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低等动物并非人类的不成熟类型，因此人类的胚胎不可能重演地球上生物的历史。冯·贝尔的确认识到，他的体系动摇了各种进步思想赖以成立的阶层体系自然观。进步论者曾经提出，存在着一个贯穿所有类型和物种、直到人类的清晰的阶层体系。在居维叶的分类学中的确含有这种所谓连续性观点，它得到了平行律的证实，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人类胚胎发育的最后阶段比最初阶段“高等”。而这时冯·贝尔则表明，这种努力试图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阶层体系观会误导人。通过衡量人类与不同生物之间的相似程度，不可能确定组织等级。人类只是诸多胚胎特化产物中的一种，与其他类型不同，但不一定优越。冯·贝尔仍然相信在复杂的自然类型的图景中存在一个目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不能接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尽管如此，有人可能还会认为，冯·贝尔的系统在为现代进化论的可能出现提供世界观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从根本上摧毁了线性的存在巨大链条的概念，冯·贝尔补充了居维叶的工作，并为后来趋异进化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冯·贝尔的分支发展概念是不是为理解化石记录中的生命史提供了更好的模型？W·B ·卡朋特（Carpenter，1851）最早按照这种思想提出了一些设想，理查德·欧文沿着这个思路作了进一步的探索（Ospovat，1976，1981）。在英国博物学家当中，欧文受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最深。不过他将动物界统一起来的尝试使他与旧的线性模式决裂了，他提出了一种可塑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与冯·贝尔的发展概念并不矛盾。在欧文看来，不能通过以其他动物与人类作比较，而是要通过探讨生命类型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才有可能证明自然计划的合理性。他探讨可以用模型来表示的所有生命类型、至少是所有脊椎动物依据的“原型”或基本的计划。原型是理念化的最简单生命结构类型的观点，原型的观念使解剖学家剥去了真正的生物所具有的所有特化器官来看生物。在德国浪漫主义的鼎盛时期，歌德探讨过植物的原型，并猜测过自然发展的可能性（Wells，1967）。在法国，热弗鲁瓦·圣提莱尔反对过居维叶的实用分类学，热弗鲁瓦提出生物之间的相似性具有先验的意义（Saint Hilaire ，1818-22；I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1847；Cahn，1962；Bourdier，1969；Ap pel，1987）。现在欧文又根据自己的解剖学实践捍卫同样的研究路径。
图16.平行律与冯·贝尔定律
按照平行律（左图），胚胎生长的阶段对应于设想中动物纲上升直至人的构造线性序列。这些线代表了沿着同样等级平行发展的不同胚胎的生长，不过相应的低等动物纲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就结束了。在冯·贝尔的发育律中（右图），不存在线性的序列。所有的无脊椎动物胚胎的开始点相同，但是正是由于不同纲中的分化，它们分出不同的生长路径。在目、属和种中，存在着相应的进一步分支化。人并不是动物发展的顶点，鱼和爬行动物并非只是人类的不成熟发育阶段。如果界定一个纲比另一个纲“高等”，那只是意味着其胚胎发育阶段进一步超越了更简单的发育阶段，如同这里所画的更长的哺乳动物线所显示的那样。
欧文在《脊椎动物骨骼的原型与同源性》（Owen，1848）中描述了他将最简单脊椎动物类型理念化的观点，他提出一种想象的生物具有本质类型本质，而不具备任何生物所具有的特异性变化。他以这种方式试图强调类型之间先验统一原理的实质，统一性存在于客观实在的最深处，而不是物质世界的表象中。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对唯心论无聊的引申，因为这种思路帮助欧文形成了重要的同源概念。他认识到，要仔细区分开他所称作的“同功”与“同源”。同功是指在不同的动物中不同的结构碰巧具有相似的功能。这种表面的相似适应对于分类来说没有意义，因为它们并不是由于结构的相同。相反，同源是指不同的生物的同一结构具有不同的用途。因此在蝙蝠的翼和鲸的鳍状肢中存在着与人的手上的骨骼几乎相同的对应部分。尽管人手、蝙蝠翼和鲸的鳍状肢的功能不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真正的关联，表明这三种动物都属于同一个纲，哺乳动物纲。
在欧文看来，许多差异的类型可以通过同源联系起来，整个类型通过原型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出特创计划的内在统一。在《论肢的性质》（Owen，1849）一书中，他将唯心主义与英国的自然神学传统结合了起来，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加精致的关于设计论据的观点。佩利的追随者分别研究每一种类型，以求发现结构对功能的适应，好作为证明上帝仁慈的证据。而这时欧文却指出，虽然适应的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脊椎动物来说，这些结构是建立在同一结构计划上的。他坚持认为，这种根本的统一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这肯定表明造物主是理性的，他力图向我们证明他创造的是一个逻辑的图景（Bowler，1977a）。
欧文对同源的理解使他能够接受分支发展的概念，反对线性发展的思想。同源就是同样基本计划的不同表现，因此不一定要援引线性的、直至人类的阶层体系。为什么要在鲸和蝙蝠中区分出高等和低等，难道仅仅因为一个适应水中的生活另一个适应空中的生活？于是，对于冯·贝尔提出的胚胎发育是沿着不同方向的特化过程的观点，欧文可以认识到其中的含义。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他自然联想到利用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探讨化石记录中所显现的趋势。生命历史所经历的最重要过程恐怕不是贯穿各个动物纲的线性上升，而是每一个纲内的类型自其开始因为寻找不同的适应可能所发生的分支过程（Bowler，1976a；Ospovat，1976，1981；Desmond，1982）。
欧文这时已经认识到特化的程度，而佩利的追随者则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努力要表明每一个物种都同样证明了上帝的完美创造。一个动物纲的有些成员高度特化，适应很窄的生命方式，而有些成员的结构则不太特化，适应的生命方式也更宽泛。欧文具有丰富的化石经验，使得他能够发现化石记录中的任何动物纲的早期成员通常具有不太特化的结构。在动物纲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向着“更高”成员的线性序列，而是通向不同发展路径的辐射图景，每一个路径都导致特化程度的提高（Owen，1851，1860）。动物纲的历史与我们根据冯·贝尔系统所描述的该纲现代成员胚胎发育相比，具有类似的图景。动物纲的发展无需单一的目标，只需具备进步的“特化”，这种观点与旧的以人为中心的先验论不一样。
1860年，欧文不得不承认他关于特化的工作支持了达尔文新近发表的自然选择学说，按照这个学说，根据适应的驱动力，可以预期在化石记录中会存在同样的图景。然而欧文并不接受自然选择学说，而且他写过措辞严厉的批评《物种起源》的评论，以致于史学家将他看作进化论的突出反对者。欧文观点的真正地位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显然，他早期致力于攻击转变观，因为那些观点显然含有唯物主义（Desmond，1985）。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认识到，神的计划的展示过程中有可能经过了含有转变的自然过程（MacLeod，1965；E.Richards，1987；相反的观点见Brooke，1977）。早在1849年，他在《论肢的性质》一书中就提到过新的生命类型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原因”或“法则”。这意味着他已经抛弃了神奇创世的观点，并且把上帝视为自然中一些力量和原因的化身。生命历史的趋势代表了神的自然计划的展示，所以，“创世法则”中可能蕴涵了造物主的智慧和远见。利用随机变异和选择无法解释自然中存在的这种创造性的定向力量，因此达尔文的学说根本说不过去。尽管欧文和达尔文在对化石记录的看法表面上相似，但是欧文的“原因”是自然中主动力量的唯心主义概念根本不同于达尔文的自然主义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选择机制。
均一论原理
我们所讨论的所有理论都基于生物随着时间发展这一基本前提上。无论发展是由特创计划的先天进步引起的，还是仅仅由于相应地球历史上物理环境变化的结果，但是通过脊椎动物纲的依次引入，发展的过程还是清晰地表现出一定的方向性。正是对曾经流行的方向论概念的挑战，在19世纪30年代引发了地质学中热烈的争论。赖尔为了坚持建立在逐渐变化基础上的“均一论”方法，发现有必要恢复赫顿早期提出的稳态世界观。赖尔强调渐变，认为那是基于观察到的原因，他抨击了剧变的观点，因而人们赞誉他建立了现代地质学的基石。现代最积极倡导这种观点的人（Wilson，1967，1969，1972，1980）指出，近代一些史学家对剧变论“恢复名誉”的努力做过了头。赖尔利用尽可能观察到的原因的做法显然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所有的剧变论者太经常地倾向于引用过去的奇迹作为原因，而不是努力寻找自然的解释。然而现代的地质学家却无法相信和接受稳态观。赖尔的方法对达尔文同样有很大的影响，不过现代的进化论中却依然包含了赖尔的反对者提出的发展概念。均一论原理无疑是19世纪科学的重大发展，但是一些关于赖尔的现代文献表明，我们在评价他的影响时要非常谨慎（Hooykaas，1957，1959，1966；Cannon，1960a，1961b；Rudwick，1970，1971；Fox，ed.，1976）。
赖尔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苏格兰家庭，最初学习的是法律。在19世纪20年代，他开始对地质学感兴趣，而且反对布克兰极端的洪水论。到了20年代末，他的经验使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均一论学说。当时乔治·波莱特·斯科罗普关于火山的著作（Scrope，1827；Rudwick，1974a）具有重要的影响。斯科罗普不是一位均一论者，因为他接受地球冷却学说，但是他在反驳洪水论者时，采用了“现实论”的立场。现实论宣称，我们依据从地球现在状态中可以观察到的原因，足以解释地球过去的历史。按照这种观点的一种极端说法，只需观察到的现在强度的原因，就足够了，这是均一论的基本方法。斯科罗普发现，法国中部的一些（现在已经死寂）火山，在很长时间，像现在的一些火山一样，偶尔会喷发。更重要的是，火山熔岩的流动已经留下了证据，表明山下的山谷受到过逐渐的侵蚀——而不是像洪水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受过巨大波涛的突然侵蚀。当然这种火山侵蚀需要大量的时间，而赖尔从斯科罗普那里所学到的正是这点：如果日常的原因能够长时间起作用的话，那么就能造成巨大的影响。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赖尔来到了西西里，研究埃特纳火山。他在那里发现了证据，经过长时间小规模的侵蚀，逐渐形成了巨大的火山锥形体，而这种侵蚀在历史时间中没有记录。整个锥形体的结构一定很古老；而埃特纳火山所在的沉积岩，按照地质标准看，则属于年代比较近的，因为其中所含的化石软体动物与现在生活在地中海的软体动物几乎相同。在这个岛屿的其他地方，同一底层已经隆起为一些山丘。明确了这座火山的年代后，赖尔得出结论，由于普通的地震，而不是由于单一的、剧烈的造山运动，这些隆起的山丘已经消失了。而且假如这些只是最近的沉积岩，整个地质记录所跨越的时间一定长的超出人们的想象。如果能想到这一步，那么对于那些曾经用作大规模地质变化原因的剧变事件，就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赖尔确信这种观点站的住脚后，会到英国，开始撰写他的经典著作《地质学原理》（Lyell，1830-33）。
赖尔有意地改革了地质学的科学方法论（Laudan，1982）。《地质学原理》一书中充满了详细的论据，表明建立在可观察原因基础上的假说，比起那些建立在剧变基础上的假说，能更好地解释现象。在这部书的导言中，赖尔说明了他探讨地质史的真正目的。在这里，他认定他的研究方法是科学地质学的必然目的，因而也是唯一真正研究地球的科学途径。由于没有根据那些在今天可以观察到的原因去进行猜想，地质学一直停滞不前，而赖尔认为剧变论是依然存在的解释地球过去时援引超自然事件的元凶。这很不公正，因为，事实上剧变论者提出了根据地球冷却学说的很自然的机制。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剧变论者会赞赏赖尔出色地表明利用地震和侵蚀如何解释现在地表的特征，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将自然的变化人为地限制在人类相对较短的历史中所观察到强度内。所有人都承认自然法则的均一性原理是清除超自然观点的手段，但是赖尔错误地认为，利用同样的原理就可以解释决定地表的复杂作用。地质动因与物理规律不一样。因为地质动因还受某一时期地球特定的结构的控制。自然规律并不变化，但是受这些规律控制的力量在地球结构中可能会引起不同的变化，而且将会引起地球活动的水平发生变化，如地球冷却假说所表明的那样。
如果我们充分把握赖尔方法论的含义，我们就会知道均一论与剧变论争议的关键所在。曾经被认为是地质学中唯一真正的科学的途径，却要求一种与剧变论的方向论完全相反的稳态世界观作前提。如果这种极端的现实主义方法是可用的，我们必然会提出，在地壳任何部分法相的岩石都位于与今天的环境条件相同的底层中。赖尔捍卫这种观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出一种可以覆盖地质学家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时间的稳态图景。即使那些所能研究的最古老的岩石也一定是在与今天的环境相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这种观点意味着地球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一定要把地球当作一个自我调解的系统，在所有的时间里能都保持绝对不变，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意义。
赖尔通过提出在创造力和毁坏力的完美平衡下地球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复活了赫顿的稳态系统。陆地表面由于风吹雨打和水流不断冲刷产生的侵蚀，形成了沉积物，当这些沉积物在湖底或洋底固化后，便形成了新的地层。地震是一种额外的力量，使得山脉和新的干涸陆地隆起，取代了那些由于侵蚀而降低的地表，这样通过时间的流逝，保持了一种完美的平衡。赖尔是一神论教徒，而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在他看来，这种不含历史因素的世界观，比起方向论的观点，能更好地证明造物主的力量和仁慈。通过祛除《圣经》创世故事中所认定的始端观点，那么就可以把造物主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工匠，他会设计出一个自我保持的系统，整个系统可以一直作为生物的生居场所。
稳态的理论并不意味地球在地球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完全一样，只不过任何变化都具有循环的特征，即变化只是在中间值上下的波动。赖尔准备接受阿道夫·布隆尼亚尔从古植物学中得到的证据，这个证据表明，在石炭纪时，整个地球都是热带气候；但这只是暂时的情况，并不表明地球一直从原初的熔化状态冷却下来。均一论者所指的变化类型是能够轻易产生气候波动的变化，因为地质力可以改变陆地和海洋的相对位置，但不能改变二者的实际比例（Ospovat，1977；Lawrence，1978）。假如某一时期整个大陆碰巧集中在赤道周围，那么比起大陆均匀地分布在极地与赤道之间，世界的整个气候要热得多。陆地位置的不断变动会导致气候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会按照一定的方向积累。
史学家就什么是赖尔的基本观点的看法上一直存在着争议：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论，还是稳态的宇宙论。当然，在他的著作中，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赖尔感到真是需要通过更加坚定地采用可以观察到的原因来使革新地质学。如果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意图，那么就会认为他并没有坚持稳态的世界观，他只不过采用稳态的世界观作为奠定他的方法论基础的唯一方式。他的稳态世界观并不认为在与今天的环境不同的情况下，地球上不可能发生生命的起源，只不过认为猜测地球的早期状况不会有什么成果，因此认真的科学家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然而，一定要强调，在赖尔的系统中，有些部分似乎更坚持稳态的宇宙论，其中也含有真正的不含历史因素的自然观。
赖尔设想，是地球中心的热力导致了新的山脉和干燥陆地的隆起。然而，他似乎完全忘记了地球冷却学说的逻辑：热的地球一定会向空间散发热能，因此地球便冷却下来。假如地球现在是热的，那么它在过去一定更热，除非你能假设存在一种能源可以补充地球内部的热量，从而与冷却的趋势达到平衡。这种能源应该是持久地起作用，但是赖尔当然想不出地球不停运动的机制。因此根据冷却法则和热力动力学原理就可以攻击他的系统。从这个角度批评他的系统的观点姗姗来迟，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热力动力学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到了19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868年，开尔文勋爵对稳态系统进行了攻击，这种攻击虽然来的迟了一些，但是有效（Burchfield，1975）。开尔文指出，还不知道有什么机制能保证不断地为地球补充新的能源，是行星就必定会冷却。他试图估算出要经过多长时间地球才能从最初的熔化状态达到它现在的状态。赖尔没有尽什么努力利用他的系统提供有关地质时间跨度的坚实依据，但是按照开尔文的估计，地球的历史短得不足以通过逐渐变化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结果，这样便动摇了均一论的方法论本身。
一些著名的剧变论者一直反对赖尔的均一论，而这时他们的立场得到了支持。在19世纪后期，大多数地质学家认清了开尔文论点的逻辑，他们再一次将地球的历史压缩到很短的时限内。的确，开尔文论点的逻辑是站的住脚的，因而证明了赖尔稳态假说的武断。现在的科学家都不承认地球会无限地保持与今天相同的同样状态。开尔文的结论只是事实依据错了：他极大地低估了地球的年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有一种因素能够保证真正长期提供新的能源。在20世纪早期，发现一些因素的放射性能够保持地球中心的热量，并能使地球保持几十亿年的稳定。自那时起，地质学家再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设想缓慢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起作用。
赖尔的均一论终于又复活了，并成为现代地质学中的范式。20世纪在对地球的认识上，与19世纪地质学家的看法相比，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Hallam，1973.1983；Wood，1985）。旧的理论只认识到地壳的垂直运动，但是现代地质学家已经证实地球发生过巨大的水平运动。板块构造理论证实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猜想，至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地质学家还认为这个猜想是滑稽可笑的。据认为，这样大规模的地壳运动当然是非常缓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维护了均一论，当然，在内容上这种均一论与赖尔原先提出的均一论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的理论限制了用稳态变化模式说明过去的范围。我们现在相信大陆乃至地球都有起源阶段，而且那时的环境条件与近期的地质环境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甚至可以估计出地球起源的时间（45亿年前），赖尔会认为这么遥远的过去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赖尔的稳态观在研究生命史中的应用。对于剧变论者来说，生命向着人的进步式发展最清楚地表明地球并非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他们相信这种进步一定表征了地球物理条件的一种不可逆的发展。因此赖尔有必要拿出对化石证据的另一种解释，以符合他提出的不存在这种定向趋势的观点。他从两个方面发起了进攻。他一方面指出，他的气候波动变化理论也可以解释不同时期动植物的变化。石炭纪的确可能是热带气候时期，地球上布满了沼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造物主可能认定主要由爬行动物组成的动物群要比哺乳动物占主导的动物群更适合。因此“爬行动物时代”也许是环境条件暂时性波动的结果，并非整个进步序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来也许爬行动物时代还会重现，那时地球的大陆再现了与爬行动物时代类似的环境条件（Rudwick，1975）！
另一方面，他对于支持进步观的化石证据提出质疑。赖尔指出，至少在所谓的爬行动物时代，在曾经是动物生活的中心地带，发现了少量哺乳动物化石。在曾经首次发现过斑龙的同一鲕粒石床中，发现了原始的、opposumlike哺乳动物。在经历了一场争论后，这个证据被大致接受了，并且明确在爬行动物时代至少存在着少数哺乳动物。因此赖尔可以提出，就像他的气候变化理论所预见的那样，只存在两种动物纲之间比例的变化，不存在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的绝对进步。如果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确定在鱼类的时代没有少数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生存？化石记录的缺失使得赖尔的这种观点无法得到证实或反驳，因为赖尔可能会提出在那些尚未探索过的地方有望找到证据。因此他率先提出了化石记录不能完全表现生命历史以及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无法发现历史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虽然赖尔夸大了化石缺失的程度，但是他所提出的合理观点对于解释连续变化缺乏证据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达尔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赖尔的论点。
按照赖尔的稳态的生命史观，所有动物纲，无论高等还是低等，至少有少数，存在于每一个地质时期。当初，一些新的证据似乎这种过激的观点。不断挖掘出中生代的哺乳动物，而且在古生代早期的地层中也发现了爬行动物。1851年，赖尔在伦敦地质学会的讲演中还能够捍卫他的观点，但是除了中生代的哺乳动物，他的其他得意证据已经被证实是由于错误的鉴定所致。1863年，赖尔不得不承认错了，他开始接受进步是一个因素，可以使达尔文正在传播的新的进化论具有意义。
赖尔热心承认的一个进步阶段是人类的首次出现。他的宗教信仰使得他根本无法接受我们的精神特征可能只是来自于冷冰冰的物质世界（Bartholomew，1973）。因此有必要将人类的出现视为近代具有独特特征的事件。赖尔并不情愿将人类的出现贬低为只是动物进步的最后阶段，他认为，从体质上看，我们人类不一定是最高等的生命形式，我们的优越之处体现在我们具有心智和道德能力，而不体现在我们的身体结构上。他通过否定一般的进步思想，又可以加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鸿沟，因为如果在早期阶段没有真正的进展，那么就不可能将人类的最终出现与生命史的早期阶段联系起来。
赖尔对这个问题很在意，因为他否定了剧变的存在，进而也否定了那种明显捍卫通过直接的创世作用产生所有新物种的观点。剧变论者假定，继大规模的灭绝之后，新物种的大量产生只能是超自然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赖尔的系统中不存在剧变，因此灭绝并没有成为正常自然过程的组成部分。随着环境条件的逐渐变化，物种会迁往他乡，或者，如果有地理障碍的话，随着物种逐渐地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物种慢慢地灭绝。在一个稳态系统中，随时都会发生这样的灭绝。
从哪里来的新物种才能取代灭绝的物种呢？如果灭绝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么就要求不时地创造出替代物种。有人认为，地质学中的均一论迫切需要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如果物理条件缓慢地变化，为什么不能设想至少有一些物种能够发生相应的改变？这正是达尔文得出的结论，在这种结论的引导下，达尔文寻找出建立在自然原因基础上的机制，以此来解释生物变化的过程。但是赖尔则沿着不同的道路来运用他的现实主义方法。他在经过了仔细的考察后，否定了他所知道的一种自然转变理论，拉马克的理论。所有来自于家养动植物变种的证据表明，即使人为地增强，自然原因也只能产生有限的变化。从现存物种中不能观察到进化现象，因而也不应该设想在过去发生过大规模的进化。结果，赖尔解释了传统的观念：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细微平衡的结构，这种平衡不能遭到重大的干扰（笔记，Lyell，1970；C oleman，1962）。为了冲破这一障碍，达尔文不得不提出（赖尔在地质学中也持这种观点），自然过程非常缓慢，以致于我们在有生之年无法观察到任何明显的变化。
赖尔自己在新物种起源的看法上，借用了前达尔文时期典型的、非常含混不清的创世思想。当然，他将连续性引入到创世过程中，提出在规则的自然进程中，新物种的出现是渐次的。1836年，他在给天文学家J·F·W·赫歇尔勋爵的信中宣称，他支持在新物种的起源中存在“中间原因”（K.M.Lyell，1981，I，p.467）。这个意思是说，存在着类似法则的过程，这种过程不同于“第一因”——即造物主——的直接干扰。然而赖尔已经认定自然原因不能使物种发生改变，此外，他确信每一物种对其生居环境的适应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和仁慈。按照现代的话说，赖尔的观点表明他在脚踩两只船：新物种的创造不是一个奇迹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又是明显的具体设计的结果。赖尔显然已经暗示，造物主已经将自己的力量注入到自然界中，虽然这些力量会表现在一系列与一般的自然法则无关的不连续事件中，但是即使他不直接干涉，自然界也会满足他的愿望。在今天看来，像“创世法则”这种含糊不清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19世纪中期希望不通过奇迹来解释物种起源的许多博物学家看来，却是必须持有的观点。
按照赖尔的观点，人类的出现超出了创造新物种的特殊力量所及的范围。但是因为这时创造新物种的过程已经被视为规则而渐次的自然过程，因此如果再结合进步特创计划的思想，就会有潜在的危险。那些不愿意将人类与动物联系在一起的人，可能会把连续性与进步的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一种系统，其中人类只是不断进步的最后阶段，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创造产物。赖尔的立场安然无恙，因为他否认了进步，在我们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因为已经明确，连续创造过程的目的地并不是人类。相反，剧变论者承认进步，但是否认在创世系列中存在连续性。因为无法指责任何一方暗示人类就是最高等的动物，这样就能够以温和的方式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质疑赖尔背离正统信仰的行径。不过，到了19世纪40年代，阿加西唯心主义进步观开始传播了人类是进步最后目标的观点。阿加西本人坚持生物的上升是不连续的观点，而且他认为独立的创造发生在任何层次。在连续性与进步因素结合之前，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消除了人类是独特的观点，而这正是赖尔所害怕的。
创造的痕迹
这部综合了连续性与进步观且引起很大争论的书的作者是罗伯特·钱伯斯，他是爱丁堡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合伙人。钱伯斯对于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感到专业科学家过于沉湎于细节，根本不能得出真正综合的理论。他试图进行一次庞大的综合，其中包括整个地质学、博物学和道德科学。最终，他找到了进行这种综合的钥匙，他就是相信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在向着更高等的状态进步，在生物学中，他认为这种进步就是生物的转变。1844年，钱伯斯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了《自然创造史的痕迹》，其中就含有他的系统。这部书算不上是科学论著，但是销路很好，而且人们对于该书的作者作出了种种猜测。为了反击一些人的攻击，钱伯斯对该书作出重大的修改，并且写了一部续集《解释》。整个事件使得以人类为进化目的的基本思想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早15年（Lovejoy，1959c；Millhauser，1959；Yeo，1984）。
虽然钱伯斯的书传播了基本的进化思想，但是他提出的进化过程如何发生的概念无论如何不是达尔文主义的先声（Hodge，1972）。达尔文提供了一个基于自然原因的机制来解释物种如何适应变化的环境。钱伯斯试图根据包容一切的进步概念将整个自然哲学联系起来，而在生物学中他却退回到含糊的创造法则观点上。按照他的描绘，宇宙径直向着预定的目标发展，并且符合造物主确立的法则。他在书的开头，从星云假说的角度解释了地球的起源（Ogilvie，1975），籍此，他进入了主题：发展是自然法则的结果。事实上，在那些倡导发展的进化模型的19世纪思想家手里，星云假说是一个有力的工具（Numbers，1977）。然后，钱伯斯提出，地球的物理环境随着时间发生稳定的变化。他显然并不赞成赖尔的稳态宇宙论。然而，与剧变论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他的方向论转换成宣称地球经历过重大剧变的震荡。为了倡导逐渐进化的观点，他设想环境条件是逐渐变化的，并从赖尔那里采纳了连续变化（而不是不变）的思想。
［钱伯斯认为］甚至最初生命的出现都是纯粹的自然过程。钱伯斯恢复了古老的自然发生思想，他还引用了一些早就没人相信的实验作证据，其中有一个实验，一些小昆虫看起来像是由于电的作用产生的。按照进步法则，必须存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可以从非生物产生出生物。因为他的这种观点，同时代的多数人把他看作唯物论者，而且希望就势把他指控为宣称废黜造物主在自然中作用的无神论者。这种指控难以成立，虽然钱伯斯关于设计的论点的看法不太正统。钱伯斯认为，存在这从最简单的生物向着更高等的生物的进步，而通过对钱伯斯解释的研究发现，他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神的计划逐渐展示的过程。
化石记录揭示出生命的逐渐进步。钱伯斯用他的书的第三章论述古生物学，他的描述带有一种倾向，使得生物的发展进可能地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他提出，每一个纲中最先出现的是最低等的类型（即那些与更早出现的纲相关的类型），逐渐地产生出最高等的类型（即那些与即将出现的纲相关的类型）。最早的原始脊椎动物是鱼类，表皮含有甲壳，体内有一个由软骨而不是真骨构成的脊柱。这表明了鱼类与进化成鱼类的无脊椎动物之间的关联。爬行动物的的地质史不太清楚，因而不能很好地用这个图景来套，但是最早的哺乳动物则是中生代原始的有袋类（赖尔对此很感兴趣），而哺乳动物最终上升为最高等的类型：人类。通过设想在地质记录存在很多不完备之处，钱伯斯提出生命史表现出一种逐渐进步的趋势，其中每一种新类型经过小的变化由略低等的类型进化而来。
这种生命史的图景基于已知每一地质记录中的高等类型呈现出一个序列，而且是一个通向人类的线性图景。这很像阿加西的唯心主义系统，不同的是，钱伯斯认为，整个过程是一个明显的渐变过程。生命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直至预定的目标，当然，钱伯斯猜想，除了通向人类之外，还通向比人更高的类型。在论述W·S·麦克利分类的“循环”系统的整个章节中，也体现了钱伯斯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份，麦克利的系统试图表明，自然界几乎是按照数学规则建立的。钱伯斯将适应问题搁置起来，详细解释了将所有生命类型连接成一个揭示出随着时间创世的理性计划的统一原理。
钱伯斯首先关注的是向着更高类型的上升，因而留下了大量未决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仍然生活着这么多形式各异的高等和低等的生物？达尔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进化描绘成一个分支的过程，不存在一个中心的进步主干；但是钱伯斯却沉湎于线性进步，他在书的第一版中甚至没有涉及到多样性问题。在后来的几版中，他承认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发展路线，但是他却没有将这种发展路线描绘成分支歧化的过程，他设想这些路线是以不同的速度，沿着同样的阶层等级平行发展的。于是他设想出一些奇怪的进化联系，尤其是他这时已经坚持认为动物纲中的每一条发展路线开始时一定是“低等”的水生类型。例如，据认为狗来源于海豹，这种看法对于现代进化论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钱伯斯像阿加西一样，将自己的生命史观点建立在与平行律描述的胚胎发育类比的基础上。他相信人的胚胎在达到哺乳动物阶段以及最终成为人之前，相继经历了鱼类和爬行动物的阶段。他认为可以在化石记录中看到定向进步过程的影像。然而与阿加西不同的是，钱伯斯认为，两个发展领域之间不止是符号的联系，而且具有实质性的关联。生命的历史像胚胎的生长一样，是一个连续的进步过程，实际上，生命的历史是经过胚胎生长过程的扩展，展示出进步的。具有特定层次组织的物种都有自然的妊娠期，在这期间，胚胎沿着发育的等级发展到某一合适点。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延长胚胎的生长过程，胚胎就会略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出生时就会像另一个更高物种中的成员。因此进化的过程含有一系列妊娠期的略微延长，每一次延长都使生命沿着复杂性的等级更进了一步。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胚胎生长过程和整个生命史中都存在阶层体现的图景。
在钱伯斯看来，转变是可以导致新物种突然出现的一些显著事件。物种的变化并不是由于微小变异的逐渐积累所致。事实上，尽管有这样的变异存在，物种的遗传不变，直至胚胎的生长延长到使得新一代的成员成为另一种高等类型。钱伯斯暗示，外界条件可能会催化这些突然的突变，然而，这些变化显然并非是对新的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回应。关键的问题是：在不断延长的妊娠期中，是什么指导着胚胎的生长？没有人提出自然的指导力量是什么，从而使得我们设想变化也许是预定的。在这个宇宙中或许只有一种组织的阶层体现，因此进化的每一步一定揭示出计划中一个以上的时期。因为对于为什么存在这种线性图景，没有人拿的出自然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将钱伯斯的理论视为是对设计论点的一种贡献。从一开始造物主就制定好了规则的自然发展计划。钱伯斯与阿加西的主要分歧在于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将计划的展示看成一系列奇迹的过程一个理性的上帝的确不会介入创世的所有琐细事物——这里应该有一只昆虫，那里应该有一个蠕虫，等等。假使我们承认他确立了影响自然的手段，而不是通过不断地监督管理，来满足他的意愿，那么我们对于他的图景不会更加赞赏吗？
图17.钱伯斯的线性发展系统
按照达尔文的体系，所有的哺乳动物，无论是现存的还是灭绝的，都来自一种（或顶多少数几种）爬行动物祖先。相反，按照钱伯斯的体系，哺乳动物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哺乳动物中包括了一系列分别的线系，而且这些线系在发展程度上处于几乎一样的构造水平上。这种思想与拉马克的进步概念比较相似，只不过钱伯斯并不清楚为什么有些线系的发展落后于其他线系。钱伯斯并不承认根据不同的适应趋向便可以解释生命习性的多样性。相反，他固守自己的基本等级观点，简单地认为水生哺乳动物类型更原始，是发展阶梯上先出现的类型。而没有解释水生哺乳动物怎么来自于爬行动物的。
如果进化真是设计好了的过程，那么上帝在宇宙中所确立的指导力量的性质是什么？钱伯斯有时暗示，可以认为这种力量控制着日常的自然过程，例如，他引用过一个流行的迷信，假如将燕麦种在地里并使其过冬，来年就可以生长出裸麦。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意味着这种建设性力量是不可观察的。在转变过程中，有更高级的力量介入，并且产生出在一般观察基础上无法预见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遵循了造物主的意愿，于是人们便会将“机制”仅仅当作一系列不明显的奇迹。然而，钱伯斯却提出，应当将这类时间的建立当作在自然界建立的“更高级”法则的显示，而且，这种法则能够随时干涉我们日常所观察到的法则。
在查尔斯·巴贝奇非正式的《布里吉沃特论集九》（Babbage，1838）中，有对这个问题的权威论述，钱伯斯详细引述了巴贝奇的看法。巴贝奇早就提出，表象上的奇迹事实上可能是一些更高法则的产物，而不是纯粹的超自然作用。巴贝奇发明过现代计算机的前身——“计算机器”，并且提到他可以设定这种机器，使它的运行根据预定计划变化。上帝可能确实在宇宙中建立了这种预定图景，从而使得日常的自然法则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这样在观察因果关系的人看来像是奇迹出现，钱伯斯提到的一系列转变很适合这样的解释；通过个体的作用使之彼此适应，从而产生出一个合理的图景。钱伯斯采纳了巴贝奇的观点，转而将上帝视为伟大的程序员，他在宇宙中建立了进步的法则，通过一系列诸如生殖等日常法则的变化，便能显示出进步。科学家无法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只能看到整个图景，并将其称之为“进步的法则”，但是科学家无法理解程序已定的机制本身。
既然《自然创造史的痕迹》只不过提出了一种猜想，认为造物主是通过一些神奇的发展法则而不是通过奇迹起作用，那么这种观点应该被当时的一些刻板的思想家所接受。但是钱伯斯拒绝隐瞒这种猜想的进一步含义，从而遭到多数同代人的憎恨。因为，既然创世的法则是进步的，那么人类就应该是进步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动物界中最高等的产物。钱伯斯明目张胆地提出，人类的特征并不是来源于他的精神特性，所以人与动物是有联系的，人类来源于进化过程中正在发展的特性的扩展。人类并不位于自然法则之上，因为他也是受法则控制的宇宙产物和成员。他之所以有出众的智力，是脑量增加的结果，是动物组织普通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了提出脑是思维的器官，钱伯斯利用了“骨相学”的思想，骨相学在19世纪早期很流行（Young，1970a，Cooter，1985）。像乔治·库姆这样的骨相学家就曾提出，脑决定了思维，而且有可能研究出脑的哪个部分决定了哪中心智特征。到了世纪年代，骨相学的系统已经退化成一种猜谜游戏，一个人的特征是根据他的颅骨的表面凸起来描述的，这种方法根据错误的假设，即认为凸起表示相应部分的脑发育良好。尽管如此，钱伯斯还是利用骨相学的基本概念证明他的人与动物相关的唯物主义含义。
《自然创造史的痕迹》一书销路很好，向很多人传播了作者的异端学说，但是科学界和宗教界却对这部书普遍持有异议。许多杂志上都发表了评论，贬斥这部书中粗糙的唯物主义，试图在这部书动摇宗教和社会规则的基础之前，就扼杀它。塞治威克在《爱丁堡评论》（Sedgwick，1845）上发表了一篇长达85页的批评文章，宣称需要保护“我们娴淑的少女和主妇”，使她们免受这种邪恶思想的毒害。已经在其《旧红砂岩》一书中向“发展假说”发出过挑战的修·米勒，在《创造的足迹》（Miller，新版，1861）中，否定了这一新近出现的异端观点。人类的地位显然是真正的障碍。甚至米勒也宣称，他可能会接受上帝通过法则而不是奇迹起作用的观点，前提是这种观点并非一定导致将人与动物联系起来。人类一定是独特的造物，任何旨在颠覆人类特殊地位的理论自然是真正宗教的敌人。
《自然创造史的痕迹》的第一版很容易受到攻讦，因为书中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而且过于简单，但是对于进化论的历史来说，反对这部书的科学论点所依据的严肃观点却有着重要的意义。钱伯斯为了创立他的连续发展图景，极大地歪曲了19世纪40年代所知的化石记录。反对他人指出，表现出的生命进步是不连续的，给人的印象是新的动物纲是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出现的。并不存在新纲中最初成员从略低等纲进化所经历的中间阶段的迹象。组织层次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突然跳跃，至少有一些特殊的创造力在起作用。史学家有时将这种观点视为宗教狂妄的产物，好象一旦生命史的基本脉络清楚了，每个人都显然应该知道整个进步中间的空缺是由于地质记录不完备。但是，这样看待当时的情况是过于简单化了（Bowler ，1976a）。今天化石记录中也存在着很多空缺，现代的特创论者当然因此而欣喜，但是这种化石记录的不连续在19世纪40年代并不显得突出，而反对《自然创造史的痕迹》的人只需描述一下他们所知的化石记录不完备这个事实，以便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达尔文仔细注意了塞治威克的攻击，因为他的攻击指出了转变论据中的弱点（Egerton，1970b）。后来成为达尔文主要支持者的T·H·赫胥黎针对《自然创造史的痕迹》后来的一个版本写了一篇批评性的评论（Huxley，1854），他反对了模糊的“创造法则”的观点，但是也指出了化石记录中存在的困难。化石记录确实不连续，这并不是自然神学家想象的产物。
到了19世纪50年代，随着新的化石的发现，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部分是由于化石证据的结果，虽然还没有人公开提出转变的观点，但是创世可能是连续过程的观点得到了普及。我们已经提到，到了1849年，理查德·欧文写下了发展法则连续起作用的观点。牛津大学的几何学教授、著名的科学与宗教评论家巴登·鲍威尔嘲笑了奇妙特创的思想，并且倡导按照法则的发展观点是对造物主力量的最好说明（Powell，1855）。连续发展有可能成立的观点，作为反对唯心主义哲学、要求更现实地理解自然，在德国也站住了脚（Lovejoy，1959d ；Temkin，1959）。然而人们仍然不接受人类也是进化的，但是这时公众已经广泛地知道了发展受类似法则的东西控制，而且科学界也越来越接受这种观点。
然而，这时在生命史中已经认出了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钱伯斯根据平行律，基于过时的线性发展模式，率先提出了转变的思想，但是古生物学家开始发现，新的发现并不符合线性模式。可能要去发现其他新的法则才能描述这时在化石记录中所观察到的复杂趋势。我们已经论述过，欧文采纳了冯·贝尔的特化概念作为生命史的模型。在德国，著名古生物学家H·G·布劳恩也提出过类似的解释（Bronn，1858；英文节译本，1859）。根据这种新的思路，生命的发展是一个分支化的过程，每条线系都经过了特化，以适应环境。因此没有哪个现代类型可以被当作整个过程的目的，看不出特创计划是一个和谐的图景。
人们也许会轻易地将这些发展看成是为达尔文主义铺垫了道路。从某一点上说，他们的所为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务必不要认为达尔文主义“唾手可得”，会在19世纪50年代的普通科学活动中露出头脚。这时还没有哪个著名的人物愿意承认逐渐发展的可能性，更不用说是经过某种形式的转变，转变的思想超越了过去的系列特创的思想。许多学识渊博的博物学家已经认识到，发展的图景是复杂和分支状的，而且没有固定的目的。而多数人则持有着共同的信念，认为特创法则揭示出造物主的目的。特创法则的模糊观点非常适合人们持续接受的来自设计的论点，没有人担心特创法则的观点未能详细说明生命是如何进化的。这正是达尔文所攻击的态度。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试图利用日常自然法则的盲目作用来解释适应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抛弃了宇宙发展的最终产物是某种拟人化力量控制的结果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的出版在科学界和一般公众当中引起轰动的原因。这部书提出了一种全新水平的唯物主义，动摇了自然神学的大厦，这座大厦曾经受过敲击，但是从未受过严重的轰击。
现在我们转而研究达尔文对这个问题的不同以往的新的研究途径。但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应该自问，是否我们这种安排人为地强调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发现所起的作用（Bowler，1988）。许多情况下，人们是从钱伯斯已经普及了的发展世界观的角度来解释《物种起源》的。无论这种发展模型是线性的还是分支状的，许多博物学家仍然认为，具有目的性的个体生物的发展，对于理解地球上生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正如我们在讨论后达尔文时期争论时将要看到的那样（第七—九章），即使在达尔文使科学界转而接受转变论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思想依然存在。因此有可能认为，达尔文理论的出版激发了而不是纠正了非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思想。他的激进的见解预先提出了现代进化论者所使用的一些概念，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这些见解被普遍偏爱目的论发展模型的人所淹没。
《物种起源》促使许多科学家相信进化论，因为该书打破了防碍发展观进一步细化的障碍所造成的僵局。在达尔文之前努力建立的逐渐发展理论或受法则控制的发展理论都逃避了一个物种怎么能够突然地转变成另一个物种这一关键的问题。保守的思想家支持“依照法则的特创”这种模糊不清的思想，而像赫胥黎这样的激进人士则认为根据能够接受的自然转变理论——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理论，看不出未来的迹象。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拉马克主义，以支持他的社会进化论，但是重要的是，他并不能使生物学家对社会进化论感兴趣。如果要使科学家在自然发展的哲学上取得共识，就需要创造一些新的思想。达尔文的理论就是这种新创造的思想，从而使得赫胥黎等激进分子也承认自然进化完全是可能的——即使他们并不能完全真正接受达尔文整个的唯物主义观点。
因此有可能将“达尔文主义革命”重新解释成主要是在浓厚的非达尔文主义概念传统中使人们转而信奉进化论。在我们试图分析选择学说的起源时，我们很容易忽视达尔文之前与之后进步论的延续。按照19世纪后期许多否定自然选择的博物学家的看法，“现代”的达尔文思想只不过是令人不快的启迪，促使他们接受发展的进化模型，以便保持自然是经过设计要实现一个有意义的目的的传统观点。达尔文远未使人们相信唯物论的世界观，他只不过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钱伯斯、斯宾塞及其他达尔文之前的思想家率先提出的发展的世界观。只是到了孟德尔的遗传学摧毁了这种发展模型之后，达尔文理论中基本成分才获得广泛接受，达尔文曾经试图击毁这种发展模型，但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