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家经常将“达尔文革命”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视为历史上的同样重要的事件，在这种事件中，一种科学理论引起了整个文化价值的改变。在上述两种情况中，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的重要方面都被全新的解释取代了。按照中世纪的宇宙观，地球是按等级排列的宇宙的中心，宇宙延伸到完美的天堂，延伸到上帝的住所。因为物质的宇宙是人类精神戏剧的舞台，在那里上演着人类的创造、衰落和赎救，所以人类居住的地方只有位于宇宙的中心才说的过去，而且这样也符合一般人认为的天堂环绕静止地球的看法。相反，哥白尼却提出地球只不过是距太阳第三远的、围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虽然他打算借助这种观点来说明宇宙的和谐，他的后继者却认识到，通过打破地球与天际的界限，哥白尼已经建立起一种新的、非阶层体系的、由恒定的动力学法则控制的宇宙模型。人类并不在万物的中心；人类只是一颗行星上的居民，而这颗行星则环绕一颗不久才被视为是普通的、在广袤的天际围绕恒星运行的行星。也许天际依然昭示上帝的光辉，但是人们再也难以相信天际的存在只是为了人类的目的。然而人们可能依然相信人类的独特性体现在人类的精神上。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类依然保持着独特性，体现在他有能力感受到他之存在的道德困境。他依然是世界的主人，他的特征显然有助于他成为创世中的尤物，成为“存在链条”上的最高环节，存在链条将所有生物连接成一个自然的等级序列。看起来用自然过程无法解释像人类这样规则的生命系统，无法解释人类本身的精神构成。《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在6天之内创造了万物，人则是最后创造出来的。达尔文革命这一事件——实际上早在达尔文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动摇了所谓人类具有天赋优越性的传统观念。地质学家在研究岩石时发现，《圣经·创世纪》中对地质史的解释并不对。在人类出现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许多与今天已知的生物截然不同的奇妙生物。难道是《圣经》的解释中忽视了自然力创造的这么多生物？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难道人类本身不过是自然的产物，不是什么尤物，只是高级的猿？哥白尼使人类离开了宇宙的中心位置，而达尔文的理论则要求重新解释在创世中我们人类的精神角色。
如果不是已经出现过对于传统观念的愤懑，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变化。1632年对伽利略的审判表明了天主教教会的决心。不过，在这个案例中反对哥白尼天文学的一方不久便销声匿迹，1700年以后，没有什么人再真正反对新宇宙学了。然而，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在鼓励人们去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对于那些接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解释，即承认《圣经》中描述的故事千真万确的人来说，进化论就是最具颠覆性的无神论观点。1925年，类似的原教旨主义在田纳西州制造出恶名昭彰的“巴特勒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还是这股浪潮，导致了对托马斯·斯科普斯的“猴子审判案”，因为他违反禁令，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而接下来的公众的愤怒，使这次阻挠进化论传播的企图破产了。但是，特创论者现在又向达尔文主义发出挑战，他们坚持认为，就是从科学的角度看，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是合理的，并主张学校应给予他们一定的时间，长度像讲授进化论一样，允许他们讲授特创论。无论科学特创论的观点多么冠冕堂皇，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却是阻挠被他们视为无神论的达尔文主义潮流。显然，达尔文革命尚未成功。
当代特创论者的热情很容易使我们忘记科学与宗教之间并非总是争斗的关系（Barbou r，1966，1968；Peacocke，1980；Russell，1973)。相反，科学家们通常是努力确保他们的观点符合某种宗教信仰的形式。甚至有人认为基督教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Jaki，1978a）。智慧的上帝建立的宇宙对于具有智力的人来说是规则的这一信念，可能促进了科学的自然法则概念的发展。符合基督教本质的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观可能为建立进化概念奠定了基础。有一些宗教思想家确实接受了生物进化的理论。一旦《圣经》故事被视作关于创世目的的启示，而非历史如何发生的细节，那么就可以认为进化是过程，而目的由神定（Teilhard de Chardin，1959)。有些科学家对在生物进化中可以看到一种精神的目的表示怀疑；但对于思想家来说，正是由于进化中含有精神的目的性，才使得进化的思想如此激动人心。
那些根本不打算在进化中寻找出宗教含义的科学家们则认为，进化论是客观研究自然活动的产物，其中不包涵道德和精神的价值。科学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但是没过几百年，现代科学的兴起表明西方人摆脱了古代迷信的藩篱。一旦人们决定即使对于人类的起源也要用理性来分析的话，必然要得出进化的观点。当然，将科学视为对知识的纯客观探讨的信念有其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价值。特创论者可能会对将人还原为受自然力控制的动物——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唯物论哲学产生出这种结论——所引发的结果提出异议。其他的批判者大概会认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领域，我们看到科学的理论是个人竞争政策的衍生物，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个人之间的竞争就成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Montagu，1952；Young，1971b)。可以将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看作要么是对传统的神圣目的性宇宙概念的阐释，要么是另一种哲学的根源，而这种哲学的某些成份在我们的社会早已存在。无论在那种情况中，显尔易见的是，不仅科学理论本身有着广泛的含义，而且科学方法的所谓客观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广涵哲学中的组成部分。进化论因为直接涉及到人类的性质，所以它关注的便是知识与价值的关系这类基本的问题，而正是知识与价值的关系决定了科学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进化论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在开始学习进化论史之前，必须理清一些观点，这样可以确立一个框架，使我们理解现代进化论的兴起。首先，我们必须可以认清区分现代进化论与传统宗教自然观的整个问题范畴，我们必须能够看出传统观念的某些方面可以保持下来，甚至被一些进化研究得出的观念所加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是复杂的，进化思想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延展，而每一种思想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最后，我们必须更加密切地关注历史学家在他们探讨科学进化论兴起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那些产生于哲学和意识形态争论中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中，一方是将科学正常地视为是对知识的客观研究，而另一方，作为批评者，则认为科学思想本身具有价值取向。
旧与新的世界观
进化理论只是几百年前所开始的对地球过去重新研究中的一个组成。早在达尔文探索新物种起源问题之前，地质学家和宇宙学家通过设想地球、乃至整个宇宙长期以来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向中世纪基督教的世界观发出挑战。只有在这种物理宇宙是演变的新观念氛围中，才有可能设想生物也许也在发生自然的变化。现代科学观的本质是，自然界（包括宇宙、地质和生物）的所有特征可以解释为自然力长期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本框架中，我们可以区分出所挑战的传统世界观的一些基本问题。
时间尺度的扩展
按照传统的观念，宇宙的历史并不太长，6天的创世发生在几千年前。在17世纪，詹姆斯·厄谢尔主教试图通过将《圣经》中记载的祖先追溯到亚当来计算创世的时间，他认为创世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剑桥大学的副校长约翰·莱特弗特声称创造人类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9点。现代特创论者没有再精确地确定创世的时间，但他们依然认为地球是在几千年前形成的。依照现代科学的标准，这种估计太苍白；地质学和宇宙学现在已经将地球的历史推延为40-45亿年。随着地质学家对地表变化程度了解的加深，地球历史的时限在逐渐向前推。不断有人努力限定地质学理论所要求的额外时间，但是到了达尔文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一般都不怀疑地球的历史至少是上百万年。（只有到了20世纪，特创论者才反对地球历史悠久的看法。）由于地质学家发现人类产生于地质史上较近的时期，使人类的历史及史前史在地球历史的时间长河中所占的时间比例大为减少，并使地球历史悠久的看法变得更合理。
变化宇宙的概念
传统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止的观念。上帝在6天创造的世界，包括动植物和人类本身，至今仍未发生过变化。现代特创论者认为有些地质构造可能为挪亚洪水所淹没，但他们认为生物自创世以来保持不变。传统的观点认为，至少生物界不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自然力只能维持上帝最初创造的形态——自然力本身不具创造力。这种设想并非纯粹是研究《圣经》的专家推断出来的，而是来自基督教与中世纪哲学的综合，中世纪哲学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而使人们相信物种具有典型的形态，这种形态通过生殖过程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去。从原始的类型直到人的自然阶层形式，即“存在链条”，代表了完整和绝对固定不变的创世方案。相反，现代的观点则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中，有些变化过程当然非常缓慢，以致于我们难以察觉。地质学教导我们，地球本身发生了大量的变化，化石记录显示，一系列灭绝的群体可以构成进化的序列。
放弃设计的思想
特创论者的意图不仅要维护超自然的力量在物种起源中的作用，而且要倡导每一种生命形态都是由创造者设计的信念。直到19世纪早期，在博物学家中间还非常流行经典形式的“来自设计的论据”，特定生物形式的复杂性及其恰当的适应方式被用来作为证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和直接证据。单凭大自然绝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结构；因为只有引用神的干涉才是对于生命存在的合理解释。这种将自然形态和结构的发展只是解释为符合目的的观念在今天被称作“目的论”。当代进化论的要旨就是，无需借助超自然的目的，就可以解释现存生物的结构。达尔文设想出自然选择的机制，以表明凭借日常的自然力，生物就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无需认为预先确定的目的决定了生物变化的过程。现代生物学家认为，甚至在最基本的层次，即生物产生于非生物物质的过程，也是自然的。这是一个“化学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更复杂的物理结构最终具备了生命的特征。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不依据《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来自设计的论据”也可以存在。许多19世纪的古生物学家都认为，新物种的起源是超自然的过程，他们援引来自设计的论据，只不过他们相信新形态的产生发生在地球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人可能提出更为精致的看法，认为造物主试图使现存的地球结构呈现出创造宇宙时的原初形态。按照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的解释，地球是广延在空间的物质以自然的方式形成的——然而却是上帝创造了最初的广延和控制物质活动的法则，上帝还清楚地预见到终极结构，因而可以说，是上帝设计了物质进化过程本身。甚至达尔文也接受是上帝创建生命进化基本定律的概念，只不过达尔文被迫承认真实发生的生命进化细节不是神能预见的。真正的问题是自然选择，在一个“生存斗争”的宇宙中“适者生存”，这听起来太不像一个仁慈的上帝在确定造物结果时所能选择的机制。
放弃奇迹
《创世纪》的创世故事显然意味着要相信上帝不仅设计了宇宙中的万物，而且在控制万物的形成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圣经》中的奇迹概念并非要确定造物主在最初创世中的作用，而是表明上帝的干预无时不在，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我们注意到，为了与这种看法相呼应，早期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情愿承认在每一个地质时期的开始，都存在上帝的干预，他们依此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然而，生物进化论就是要抛弃任何对世界进行超自然干预的看法，因为生物进化论提出仅凭自然力本身就足以创造出新物种。在达尔文及其追随者看来，只有接受“自然论”的策略，才能科学地探讨物种起源的问题。只有当自然解释无法使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令人满意的假说时，超自然的解释才会有吸引力。奇迹被定义为断然违反正常的自然法则，利用科学的方法无法研究奇异。在解释世界上一些结构的起源时承认奇迹的发生，就是被迫承认有些现象我们无法理解，除非我们接受超自然启示的观点。
放弃超自然观点的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放弃上帝设计的观点。前面提到的机械论哲学除了涉及到宇宙初始的状况时，不再需要援引超自然的动因，但是，机械论哲学通过设想是造物了创造出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创造出我们观察到的万物，进而保留了上帝设计的观点。这种机械论的看法将宇宙比作一个巨大的钟表，“钟表匠上帝”造就了这个钟表，并使其准确地朝着既定目标运转。按照这种观点，上帝一俟完成了创世，就不再会介入，这种宗教哲学叫做“自然神论”。相反，许多宗教思想家都相信上帝肯定无时不介入到宇宙中，这种哲学叫做“自然神论”。甚至有人或许认为自然法则之所以连续不断地在起作用，只是因为自然法则符合上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中，不太容易清楚地区分开自然法则和奇迹，因为二者都是神威的体现，一方在连续不断的起作用，另一方则不定时地进行干扰。19世纪的一些生物学家曾试图提出一定存在着特殊的“创世法则”，上帝利用这一法则不断地决定着生命的发展，因为这种法则中包涵了神的预见性。对于达尔文来说，这种法则比奇迹更糟，因为它允许非机械的超自然力量不断地干涉自然的正常运作。要使科学能够成立，就必须承认自然法则，承认只有以机械论的方式在起作用的自然法则是唯一的控制因素，承认是过去（而不是未来）以正常的因果律的形式控制着现在。援引上帝的预见来解释进化的趋向，无异于要科学家放弃探讨自然原因的责任，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去相信奇迹的存在。
将人类纳入自然序列
《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创世中最后的产物，是上帝想象的产物，而且人类被赋予了统治其他自然物的权力。基督教强调了人类的优越性，提出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的生命物体中被赋予了灵魂。人类立于自然之上，而不是居于自然之中。进化论则强调人类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性状发达状况可能远远超越其他物种，但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生物建立了联系，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突然引入全新的因素。对于那些希望无论在人类的天性中是否看到明确的精神成份但仍强调人类具有更高等特征的人来说，进化论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能不能不将我们的道德和伦理信念解释为自然进化的结果？或者是否因为道德和伦理信念的存在，至少表明自然造成了一种有能力超越仅为生存斗争的生灵？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带来不幸影响，就是相信因为它认为人类的所有性状都是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当社会生物学按照自然选择解释明显的利他行为时，又引发了类似的问题——难道这意味着可以按同样的方式分析人吗？不仅宗教思想家，而且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反对只根据生物学来解释人类天性的尝试，他们坚持认为人类的性状决定了人类可以进行更高层次的活动。承认人类与动物之间具有进化联系并保持人类生命中具有精神成份的唯一可能方式就是将进化理解为精神的和物质的进步过程。这样，人类就成了宇宙趋向更高层次变化的最终产物，于是科学曾经竭力祛除的自然中存在目的的看法又被重新引入了进来。
变化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进化思想本身，那样的话对于那些更广义问题的复杂性便会看得更清楚一些。只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进化观念作为统一的概念来讨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进化”主要意味着相信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的结构是通过一系列自然变化形成的。一旦我们剖析这一基本的论点，我们便会认识到，人们会设想这些变化的发生会经过许多不同的途径。事实上，不断有科学家在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自然变化概念，只有经过一定的争论，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几百年以来，地质学家在确定造成地表状况事件的基本性质上，就存在不同的看法，现代的大陆漂移理论几十年前才提出来。至于生物如何进化，生物学家也提出了许多设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仅是其中可能的一种。自20世纪30年代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遗传学综合以后，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现在又遇到了第一线生物学工作者的挑战。要想理解已经提出来的解释地球及地球上生物发展的诸多理论，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框架。
就是“进化”这个词，我们在这里也要慎重使用，因为进化一词曾经有不同的含义（Bowler，1975)。拉丁文evolutio的意思是展开，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在生物学中，“进化”一词最早的用法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子宫中胚胎的生长是地球上生命发展一般历程的缩影。早期的许多胚胎学家相信，胚胎的生长就是预先存在的完整的微型生物的扩展，这种完整的微型生物在受精卵中就已经存在。这一性状的发展过程比较符合拉丁文原义，但是与人们普遍想象的进步式进化过程不太一样。到了1800年，这种“预成论”已经声名狼藉，人们将胚胎的“进化”视为有目标的过程，其中复杂的结构由不定型的物质构成。这种观点与现代的进化思想很贴切，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以胚胎的生长作模型，人们会留下一种印象，以为生命结构具备了一种向着预定方向发展的固定模式。使用“进化”一词说明地球上生命时，也带有类似的含义，因为19世纪许多博物学家认为胚胎重演着生物上升到创世顶峰——人的历程。
经过赫伯特·斯宾塞的努力，进步进化论的含义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保留了下来，正是由于斯宾塞所做的大量普及性工作，使“进化”一词具有了现代的含义。斯宾塞倡导一种宇宙进步体系，其中包括生命向着更高形式的必然进化。尽管达尔文本人很少使用“进化”这个词，但是他的理论还是被标识为“进化论”；而且多数人依然认为进化实质上就是进步的过程。达尔文和斯宾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使进化的概念超越了胚胎学的范畴，因为他们相信进化过程没有目标限制，不认为进化的过程直接通向诸如人类这种单一的目标。斯宾塞一直坚持认为进化必定要走向更高的组织水平，因而他引入了更成熟的进步概念。但是达尔文对这种进步观则表示怀疑，因为他感到很难确定生物学的进步概念。现在看起来，流行的进化就是进步的观念在两个方面不太充分。这种观点是模糊的，因为我们或者是将进步定义为向着预定目标的运动，或者根据一般复杂性的上升水平来定义进步。这种观念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有些进化解释中只涉及变异，并不带有任何的进步形式。
在我们尝试描述任何特定的关于进化机制的理论细节之前，我们显然必须一下有关自然起作用途径设想的一些基本差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77a）在尝试区分这些基本差异时，提出可以依据三对具有基本差异的选择来评估任何进化理论。根据任何一对选择，我们可以确定一种进化理论的特征，并且可以揭示出科学家在建构现代进化论过程中争论的最关键问题。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哪几种选择的组合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界最近争论的依然是我们曾经认为已经大致解决了的基本问题。甚至今天，我们依然在争论进化理论中的“永恒比喻”。
稳态还是发展
即使你承认地球及地球上生物的详细性状可能发生过变化，并不足以确定你的立场。我们依然要问，这些变化是否能积累，经过长时间以后，积累的变化能否产生出全新的状态。如果设想变化是微小的，以及这种方式的变化会彼此销蚀，那么依然有可能认为，经过很长时间后，整个图景大致保持不变。这就是一种“稳态”理论，许多年前，这种理论在宇宙学中就很流行。“发展”的理论认为，积累的变化所产生的状态与变化过程开始时的状态明显不同。发展的本质在于，变化中蕴涵着方向性，伊始的状态与结束时的状态截然不同，不仅仅是在一个中间状态的波动性变化。
宇宙学中的“大爆炸”理论与“稳态”理论之间的差别表明了这一点。大爆炸理论将观察到的宇宙的扩展解释为上百亿年前巨大的爆炸引起的物质离去。这是一种真正的发展：自“宇宙核”爆炸后，不断积累的变化导致星云的形成和星云之间的彼此远离。相反，稳态理论认为，新星云的形成与旧星云扩展的速度完全一样，正好抵销旧星云的扩展。这样，一个宇宙内的观察者在任何时间〖HTSS〗可以精确地看到物质的密度是一样的。星云的产生与星云的消失彼此抵销，因而，星云的平均分布仍然保持不变。变化的是细节，而不是整个图景。在这种体系中，探讨宇宙的开始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无限的时间里，基本的图景保持不变。
地质学中也发生过类似宇宙学中的争论。大多数的地质理论看起来都像是发展观：它们都认为地球起源于某一时刻，地球最初的状态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有很大的差别。“地球冷却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学说认为，地球这颗行星最初是热的、熔化的星团，这个星团渐渐地冷却，形成了固体状的外壳。这样一种理论会预想到，根据火山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缓，地球的变化也会减少。然而也有人按照稳态的观念来探讨地球的历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查尔斯·赖尔的“均一论”地质学，这个理论对达尔文有很大的影响。赖尔认为，陆地由于侵蚀而导致的消失，被通过地震产生的新陆地的隆起而精确地抵销了。因此，虽然某一大陆出现又消失，但是海洋与陆地的相对比例却保持不变。赖尔坚持认为，地球的最终起源问题不属于地质学的范畴，这是一种典型的稳态观。
在生物学中，任何坚持认为生物向着“更高”生命形式（随其界定）进步的进化论显然都属于发展观。但是，并不一定要相信地球上生命的历史是进步的才属于发展的观点。为了坚持均一论，赖尔认为，即使是更高的生命形态，也存在于整个地质时期，只不过为了回应环境的波动，在接替存在的群体中发生了生命形态的周期性变化。他的反对者则认为，化石记录揭示出从最简单的生命到人类的进步发展，他们所确立的这种发展依然是通常人们对于进化论的设想。达尔文接受了赖尔的地质学，因此认为不存在导致生命向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进化的外在〖HTSS〗力量（当然这种方向性也是存在的，例如，生命不得不适应逐渐冷却的地球〕。达尔文虽然怀疑可以确定什么是生物学上的进步，但是他和公众一样，在感情上相信现代的生命形态比其最早的祖先要发达。然而，自然选择学说的真正功能是表明生物适应变化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导致方向性的变化趋向，那么生物的适应就是非进步式的变化。达尔文作出了妥协，他认为进步是进化的副产品，是长期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向，不影响发展的路径。其他形式的生物学方向论也有存在的可能，包括认为在接替的群体中可以发现多样性水平的提高。
进化受内部控制与进化受外部控制
上文的最后一段中隐含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控制生物进化的力量存在于生命内部，因而生物的发展沿着由物种本性决定的途径？还是生物的进化是对外部环境挑战的回应，进化与否取决于生物面临环境挑战时的易变程度？按照大多数明确强调生物内部控制生物进化的理论，预先确定的目标决定了生物发展的趋向。那些相信进化的过程中存在某种目的形式的人，或那些相信存在着某种图景将所有创世阶段连接为一个统一体的人，自然愿意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很有可能设想出由内在的生物学力量相当自然地预先确定了进化的趋向，但是这种力量实际上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也许并不符合环境的要求。相反，达尔文却认为，并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因为每一个物种顶多只能对环境的不断变化所发出的挑战作出回应。无论向哪个方向进化，都是这样的回应，除非物种不能很快地发生变化，从而灭绝。因此，适应是进化的唯一驱动力，而且在某种程度每一个物种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途径也许是偶然性的事。在进化中大概不存在规则性，不存在朝向一定目标的预定趋势。进化成为一种完全无限制的过程，因为进化不经历固定的路径。
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这一点常被作为重要的标准来区分不同的地质学和关于生命发展的理论。在连续性的过程中，变化是逐渐的，通过积累每天微小的差异，变化经历了很长时间。不连续性则指幕式的突然变化，届时，相对稳定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并被某些截然不同的情况所取代。这是理解赖尔的均一论与相对的“剧变论”之间区别的老套子。赖尔坚持认为，曾经在过去影响地表的唯一力量就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得到的力量，包括火山活动和地震（在地质学中，这些都是不起眼的，但是从人类的角度看，则是灾难性的）。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这些微小的变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一座山脊的消失与隆起。然而，作为对立派的剧变论者却坚持认为，利用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力量不足以解释像山脊消失和隆起这样剧烈的事件。山脊一定是由于剧烈的变化隆起的，其剧烈程度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地震。这些剧变被视为间断的标志，我们从而将地球的历史划分为地质史上的不同时期。地球冷却说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事件可能比现在的事件剧烈，有些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这种方向论的成份过去实际上代表了剧变论体系更本质的方面。
再看一下生物学，可以将特创论视为一种不连续变化的理论，因为每一种新物种是分别设计的，与以前存在的形态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特创论者认为这种奇妙的序列与某种完整的计划或图景相连，那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超自然事件的独特性，这样就会使物种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达尔文的理论却坚定不移地倡导连续性变化，因为自然选择通过慢慢地积累群体中个体的微小变异来起作用。这样在进化中不可能有突然的间断性，不存在“间断”或“跳跃”。然而仍有可能倡导有关物种起源的一种不连续理论；最好的例子就是雨果·德弗里斯在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提出来的“突变论”。按照这个理论，通过遗传变异可以突然产生新的物种，因为遗传变异产生出大量与亲本截然不同的个体。现代的自然选择遗传理论仍然认为突变是变异的原材料，但是已经表明这些突变融入到群体中；但是突变在融入到群体的过程中使群体的变异表现出连续性，则正符合达尔文的设想。但是少数现代生物学家一再提出不连续的进化观，其中既有符合又有背离达尔文框架的观点。因此争论仍在继续。
达尔文通过引入连续进化的观点，促使博物学家重新考虑传统的物种定义。最初，物种被视为特征明显的、不变的实体，物种由关键的性状来确定，通过这些特征可以自动划归类似的个体。这种观点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按照这种哲学，物种被认为是一种比构成它的个体更深层的存在。确定物种本质的是理念化的形式或结构，而不是任何一代个体的表面性状。这种概念很适合物种是造物主设计的信念，根据这种信念，造物主通过确保个体生物的变化不能超越严格的界限来保证物种的持久不变。当达尔文设想进化通过个体之间微小差异的积累进行时，他是在向这种物种的理念论挑战（Mayr，1964)。也有可能将进化论的兴起视作一个更为普遍的从根本上动摇类型化物种概念过程的组成部分(Mayr，1982)。相对立的群体思想则将物种看成由相互配育的个体组成的类群，其中的个体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存在理想的、永恒不变的结构，如果个体的平均构成造成群体的变化，那么这个物种本身也就变了。
历史学的问题
因为在对于达尔文革命的看法上充斥了争议，所以不乏尝试分析达尔文革命的起源和影响的书籍。1959年是《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这期间出版了大量有关进化论历史的书籍。其中有三本是通论性的，由劳伦·艾斯利（Loren Eisley，1958)、约翰·格林(John C.Greene，1959a)和格特鲁德·辛美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1959)撰写。格林的书从纯学术的角度解释了这场革命；艾斯利的书比较通俗，但有些武断；而辛美尔法伯的书则显得与达尔文的观点不太合拍。本特利·格拉斯等人（BentleyGlass et al.1959)编辑了一部观点各异的论文集，侧重于达尔文以前的时期。查尔斯·吉利斯皮（Charles C.Gillisp ie，1951)说明了1850年前的几十年英国科学受宗教情感影响的程度。R·霍依卡斯（R.Hoo ykaas，1959）和沃尔特·坎农（WalterCannon，1960a，b)探讨了均一论原理，而弗朗西斯·哈伯（Francis C.Haber，1959)论述了覆盖期较长的地质学史。W·I·欧文(W.I.Irvine ，1955)和加文·德贝尔爵士（Gavin De Beer，1963)出版了达尔文的传记。阿尔瓦·埃勒加（Alvar Ellegard，1958)对于英国期刊上关于达尔文的争论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新版，1959）的书在当时已经属于经典之作。
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大量书籍，全面论述了进化论的兴起。但是这并妨碍历史学家继续投入精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一些观点有必要进行修正，理由很简单，因为又出现了大量原始材料，比如发掘出的达尔文本人的一些文稿，现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现代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重新解释根据现有事实所确立的“正统”模式，早期的科学史学家广泛接受了这种模式。这些研究对许多先见和隐含的假设发出了挑战，产生出一些新的见解，并影响到科学中。现代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科学及其与外在世界联系的思考方式的更普遍革命相匹配。我们不再敢断言科学是对事实信息的纯客观探讨，当然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认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知识不仅是对新事实的搜集，而且科学也受科学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历史学家发现，像进化论这样一个争议很大的理论的发展，为探讨这种认识提供了极好的样板。
最简单的代表科学的模式就是直接发现事实这么一个过程。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模式恰当地代表了科学家的工作，然而略作回顾就会发现这种模式不太准确。科学家显然不仅对个别事实感兴趣，而且也对我们称作“自然规律”的普遍概括感兴趣，这种概括有可能来自对搜集到的个别事实进行抽象。抽象的技巧，如概括，是老的“归纳法”的基础，曾经作为所有真正科学家的指导性原则。但是人们不再认为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抽象就能获得知识，例如，你怎么能确定哪些事实真的与某一特定现象相关？现代科学哲学家认识到，任何研究始于提出解释一种现象可能〖HTSS〗如何运作的假说；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说。这就是所谓的“假说—演绎”法（Hempel，1966)。理论是更具普遍性的假说，某种理论可能不能被直接验证，但是可以用来指导或协调提出假定的法则。如果一个假说成功地通过了我们对它的验证，我们大概会倾向于认为它是可以成立的关于自然如何活动的真理，但是这并不能恰当地说明知识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过去伪假说也曾经幸运地通过最初不严格的检验，只是在后来新的检验中暴露出弱点。因此有必要将所有的科学知识视为实质上是暂时的，可以作为经受时间考验的有用的指南，不过有可能被将来的研究所证伪。
如果科学知识只是暂时性的，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比其他形式的知识更高的地位？通常的回答是科学知识更有价值，因为在科学知识提出和被接受的过程中，如果科学知识有什么弱点，那么就会很快被察觉和纠正。一个真正的科学命题是精确表述的，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增加它的检验度，抑或，当任何检验有可能拒绝它时，增加它的“证伪度”（Popper，1959)。科学知识由于愿意以能够经受严格检验的方式来表达它的陈述，因而不同于伪科学，伪科学擅长作模糊和圆滑的概括，这样的概括无法由任何经验性的检验证伪。人们普遍注意到，与现代科学的产生相伴随的是一类研究者职业的出现，他们致力于发展那种可以经受检验的知识。有些人可能会赞同波普的观点，认为科学家有意根据更能证伪的标准来选择假说。
虽然人们不再宣称科学揭示的是关于自然的绝对真理，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仍然赞同哲学家的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并不反对科学方法的客观性本质。科学家一般都相信他们是客观的，因为他们愿意使自己的假说经受严格的检验；而且他们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先驱——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同样是客观的。这种看法意味着，一旦科学的方法得以使用，那样就开始了不断发现的过程，并且奠定了我们今天工作的基础。显然存在着一种意识，即科学研究在拓宽和加深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如果科学作不到这一点，那样我们便不可能不断提高技术的复杂性来控制自然。当科学研究拓展了已有的理论，使之可以解释更广泛的现象时，就难以将科学视作实质上只是一种积累的过程，届时我们会遇到了科学思想中的伟大“革命”；这些革命表明以前成功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并以说明自然如何活动的全新解释取而代之。假说—演绎法显然无法枪毙这种革命。如果所有假说之所以被接受只是依据暂时性的基础——因为哪些假说通过了它们当时所能经受的检验，那样我们就应该允许将来哪些假说有可能遭受拒绝，并进而动摇了整个理论。这样，一种新的假说会应运而生，解释所有存在的事实信息和〖HTSS〗为旧理论带来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只要新的理论涵盖面更广，即使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时间经历了重大的转向，我们依然认为科学具有不断积累的特性。
原则上讲，一旦现有的理论不能被实验所验证，整个科学共同体就会立刻抛弃它，并开始寻找替代的理论。然而，按照库恩（T.S.Kuhn，1959)的观点，［科学］革命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事件，因为理论对科学家有很大的影响，超出了波普的认识（见Lakatos and Mu sgrave，1970)。成功的理论成为科学活动的“范式”：范式不仅确定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且确定什么问题是科学分析所考虑的。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现有范式的职业忠诚，许多科学家会拒绝异常事实的意义，并竭力假装老的系统仍然可以正常运行。只有当异常的数量多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时，“危机”便出现了，这时，年轻而激进的科学家便会投向新的理论。最终，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这一新的理论可以解决旧理论遗留下来的难题。然后新的理论便成为一个新的范式，当然，必须要等到老一代科学家都谢世后新的范式才能确立。
库恩更重视将科学家作为人来研究。他们对于在受教育期间接受的范式表现出了一种情感上和职业上的忠诚，这样便使那个范式的寿命得以延长，即使出现明显的变革特征，该范式依然存活。这里第一次出现迹象，动摇了科学家是完全客观的传统观点。如果库恩的看法是对的，那么阻止革命到来的因素可能是别的什么，而不是出于客观性——相反，阻挠科学革命的人利用一切现成的技巧来捍卫许多人毕生所信奉的理论。不过库恩依然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最终还会占据统治地位。旧的范式后来被抛弃，并被可以成功地解决突出问题的新范式所取代。只有当范式可以直接研究那些能真正扩展我们的知识范围的纲要时，范式才能成功。科学的职业是围绕这些纲要组织起来的，只是在危机时期，对原范式的忠诚才成为进步的障碍，因为这时更基本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
库恩的范式变化的经典例子是哥白尼革命；乍一看似乎有理由认为达尔文革命也适合这一模式。基于宇宙是上帝设计的，是静止的世界观，被完全不同的、将宇宙视为自然进化体系的观念——虽然有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取代了。在进化论这个案例中，范式的替代似乎经历了很长时间，当然，按照库恩的设想，时间的长短并不是问题。毕竟哥白尼革命用了一个世纪才完全获胜。而达尔文革命要比哥白尼革命更复杂，因为在达尔文革命的案例中，有时传统的观念会出现暂时的回潮。格林（John C.Greene，1971)认为，我们在达尔文革命这个案例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而是两个范式之间的不断争斗，其间，运气有时降临到这一方，有时降临到那一方，直至达尔文主义的出现，两个范式之间的矛盾才解决。当然，即使这样看也过于简单，因为无论是是特创论的范式还是进化论的范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重大的改变。
也许达尔文革命更复杂，因为达尔文革命不仅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Ruse，1970；Ghiselin，1971；Mayr，1972a)。
在库恩看来，一场科学革命在是在已经确立的科学中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在哥白尼之前，天文学中已经有地球中心说可以比较成功地解释行星的运动。如果说在达尔文革命之前博物学中有一个范式，那它也是建立在稳态观上的，忽视了对进化论来说至关重要的变化成份。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地球及地球上的生物会有历史，这就要求不仅要取代已有的理论，而且要建立一系列全新的科学。只有建立了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实验遗传学等学科之后，才有可能形成现代形式的达尔文主义。无疑，要经过长时间以后才可以建立这些新科学的框架，而且在建立的过程中会提炼出许多不同的观念。围绕进化论的出现而产生的科学争论不仅是在一门科学中革命的产物。相反，它们是整个新产生的科学学科系列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学科在达尔文革命完成之前，不得不相互融洽。
虽然库恩论著部分地动摇了科学是客观的观点，但是它忽视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追问人们接受的科学知识观时所根据的最迫切的理由。按照假说—演绎的方法，人们提出有关自然作用的新观点，然后检验这些观点；科学的客观性体现在检验过程中。但是一个新假说的形成并不是科学家面对事实问题作出的机械反应。假说的形成不仅包括已知事实的收集，而且代表了想象力的飞跃，其中也包含了艺术家创作时所具有的创造力（Bronowski，1975)。如果我们认识到，任何理论，无论多么成熟，只不过是接近“真正的”自然结构，那么不同理论的有效作用可能在于能够引导我们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探讨为什么科学家从其直觉的认识中得出某一假说。因为他也是人，也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中，很难相信他所接受的观念和价值对于激发他按照某一思路进行想象没有起到作用。现存的理论被接受时通常具有了哲学或意识形态的含义，因而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有意或无意）认识到这些含义实际上将决定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探讨，像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必须根据社会价值的氛围来理解。我们不能将科学完全独立地看待成是绝对真理的说明，必须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科学（Mulkay，1979)，而科学史学家能够从事这项工作(Barnes andShapin，1979；Shapin，1982)。
认为主观因素在科学中起作用，并不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科学知识看成是纯粹的幻想。不断检验的方法保证了只有当一个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发现事实时，这个理论才能被接受。这样就确保了无论科学的基础是什么，但科学是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的知识形态。至少对假说的检验是真正客观的（当然，有极少数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支持它们的证据很薄弱，或者就是假的）。按照最初的概念，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有永恒的影响，而一些由科学家所在的环境中产生出的成见却成了构建自然假说的模式。于是，科学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成了均衡地去理解在一定的社会框架中理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成功地引导对自然的探讨。
史学家总是能认识到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特别是宗教，存在着相互作用，但是经常有人将这种关系看成是单向的。过去人们认为，当科学积累起它自己的事实知识形态，而且当科学知识动摇了现存的宗教教义后，宗教则被迫遭到遗弃。这是典型的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战争”的想象（White，1896)，根据这种想象，在这场战争中科学肯定获胜。这种观点的反对者则认为，科学家有时是试图将他们的理论与流行的宗教协调起来；但是也有人曾经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宗教就会导致对科学的歪曲，使科学偏离正确的轨道，最后，一个“纯”的理论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理论。一旦科学知识大致确立后，接着就有可能显示出它对解决社会或哲学问题的实际用途，但是这与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并没有关系。这样的解释曾促使将科学史学家分成了两个阵营：研究科学发现纯客观过程的“内史学家”和探讨社会如何对科学家提供的知识作出反应的“外史学家”。
假如我们现在质疑科学完全是客观的观点，那样我们就应该将科学理论结合到它的社会环境来考虑。所有的〖HTSS〗理论，无论“对”（即至今仍被接受），还是“错”（现在已经被抛弃），在它最初形成时，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将科学史划分成内史和外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任何层次上科学的发展都代表了主客观的相互作用。科学的任何领域都不能完全孤立地发展，即使是物理学这种可能更难理清外界影响的领域也是一样。在生物学中，来自外界的社会或文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很多生物学理论直接涉及对我们人类的理解。进化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早在我们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发生了现代革命性变化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进化论的形成受到外界的影响。有些19世纪的作家甚至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倡导的竞争的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似性太大了，简直如出一辙，表明这个科学理论仅仅是将来自社会的想象外推到自然。大致说来，进化论成了科学先头兵，率先侵入到完全由神学家和道学家把持的知识领域。要求任何知识领域，无论它们曾经多么神圣，都应该向科学开放，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世俗化价值体系的反应。
随着关于科学性质的基本态度在发生变化，史学家开始重新解释达尔文革命的方方面面。在开始详细的历史研究之前，有必要按照传统史学框架说明那些遭到现代学者挑战的问题。
达尔文的“先驱”
最简陋的科学史形式就是无聊地去探讨某些思想的先驱或追随者。达尔文的成就也引起了那些寻找先驱者的注意。从博物学家当中，有人远溯到亚里士多德，把他誉为“真正”发现进化的人。更常见的是，一些18世纪的学者，包括布丰和拉马克，被描述为进化论的先驱，他们几乎构建了现代理论的轮廓。那些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人的动机各式各样。有少数人是想通过宣称达尔文只不过是在别人已经奠定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企图巧妙地贬低达尔文本人的真正作用。更普通的原因是，寻找先驱是一些科学家的技术上的考虑，他们无法相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明显的真理竟然长时间未被发现。如果达尔文的革命理论正确地解决了如此多的生物学问题，那么在达尔文之前有某些人〖HTSS〗肯定窥见了至少是部分真理。那些按照旧的想象——即把科学视为事实知识不断积累过程——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简直无法接受有可能发生真正的科学革命；他们根本不能想象在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时期，那时现代的观念毫无踪影，因为在那时的智力环境中，现代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相反，他们从早期的文献中寻找关于这一真理的蛛丝马迹，试图从传统的错误自然概念中找到真理的雏形。
寻找先驱的做法在处理18世纪的博物学家时尤其产生误导，好象他们的著作中真的把握了生物变化问题。如果将18世纪博物学家不同著作中的片言支语拼接起来，脱离原来的上下文，看起来很像是预先提出了现代的进化论。然而史学家的真正工作并不是对应现代的观点去拼接过去的论述。相反，史学家的真正工作是重建早期科学家真正思考的他们〖HTSS〗认为是有意义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从他们的角度去阅读他们的著作，重建他们探讨各种问题的氛围。如果有些观点，我们现在认为是重要的，但是却淹没在他们浩瀚的著作中，而且主要是意指其他，那么对这些观点就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前达尔文时期博物学家成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试图去解决达尔文所面临的问题和未能解决，而在于他们发现了许多途径去探讨宇宙变化的含义。只有正确地认识当时的文化价值，才能真正理解18世纪的“进化论”。这个时期的博物学与启蒙哲学的一般背景相适应，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在这种背景中并不能产生出与今天的观点几乎相同的观点（Roger，1963；Foucault，1970；Bowler，1974a)。
地质学的背景
造成智力环境发生变化，从而使达尔文主义有可能出现的因素很多。在科学内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重大发展，为达尔文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史学家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为达尔文提到过赖尔的重要影响，所以通常就有人设想均一论的地质学是通向现代进化论的一个阶段，而相对立的剧变论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最先提出来在评价赖尔的体系时要特别小心的是胡依卡斯（Hooykaas，1959)，最近还有些工作也是这样做的（Rudwi ck，1971，1972；Bowler，1976a)。达尔文从赖尔那里获得的是连续变异的思想，不过赖尔本人却将连续变异的思想与稳态的观点联系了起来，这种观点与进步进化论针锋相对。剧变论者使变化〖HTSS〗的观点有了生机，并且利用变化的观点第一次合理地勾勒出化石记录的全面轮廓。然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剧变论者贡献了我们依然使用的思考生命史的思路，因为多数剧变论者认为替代群体的引入是由于特创。
随着我们试图产生更均衡的解释，我们可以获得两个教益。首先是有必要清除关于科学发展的传说。赖尔曾经（相当正确地）被誉为新地质学和博物学的创始者以及从某些方面说更理性的研究者。由于侧重于他的积极成就，有些史学家过于简单地理解19世纪早期复杂的科学形势。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剧变论者通常被认为是“错的”，所以支持剧变论的人一直没有被当作科学家来认真对待，尽管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建立现代的地层顺序理论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虽然赖尔的观点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我们现代的观点事实上来自19世纪争论双方的综合。如果认识到剧变论者的贡献，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科学史的一定时期，不连续变化的观点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会怀疑它。我们还会认识到把任何理论标上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标签是何等的危险，现代的一些地质学家凭着意愿这样干过，他们曾经一再从剧变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恐龙的灭绝。
第二个教益是关于宗教在19世纪科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剧变论者显然从神学的角度倾向于支持基于突然变化的理论和物种的超自然创造。他们的观点通常被贬斥为只不过是人为的构想，出发点只是要维护传统的宗教。不过很难理解只是出于这种目的形成的理论怎么能成为某些地质学研究的框架。赖尔根据其他的哲学建立了他的理论。我们必须认识到，宗教争论曾经构成了一个框架，届时所有科学家都不得不在这个框架中从事他们的工作。那时所有的理论都有宗教的成份，而且〖HTSS〗在一定的科学形势中是有用的。挑选出一种理论，然后宣称它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而成了更“科学”的理论），这完全是在背离真实的情况而创造一种人为的图景。科学发展的氛围一再决定着所提出理论的性质。
达尔文主义的起源
一直有人在研究达尔文本人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的起源（见Oldroyd，1984)。根据大量的专业资料，对达尔文的文章的研究揭示出，我们在理解他本人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发现所作的评价时，应该非常小心。最有争议的问题仍然是非科学的因素对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内史学家总是强调他的研究的客观性质，将他的理论勾画成针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所能找到的最合理的解释（de Beer，1963；Ghiselin，1969)。现代的一些持异议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达尔文主义肯定是当时流行的社会哲学的扩展（例如，Young，1971b，1973)。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达尔文提到过这个理论的重要性——仍然是问题的焦点，因为这件事表明社会态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楚的关系，并且可能对科学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年轻的达尔文非常醉心于当时的一般文献。有些史学家认为可以从早期的自然选择论述中找到旧的神学观点，还有人则强调达尔文省悟到他的理论中带有唯物论的含义。无论怎么看，都不会再有人认为达尔文只是客观地研究现象，没有受到过哲学的影响。为了理解达尔文理论的起源，我们既需要看一下一般的环境因素对他思想的影响，又要看一下他通过什么途径用自己的见解解决特定的科学问题。
在对达尔文工作的专门研究中，那些开始强调他关于“发生”（即有性生殖和生长）猜想重要性的学者们提出了最令人激动的见解（Hodge，1985)。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达尔文唯物论的形成来源于他通过研究得出生殖可能在新变异的产生中起到创造性的作用。这种看法与原先的解释不同，从而搞清楚了达尔文的思想与上个世纪唯物论猜想之间的联系。霍奇除了认识到达尔文最初的发现，还提出我们对于进化论如何发展的看法应该有所改变，应该包括关于生长和生殖的连续猜想所起到的基本作用。存在于达尔文生平研究与关于生殖机制争论之间的人为界限应该取消。在整个19世纪，人们都对个体的生长过程感兴趣，这对进化论具有很深的影响。
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
这些关于达尔文主义性质的新观点，对于评价进化论的被接受和流传具有一定的意义。近来的许多史学研究（其中有些是我的工作；见Bowler，1982，1986)强调了在一定程度上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具有非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即那时的进化论并不是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家认为更有意义的达尔文思想的内容上。甚至达尔文最忠实的支持者，包括T·H·赫胥黎，也很少运用自然选择学说。尽管事实上很快出现了反对自然选择的观点，但是“达尔文主义”（其含义只不过是基本的进化观）还是流行开来。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追问一个新的问题，《物种起源》如何成为科学中一个新时代的标志。进化论的是胜利既是社会性的，又通过使那些曾竭力反对达尔文首创思想的科学家转变了态度而赢得知识分子的欢迎。
当我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反对自然选择观点的兴起，而是那些作为替代理论提出的非达尔文主义观点时，同样会发现重要的意义。如果达尔文的激进观点催化产生出的进化论被许多“后达尔文主义时期”的思想家忽视的话，我们有何理由仍将自然选择学说的出现视为进化论历史上的关键事件（Bowler，1988)？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前达尔文时期”，“发育”模式的进化论就很流行，当《物种起源》促使人们广泛接受生物变化的思想后，这种进化论的影响也在增加。19世纪后期的非达尔文理论，通常带有进步论者的色彩，并隐含着神学观点：它们认为，进化具有向某一特定目标发展的倾向，如同胚胎向着成熟发育一样。将进化类比为胚胎发育使许多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人忽略了达尔文理论的更激进方面，确切地说，就是当代生物学家发现更有用途的方面。只有当孟德尔遗传学摧毁了这种类比的合理性后，真正的、唯物论的进化论才有可能流行。这样看来，达尔文原初的理论更像是一种催化剂，并没有真正参与19世纪进化论的兴起。现代进化论不仅来源于达尔文原来发现的自然选择机制，而且来源于遗传学家对传统的发育进化模式的摧毁。
在后面章节中的适当地方还会重新评价达尔文的地位。我想，如果认为达尔文在进化的探讨中并没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这种观点，这个世界恐怕无法接受。但是，依我看来，当下人们之所以对达尔文所发现的自然选择学说着迷，部分原因在于现代生物学综合了选择论和遗传学。史学家一直受到鼓励，去将达尔文理论的起源作为进化论出现的关键事件，因为我们现在认识到自然选择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这样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非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统治19世纪后期进化论者的状况。有一种多少是线性的理论史模式也一直受到助长，按照这种模式，现代综合论的出现是达尔文首创的概念作为“主线”发展的结果。有很多明显的原因促使现代生物学家情愿把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贬低为历史上的旁支、在今天毫无意义的理论。不过，文化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更需要具备同情心。公众对进化论的态度仍然受着19世纪形成的想象中的关于这个理论及其含义的影响，因此，对史学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想象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也许还必须包括其中的非达尔文主义成份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然而，许多文化和社会史学家一直顺从地接受科学家的非达尔文主义进化观不值得研究的观点。即使那些不相信现代唯物论含义的学者也发现，确实很容易把达尔文当作科学如何影响现代价值观的标志。这样，生物学家及其批评者共同维持了一种历史观，根据这种观点，达尔文主义在现代进化论的产生中起到了中心作用。没人怀疑达尔文的理论对现代科学和思潮有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历史的研究正在揭示出这种影响要比传统图画勾勒出的影响微妙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