。东京是一座“不收门票”的开放性的城市，凡是到这里来消费的人以及为消费者提供愉快和享乐的人一律被宣布为受欢迎的人。这些艺员们有的搬演杂剧、有的玩百耍杂技，有的讲史，有的卖唱，有的相扑，有的弄虫蚁等等。他们一个个来自三江五岳，都是身怀绝技，名播江湖。他们走遍了天下二十四路、二百三十八州、一千二百二十个县。今天好不容易挨到天子脚下，谁都想露一手儿，博得个名利双收。春节前后，他们暂且在寄寓的寺观里逐日就地献艺。其中出类拔萃的节目，到了正月初九以后，就要被选到灯市中心的“棘盆”去连续演出十天，直到灯市结束为止。开封府为了选拔节目，特派乐官孟子书（有人说孟子书是他的艺名，以专讲《孟子》一书中的诨话出名，后来以假代真，就成为他的真姓名）、张廷叟两个主管其事，而当时的开封府长官开封尹盛章本人也是这方面的行家，自然要参加选拔。所谓“棘盆”，就是在禁城口的宣德门外一片大广场上，临时用采缯色绢，芦席竹架围成的大剧场，容得几万观众，可算是演剧界的龙门。哪个节目被选上了，顿时声价十倍，成为事实上的国定节目。以后在外路演出时，就有权在一面两丈见方的锦旗上绣上一副金字对联：
今日江湖卖艺，人山人海。
当年棘盆献技，倾国倾城。
灯节前在寺观中的演出，实际上只是一种预演，含有互相竞赛的性质。江湖上最讲义气，哪个班子里发生了生老病死、衣食不给等意外事故，大家醵金募捐，演义务戏，十分卖劲。可是在竞赛性的演出上决不含糊，谁都要争这口气，争得在龙门榜上题名，谁也不让谁。他们竞争得越激烈、演出越卖力，就越加饱了观众的眼福，因此内行的观众更喜欢去看寺观中的预演。
亸娘刚到东京的几天，刘锜娘子实践了诺言，每天出来赏灯、逛庙会、看百戏。刘锜娘子不但热情地介绍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在这类事情上她几乎是无所不知的，并且坚决相信她感兴趣的一切也必然是亸娘感到兴趣的一切——她几乎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兴趣。
在最初的周旋中，她根本没有考虑到亸娘是否希望知道这些，是否对它感到兴趣？好像热情的主人摆出丰盛的宴席来招待客人，没有考虑到这些酒菜是否配合客人的胃口。
相蓝是不必说了，她好像是长期预订着座位的。可也不能忽略比较偏僻处所的寺观，譬如说，远在水西门口的醴泉观就是个例子。刘锜娘子指点亸娘道：在相蓝的演出甭说是好的了，可是醴泉观里却也常有出人意外、爆出冷门的节目。到相蓝去看戏，为的是“温故”，到醴泉观去是为了“尝新”。
她们到醴泉观先去东大院欣赏张金线夫妇演出的悬丝傀儡。张金线练就一套出神入化的指上功夫。他用十根丝线缚在每只手指上牵动着十只木雕傀儡，同时登场。依靠他的灵活的手势，傀儡们不但可以做出同样的、还可以做出各各不同的动作，竖蜻蜒，翻筋斗，扑打扭杀，样样都来，临到大轴戏上场，哑剧忽然变成歌舞剧，男脚色变成女脚色。他的浑家，外号“一条金”的一条金嗓子随着木偶的舞蹈动作抑扬顿挫地伴唱着。她有时唱得响遏行云，有时又轻微得像一缕幽泉在空谷中回旋呜咽。观众的心似乎也被他们用一根丝线悬起来了，上上下下地忐忑着，这才不愧叫做“男舞女歌，妇唱夫随，各擅一时胜场，共树千秋盛名”（这个戏班子刻在海报上的自我宣传）。
接着她们又去西大院看丁仪、瘦吉的“乔影戏”。影戏原是一种利用灯光设备演出的皮偶戏，是一种古老的剧种。丁仪、瘦吉，一肥一瘦的两位艺人推陈出新，首创发明让真人来扮演脚色，代替皮偶的演出。于是一块素幔上出现了亭亭玉立的李夫人和气象威武的汉武帝的影象，同时也出现了肥丁自己扮演的梨园界鼻祖李延年和瘦吉扮演的影剧界鼻祖李少君的影象。可惜他们找不到“一条金”那样的好嗓子为影剧配音，只能出之以哑剧的形式，是一种无声电影。但是银幕传神，栩栩如生，李夫人含颦凝睇，脉脉不语的神情和汉武帝立而望之，内心充满着“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的疑问，都宛庄目前，维妙维肖。无怪东京的观众为它拍掌叫绝。这种新品种，目前虽然还在试演的过程中，肯定不需多少时间，就会风靡天下。
外院连着一片广场搭起一座硕大无比的帐篷，都归“浑身眼”杂耍班使用。“浑身眼”是这个杂耍班的主要演员兼组织者和经理人。凭着他在江湖上饮誉二十年的声望，网罗了当时杂耍界所有的好手，使他这个班子在杂技界中高踞执牛耳的地位。
张七哥吞剑，麻猴子滑竿，董十七、赵七对舞砍刀蛮牌，还有一捻红走钢丝。据说前年春节中，她玩了个新花样，化妆成为仙女，在两所又高又大的住宅顶上系上钢丝，往来行走，还袅袅娜娜地走出各种身段和姿态，惹得人们真以为有这样一位仙女凌虚下凡了。所有这些脍炙人口的节目都是每场必上，每上就会哄动一时，使人百看不厌。
所有这些演员中，也许没有比“角抵李宝”更得人心，更受观众欢迎的了。李宝原是禁卫军步军司的士兵，早以角抵绝技闻名全军，三衙中没有他的对手，大家都称他为“小关索”，这个绰号是对他表示绝大的敬意。殿帅高俅也喜欢这个玩意儿，几番使人示意于他，只要在一场角抵中让他三分，就可提拔他当个教头，他都没有答理。一天，高俅喝醉了酒，当着许多权贵面前，定要跟他角斗。他不容情，一跤就跌翻了高俅。从此高俅对他恨之入骨，他在禁军中容不得身，索性到艺场上来卖艺。高俅三番两次寻他生事，当不得观众欢迎他，掩护他。风声紧了，他到外码头去兜个圈子，不久仍回东京来，照样有人礼聘他登台演出，把高俅气得个瞪眼吹胡子，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
对角抵一道深有研究的刘锜，虽是高俅的下属，却是李宝最有力的保护人。他曾经表示意见说：李宝有的是真才实学，不是江湖上骗人好看的勾当。刘锜娘子加上自己的意见，评论道：“李宝的玩意儿是实力加巧劲。”这个评语可能是中肯的。李宝每次上场都有禁卫军的官兵们冒着冒犯高太尉的风险，前去为他捧场，这还可以解释为军人们喜欢看角斗，相扑这一类的武技，奇怪的是不少太学生也十分欣赏他的演出，那是为什么呢？据刘锜娘子的分析：官兵们来看他的实力，文人们来看他的巧劲，这样把实力加巧劲的一个混合体截然分家，就不中情理了。人们不禁要问她自己又为什么这样欣赏李宝的角抵呢？她既不是军人，又不是文士，也不像丈夫那样对角抵一道有兴趣、有研究，她只不过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罢了！
其实不仅刘锜娘子，场子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妇孺老幼，他们也都不是文人武士，可也同样喜欢看他的演出，为他捧场、打气。他赢了对方，大伙儿发疯似地喝彩，偶而失手跌翻，大家叹息惋惜，仿佛丢失了心里的一件宝贝。对于李宝的角抵的癖好，在东京已形成为一种狂热。有一个潜在的原因，人们其实并不是喜欢这个节目，而是敬重他之为人。敬重他不肯在高太尉面前低头的那股刚劲儿，敬重他虽然每天都在高俅的罗织中，险象环生，他却仍然行若无事，并且常在插科打诨中有意挑动、激怒高俅的那副英雄气概，敬重他虽明知刘锜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是他的保护者，他对他们也并不格外另眼看待的那副丈夫意气。
群众憎恨权贵，敢于触犯权贵的人，就是群众心目中的英雄。由于人们尊敬他的为人，连带也喜欢上他的节目了，只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完全明确地意识到这个。
以上这些演出都博得观众的欣赏和赞叹，可是具有最大吸引力的还是台柱子“浑身眼”自己演出的飞刀绝技。浑身眼凭着他特殊设计的一套行头，在镶着金边的黑缎底子的短靠和扎脚裤上绣着几十对闪闪发光的火眼金睛，成为他本人的绝好标志。
浑身眼一天只演出一场，出场前先有四名徒弟分别站定在场于四角，抚弄着八把扎了红绸子的明晃晃、寒飕飕的厚背薄刃柳叶飞刀。他们各自摆好架势，单等师傅出场，刚在中心点站定，八把飞刀就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向师傅身上飞来。浑身眼张开了浑身的眼睛，用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有的正确和速度，先伸出双手接住最先从正面飞到的两把刀子，立刻侧转身子，翻过刀背，把第三、四把刀子敲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锵铿声，接着又掷去手里的刀，同时用两腋夹住从背后飞来的第五、六把刀，稍微偏一偏头，躲过擦耳根飞来的第七把刀，然后转过身子，张开大口，一下就咬住劈面飞来的最后一把刀。飞刀是用纯钢铸就的，浑身眼的牙齿好像是用更高级的、经过百炼百淬的优质锋钢铸造的，飞刀一经他的牙齿咬住，就像落网的鸟儿一样，只有发抖、挣扎的分儿。
紧接着，他以意料不到的神速的动作，把腋下夹着的两把刀子交叉着换到自己手里，只听得刀环叮当，红光飞处，两把飞刀闪电般地向徒弟的头上飞去。两个徒弟急忙歪头缩颈地躲闪，飞刀好像有灵性一样，偏偏向他们躲闪的一边飞来。只听得“嚓”“嚓”两声，两把刀子恰巧钉在他们靠背站着的木柱上，距离头顶只有毫发之差。
“险呀，险呀！这一刀稍微低些，就把徒弟的眼睛戳瞎了！”
“险呀，险呀！那一刀稍微偏些，就飞进人丛，把观众们误伤了！”
但是这些动作都是在观众来不及说句话、来不及喘口气、甚至来不及眨一眨眼睫毛的瞬刻中完成的。这些杞人忧天的议论都是事后的议论。刘锜娘子虽然泼天大胆，在浑身眼表演的过程中，也不禁闭上眼睛，同时推推亸娘，要她照样紧闭眼睛，仿佛这样做了，就可以防止不测，免得飞刀飞上自己头上来的危险。然后在她们还没睁开眼睛以前，听到一阵震天撼地的叫喊声、喝彩声、鼓掌声，人们大幅度地摆动着身体，怪声叫好，几乎要把这座扎缚得十分牢固的帐篷喝垮、鼓塌了。等到她们张开眼睛时，只见浑身眼嘴里仍然衔着那把飞刀，满面含笑，罗圈向三面的观众唱肥诺、道谢。
这时，场子中间忽然涌出十多个执事人抬着大筐箩，一一向观众们收戏钱。当时的剧团还没有进化到按座次发售门票的制度：当时的观众也没有聪明到看完白戏拍拍屁股就溜之大吉的文明程度。他们彼此间成立了“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要看戏就得化钱”的默契。观众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慷慨程度以及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阔绰的虚荣心慷慨解囊，随缘乐助。有的摸出一文钱，有的摸出十多文钱，有的掏出大把钱，铿然有声地丢进箩筐里，执事人员一律唱诺道谢。
刘锜娘子是老主顾，是剧团收费的主要对象。红演员一捻红托着一张盘子亲自跑到她面前来。刘锜娘子既不吝惜，也不特别炫耀，她按照老主顾的身份，而不是按照她丈夫的身份、地位，从绢包里掏出一两的小银锭，轻轻塞进一捻红的手里。一捻红会意地笑笑，行个屈膝礼走开。
东京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在街坊、庙会、摊铺、剧场中打发日子。他们一年到头，都有许多闲工夫，而到了节日，就更像一锅滚水似地沸腾起来。
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到相蓝摊铺上挑购旧书旧画的，固然有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夫妇等风雅之士，但主要还是老百姓。那些惊心动魄的杂剧节目，基本上是投居民们之所好，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胃口、爱恶而设计、编导和演出的。居民们带着欢乐、兴奋以及唯恐它们将在霎那间演毕散场的害怕心理，欣赏这些节目。他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赏灯，逛庙会。东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浮糜的、轻佻的生活方式。社会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能创造出各种生活方式来让各种人适应。
东京一般居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在道义上谴责、在理智上反对、在感情上深恶痛绝当时的达官贵人，而在事实上却跟踪着达官贵人的脚步，不自觉地，一天天地堕入无以自拔的泥坑中去。一直要到东京的末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那个罪恶的阶层为他们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惜为时已晚，他们不得不成为它的牺牲品、殉葬品，跟它一起落进地狱。
东京居民们的悲剧是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层城市居民无法避免的悲剧，可是在串演那出悲剧时，却出之以喜剧的形式，上场的角色们都自认为正在演出一出喜剧，这才是更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