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将重新出现的纳粹狂热称作青年抗议。他们把这个词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因为年轻的纳粹分子呼吁的不是社会或政治方面的改进，他们喊出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以优秀种族的名义行拦路抢劫之事。他们追逐和杀害别人并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是事出有因的。在外国人和有辱种族形象的德国人（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搞同性恋或是有残障）那里搞暗杀、放火以及斗殴，这不能被称为青年抗议。
但就连批判性的——即那些人们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模式用来形容德国人特点的——相关词汇也已僵化成意识形态了。因此这些特点——在一种尚未寻找就已经终结了的逻辑下——就被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竭力宣称，每个具体的德国人无论在何时作为可供使用的行为规范都不外乎希特勒治下其民族的残暴行径。即使是双目圆睁地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在严格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同时有人却像国家社会主义本身一样，宿命地认为个人不过是整个“民族性”的组成部分。有关德意志民族特点的模式仅仅是从国家社会主义那里抄袭来的，这种模式觉得能够自圆其说，但临摹法西斯主义自然是行不通的。区别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会打破模式。模式是想保持封闭的，它让每个重复者都能获得发明者的满足感。最糟糕的是：这种模式令人着魔，其自信达到了躁狂程度。它霸占着话语权，并阻止人们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确定地——试图换一个视角看问题。
然而社会，或者说被我们称为社会的，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也就是人却是活的。他们每天都说话，在两种分歧的意见间穿梭，即处于中间地带。
再加上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并非无条件的，否则东西德在经历了四十年分裂为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后就不会有这么大差别了。
1970年乌韦·约翰逊在《试图解释一种心态：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类东德公民》的文章中写道：
谁离开，不需要一种具体的当前政治原因，甚至不需要所有原因。他与东德断绝了关系，他不再相信她的话，他不能再继续和她过下去了，听到她的声音他就受不了，他对她不再信任，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人们用来描述私人关系解体时的状况的。因为走的人完全清楚，用俗话说是他遗弃了她，就像一位太颐指气使的新娘，有朝一日也该让她尝尝受伤害的滋味……
西德难民营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它让人不再憧憬国家的统一。那些人们想与其统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对待。没有想到的是统一的代价令人如此厌恶。这种伤害被遮掩了，但这并不能帮助伤口更快地愈合。此外，这些人也不是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们要离开东德……
东德人和西德人相互对待的态度并不是统一带来的后果，这种态度就像最早东边人对西边人的诅咒一样源远流长。东边的人爱诉苦，西边的人傲慢，这种被认为是典型德意志做派的东西，在别处可以被看成是典型匈牙利做派，如果想成为匈牙利人的七座城市的人和“正宗的”来自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相遇的话。如果来自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摩尔多瓦人相遇的话，那就是典型的罗马尼亚做派。东德人和西德人打交道的方式并非典型德意志做派，而是和世界各地在同一语言区域内有文化落差的群组间交往一样典型。
我在罗马住过一年，常去一家小菜店买菜。我第一次去那家店买东西时，售货员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德国来。那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他经历过法西斯时代。我用意大利语问候他，也用意大利语说出我想买的东西。但那位售货员与我打招呼时只用德语，而且那声调像狗吠，每个字都断裂成好几个音节。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对他来说都是希特勒。每次我离开店时，他都在我身后迈着正步把我送到门口并说：是，一切正常。
在这家店里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不是一个个人，而仅仅是引起他对糟糕往事回忆的契机。我是德国人生的，他说话的声调让我无法给予任何反驳。为了能承受这一切，我必须在脑子里想出点儿什么，以证明受伤害者有权这样做。我想到普里·莫莱维，脑子里想着他我总能再次走进那家店。然而每次去那儿买东西我都想带上赫尔穆特·科尔，以便他不会再说：战后的历史已经结束了。科尔这么说是想抹去战争受害者那不断涌现的回忆。德国人没有权利宣布战争造成的伤害已经结束。
这就像今天没有人有权利宣布有关原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争论已经结束一样。没有人可以这样做，这既包括那些因生活在独裁体制以外而得以幸免者，也包括那些生活在独裁体制下却侥幸未受迫害者。那种认为事情的核心已经不存在，投降主义与抵抗往往难以区分的论据根本站不住脚。只有已经陷进去的人才想把水搅浑。他们说什么煽动和运动，因为有阴影落到他们身上。他们怕来自外部的阴影要胜过自己脑袋里的阴影。其实人们更愿意看到的局面是：他们怕自己脑袋里的阴影要胜过来自外部的阴影。
国家安全部的牺牲品之所以成为牺牲品，是因为他们——不言而喻与陷进去的人处于同样的困境——拒绝陷进去。对他们而言事情的核心仍旧存在：告密与拒绝告密二者之间的区别。对牺牲者来说，事情不是关系到公开供大家解释的意见，而是关系到事实，经过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些事实必须成为每次讨论的尺度，不容更改。谁要是无视这一尺度，那他就没有尺度了。
幸好有一个人，他叫乌韦·约翰逊。有一个人叫罗伯特·哈费曼。有一个人叫萨拉·基尔施。还有一位沃尔夫·比尔曼和一位于尔根·富克斯。还有一位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一位京特·库纳特、瓦尔特·肯波夫斯基、埃里希·勒斯特和赖纳·孔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人，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人们经常听到一种论点，有幸在西德出生和长大的人不应该进行批判。在以下情况下有关国家安全部的辩论就无法结束：只要受伤害者还在寻找他们那遭到窃用的生活，只要局外人还在对此进行思索，而且他们和受害者一样拥有这种权利。谁每天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那他就无论如何每天都在做出评判。
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位艺术家是否生活在其作品的后果中？我们有理由期待他这样做，就像我们期待其他人这样做一样。
如果没有这一尺度，如果梅尔克说：我爱过你们大家;
如果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死前说：我爱过你们如同爱我的孩子；如果1945年因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灭绝集中营中一事对安东内斯库进行审判时他说：我们家连鸡都没有宰过，我们就会毫无选择地相信他们。
如果我试图理解德国，我只好靠我自己。我与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不得不同时面对生活在这里的我和那个离开了某个国家的我。但这两个国家是如此格格不入，它们和（过去与现在的）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相安无事地相遇。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因此关于德国人我说不出什么确定的话，我在德国从未有过从属感，但我也无法离开德国。
为了说清楚为什么我的眼光，哪怕是观察同样的事，也与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的眼光不一样，我得指出一些对这儿的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而对我来说是过去的东西。要说强求自己的目光与这里人的目光一致，这不光不可能，而且也是造假。
我的书在德国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写德国的事。另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德国。第一个问题认为我看德国的角度不对，因为它与众人习惯的角度不一致。那陌生的视角刺激了某些人，让人嗅到一种非法的干涉。第二个问题给我明确规定了写作范围：我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写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第二种较好的生活中，我虽然有权利啃一角德国面包并咽下去，但我这张从前空着、现在塞满了、但依然是陌生的嘴至少应做到食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