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朱联章的“福利皮货店”在现在南京路的第一西伯利亚皮草店的位置上开张，“那时是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店面，那是个好地方，从国际饭店开车过来，我这里是第一家皮货店，外国人买的特别多”。橱窗里堆积着黄狼和灰背做的皮裘，下面是中国制造的皮包皮箱，“都是顶尖的奢侈品”。
朱联章那时候不过20出头，之所以有这么多钱，“抗战胜利后从美国兵那里赚了不少，他们把雪茄、钢笔拿来让我们转手，又从当时我工作的大中华皮货公司买大量的皮包和丝绸”。美国人走了，生意并没有清淡，“当时社会流行穿皮货，不少电影明星来我的小店，买黄狼皮的大衣，两根金条一件。周围的舞厅的舞女也跟风来买，不过她们买不起最好的，只能买一般的皮货”。店里的裁缝就雇了四个。
朱联章本来以为生意会越做越大，没想到，“1949年初就不行了，解放后更不行”。皮草作为奢侈品，是最受环境影响的服装，“有时候开张一整天，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南京路石门路一带本来是皮草店众多的地方，“1949年下半年，街道两边的店老板基本上是面面相觑，不知道生意怎么做。从前的大主顾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即使还留在上海，也不敢再穿皮革”。朱还记得，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去大主顾家推销新到的皮货，“像荣家、贝家都是我的主顾，从前都是我们主动上门”。可是这时候去了，基本见不到主人。
脑筋灵活的朱联章终于想出了新点子，把皮子吊在里面，外面罩上了朴素的人民装，这一招，使他的皮货店又开始有了生意，“不过还是不能和以前比，门面房的价格也直线下降，我用30根金条顶下来的，解放后没多久，就只值10根金条了”。
直到苏联专家来华后，“我们的生意才好转一点，他们有钱，也不怕舆论影响，照旧穿皮货”。
可是，南京路上别的商店就没有朱联章那么幸运，即使是像永安公司这样巨大的百货公司，解放后的生意也开始一落千丈。
以往任何统治者都没有做到的消除犯罪和色情行业、重振社会道德的庞大计划，在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全面展开了。
南京路作为一条光怪陆离的商业街首当其冲受到了整顿，没多久，唐薇红这样的跳舞迷很快就发现，南京路上依此排开的20多家舞厅迅速减少，有着众多舞女的舞厅成为重点改造对象，即使还开放的也被限定了开放时间，“很多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晚上改为说书的地方，不能跳舞”。没有舞台的舞厅，改为书场最为便捷。
解放前，南京路上的舞厅盛极一时，唐薇红说：“我最喜欢去仙乐斯，那家的菲律宾乐队非常棒，小号手叫罗比。”这家舞厅据说是跛足的沙逊三世在百乐门受了冷遇而新建的，规模气势都不比百乐门差。而且，这家舞厅收费贵，跳舞的基本上都是中上阶层，适合唐薇红这样的女性去。
“结婚后进舞厅比较麻烦，不能和陌生男人跳，也不可能和女伴跳，两个女人一起跳，就会被人误会是舞女。”丈夫下班后经常被她拖去舞厅，“那是我们的主要娱乐方式”。
后来麻烦来了，丈夫在海关被留用，下班后两人再去舞厅，“可那个时间段已经不能跳舞了，当时我们俩年轻，没耐心坐下来听说书，但从前的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阶段疯狂地迷上了听书，那时候这是大家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了”。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14岁来上海，正是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一年，可是他很快就和搭档周云瑞红遍了上海滩。“我们说的《珍珠塔》，书本身就出名，那时候又是评弹的天下，上海的几十家电台里每天要播几百小时的评弹。”抗战胜利后，评弹达到鼎盛阶段，“一天要唱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没想到解放前后比那时还要发达”。
他和搭档是当时的“七煞档”，“四响档”，前面一个称号略带贬义，是说他们如凶煞，书场都是他们的天下，导致别的说书先生没饭吃——任何大书场都以请到他们为荣。1948年下半年开始，上海的市面开始萧条，可是书场没萧条，陈希安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依次排列了20多家书场，许多开设在最繁华的百货公司上的，说书先生们坐着黄包车，一家家的赶场子。
当时就有舞厅开始开辟为书场的，“并不是解放后的发明创造，当时的南京路最好的舞厅经常把一些下午的零散时段开辟成书场，这点和解放后正好相反，不过解放前这种书场都是给有钞票的朋友进的”。
他还记得南京路上几家舞厅改的书场甚至比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里面的书场还要高级，“进去有种外国剧院的感觉，这种书场里面听客以大学教授、公司职员居多。当然，像大资本家、大流氓还是不会来，他们会把我们请到家里唱长包书，我就去过杜月笙家好多次”。
说书先生引领着南京路上的部分时髦，“我们穿什么，听客就穿什么。当时说书先生很有钱，冬天扎皮袍子，里面穿纺绸衬衫，下面穿白底的缎子鞋，一去书场，前面几排的观众全部穿得和我一样，甚至连挽袖口的方式都一样”。大冷天，陈希安他们也穿仿绸的单裤，为的是在台上看起来漂亮，结果“观众也和我们一起挨冻”。
尽管即将解放，可是陈希安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上海人总觉得任何战争都不会毁掉上海”。1949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四，他还在南京路上的新仙林书场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书场很大，当天来了1000多名贺喜的听众”。
闲下来，几个人议论最多的是，“要是有闲阶层都去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没听客了？听说共产党要把有闲的人都赶去做工，消灭这一阶层”。可是看着那么多听客在台下，他们又觉得自己担心很多余。
另一名评弹名家王柏荫的回忆和陈希安一致，他当时和蒋月泉拼档说《玉蜻蜓》，也是四响档之一，“这份生活很惬意，又自由，收入又高，又没老板管着，当时最红的说书先生，一天能说到一两黄金”。20出头的他一天要赶10个场子，坐着长包车在南京路上赶场子，车上放着羊毛毯子，比一般的黄包车高级，人家看见这种车来了，就知道是评弹的名角来了，会自动让路。
他用自己说书的收入在南京路青海路的地段顶下了鸣玉坊的几间房住家，花了几两金子，“是个好地段”，旁边住的都是大老板。王柏荫那时候一个人说书，养活全家九口人，还带一个保姆和一个奶妈。
即使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里，南京路的书场也没有停止营业，陈希安的家就安在南京路上梅龙镇对面，“25日早上一起来，发现街道上睡满了军人”。他前段日子在江苏太仓说书的时候，和国民党的伤兵争执过，后来是躲在乡下的一家工厂里才了结此难，看见这些睡在马路上的纪律严明的军人，“心里突然觉得很安慰”。
关于舞厅的禁令越来越多，说书先生们也越来越忙，最大的舞厅像“新仙林”那些，能坐近一千人。这时候没有人敢于开堂会了，都来书场听书，台下大学老师和小店员挤着坐，“还有交际花，穿得很摩登，但是很气派，一点也不暴露”。有钱人坐的是长包席，一买就买一个月的票。
每天下午，舞女们下台就是说书先生们上台的时候。有位说书的小先生18岁就结婚了，是因为他从乡下来的父亲看见了混乱的后台场面，舞女们旁若无人地在小先生的脸上捏两把，“父亲看那样子，哪里行，逼着他早早完了婚”。
很多说书先生在国际饭店长包了公司餐。“解放初那段时间，我们挣的钱比很多小公司老板要多得多，也觉得堂堂正正，也就是我们敢于在外面吃吃喝喝，当时很多资本家都收敛起来。”
6月初，街道上散乱的倒买倒卖银元的“银牛”也几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了，陈希安说：“我们看报纸才知道，南京路上巨大的交易所一天之间就被解放军给解决了，解放军分了五组人迅速占领了交易所，接着就解决银元贩子。”
人民币成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当时频频赶场子的说书先生们一个月能挣上千元，“可是我们也知道，这种日子不会很长了”。
“那一段真是评弹演员的盛世。”他们去了香港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哪有觉悟？”他们没想到，再过若干年，“文革”初，评弹团里挖出了“香港特务”成为轰动上海的新闻。
刚解放的时候，上海去香港还很容易，只要去公安局申请就可以。“当时上海去香港的人多，有个逃到香港的老板答应给我们每人每月十两黄金的包银。我们就去了，还去了杜月笙家唱堂会，在那里还碰到了马连良和张君秋。当时有个台湾的老大问我们共产党怎么样啊，还让我们去台湾去演出两场，吓得我们都不敢说话，还是杜月笙发了话，说，他们还要回去的，这才把我们救了。”
演出收入并不理想，刚逃去香港的上海人手头紧张，很少有观众，“我们自己降低了酬劳。觉得还是要在上海寻生活”。
王柏荫他们开始说《水浒》，“觉得这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是革命的，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写本子，要找人来写，结果又花了很多钱”。
陈希安他们直觉，在新社会里，老书不能再说了，“那时候还真没人来禁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新社会肯定要说新书”。可是新书要创作，创作就要耽误演出，他们去了军管局文艺处，要求成立评弹团，由国家发工资把他们养起来，他们可以安心创作新书。王柏荫说：“我们要求的工资收入比起当时我们挣的钱差多了，可是第一次去没人理睬我们。”
第二次去文艺处，再打报告，这次有人管了，上海评弹团终于成立。演员们先去淮河工地进行创作，回来后第一出新书，陈希安他们四个人理着平头，穿着中山装，演唱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因为他们去创作了很久，观众们很期待这批名角的出场，结果尽管是上海人感到陌生的主题，也一说说了三个月。
去军队演出，他们还用了普通话唱评弹，“这大概也是评弹历史上的头一次”。还新编了地下党的故事来唱，而且越来越不敢放噱头，怕放错了有政治问题。幸亏酷爱评弹的陈云对此发表了看法，说是噱头一定要放，否则就不叫评弹了。
舞厅越来越少，南京路上的闲杂人员也越来越少，新成立的民政局负责对付游民和妓女问题，他们成立了几个建筑大队，专门收纳以往南京路街头的乞讨者和流氓，还把一些人送到周围省份去垦荒，而且，人民政府还专门拨款18万给妓女治疗性病。
王柏荫他们现在进出不再乘坐包车，不过他们有了另外的满足，他们是国家干部了，拿固定薪水，而且还可以经常表演给陈云等领导同志听。他家的墙上现在还挂了陈云写给他的一幅字，称赞他的书艺。
唐薇红发现自己逐渐找不到跳舞的地方，直到苏联专家大量来华的阶段，她才重新在苏联专家俱乐部找到了舞厅，她和俱乐部的管理者很熟悉，“那是解放后我们唯一有机会穿晚礼服的场合，解放后我渐渐把那些金色、银色的旗袍都收拾起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又翻了出来。俱乐部很严格，女宾穿裤装都不能进去”。
她还记得跳完舞后，和苏联专家们去南京路上的“凯司令”吃夜宵，当时吃西餐的地方也在减少中，“结果有便衣跟上了我们，后来看我们是良家妇女才不跟踪了。”不过这件事对她影响很大，“至少穿的衣服更正规了，即使是旗袍，也不再大镶大滚，只镶一道细边了事”。
另一方面，麻将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也不为新社会所提倡，特别是赌博行为。唐薇红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打梭哈，她自己给每个朋友钱，大家打着玩，结果还是被家里人所制止，“因为新社会不提倡这种不道德的行为”。