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城内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试图自杀，但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便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几天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出现在美国领事馆一次晚宴上。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了。”周之同说。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时期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一些人开始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康彭寿说。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之后，已经飞到天津，后来又飞到南京。
所谓的“守城”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这个时候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很早在北京大学教英语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有个叫马龙的算命先生非常灵验，很多在华外国人和国民党官员都前去问卦。”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在他的回忆录中称，“我们到马龙家时，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军用汽车，里面还围着很多人。从他家里走出一位国民党上校，显得极为兴奋。‘太神了’，他连连惊呼，被问及为何这样兴奋时，他回答说，刚才马龙给他算卦，说他马上就会离开北平，而且一去不返。他深知，南苑机场很快就将失守，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刚要离开马龙家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上级的命令，说是5分钟前收到的。让他立即赶回总部，收好指定文件，赶往南苑机场，从那儿到南京去。”“此后不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属下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
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的铸造的“袁大头”。“当初为了推行‘金圆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可见回收银元也只是些表面功夫。”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下水沟和马路上到处可见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人们却把它们踩在脚下。”
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被就会完全断绝。“我们在包围北平前，军部传达的第一出发点，就是‘保护’。”周之同回忆说，“尽可能不去打扰城内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
和所有城墙的构造相同，城墙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100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和马车进城。”钱浩兵说他有一次曾混在菜农中间进城侦察，他回忆说，“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倘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这个时候蜂拥入内，购买蔬菜。买菜的人非常多，有时所有蔬菜一个小时内便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后，内城关闭，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有时，城内守军也在这里采购，菜价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纸币。”“我们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不能用了，飞机就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除了粮食、蔬菜，围城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内送。“过去，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来了，封城后，我们照旧给驼队放行。不过，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还紧缺。”钱浩兵说，“时值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那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煤饼为燃料的。外面运输接济不上的时候，城里煤价上涨就比较快了，后来很难买到了。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城里煤的黑市买卖里。”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他在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梁思成告诉他，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他请教，北京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周之同证实了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录上的这一说法。他回忆说：“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菜市打开过几次。后来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