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什么邪人都有，当警察的碰上的邪人更多。那天有个长得跟马天民似的警察，正在北京站口巡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位蛮新鲜。
这位长得新鲜？
瞧这话问的，人家又不是菜，谁还能长得新鲜？四十好几快五十的北方汉子，目光略带滞涩，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跟新鲜是不沾边儿了。倒是穿着新衣服，只是大太阳底下，仔细看，新衣服领子上满是黄色的斑斑汗渍。
人不新鲜，但表情新鲜。
警察是早上八九点看见他的，当时也没在意。这位发现警察瞅他，还回过头来使劲看两眼，跟相女婿似的。
看得多了，马天民同志没把他当回事儿——一眼就明白，这位，跟犯法是不沾边的。肯定是东北老实巴交的农民，而且还是第一次来北京。
您看那衣裳领子就明白。那中山装上头还带着死褶呢！多半是到北京时，在卧铺上换的，要给北京一个好印象。来趟北京，压箱底的衣服都得穿出来。
火车上可没洗澡设备，你衣服是新的，脖子上的汗不给面子，用不了半天，就这个情况了。
顺便说一句，80年代初期，来趟北京是了不得的事情。东北有一位管教干部，去了趟北京，回来后进门就揪一个北京老犯出来：你小子敢耍我？谁说天安门底下安轱辘，一到晚上就推回去的？溜溜骗了我三年啊……三年啊，这位都坚信天安门是昼伏夜出的东西，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那汉子盯警察干吗？那是人家要看明白首都警察什么穿戴什么打扮，回去给乡亲们学舌呢。
他要是知道后来得看多少天警察，肯定犯不着现在这么认真。
马天民一乐，拔高了胸脯接着巡逻。等到11点钟转回来，就觉得有点儿不对——这人怎么还在这儿呢？
有心问问，看这位对着北边一个劲儿地瞅，好像没心思理自己。正在这时，一个大妈问马天民附近有没有卖驴肉火烧的，一打岔就把这档子事儿忘了。
中午吃过饭，打个盹儿，下午马天民接着巡逻，冷眼一瞧，唉……这位怎么还没走呢？！
只见这位还站在老地方，两条腿跟站桩似的，看那意思从上午到现在连窝都没挪。别的没变化，就那俩眼睛都瞪得跟包子那么大了。
这人肯定有事儿。马天民是个热心的警察，就想上去看看能帮什么。这一迈步，马天民又犹豫了。
怎么回事儿？
这位站的地方不合适——他正站在站前广场边的马路牙子上。
火车站有两个派出所，一个是铁路民警的，一个是北京治安民警的。铁路的不管治安，治安的不管铁路，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两者的交界线就是这马路牙子。
马天民是治安警，一看，嘿，您站那儿真会挑地方，我去管正好越权，要不我找个铁路的警察来？
刚一踌躇，忽听后面有人喊：“抓小偷！”
马天民条件反射地一回头，只见一帮人，举着被褥卷、旅行包，正围着什么咬牙切齿呢。
“有理说理，我是警察，别打人！”马天民“噌”就蹿过去了，他知道那是把小偷围上了，得赶紧去，稍晚一点，打出人命算谁的？
一边喊，一边跑，一边还冷不丁地回了一下头，正看见那位抬起袄袖子擦眼睛——马天民心里“咯噔”一下——那么大个的大老爷们，“噼里啪啦”掉眼泪，这肯定是有大事儿！
马天民好容易把这一帮人摆平，再抬头看，那汉子已经找不着了。
旁边修鞋的告诉他：“自己个儿奔派出所了，我看像媳妇跑了……”
媳妇跑了？不对，我看比媳妇跑了还伤心。马天民摘下帽子吹吹，朝派出所方向走去。
一进门，正看见那汉子坐在椅子上，哭得哞哞的。所里唯一的女警察正拧了条毛巾递过去：“安书记，您擦把脸。”
马天民进来，旁边人都跟他打招呼。前面说了，北京站俩派出所，这边是铁路的，马天民是治安的。他来，属于兄弟单位来人，虽然这兄弟单位没事儿一天来三回，赶上聚餐说不定还带来俩联防，那毕竟也是兄弟单位，跟自己内部的不一样。
这一不一样，那位“安书记”误会了——一他以为来的是领导。
只见这位“呼”一下站起来，对着马天民“扑通”就跪下了，“当当当”磕头，嘴里说什么却是含糊不清，大意是警察同志求你了，帮我把钱找回来吧，把姐夫他们都抓起来……
马天民赶紧扶他，心里倒吸一口冷气：以他的经验，这人要是哭，问题还有的商量，最怕的就是这种不哭，车轴汉子看着你两眼冒火似的，一磕头满屋子闹地震的主儿。
“他丢了什么？”马天民问所里的民警。
那女民警轻声说：“他丢了一辆拖拉机。”
“啊？”马天民下意识地往门口看，北京站口丢什么的都有，但是丢拖拉机这种玩意儿还是第一次听到。
这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这位安书记，是黑龙江勃利县的一个大队书记。这个地方当时地势辽阔，人口稀少。你别看老安只是一个大队书记，他管的地盘要在日本不比一个市小，在当地也是一跺脚四方响应的人物。这地方的土地还特别好，后来侦破此案的一名侦察员回忆说：“去了才知道，难怪当初小日本那么想要东北这块地方。这儿实在太肥沃了。搁谁谁都喜欢，东北大馒头太好吃了，香！”这地方的庄稼地，种什么长什么，一个人能摊几百亩地，如果照当年的标准，娶不上媳妇的也能划地主。
就是因为土地太多、太好了，出问题了。
因为土地虽好，人不够，庄稼收不过来。80年代初期，农业开始搞承包，大伙儿种地都有积极性，众乡亲一合计，最后有人出招了：咱们凑钱买个“康拜因”吧，那玩意儿一开起来你就可以睡觉了，睡醒了调回头来接着睡。一天的活儿，睡两觉就干完了，晚上回家跟老婆乐和一宿不用打盹。
有人问：“你哪儿有老婆啊？”
回：“俺直接把‘康拜因’当老婆。”
瞧，能跟“康拜因”乐和一宿，东北人是不是个个有赵本山的素质？
慢着，那位说了，啥叫“康拜因”啊？
东北农民问了：“酱紫你知道是啥吗？走召弓虽你知道是啥吗？嘿嘿，这回也轮到俺们教你咋说话了。‘康拜因’啊，就是Combine的意思……”
嗯？这还是80年代的东北农民吗？好像当时农村小学一般不教英语。
还真不是吹的，虽然在网上今天说康拜因很少有人明白，当年的东北农民对它却耳熟能详。
当年叶永烈先生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小灵通在未来市的大田里，看见一个怪物拉着宽宽的犁铧一路行来，后面的田地就自动插满了秧苗。眼看这家伙慢吞吞地直奔田埂而去，小灵通大惊，喊话无效之后上去一阵乱扳乱拉，终于把这个“危险”的机器停了下来。
小灵通当然错了，这种怪物是带自动驾驶仪（估计是GPS）的，自己会拐弯……
所谓“康拜因”，是一种大型农业机械，能耕地、插秧、播种、洒药、收割，除了没有GPS以外，一切都和这种怪物差不多，是东北农民干活的好家什儿。
我国最初的“康拜因”来自前苏联。后来，美国红色农业专家韩丁到中国，推动的三件农业大杀器——“康拜因”、喷灌和免耕法，此物排名第一。
被两个超级大国推崇的这种东西，究竟何种形象呢？
说起来神秘，其实这东西的构造并不复杂，一个拖拉机，带着播种机就能干播种的活儿，带着收割机就能干收割的活儿，和玩具市场流行的变形金刚异曲同工，可以极大程度地代替农民的手工劳动。现在有的材料把“康拜因”只称为“联合收割机”，好像是有点儿片面化了它的能耐。
多说一句，既然如此好，“康拜因”怎么只在东北使用得多呢？
这不奇怪，康拜因虽好，但也有缺点：第一，它横行无忌，故此只适用于大块农场，碰到小地块或者梯田这种地貌，它就无能为力了；第二，它需要在田间预留行进通道，对于惜土如金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个令人心疼的浪费；第三，它毕竟是机械化作业，比不得我国农民的传统精耕细作，是要有点减产的。
老萨怎么知道这些？很简单，萨娘当年就是干农机的嘛！那时候萨娘刚调回北京不久，三十几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她的同事也差不多。虽然“十年浩劫”让大多数人生疏了业务，但一旦投入工作，这帮中国人的本事即便是作为朋友的韩丁也没想到。比如韩丁带来的脱粒机，核心部件是个满身是刺的钢辊，这边进去老玉米，上面的玉米粒立即被钢辊上的尖刺抓住，那边出来就是玉米豆和“剥光”了的玉米秸，端的神奇，不过售价也让人吃不消。这种带钢刺的辊子在我国没有生产设备，看来不得不进口美国的了。结果萨娘他们弄了个黑铁轴，叫个焊接青工不断对着上面点焊，一点就是一个尖刺，一会儿功夫就把美国带专利技术的玩意儿给做出来，造价等于进口的千分之一。韩丁先生抱着这铁辊转了三圈，差点儿拿那狼牙棒似的玩意儿砸自己脑袋。
不过，别的东西可以因陋就简，康拜因最关键的部件——拖拉机却不能，这东西只能买正牌子的。
要说现在，如果需要，只怕卖豆糕的都能兼营拖拉机。商品经济中，什么赚钱大伙儿做什么，天经地义。但是在八一年，拖拉机绝对属于供不应求的商品，那玩意儿有钱买不到。
那时候你要买拖拉机，是要一机部批条子的。
农民们对买康拜因非常支持，纷纷表示可以出钱。身为党员干部，安书记最受信赖，负责去找门路，买拖拉机。不能不赞一句，1981年的党员干部，还是很有威信的。
安书记，工作勤奋，待人公平，在勃利这地方深孚众望，也是个能人，但等到了牡丹江，可就心有余力不足了。走组织程序，那还不得猴年马月？
当时的干部，腐败不是问题，僵化是问题，拖拉机在库里，审批手续不全，就是开不出来。
跑完了牡丹江跑哈尔滨，一无所获。这拖拉机，上哪儿买去啊？安书记可就犯了愁。这时候，要真能拿俩钱润滑一下，未必不是好事儿呢。
这人要是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免见人就叨唠。在去沈阳的列车上，安书记碰上一个姓齐的小伙子。听到安书记的苦恼，小伙子说你别急，我认识一个姓葛的兄弟，特有本事，说不定，就帮你给解决了。
“兄弟，那敢情好，可让我怎么谢你呢？”安书记万分高兴。
“成不成还两说呢。”小伙子显得挺实诚。
到了沈阳，小伙子带来了他的朋友。一聊之下，这位姓葛的朋友说拖拉机有啊，直接去北京吧，我姐夫就在北京一机部工作，你们跟我走吧。
后来参加破案的警察说，这安书记最大的问题是半辈子碰上的都是老实人……
这能算问题嘛，老萨这半辈子碰上的也是老实人居多啊。
警察同志说还有半句呢，加上那时候就八个样板戏来回演还没互联网。
就八个样板戏，里面人物都跟脸谱似的，可怜安书记在勃利半辈子，也不知道天下骗子长什么样。要搁现在，别说被骗了，心眼稍微不活泛的外国骗子到中国来，能扛住诱惑不买仨拐带回去就算他有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